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妙的无花果，

在口中咀嚼；

金盘里堆着冰凉的西瓜，

大得没法抱；

鲜嫩的桃子带着茸茸的细毛，

没有籽的——

那是透明的葡萄……

这一切

你可曾想到？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魔市》

在我们当前的时代，舶来品对人们有强烈的吸引力。在任何一本美国期刊上，都可以在这方面发现许许多多的例证：法国香水——“爱的芬芳”；比利时鞋——“……超过三百年历史的鞋匠工艺”；瑞典汽车——“超级瑞典设计与工艺的象征”；雪利酒——“纯正的维多利亚时代口味”；瑞士直笛——“……上等优选梨木、槭木、樱桃木制造”；英国杜松子酒——“秘制配方，工艺古老”；暹罗柚木地板铺料——“质量上乘，经久耐用”；维尔京群岛须后水——“真正西印度群岛出产的美容佳品，清爽舒适，使您焕然一新，精美华贵，本地包装”；夏威夷澳洲坚果——“……出产于物产丰饶、神话传说中的岛国”；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于苏格兰威士忌酒、德国相机、丹麦银器、意大利凉鞋、印度马德拉斯窄条衬衫布、印度尼西亚胡椒、中国锦缎以及墨西哥龙舌兰酒等，就更不在话下了。我们之所以要得到这些具有神奇魅力的货物，或者是因为在本地不出产类似的产品，或者是因为舶来品比土产品质量更好，而最重要的则是因为这些舶来品是从那些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来的。这些地区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与在讲求实际的外交活动、进出口贸易以及战争中假定的“实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舶来品的真实活力存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的领域之内，正是由于赋予了外来物品以丰富的想象，我们才真正得到了享用舶来品的无穷乐趣。

“撒马尔罕的金桃”之所以被选作本书的书名，是因为“金桃”可以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西方传说中的金苹果；见于中国古代传说中记载的、生长在遥远的西方、能够使人长生不老的仙桃；而且这个名字还使人不禁想起詹姆斯·埃尔罗斯·弗莱克《通往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以及弗雷德里克·戴流士在弗雷克的戏剧《哈桑》中为“通往撒马尔罕的金色道路”谱写的音乐。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有关“金桃”与“撒马尔罕”的神话传说和音乐作品之外，在历史上，撒马尔罕也确实曾经出产过金桃。七世纪时，撒马尔罕的王国曾经两次向唐朝宫廷贡献一种珍异灿黄的桃子作为正式的贡品，而当时就将这种桃子称作“金桃”。据记载，“康国献黄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亦呼金桃”。当时进贡的这些水果是专门供唐朝的皇室成员享用的，其中有些树种还被那些长途跋涉、穿越西域戈壁荒漠的使臣商队带入唐朝境内，并且移植进了长安的宫廷果园。但是金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这种水果的滋味又到底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推测了。种种奇妙的传说，使这种水果罩上了一层耀眼迷人的光环，从而也就成了唐朝人民所渴求的所有外来物品以及他们所希冀的所有未知事物的象征。

唐朝怎样将自身的艺术和风俗传给了它的邻人——中世纪的远东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突厥斯坦、吐蕃和安南——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提到木版印刷术、城市规划、服装样式以及诗歌体裁等，这些其实都仅仅是显示了唐朝对其四邻地区在文化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除此之外，我们还十分熟悉那些由外国人在唐朝境内搜求的，或者是唐朝人自己带往国外的商品：诸如丝绸之类的奢侈品、酒、陶瓷制品、金属器皿等，还有像桃子、蜂蜜、松果那样精致美味的食物。当然唐朝传到外国的还有文明手段——杰出的著作和精美的图画。通过像佛教徒道璿那样的中间人的作用，唐朝还扮演了将西方国家的技艺传播到东方的文化媒介的角色。道璿是在唐玄宗开元廿三年（735）由一位印度婆罗门、一位林邑乐师和一位波斯医生陪同，与返回日本的使臣多治比广成一起到达日本的。云集在大唐城市里的外国人对唐朝本身的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学术界已经对这个课题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印度的宗教与天文学、波斯的纺织图案与金属工艺、吐火罗的音乐与舞蹈、突厥的服饰与习俗等，都对唐朝的文化产生过影响，然而就唐朝文化所接受的外来影响的总量而言，这些其实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唐朝在物质方面进口的货物远远不像其他方面那样为人所熟知，而本书要研究的就正是这个鲜为人知的课题。北方的马、皮革制品、裘皮、武器；南方的象牙、珍贵木材、药材和香料；西方的纺织品、宝石、工业用的矿石以及舞女等——都是唐朝人——特别是八世纪时的唐朝人非常渴望得到的物品。

尽管我们的研究重点是唐朝进口的物品，但是本书既不会为中世纪的贸易提供一份实用的统计资料，也无意提出有关进贡制度的任何玄妙高深的理论。我们的目的是撰写一部研究人的著作，而它要讨论的主要内容则是物质的内容。普鲁斯特在《斯旺的道路》的“序幕”中写道（根据斯科特·蒙克里夫的译本）：“历史隐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隐藏在我们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一只西里伯斯的白鹦，一条撒马尔罕的小狗，一本摩揭陀的奇书，一剂占城的烈性药，等等——每一种东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唐朝人的想象力，从而改变唐朝的生活模式，而这些东西归根结底则是通过诗歌或者法令，或者短篇传奇，或者是某一次即位仪式而表现出来的。外来物品的生命在这些文字描述的资料中得到了更新和延续，形成了一种理想化了的形象，有时甚至当这些物品的物质形体消失之后也同样是如此。体现在文字描述中的外来物品，最终也就成了一种柏拉图式的实体。我们知道外来物品在最初进入文化落后的唐朝边境地区时，是很少具有这种理想化的形象的，它们在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了理想化的形象，但是同时也失去了在原产地的大多数特性。因此，不管在巽他群岛是如何看待白鹦的，在唐朝文献中它已经成了代表智慧的象征。传奇故事中和图画里使少年儿童赏心悦目的小狗，字形看起来非常别扭的佛经（学者们最初见到这种文字时，无不感到非常惊讶）以及神奇莫测的巫术，等等，莫不如此。所有这些，都为盛唐文化的美酒增添了新的风味，而它们自身也混合在了这美酒之中，成了供酒君子品尝的佳酿中的一剂甘醇的配料。

正是出于同一理由，我们将这本书起名为《撒马尔罕的金桃》。虽然这种桃子曾经是某种“真实的”存在，但是这种水果已经部分地成了一种玄虚神妙的实体。它们仅存的真实的生命是文学的和隐喻的生命。简而言之，与其说它们属于物质世界，倒不如说它们属于精神世界。

在下面的说明中，我们将对于那些在本书中非常重要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却很可能不太清楚的概念和名称做一些解释。

诗歌

在翻译诗歌或者诗歌片段时，为了尽量保持汉文诗歌中原有的那些奇特的比喻，我们宁肯过分地忠实于原文，甚至甘愿使译文看起来晦涩难懂，而没有采取意译的办法来使译文显得通顺、典雅，也没有选择一般人熟识的比喻来取代那些对普通读者而言非常生涩的比喻。

古音

虽然高本汉使用的汉语发音和音标阅读起来很不方便，但是对于本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事物名等专用名称的读音，我们一般都是根据高本汉的著作进行构拟的。这种构拟当然也只是一种假说，但它却是一种比较可靠的假说。有时我们也根据具体情况对高本汉使用的音标进行了一些简化。凡是属于构拟的字音，我们都在前面加上了星号“*”。最重要的是要请读者记住，中古汉语中位于某个音节末尾的“-t”，通常相当于外语中的“-r”或者“-l”，所以“myrrh”这个字的拟音就相当于“* muət”。当代许多学者都是使用普通“北京方言”（即标准的现代汉语）来处理对音的，他们很少考虑，或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古代外来语的这种语音形式，如果按照现代学者通用的这种令人遗憾的惯例阅读中古汉语中的外来语的话，实际就等于将“C.Julius Caesar”称作“C.J.Czar”。例如，位于暹罗湾的前柬埔寨国家的古代柬埔寨语的名称是“Bnam”，意思是“山地”，这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国王被认为是统治神界山地顶峰的天神。现代的“Pnom-Penh”这个字中的“Pnom”就来源于“Bnam”。唐朝将这个地名译作“扶南”，当时的读音是“* B'iu-nâm”，但是从现代汉语“Fu-nan”（扶南）的发音中，我们已经几乎完全找不到中古读音的影子了。

考古

本书中经常出现“敦煌”和“正仓院”这两个名称，它们是收藏唐朝人工制品的两个地点。敦煌是位于甘肃省境内的一处边疆城镇，在唐代，这里的正式名称叫作沙州。二十世纪初，在敦煌发现了一个隐蔽起来的藏经洞。从这个宝库中发现了大量中世纪的写本和画卷，它们被斯坦因爵士和伯希和教授分别带到了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在上述两地，现在已经展开了对这些写本的研究工作。而正仓院则是日本东京附近奈良市一所被称作“东大寺”的寺庙里附属的一个珍宝库。在这个珍宝库里收藏着来自亚洲各地——但是好像主要是来自中国唐朝的丰富的收藏品。有些日本学者认为，所有这些收藏品，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是日本本地的产品，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收藏品与我们已知的唐朝的产品是一致的。所以至少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为“仿唐品”。

“古代”与“中世纪”

就中国历史而言，本书中所说的“中世纪”，大体上是指相当于欧洲中世纪时代的这一历史时期；而这里说的“古代”，则与我们习惯上使用的“古典时代”的概念差不多是同义的。具体来说，本书中的“古代”是指东周与汉代，尤其是指汉代而言，而“上古”则是指商代与西周时代。遗憾的是，如果按照汉语语言学家的惯例，则要求将我们称之为“中世纪中国”的唐代的语音叫作“古代汉语”，而对我们称为“古代中国”或“古典中国”的汉代语言，则要求称为“上古汉语”。按照这种分期标准，我们在上文的解释中提到的“* muət”（没药）就应该说成是唐朝人使用的“古代汉语”，而从本书使用的分期标准来说，它却应该是“中世纪的语言”。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矛盾，我们在行文中将尽量不使用这种语言学的表述方式。

玄宗与宣宗

如果我们不考虑“Hsüan”这个字的语调的话，唐朝有两位君主的庙号都叫作“Hsüan Tsung”。他们中有一位在八世纪时曾进行了长期而卓越的统治，他的知名度要比另一位高得多。他有时又被称作“明皇”。唐明皇与他的贵妃（即杨贵妃）是在本书中经常提到的两个人物。另一位“Hsüan Tsung”的在位时间是困难重重的九世纪，他虽然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君主，但名气却要小得多。为了将他与玄宗加以区别，我们将他的庙号写作“Hsüan Tsung”。

禄山

安禄山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但却又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是玄宗时代的一名叛将。现在他的名字通常以“官话”的译写而知名。“安禄山”是一个非汉语名字的译音，现在一般将他的名字读作“An Lu-shan”。在本书中，我们根据蒲立本教授重构的本名，将他称作“Rokhshan”。其实对于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安禄山的名字本来就是叫Rokhshan。西文中来源于波斯文的姓名“Roxana”，就是与“Rokhshan”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姓名。

胡

有唐一代，来自许多地区的人和货物都被唐朝人称作“胡”。其实“胡”这个名称在古代中国专门指称中原王朝北方边境地区的邻人，但是在中世纪时，包括在唐代，“胡”主要是用于称呼西方人，特别是用来指称波斯人——虽然有时唐朝人也将天竺人、大食人以及罗马人都称作“胡人”。与“胡”这个字相对等的梵文字是“sulī”，而“sulī”则来源于由“* Suγδik”（粟特人）衍生出来的“* Śūlika”这个字，并且在字义上也由单指粟特人，引申为指称“伊朗人”。我们在本书中，勉强地将这个字译成了“Western”或“Westerner”。

蛮

蛮是唐朝南方边疆地区非汉民族的名称，同时它也指唐朝境内的一些土著的小政权。这个名称还被用来称呼某些特殊的印—汉部落，这些部落现在已经无从考定了。

岭南

“岭南”是唐朝南方的一个道，确切地讲，它相当于现代的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本书中，我们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

安南

“安南”的本义是“使南方安全”或者“使南方安定”，这是对东京湾地区，即越南北部，紧靠岭南南部和占婆北部地区的唐朝“保护国”的一种带有相当浓厚的帝国主义色彩的字眼。

真腊

被并入扶南（Bnam）的柬埔寨古代民族在唐朝被称为真腊（现代北京方言的发音是Chen-la）。伯希和教授创造性地将这个字的语源解释为“汉人征服的”，即“* Chinrap”的译音。这就如同现代的“暹粒城”（Siemreap）的字意是“暹罗人征服的”一样。

高昌

高昌是位于现代吐鲁番地区的大唐的一个重镇，唐朝官方称之为“西州”，而其他的许多民族则将它称作“Činančkänt”（汉城）。“高昌”是汉族人自己对这个地区的称呼，后来这个名称就演变成了本地名称“Qočo”。在上述名称中，我一般使用“Qočo”这个名称。

西域

位于唐朝与河中地区之间的这一片广大的地区，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它分别以“中国突厥斯坦”“东突厥斯坦”“塔里木盆地”“中亚”以及“新疆”等异称知名于世。在本书中我们采用了斯坦因爵士原来使用的名称，将这片地区称为“Serindia”。

罗马

唐朝人已经了解了一些东罗马帝国的情况，他们是根据“Rome”的讹字来称呼罗马帝国的。唐朝人对罗马的讹称来源于某种东方语言。在这种语言中，“Rome”的发音大概相当于“Hrom”。我们在本书中使用“Hrom”来称呼罗马帝国，但是有时也使用“Rūm”或者是“Rome”。中国古代将“Hrom”译作“拂林”，这两个字现代的读音是“Fu-lin”，它与唐朝人的读音已经有了很大区别，尽管“Fu-lin”这种读音在习惯上已经得到了认可，但是我们在书中一直没有使用这个译音。

州

唐朝帝国在行政上划分为被称作“州”的行政单位。所谓的“州”，与西方的“Counties”非常接近，“州”字的本意是“被水所限的陆地”，由此引申为“岛屿”“大陆”的意思。有一则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神话告诉我们，大禹排干了中国大地上的洪水，划分出了九个大州，使人民得以在这些凸起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从而就有了最初的州。此后，虽然州的规模有所变动，但“州”字一直在这个意义上沿用了许多世纪。就其本义而言，我们可以将“州”译为英文“island-province”，或者径自译作“island”；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对这种译法是不会感到惊奇的，因为英国的伊利岛就相当于埃塞克斯郡和剑桥郡。法兰西岛的情形也与此类似。但是我们一般还是按照译音来处州名，如“楚州”和“陇州”，分别译作“Ch'u-chou”和“Lung-chou”，而没有译成“Isle of Ch'u”或“Isle of Lung”。

寺

佛教是在汉代传入中国境内的，相传最初设置的佛教机构被安置在了一所称作“寺”的政府官方建筑里。所以此后凡是佛教僧院和宗教性质的建筑物（如果我们将temple这个字理解为包括许多房屋、游廊以及庭园在内的大型综合性建筑物，就可以将这种宗教性质的建筑物翻译成temple）都被称作“寺”。我们在本书中将“寺”译作“office”“temple-office”或“office-temple”。此外，唐朝有些政府机构也称作“寺”。

植物

本书中对有关植物名称的考定，主要根据下列著作：斯图尔特《中国药草志》（1911）；里德《〈本草纲目〉记载的中国草药》（1936）和伯基尔《马来半岛经济作物辞典》（1935）；基尔《马来半岛经济作物辞典》（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