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祈求——

祈求上帝将新的造物

带进海岛；

我祈求——

为索尔兹伯里平原的鸵鸟，

为梅德韦河的水獭，

为泰晤士河的银鱼。

——克里斯托佛·斯玛特《欢乐归于耶稣》

大象

对于中国人而言，大象并非从来就是外来之物。在青铜时代，当商代诸王统治黄河流域时，大象还是常见的野兽。有证据表明，当时人们不仅捕捉大象，并且为了实用的目的而豢养大象。但是随着中国北部森林覆盖面积的减少和人口的增加，这种庞大的动物后来逐渐迁徙到了南方。到了见于记载的历史时代，人们就只能在长江流域的小片边远地区以及长江以南地区见到大象的踪迹了。九世纪时，在广东省的山区里仍然有许多大象，而十世纪时在广东省温暖的森林地区也还有大象出没：广州东面的东莞的一座佛塔中有一块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刻的石碑，内容记载了一群大象践踏了农民的庄稼。广州向来以出产大象的桃红色的长牙和味道精美的象鼻而著称于世，这种象牙是制作笏板的最好的材料，而象鼻则是本地厨师引为自豪的美味。更有意思，同时也更神秘的是，长江流域有一种黑色或“青黑色”的大象，当地人给这种象起了一个丑陋的名字，叫作“江猪”。

在从商朝灭亡到宋朝兴起的这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对于北方人而言，大象已经成了偶或一见的观赏动物，但是南方人有时还在使用大象。这时南方人对大象的使用，其实仅仅是限于战争之中，而且即使在战争中，使用大象的事例也非常少见了。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楚国的武士就曾经驱赶着大象与对手决战；到了梁承圣三年（554），南梁也曾利用以弯刀武装起来的大象作战；在后汉高祖乾祐元年（948）和宋太祖开宝四年（971）的大战中，富庶的南汉国也曾使用象兵作战。

但是这些罕见的例子并不足以改变大象在人们的头脑中作为一种巨兽和奇异之物的形象。大象的真正故乡是在中国南方边疆遥远的一隅。据说在汉代时，安南海岸的人们骑着大象入海，寻找海底的宝物，并将这些宝物带回来。他们寻求的宝物主要是一种美丽的珍珠，这种珍珠就是传说中的鲛人的眼泪。到了唐代，大象仍然被看作是南方特有的动物，是印度支那热带地区的象征。诗人张籍是这样描写大象的：

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

在这首诗中，张籍将象与银对举，这是因为大象和银子在唐朝同属很稀有的物品，而印度支那则盛产象、银。交州（即现代的北部湾）当时是唐朝的一个军镇，也是距离“海国”最近的地区。在九世纪的诗人杜荀鹤的诗歌中，充满了对南方异物风情的描述，诸如“花洞响蛮歌”“花鸟名皆别”以及“风弄红蕉叶叶声”等诗句就是如此。当然他也没有忘记他想象中的安南的大象。安南当时被视为流放之地，杜荀鹤在一首诗中是这样描写安南的情形的：

舶载海奴镮硾耳，象驼蛮女彩缠身。

林邑位于唐朝实际控制的地区之外，大象在林邑的社会生活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据记载，林邑“王卫兵五千，战乘象，藤为铠，竹为弓矢，率象千、马四百，分前后。不设刑，有罪者使象践之”。每当国王出行时，首先由大批大象前后簇拥，凭借这种巨兽来显示王者的威严和权势。在909年的一件梵文铭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国王婆陀跋摩罗三世时的情景：

他——林邑之王，就如同pāṇḍu诸子一样，他的光芒照耀着战场……硕大而美丽的大象的吼叫声，淹没了四下里的战鼓的轰鸣，（他）登上了一头（大象），前前后后簇拥着无数军队。他威严显赫，他本人的光辉就如同太阳的光辉一样。高悬在头顶的孔雀羽的大纛，遮住了他的光芒。

在真腊地区，大象同样也具有崇高的地位：扶南（即古代的南真腊国）王每当出行时都要乘象。后世吴哥王朝的祖先真腊（北真腊国）国王也与其在林邑的先祖一样，拥有五千头战象。战象的背上装上了木楼，木楼上有四个士兵，都手持弓箭。普通的战象是用“蔬食”来喂养的，而最好的战象则要饲以“饭肉”。九世纪中叶时，天王阇耶跋摩通过他的首都哈里哈罗拉耶统治着真腊的全境，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真腊之王，阇耶跋摩本人就是一个杰出的大象狩猎者。

盘盘国久已湮没不闻，但是这个国家一度曾经是马来半岛的一个强大的政权。在唐代，盘盘国也是一个以战象知名的国家。“每战以百象为一队，一象百人，鞍若槛，四人持弓矟在中”。这种情形与真腊地区基本上是相同的。唐朝西南的泰、缅民族也是著名的役使大象的能手。《岭表录异》的作者刘恂曾经作为官方使臣出使云南，他惊奇地发现，云南地区的豪族家中都饲养着大象。就像唐朝人使用马一样，他们将大象作为驮畜来使用。

据说在一个叫作诃伽的国家，有一种长着四枚牙齿的白象，“象之所在，其土必丰”，所以有人建议唐高宗发兵获取这种大象，但是高宗拒绝了这种代价昂贵的冒险。因为对于一位提倡节俭政策的君主而言，进行这种冒险是不值得的。更何况正如高宗所言：“夫作法于俭，其弊犹奢。谁能制止？故圣人越席以昭俭，茅茨以诫奢。《书》云‘珍禽异兽，不育于国’。方知无益之源，不可不遏，朕安用奇象？”

大象随着异国物产进入唐朝境内，与此同时在唐朝的口头传说中，也出现了少量关于大象的珍闻。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这些口头传说的可信程度如何，但是它们很可能是由猎人或者是象牙商人带来的。有些传说称，“南人言象妒，恶犬声。猎者裹粮登高树构熊巢伺之。有群象过，则为犬声，悉举鼻吼叫，循守不复去，或经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潜杀之。耳后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弊”。有些则说，“象性久识，见其子皮必泣”。而另外有些传说还称，随着季节的转换，“象胆，随四时在四腿”。

虽然有些不走运的南方农民偶尔可能会碰到野象，而且商人也能够为唐朝城市里的工匠提供必需的象牙，唐朝真正的活的驯象则来自印度支那诸国，特别是由林邑的使臣带来。在唐高宗统治的初年，即在永徽元年（650），林邑国曾屡次向长安的唐朝朝廷贡献驯象。武后统治时期，林邑国又在调露二年（680）和天授元年（690）贡献驯象。到了八世纪上半叶中宗和玄宗统治时期，林邑国还在继续进贡驯象。而且林邑王在这时还因为向唐朝贡献了著名的白象而远近闻名。林邑献白象在景龙三年（709）和开元二十三年（735）。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林邑的驯象通过正常途径来到北方的记载。可是在九世纪初期，唐朝的张舟将军从环王的手中收复了两座安南城镇，斩首三万级，在虏获铠甲、王子的同时，张舟还缴获了大批的战象。

当时在唐朝境内，偶尔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驯象：永徽二年（651）和大历六年（771）真腊国两次向唐朝贡献大象。显庆二年（657）时，另一个位于真腊国附近，被称作“瞻博”（* Źįȁm-pâk）的未知国家也向唐朝贡献了驯象。853（大中六年）十二月苏门答腊占卑国向唐朝献象，甚至像“波斯”这样不可能出产大象的地区，也在天宝五载（746）来唐朝献象——其实这次献象的所谓“波斯”，很可能是位于呼罗珊或河中地区的某座脱离者的城市。这些作为贡品或礼物的大象，被关在唐朝宫廷的兽苑之中，每天供给定量的大米和豆类食物，在严寒的冬天里，大象身上披着羊皮和毛毡，瑟瑟地在兽苑里等待参加大唐朝廷的庆典活动。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种来自林邑的庞然大物，在唐朝宫廷的车仗行列中必定占有崇高的地位。在四、五世纪时，南越的大象在当时朝廷的车仗中总是占据显著的位置，这些大象由南越的驱象人导引，拉着乐师乘坐的大车驾，威风凛凛地走过。到了十世纪以后，宋朝人又恢复了这种习俗。唐朝虽然从其南方的邻人那里得到了许多大象，但是还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也像后者一样使用大象。唐朝的大象有时候根本就无所事事。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唐朝的君主不时地受到那些循规蹈矩、恪守传统道德的人的攻击，这样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将那些由蛮夷使臣贡献的“珍禽异兽”关进兽苑，弃而不用。大历十四年（780），当唐德宗继位时，为了表明他的统治的简朴，下令释放了三十二头大象，一起被释放的还有鹰犬和一百多名宫女。这些大象全都被送到了“荆山之阳”，而这里正是长江中游中国种黑象的栖息之地，也许这样做是为了用稀有的真腊象来丰富唐朝本土的大象品种。

输入唐朝的大象通常扮演着一种相当轻浅无聊的角色：它们被用来在皇宫里进行斗象和舞象的表演。神龙元年（705），唐中宗本人就曾经在洛阳南门观看斗象表演。但是最有名的还是玄宗统治时期的舞象表演。每当唐玄宗在皇宫里大设宴席时，就会有精彩的大象表演。“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旅，中于音律”，在大象表演的同时，还有舞马，山车、陆船以及散乐、杂戏的演出。这些皇家舞兽的结局都很悲惨。当安禄山攻克洛阳之后，在洛阳大宴群臣，要利用大象率舞来表明自己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据记载：“初，禄山至东都，大设声乐，揣幽燕戎王未之见也，因诳之曰：‘吾当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见吾必拜舞。鸟兽尚知天命有归，何况人乎？’于是左右引象来至。则瞪目愤怒，略无舞者。禄山大怀惭怒，命置于槛阱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壮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数丈。鹰人、乐工见者，无不掩泣。”

但是对于唐朝人来说，大象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作为几个热带大国的象征，与汉人生活方式中崇尚的文明教化相比，大象作为攻坚陷阵的象征，实在是鄙陋粗野的。这只是大象的世俗的形象。在阎立本的一幅绘画作品中体现的可能就是大象的这种形象，这幅画表现了一个胡僧，正在用一把硕大的刷子“非常怪异”地擦洗大象的场面。就唐朝人而言，大象的宗教的形象同样也是非常鲜明生动的。在有关大象的意象中，佛教的形象与世俗的形象融合在了一起，这种例子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Gajapati”（象主）是分主南方的天神，“Gajarāja”（象王）象征着佛陀至尊无上的权威，而拥有“香象”称号的菩萨则是信众奉行的榜样。如同在宗教文学中一样，大象的这些宗教的形象在绘画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通过汉文“象王”这个词，我们的确可以联想到觉悟者佛陀和印度支那的威严的国王，后者也带有大象的禀性。

犀牛

犀牛和大象一样，在史前时代，也可能在历史的初期就是中国北方常见的一种动物。但是到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犀牛就已经很少见了。亚洲的三种犀牛中，很可能有两种在中国上古时代属于司空见惯的动物。在商、周、汉时代的遗物中，我们仍然可以见到独角犀牛和双角犀牛的小雕像；这两种犀牛必定是爪哇（或者是巽他）犀牛与苏门答腊犀牛。这些犀牛曾经广泛地分布在大陆和岛屿之上，但是现在它们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印度尼西亚的偏远地区，而且在这些地区也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

在唐代，犀牛活动在中国长江以南的一个相当广阔的地域之内，其中包括湖南省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周边诸省与湖南接界的偏僻地区。在岭南的偏远地区还有残留下来的双角犀牛，这里与双角犀牛在印度支那的主要分布地区是相毗邻的。

唐朝人可能从来没有捕捉到过他们自己境内的这种厚皮动物来加以训练：如同用来表演的大象一样，唐朝用于表演的犀牛也是外来的异物。段成式是一位专门搜集奇闻轶事的伟大的学者。他非常惊讶地记载下了某个舶主的祖国用来捕捉犀牛的狙杙。这位舶主对广州的一位医生讲了这种捕捉犀牛的方法，而医生又向段成式转述了这个故事。

驯犀作为一种令人惊叹不已的、献给唐朝皇室的礼物，当时由位于中国南方的大国负责向唐朝皇帝贡献。例如，在大中八年（854），“南蛮”曾经向朝廷直献过一头犀牛，但是这头犀牛立刻就被退了回去。林邑是唐朝犀牛的最重要的来源，这点不足为奇。早在七世纪初年，林邑就向唐朝贡献过一头犀牛。贞观十四年（640），林邑国又向朝廷献“通天犀”（可能是大型独角印度犀牛）十一头，到贞元九年（793），再次贡献了一头犀牛。贞元九年贡献的这头犀牛被陈列在了太庙之中，以供死去的祖先和在世的活人欣赏。公元七世纪时，瞻博（这是一个我们尚不清楚的国家）也曾向唐朝贡献驯犀。八世纪时真腊的吉蔑国，九世纪时的诃陵国也都曾经向唐朝贡献犀牛，其中诃陵国在贡献犀牛的同时还献了著名的僧耆女。八世纪初期，某个当时仍然自称为“波斯”的西方国家也向唐朝贡献了犀牛，所谓的“波斯”贡献犀牛，远远不像“南蛮”贡献犀牛那样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据记载，这次是由一位“波斯”王子率领一个使团进献的。长庆四年（824），吐蕃在贡献其他野兽的同时，也向唐朝贡献了犀牛。

犀牛这种热带的巨兽，并不总是能够适应中国北方的气候环境，例如一头在贞元十二年（796）送到京城的犀牛，到第二年冬天就因为忍受不了严寒的天气而死在了唐朝的兽苑之中。但是也有一些犀牛最终活了下来，与大象一起在唐玄宗举办的大型宫廷宴会上表演助兴。也许日本东大寺收藏的一面镜子背面镶嵌的珍珠母上表现的双角犀牛的原型，就是当年唐玄宗朝廷中的一头犀牛。

但是作为一种外来之物的形象，犀牛却是无足轻重的——确切地说，这种动物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象征，一种在蛮夷当中保留了下来的，但是在中国古典时代本来就有过的庞然大物。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的那样，是犀牛角及其神奇的效力在崇尚外来事物的这段历史中扮演了一种意义深远的角色。

狮子

亚洲狮的历史是一首凄惨哀婉的悲歌，在古代亚洲，在印度、波斯、巴比伦、亚述以及小亚细亚地区，狮子这种巨大的猫科动物是很常见的动物。在古典时代，甚至在马其顿和色萨利也可以见到狮子的身影。从那以后，狮子在亚洲的分布范围和数量就开始不断地缩小，到十九世纪时，只有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部分地区，在伊朗的设拉子以南和在古杰拉特还仍然能发现一些狮子，但是现在除了古杰拉特之外，在上述所有这些地区都已经见不到狮子的踪迹了；根据不可靠的推测，在卡提阿瓦半岛还仍然残留着数量极少的狮子。

在古代和中世纪，狮子这种王兽的许多品种都传到了中国。随着狮子的传入，表示狮子的两个词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词是“狻猊”，这个词的读音相当于“* suangi”，这是在公元前由印度传到中国的一个词。到了唐代，这个词已经不再使用了。第二个词就是“狮子”，它的读音相当于“śiśäk”，这个词是在“狻猊”传入若干世纪以后从伊朗传入中国的，这也是中世纪时一个常用以称呼这种动物的名称。非常奇妙的是，在中世纪的文献中，“狮子”这个名称最常见的形式是用来表示我们现在称之为斯里兰卡的这个地区。斯里兰卡岛（这里曾经是一片无人居住的鬼魂栖息区）还以“多奇宝”和“有一座锆石与钻石的山”而著称于世。关于宝石的种种传说使斯里兰卡岛得到了古代印度对这一地区的称呼“Ratnadvīpa”（宝石洲）和九世纪时大食人的称呼“Jazīrat al-Yaḳūt”（红宝石岛）。然而，尽管斯里兰卡宝石在中国也很有名，但中国人并没有选择以宝石来命名斯里兰卡岛。在古代，斯里兰卡岛本地的名称叫作“僧伽罗”（狮子国），在中国出现的“狮子国”这个名称似乎就是起源于“僧伽罗”，而这个名字则是从波斯湾、细轮叠（源自僧伽罗洲？）来的水手带到中国来的。斯里兰卡在汉语中之所以叫“狮子国”，还因为据说那里的人“能养狮子”。实际上，斯里兰卡岛并不以狮子著称，所以汉文的“狮子国”必定是根据僧伽罗这个地名本身翻译而来的；另外一种可能是，它来源于某种传说。正如一个传说中记载的那样：“……南印度有一国王，女娉邻国，吉日送归，路逢师子，侍卫之徒弃女逃难。女居辇中，心甘丧命。时师子王负女而去，入深山，处幽谷，捕鹿采果，以时资给。既积岁月，遂孕男女，形貌同人，性种畜也。”

作为动物界中最强大、最可怕的动物，狮子在中国人的想象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贞观九年（635），太宗皇帝得到了一头由康国贡献的狮子。太宗命虞世南作赋赞誉，这位诗人、学者于是写了一篇辞藻华丽的《狮子赋》，在这篇文章中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中世纪时中国人对于兽中之王的敬畏态度。其中写道：

瞋目电曜，发声雷响。

拉虎吞貔，裂犀分象。

破遒兕于龈腭，屈巴蛇于指掌……

另外牛上士也写过一篇有关这头雄狮的赋，牛上士的赋是在这件事过了很久以后才写的。与虞世南不同的是，牛上士并没有亲眼见到过这头狮子，他只是在《实录》中了解到了康国贡狮的记载。既然贡狮能够书之于《实录》，显然在当时这被认为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事件。

吐火罗国也曾经三次向唐朝贡献狮子，一次是在七世纪，另外两次在八世纪。开元七年（739）吐火罗派来的使臣特别引人注意。根据记载，这次进贡的两头狮子是由吐火罗国代表拂林国向唐朝贡献的，过了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拂林”的“大德”僧也亲自到达了唐朝长安。毁坏圣像者利奥这时正统治着君士坦丁堡，但是由于拂林（“Rome”或“Rūm”）在当时主要是指臣服于大食的叙利亚地区，所以我们无法断定这些使臣是否就是由利奥派来出使唐朝的使臣。

其他的一些进贡的狮子来自米国、波斯（可能是动乱中的呼罗珊地区），以及大食国。它们贡献的时间全部是在公元八世纪前半叶。大食国贡献狮子的事件，为唐中宗提供了一次具有某种特色的，道德说教的机会。依照佛教的戒律，中宗继位之后不蓄鹰犬，悉停渔猎，表现了他保护有情众生的善良的意愿。现在为了保持这种政策的一贯性，他拒绝接受狮子这种食肉的贡物——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另外一个原因，即一位大臣提出的，喂养这种动物的费用极为高昂。

对于唐代的中国人来说，狮子是一种西方来的动物，而老虎则是西方的象征，因而狮子毫无疑问便有着与老虎同样的禀性。狮子确实像虞世南在《狮子赋》中描写的那样，甚至是一种比老虎更加残暴的动物，加之狮子来自远国绝域，在唐朝本土极为少见，这样就更增添了它那凛凛逼人、令人畏惧的威仪。所以在唐朝人的心目中，狮子超凡入圣的神力与传说中的老虎的神力相比是远远地被夸大了。从狮子这种强有力的形象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人的狮神“业欧赛”（Yaghuth）的模糊的影子——虽然这种联系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非常疏远的和间接的关系；而且唐朝人是否知道狮神，也是大可怀疑的。在下面的这个故事中，就描写了狮子具有的这种超乎寻常的力量：

开元末，西国献狮子。至长安西道中，系于驿树。树近井。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果有龙出井而去。

狮子作为代表西方的老虎的改变了的自我，显然具有感知代表东方的龙所散发的体臭的超自然的能力。

狮子的这种可怕的力量——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也在其他方面显示出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哪怕是狮子身体的某一局部，都可以散发出一种可怕的气味。例如苍蝇和蚊虫都不敢落在狮子尾制作成的拂尘上，否则很快就会送命。又比如，如果一位乐师用狮子筋制成的弦来弹奏的话，其余的琴弦就会断绝，这种思想的出现，显然与狮子可怕的吼叫声有关。唐朝人认为狮子粪是一种高效的药物，甚至有一种传说认定苏合香其实就是狮子粪，唐朝的药物学家陈藏器对这种看法进行了纠正。据当时的药物学家记载，真正的狮粪（真狮粪确实是非常少见的）用来内服可以活血化瘀。狮粪还具有克制“百虫”的功能，而且燃烧狮粪可以“去鬼气”。

甚至连狮子的画像也能使百兽敬畏。八世纪的宫廷画家韦无忝以画异兽擅名，由他创作的狮子画像，甚至能使野兽见了害怕：

曾见貌外国所献狮，酷似其真。后狮子放归本国，唯画者在图。时因观览，百兽见之皆惧。

这位画家的作品很受九世纪的收藏家的青睐。而贡狮在唐朝艺术家中似乎也确实是比较受喜欢的主题。例如我们知道于阗贡献的一头狮子，就由画家李伯时画了一幅“白描画”。表现贡狮的最著名的作品是由画师阎立本画的《职贡狮子图》。这位大师显然画了不只一幅狮子图，因为我们知道阎立本在名为《西旅贡狮子图》的作品中画过一头“类熊而貌猴，大尾”的狮子，这头狮子的颜色是黑色的，而从段成式的记载中也可以证实，当时在西域确实有一种黑色的狮子。此外，阎立本还在《职贡狮子图》中画了一组狮子，据周密所见，这幅画中有“大狮二，小狮数枚。虎首而熊身，色黄而褐，神彩焕然，与世所画狮子不同。胡王倨坐甚武，旁有伎女数人，各执胡琴之类。有执事十余人，皆沉着痛快”。记载了这些史料的周密指出，这两幅作品中表现的狮子，都不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即十三世纪）的绘画中表现的那种狮子——虽然在谈到黑色的狮子时，他又说，听说近来外国贡献的狮子就正是这种。阎立本画的狮子与南宋和元代绘画中的狮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周密见到的确实是阎立本的真迹的话，我们就可以推知，宋元时代绘画中常见的狮子，不过是想象出来的形象，或者是一种陈旧画法的蜕变，而阎立本画的狮子则来源于生活。

狮子在人们的心目中还具有一种宗教的象征意义：就如同大象一样，狮子在中国也唤起了人们对印度和佛教的想象。首先，“狮子吼”是佛陀向世间一切有情说法的一种公认的隐喻。其次，佛陀被认为是凡人中的雄狮，他的座席就被称为“师子座”，这一比喻后来被进一步引申指佛教高僧的座席，而工匠们也依据这种比喻而制成了真正的狮子座。所以李白在向一位僧人朋友表示敬意时，就曾经写过“黄金师子乘高座”这样的诗句。最后，在佛教艺术中相当流行的文殊师利塑像本身，就表现为文殊师利骑在一头狮子上的形象。

豹与猎豹

从很早的时代起，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亚洲豹的几种类型。在中国古代的象征传统中，豹扮演了一种很重要的角色。在古代，它是勇士和尚武贵族的象征，所以在一种仪式化了的射箭比赛中，豹的形象被画在了专门供大贵族射击的箭靶上。在一则古老的格言中，也将君子的“变”与“豹”联系在一起加以比较。虽然就我们所见，对这种说法的权威解释是，它意味着君子应该谦恭，乐于适应环境，并且做出必要的让步。但是我们认为“豹变”的更为古老的意思很可能是“诡诈”和“狡猾”，或许它特别是指“战斗中诡计多端的”。这种朴实的比喻使我们想起基督教中的象征，欧洲中世纪寓言中的那些抽象的动物——牡鹿被作为渴望灵魂得到洗礼的象征。“豹”至少一直保留着“富有战斗精神”的含义。在唐代，将曾经被称为“骁骑”的战士又重新命名为“豹骑”，而“威卫”也就相应地成了“豹韬卫”——“豹韬”是一本论述战略的权威性著作中的一章的篇名。而且就像狮子的形象一样，豹的画像也具有驱邪镇魔的法力。正是豹子的这种法力，促使唐朝的一位公主为自己做了一个豹头枕。

作为贡品的豹大都是由西域地区贡献的，而进贡的时间也多在公元八世纪前半叶。豹来自南天竺、米国、史国、珂咄罗国（珂咄罗国所出产的是赤豹），此外还有安国、康国、波斯以及大食国。简而言之，尽管豹在远东有久远的历史，但是在唐代，它还是一种外来的动物。

在唐朝境内，从外国传来的比较驯服的豹是非常普遍的，远非大大少于狮子的稀有的犀牛所能比拟。通过对先天元年（713）康国贡物的记载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条很有益的线索——史籍中将康国的贡物形容为“狗豹之类”，或者说是“类似于狗豹的动物”，这种说法表明，在唐朝人的心目中，豹与狗是非常相似的动物。其实这两种动物唯一的相似之处是，它们都是可以被训练来狩猎的动物。在一处不同的记载中，我们正好也发现了措辞相同的说法：宝应元年（762），唐肃宗发布了一道“停贡鹰鹞、狗豹”的诏令。在另一处记载中也提到，朝廷制定了有关外国贡使进贡物品价值的规定，以作为他们贡献“鹰鹘、狗豹”的回报。鹰、鹞、鹘、狗全部都是唐朝人熟知的用于狩猎的动物，据此推论，豹在唐朝也非狩猎动物莫属。

用于狩猎的豹子或猎豹（cheetahs），尤其是用来猎取羚羊的豹，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驯化和训练。似乎苏美尔人就曾经使用过猎豹，而勇敢的赫梯人甚至驯化了真正的黑豹，并将其用于狩猎。埃及第十八、十九王朝的艺术作品中出现过戴着昂贵的项圈的猎豹，印度、波斯、亚美尼亚、阿比西尼亚都曾经使用过猎豹，十七世纪时在德国，十八世纪时在法国也曾使用猎豹，而蒙古汗在大型狩猎活动中甚至使用过上千头猎豹。猎豹的使用在西亚和南亚如此普遍，所以我们说，唐朝的中国人必然对猎豹的应用也会有所了解。然而文献中有关猎豹的记载非常少见，这说明猎豹的使用在唐朝只限于宫廷的范围，而且使用的时间必定也非常短暂。尽管如此，古代作为外来动物传入远东的也并不是野生豹，而是勇猛的猎豹。

黑貂或白貂

唐朝有关进贡的记载表明，来自东北地区的使臣向唐朝贡献了一种被称作“丰貂”的动物。贡献丰貂的使团中，有两个使团都是由契丹派来的，而另一个则是由契丹的北邻，即位于克鲁伦河，在唐朝以“室韦”知名的民族。虽然这种动物的名称在五、六世纪的文献中，尤其是在诗歌作品中相当常见，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动物在唐朝的文学作品中却非常少见。五、六世纪的诗歌中提到这种动物时多用换喻的手法，即指一种毛色漂亮光滑、外形类似豹的动物的尾巴。根据古代的习俗，这种动物的尾巴通常与蝉一起用来装饰各式朝服，或者是在仪式上使用的冠冕，尤其是被用于装饰武官的冠冕。这种时尚似乎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下形成的。

“丰”字在一般情况下与这种长着华丽、喜人的尾巴的动物连用。“丰”的含义是“茁壮、饱满；肥硕、光滑”，因此也就具有“上等的，精选的”意思。而“貂”在中国北部最常见的用法是指石貂——但是它同时也可以用来指貂、鼯鼠、鼬等类似的动物。所以我们在文献中所见的，作为贡物的丰貂，应该是指生长在东北或西伯利亚的“上等貂”或“精选的鼬鼠”（这种动物的尾巴最适合于装饰北方贵族首领的冠冕）；尤其可能就是黑貂或者白貂——黑貂与白貂（即“sable”与“ermine”）在中世纪的文献中经常出现。贡献的样品（很可能是活貂）或许仅仅是为了在皇家苑囿中供炫耀和赏玩，或者可能是作为繁殖用的种畜，以提供唐朝本土所需要的貂尾。关于貂尾和貂皮，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详细讨论。

瞪羚或小羚羊

上文在讨论拂林使臣贡献的一对狮子的厚礼时，曾经提到了通过吐火罗国的代理人作为媒介，派到唐朝来的神秘的拂林使臣。正是这次派来的使臣带来了两只唐朝人称为“羚羊”的动物。在汉文的语义中，“羚羊”这个名称的含义是相当清楚的。所谓羚羊（有时候单独写作“羚”，这个字意思是灵异的、神秘的）就是指西文中的“gorals”。但是在汉语中有时候将“山羊”也叫作“羚羊”，所以尽管文献中明确地称为“羚羊”，但是这对于我们识别拂林贡献的羊的身份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帮助。在西方，羚羊及其近亲——包括欧洲小羚羊和美洲“山羊”——因为彼此外形相似而被共同称作“goat antelope”（山羚羊）。但是在西亚和欧洲，却并不知道羚羊（goral）。羚羊生长在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山区。唐代的北方人和南方人都食用羚羊肉，尤其是南方人，还将羚羊肉作为被蛇咬伤的解毒药来使用。羚羊角在唐朝的药物中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药：作为“土贡”，宫廷里用的羚羊角是由陕西和川北山区的城镇向朝廷贡献的，将制成粉末状的羚羊角调入蜂蜜中，可以缓解各种严重的高烧症状。

羚羊角还有另外一种神奇的功能：有一则古老的故事记载，只有坚硬的羚羊角，才能击碎扶南出产的一种“体如紫石英”的彩色金刚石。我们从七世纪的一个传说中，可以见到关于这个故事的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

唐贞观中，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于是士女奔凑，其处如市）傅奕（方卧病），闻之，谓其子曰：‘非佛齿。吾闻金刚石至坚，物莫能敌，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试焉’。僧缄滕甚严，固求，良久乃见。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

难道这是羚羊角吗？这位轻信的婆罗门僧带来的是佛牙呢，还是钻石？或者二者都不是？傅奕儿子大胆而轻率的实验，实际上也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拂林的“羚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如果它们果真是来自高加索和喀尔巴阡山的小羚羊（chamois）的话，那么对于唐朝人来说，这实在算不上是很稀奇的动物，因为这种小羚羊就是鬣羚（serow）和羚羊（goral）的远亲。也许它们是另外一种很吸引人的外来动物，这种动物大概与羚羊相差不会太远，比如波斯瞪羚、阿拉伯瞪羚，或者是叙利亚的漂亮小巧的多卡斯瞪羚都属于这类动物。瞪羚驯服乖巧，天性柔善，这就使它成了近东常见的一种玩赏动物。

未确认的有蹄动物

贞观二十一年（647）由吐蕃和突厥共同贡献给唐朝朝廷的“马蹄羊”，可能是某种陌生的叉角羚。

同一年由薛延陀贡献了一种长着类似牛角的、体形像是鹿的动物，唐朝人将这种动物叫作“拔兰”（* barlan或* ballan）。这个名称或许与中世纪的突厥人所知的一种独角兽（Bulan）有关，这种独角兽的角是收集雨、雪的。拔兰可能与（在后来的传说中的）回鹘英雄乌古斯可汗所杀的肉食独角兽是同一种动物。它也有可能是东胡人和蒙古人所谓的“guran”——丑陋的大鼻赛加羚羊。它会不会就是“bharal”呢？

一种未确认的食肉动物

一个现在还无法考定的国家，在唐高宗继位时贡献了一头非常可怕的熊。这个国家叫伽毗叶［* Gaviyap（？）］，这个国家的名称或许与梵文gavya（“宜牛”）有关。这种熊被唐朝人称作“天铁”（这个名称可能是记录了“* tenter”或者是某个与此发音类似的词的读音）。天铁熊惯于擒食白象和狮子。这是一种凶猛得令人难以想象的动物。天铁熊凶悍的性格使十六世纪的李时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写道：“天铁熊能擒狮象，则狮虽猛悍，又有制之者也。”这种强悍的动物似乎不像是棕熊，因为棕熊虽然体形很庞大，但它主要是以食草为生。而栖息在山里的喜马拉雅黑熊虽然体形比较小，但却是一种凶猛的食肉动物。可以想见，赢得了食狮者的名声的，可能正是喜马拉雅黑熊。

土拔鼠

或许我们不应该将喜马拉雅的土拔鼠算作唐朝的外来动物，因为这种动物虽然生活在大约海拔一千五百英尺的吐蕃边界地区，但是也有一部分土拔鼠向下生活在唐朝剑南道的边境地区。唐朝人根据蒙古名称“tarbagha”（𪕅𪖆鼠）来称呼这种小动物。其实这个名称用来称呼与喜马拉雅土拔鼠同种、蒙古地区喜爱群居的土拔鼠更为合适。在英文中，土拔鼠也以“tarbagha”知名。唐代的吐蕃人喜欢将这种小啮齿类动物从其洞穴中挖出来食用，而陈藏器也建议瘰疬患者煨炖𪕅𪖆鼠，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唐朝𪕅𪖆鼠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从吐蕃传来的。总之，𪕅𪖆鼠是从兰州与麝香、麸金一起作为“土贡”贡献给朝廷的。兰州位于陇右道（今甘肃省），正处在蒙古土拔鼠与吐蕃土拔鼠分布的中间地带，所以我们无法推测文献记载中的这些“𪕅𪖆”（土贡记载中是这样称呼的）究竟是属于蒙古种还是属于吐蕃种。

猫鼬

在唐朝的史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是年，罽宾国遣使献‘褥时’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辄嗅而尿之，其疮立愈。”

这里说的“是年”，指贞观十六年（642）。大约过了十年之后，罽宾国又一次向唐朝贡献了这种具有天赋奇能的动物。这种动物肯定是印度或爪哇的猫鼬。这种猫鼬的梵文名称叫作“nakula”，在各种不同的印度方言中它又被称作“newal”“nedlā”或“nyaūl”等。在中国的南方地区，也有一种食蟹的猫鼬，但是当时似乎并没有将唐朝本土的猫鼬与外国传来的这种小而凶猛的猫鼬联系起来。我们不知道印度猫鼬制服蛇的能力是否如有关记载中说的那样名实相符，也不知道这种小动物是否在唐朝的皇室繁殖出了后代。据记载，印度人与猫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人有好此兽者，辄与共眠。虽其喜怒无常，然为猫鼬所伤，终胜亡于毒蛇之口。

这是好哲学议论的印度人的看法，但中国人也许并不同意这种说法。

鼬鼠或白鼬

据史书记载：“波斯国献活褥蛇，其状如鼠而色青，身长七、八寸，能入穴取鼠。”

这里提到的“褥蛇”，看起来就像是白鼬。在西方古典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就已经驯化了鼬鼠，用它来捕捉老鼠和野兔。甚至连伟大的成吉思汗也不鄙弃使用白鼬来狩猎。另一方面，鼬鼠这种高贵的捕鼠动物在古典时代也是家养的，特别是作为贵妇人的宠物。至于波斯贡献的活褥蛇究竟是白鼬还是鼬鼠，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