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著作。现在吴玉贵同志将此书译成汉文出版，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专门研究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源远流长，而有唐一代，则是中外交流的辉煌时期。从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唐朝的外来物品是何等的丰富多彩，而这些外来物品对中国社会、中国原有的文化又发生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很多逐步融入中国原有文化之中，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今天的中国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中国文化既包含汉族的，也包含其他兄弟民族的；既有本土的，也有外来的成分。这是我们可以从本书得到的一个很好的启示。

本书研究唐代的外来文化，实际上也就是从一个侧面探讨唐代的中外关系。严格地说，我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是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始的。而且无可讳言的是，这门学科从开始之日起，便受到西方汉学的强烈影响。早期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如冯承钧、张星烺、向达诸先生，都翻译过西方学者的著作，其中冯先生贡献尤大。今天来看，对西方汉学的影响应该采取科学的分析的态度。既不要盲目崇拜，又不能完全否定；既要看到西方汉学家中有些人由于条件所限而导致的一些观点和史实考订的错误，又要看到他们善于利用各种文字史料和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的长处。已译成汉文的西方汉学作品，如法国学者伯希和等人的论著，美国学者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至今仍是中国研习中外关系史学者的必读著作。我相信，《撒马尔罕的金桃》出版之后，一定也会在中国学者的必读书之列。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我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比较寂寞的。七十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提出，中国学术界日趋繁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逐渐兴盛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在孙毓棠、马雍二先生的主持下，培养人才，开展研究，为这门学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孙、马二先生不幸先后去世，但他们在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上的业绩，仍将为人们所缅怀。玉贵同志是马雍的研究生，读书期间，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好学深思，勤奋刻苦。原来研究唐代中亚史，成绩斐然。近年又转入唐代社会和文化史的研究。最近出版的《资治通鉴疑年录》一书，充分体现了他的“谨严务实的学风”（见该书李学勤先生序），为学术界所瞩目。《撒马尔罕的金桃》的翻译，实际上是完成孙、马二先生的遗愿。此书涉及唐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仅引用汉文史料即达一百九十余种，书中有大量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物名），翻译难度极大。但玉贵同志不畏艰难，奋发努力，孜孜不倦，夜以继日，终于以近五年的时间，“啃”下了这部学术名著。更加可贵的是，他在紧张的翻译过程中，经过认真查考，还纠正了原书中一些史料的错误，使此书汉译本更趋完善。谨严务实的学风，在汉译本中再次得到了体现。此书的翻译出版，是玉贵同志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他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我为玉贵同志的成绩感到高兴。同时也相信，这本由他以刻苦认真态度翻译而成的外国学术名著，必将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对我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唐史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陈高华

199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