第四章 安禄山的骚动 最后的博弈:狼来了吗?
当然,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杨国忠也是感知不到的。
杨国忠如今已经是帝国宰相兼吏部尚书,此外还兼任了四十多个特使之职,可谓权倾天下、贵宠无匹。有道是小人得志便猖狂,这位昔日的小混混自从当上宰相,在朝堂上走路都是横的,“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杨国忠当政后,台省六部官员中,凡是稍具才干和名望的,只要不为他所用,立马就被踢出朝廷;而那些无才无行、多年不得升迁的庸碌之辈,则纷纷凭借入仕多年的资历、以及对杨国忠的巴结谄媚而升上高位。对于杨国忠的用人政策,有人深表鄙视,但却有更多的人极力赞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庸人和马屁精历来占大多数。
据说杨国忠为相不到一年,他们家的门槛就快被那些逢迎谄媚的人挤破了,因此收受的各种贿赂数不胜数,其中仅绸缎就多达三千万匹,简直比国库还壮观。
杨国忠有个儿子叫杨暄,和他一样不学无术。天宝十二年,杨暄参加了“明经”科考试,由于学业荒陋,成绩自然是一塌糊涂。当时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达奚珣,这位老兄捧着杨公子的不及格试卷左看右看,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他终于碰上了一个巴结杨国忠的良机,只要动动手脚让杨公子登第,自己在仕途上至少可以少奋斗十年;忧的是要怎么做才能让杨国忠领他这份情呢?如果杨国忠不知道是他达奚珣做了手脚,还以为儿子是凭能耐考上的,那他的人情岂不是白做了?
达奚珣决定,还是要先把杨暄的真实成绩告诉杨国忠,然后再让杨暄登第,这样就能把人情做在明处了。随后,达奚珣就命儿子达奚抚去找杨国忠。
次日,达奚抚一大早就等在了杨国忠的家门口。杨国忠出门要去上朝时,远远看见达奚抚,不禁心头暗喜,以为肯定是自己的儿子名列前茅,所以达奚珣才派他儿子报喜来了。可他没有想到,达奚抚屁颠屁颠地跑到他面前,竟然说了这么一句:“我奉父亲大人之命,前来转告相爷,令郎的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不过请相爷放心,我父亲一定不会让他落榜。”
杨国忠一听,脸上一下子挂不住,顿时勃然作色:“我儿子何患不富贵,还需要你们这帮小人来卖人情?!”说完鞭子一挥,策马绝尘而去,把吓得不知所措的达奚抚扔在了原地。
达奚珣万万没料到,本想好好地拍一回马屁,居然一不留神就拍到了马腿上。儿子达奚抚劝他说:“杨国忠依仗权势,根本没把咱放在眼里,咱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跟这种人哪里有道理好讲?”
过后,达奚珣还是无奈地修改了试卷,让杨暄顺利登第了,而且还让他名列榜首。但是人情算是白做了,因为杨国忠父子压根就没领他的情。不过话说回来,这事要怪也不能怪杨国忠,只能怪达奚珣自己。
怪他的马屁功没练到家。
如今的大唐天下,争着要拍杨国忠马屁的人多了去了,如何才能拍得上、拍得好、拍得妙呢?最关键的,就是要讲究所拍的方式和角度,既要拍得恰到好处,又要拍得不露痕迹,如此方为上乘之马屁功,如此才能让杨国忠觉得爽。至于说达奚珣这种不上道的马屁,杨国忠压根就不稀罕。
天宝末年,杨国忠的恃宠弄权和飞扬跋扈,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不管天下有多少人忌惮杨国忠,可至少有一个人是对他极度鄙视、相当不屑的。
没错,这个人就是安禄山。
自从天宝十年安禄山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以来,他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俨然就成了一个无人制约的土皇帝,“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见(唐朝)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但是,随着势力的急剧膨胀,安禄山内心的忧惧也不免日渐加深。
因为,玄宗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随时有可能翘辫子,一旦驾崩,太子李亨即位,那安禄山还能如此逍遥自在地坐拥河北三镇吗?
很难。
因为安禄山当初为了讨好玄宗,连太子都不拜,等于是把太子往死里得罪了。那太子一旦御极登基,岂能有安禄山的好果子吃?!
所以,安禄山必须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这几年来,安禄山已经有意识地招揽了一大批文武将吏作为心腹爪牙:文有严庄、高尚、张通儒等人,武有史思明、安守忠、蔡希德、崔乾祐、田承嗣、阿史那承庆等。将来一旦起事,这些人就是安禄山倾覆天下的骨干力量。
此外,安禄山还从奚、契丹等部落的降将中遴选了八千名勇士,平时作为近卫亲兵,战时就充当敢死队,然后又从这些人中精选出一百多人,作为贴身侍卫。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这些人都是“骁勇善战、一可当百”。
在积极招募人才的同时,安禄山也一直在大力扩充军备。他不但蓄养了数万匹战马,囤积了大量的兵器铠甲,而且还分道派遣了许多商队与诸胡进行贸易,从中每年获取数百万利润作为军费。除此之外,安禄山还命人暗中制造了数以百万件的三品官袍和金鱼袋……
所有这一切,只为了一个目的——造反当皇帝!
当初李林甫在的时候,安禄山心中还存有忌惮。如今李林甫一死,安禄山就再也没有任何顾忌了。至于那个“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的杨国忠,根本就没被安禄山放在眼里。
安禄山对他的态度只有五个字——“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安禄山想造反,其实很多人都有所察觉,可就是没人敢跟玄宗讲。
最早向玄宗发出警告,而且警告过不止一次的人,就是杨国忠。
不过,杨国忠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什么忧国忧民之心,而纯粹是出于固权保位之计。他怕的是安禄山的权势不断膨胀,总有一天会入朝拜相,威胁他的地位,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在玄宗的耳边喊——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
可是,狼真的会来吗?
玄宗对此总是持保留态度。
像安禄山这么忠诚乖巧的人,玄宗根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他会造反。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为了向玄宗证明安禄山确实怀有狼子野心,杨国忠就跟玄宗打赌,说:“陛下可以下诏召见安禄山,看他敢不敢来,臣敢保证,他一定不敢来!”
安禄山来了吗?
来了。
一接到玄宗的诏书,他就风驰电掣、马不停蹄、日夜兼程、披星戴月地从范阳赶来了。
一见到玄宗,安禄山就声泪俱下地说:“臣本是胡人,承蒙陛下宠爱,擢升到今天这样尊贵的地位,因而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臣真不知道哪天会死在他的手里!”
看到干儿子哭得如此楚楚可怜,玄宗大起恻隐之心,马上赏赐给他一千万钱。
从此,玄宗对这个干儿子更加宠信。而杨国忠不断发出的“狼来了”的警告,则被玄宗当成了耳旁风。
很显然,杨国忠根本不是安禄山的对手。
过去李林甫和安禄山过招时,几乎可以把安禄山当成面团来捏,要他圆他就圆,要他扁他就扁。可如今,在杨国忠与安禄山展开的这场最后的博弈中,双方的位置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杨国忠频频出手,却未能伤及安禄山一根毫毛,而安禄山不动声色,却能把大唐的天子和宰相玩弄于股掌……
安禄山入朝的几天后,玄宗又觉得干儿子受的委屈太大了,光赏赐金钱好像还不足以弥补,于是又准备擢升安禄山为宰相,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草诏。杨国忠吓坏了,当即力谏:“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知书,岂能当宰相?!臣担心诏书一下,四夷将轻我大唐无人!”
玄宗想想也有道理,于是悻悻作罢,但还是加封安禄山左仆射之职,并赐他一子为三品官,一子为四品官。
紧接着,安禄山又得寸进尺,要求兼任御马总监和全国牧马总管。我们说过,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作用不亚于今天的坦克,所以,这两个职位具有怎样的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既然如此,玄宗会给他吗?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考虑和犹豫,玄宗就答应了安禄山的要求。
随后,安禄山派遣了几名亲信,命他们在御马监中挑选了数千匹最强健的战马,悄悄转移到了别的地方饲养。
又过了几天,安禄山又奏:“臣所部将士,在与奚、契丹、铁勒九部、同罗等部落的作战中,立下了很多功勋,臣请求破格提拔他们,希望朝廷提供一些空白的委任状,臣可带回军中,直接授予他们。”
如果是一个智力正常的皇帝,在听到这样的请求时肯定会生出极大的警觉,可玄宗却丝毫不起疑心,一下就给了他几千张空白的委任状。后来安禄山回到范阳时,一口气就任命了五百多个将军,两千多个中郎将,彻底收买了全军将士的心,也把他麾下的这十几万帝国军队彻底变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没有人知道玄宗为何会对安禄山纵容到这个地步。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脑子进水了,或者是他鬼迷了心窍。
在朝廷捞了个钵满盆满之后,安禄山准备开溜了。
该表的忠心已经表了,该捞的实惠也都捞了,再待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只会夜长梦多。
天宝十三年三月,安禄山向玄宗奏请回范阳,玄宗依依不舍,亲自脱下身上的御袍赐给了安禄山。曾几何时,安禄山披上李林甫的袍子时,心底感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而今,当安禄山披上皇帝钦赐的御袍时,心里却在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安禄山是很感激大唐天子李隆基的。
因为这个慈祥而慷慨的老人不仅曾经挽救了他的生命,而且给了他人臣所能拥有的一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安禄山打心眼里,其实是非常尊敬,甚至喜爱这位老人的。
然而,感情从来只是一个男人生命中极小的一部分。尤其是像安禄山这种以打仗为业、以政治为生命、以权力为人生目标的男人,感情就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很不实用的奢侈品。安禄山从来不会让感情这种东西影响自己的意志,更不会让它左右自己的决定。
所以,尽管他尊敬甚至爱戴李隆基,但这并不妨碍他悍然起兵,夺取李隆基的江山和臣民,夺取本属于李隆基的一切!
是的,这并不矛盾。
因为这就是人性。
安禄山回范阳的时候,比他来长安时走得更快。
由于担心杨国忠又在玄宗面前叽叽歪歪,以致玄宗生出疑心,安禄山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回范阳。
安禄山疾驰出关以后,改走水路,乘船沿黄河东下,命纤夫十五里换一班,昼夜兼程,片刻不息,日行三四百里,所过郡县概不停留,一口气跑回了老巢。
安禄山临走时,玄宗曾派高力士为他送行。高力士回宫后,玄宗问他:“此次回朝,安禄山应该感到满意吧?”
高力士答:“看他的样子,似乎有些怏怏不乐,定是知道本来命他当宰相,可又中途变卦了,所以感到不快。”
杨国忠一听,马上说:“这件事没人知道,肯定是负责草诏的张垍把消息走漏了。”
玄宗勃然大怒,立刻把张垍贬为远地司马,同时把他哥哥刑部尚书张均贬为地方太守。
由于出了这件事,玄宗更加感觉对不起安禄山。所以从此以后,凡是有人控告安禄山谋反的,玄宗就直接把人绑了,送到范阳给安禄山处理。自此,天下人人皆知安禄山将反,可人人只能保持缄默。
天宝十三年六月,剑南道与南诏的战争已经持续数年,唐军屡战屡败,前后战死的士兵多达二十万,可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却隐瞒了所有战败的消息,还向玄宗谎称大捷。满朝文武纷纷摇头叹息,可没人敢说出事实。
有一天,玄宗和高力士在闲聊。玄宗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却答道:“臣听说,云南屡屡战败丧师,此外,诸道边将又拥兵太盛,陛下将如何防范他们?臣担心,一旦出现祸乱,将难以挽救,怎么谈得上无忧?”
玄宗面露不悦,说:“你不用再说了,朕自有分寸。”
天宝末年,满朝文武、宫廷内外,还敢说真话的人也许就只剩下高力士一个了。
高力士虽然是个权倾内外的大宦官,连太子也要称呼他为“兄”,王公大臣也要称呼他为“翁”,驸马一辈则全都称他为“爷”,可谓尊贵已极,但是,和中唐以后那些弄权乱政的宦官比起来,他的品质实在要好得多。而且,高力士一贯小心谨慎,除了关键时刻向玄宗进几句忠言外,从不敢肆意揽权干政,因而满朝士大夫对他并无恶感,而玄宗也始终信任他。正因为此,当百官在杨国忠的专权之下噤若寒蝉的时候,就只有高力士敢秉公直言了。
然而,即便高力士能说真话,此时的玄宗也未必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也未必会采取什么有益的行动。
天宝十三年七月,杨国忠为了进一步扩大权力,又迫使资格比他老的陈希烈主动辞位,然后引荐了性格温和、较易控制的兵部尚书韦见素入相,从此把朝政完全控制在了手中。
当时,京畿地区已连续一年多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关中大饥,玄宗甚为忧虑,杨国忠不思赈灾,却找来了一株颗粒饱满的稻穗献给玄宗,说:“雨水虽多,但还不至于伤害庄稼。”玄宗一看那株长势喜人的稻穗,顿时转忧为喜。
后来,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太守房琯报告辖区内灾情严重,杨国忠立刻把房琯抓到御史台控制了起来。
随后,各地再也无人敢上报灾情。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玄宗站在寝宫中,仰望从铅灰色的穹苍中不停落下的雨水,心中的某个地方忽然动了一下,然后不无伤感地对身边的高力士说:“淫雨不已,卿可尽言。”
很显然,玄宗已经意识到——自己被杨国忠忽悠了。
所以他现在想听真话。
高力士看了看淫雨霏霏的天空,又看了看日渐苍老的皇帝,轻轻地说了一句:“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谦称他不敢言,其实这寥寥数语,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如果是一个彻底昏庸的皇帝,听到如此逆耳之言,一定会暴跳如雷。而如果是一个勇于反省的皇帝,听到如此忠直之言,也必定会有所行动。
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既非彻底昏庸的皇帝,也不是能够反躬自省的皇帝,而是一个既糊涂又清醒、既骄傲又伤感、既强大又脆弱的皇帝。
所以,对于高力士的忠言,他唯一的反应只有两个字——默然。
此时的唐玄宗,似乎对一切都心知肚明,又似乎对一切都懵懂不知。因为他知道——自己老了,已经无力改变任何事物了。
所以,他只能做一天皇帝享一天乐,让一切顺其自然。
所以,他只能劝自己不要怀疑安禄山,以免自寻烦恼。
所以,他只能深深沉浸在盛世迷梦中,任由历史的惯性,把自己和帝国一步一步地推向某个充满宿命意味的终点……
与此同时,杨国忠正在乐此不疲地巩固权力、铲除异己。这年七月,他刚刚把陈希烈赶下了台;八月,他又把看上去很不顺眼的京兆尹李岘贬出了长安;十一月,他又担心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有可能会拜相,赶紧找了个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
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一年。
可在杨国忠眼里,太平盛世无疑还会延续很久很久。就算现在有人告诉他乱世马上就要来临,恐怕也改变不了他那快乐无比的心境。
作为小混混出身的杨国忠,他的人生宗旨就是四个字——及时行乐。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位子上,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杨国忠自己就曾经对人坦言:“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出身贫寒,只因凭借贵妃的关系才有了今天,管他未来到底怎么样呢,反正我知道自己终究不能以美名传世,还不如抛开一切,尽享眼前极乐。
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无疑是玄宗和所有臣民的不幸。
让这样的人来控制帝国前进的方向,无疑是历史的悲哀。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春天跟往年一样照常降临。
冰雪消融,江河奔流,百花盛开,万物复苏。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一切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在生命的第七十一个春天里,李隆基并不知道,一匹北方之狼正傲然屹立在燕赵大地上,时而伸长脖颈仰天长嚎,时而呲牙咧嘴向西眺望。它亢奋的身体内躁动着不安的灵魂。它血红的眼睛里闪烁着死亡的火焰。它向天挥舞的利爪中,潜藏着攫取天下、撕碎一切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