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一身汇集了令人目眩的色彩，

朱红的斑点，金黄、碧绿或湛蓝；

条条纹路如斑马，点点金钱如豹斑，

有如孔雀的翎眼，

又像是红若鸡冠的条痕；

她全身都是晶莹的光晕，当她呼吸时，

那光或消失无踪，

或转而分明，

将银色的光与暗淡的条纹交融在一起——

就像彩虹镶上了边，与暗云相连，

刹那之间，她就像是正在赎罪的女妖，

或者像是那魔王的妻子，

要不，她就是魔王自己。

——济慈《拉弥亚》

毛皮和羽毛是人们残暴地从动物身体上剥取下来，供自己享用的东西。穿戴皮货和羽毛的爱好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这种时尚至今也没有一点过时的征兆。总而言之，在最初的时候，穿着皮毛和羽衣，是人们获取现成的衣服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式。穿着兽皮、羽衣的人既得到了温暖，又获得了一种野性的美和神奇的魔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旦穿上了兽皮或羽衣，则穿戴这种衣服的人本身也就变成了一头熊、一只狐狸，或者是一只天鹅，同时他也就具备了这些鸟兽的惊人的本领。

在古代中国，身穿裘皮有一种特别尊贵的意味，穿“大裘”是天子才有的特权。天子在祭祀昊天上帝时，就是“服大裘而冕”。据说天子神圣的皮裘是用羔皮制作的，上面装饰着象征性的图形和星辰、山川以及现世生物的形象。

许多世纪以来，裘皮成了北方游牧民族或汉族武士的标志，甚至仅仅是北方人过冬御寒的服装。在唐代，供人们穿着的皮衣种类繁多，不胜枚举。有狐皮、白虎皮、黑豹皮、虎皮，还有千金裘、紫霜裘、翠云裘，甚至还有白布裘、锦衣裘、布裘和褐绫裘等等。最后的这几种表达方式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它们似乎是指那些部分地由纺织品做成的披风和暖和的大氅，这种衣物往往是采用动物皮作衬里，或者是用动物皮来镶边，而有些则干脆就是用厚布来当皮毛的代用品。

在唐朝本土，最大的皮毛生产地是陇右道（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甘肃省）。唐朝官方具列陇右道的土贡称“厥贡麸金、砺石、棋石、蜜蜡、蜡烛、毛毼、麝香、白氎及鸟兽之角、羽毛、皮革”。在唐朝其他任何一个道的贡物中，我们都没有见到过类似的记载。但是对于唐朝的朝臣而言，他们穿戴的皮毛也有来自遥远的日本的裘皮。虽然唐朝进口的裘皮有些来自西极，但是北方一直是唐朝裘皮的最重要的产地，所有的外来的裘皮都充满了原始粗䊯的情调。

鹿皮

遥远的花剌子模是历史上著名的皮毛出口地。这里出产的皮毛产品有“黑豹皮、白毛皮、雪貂皮以及草原狐、貂、狐、海獭、花斑兔和山羊的皮”。虽然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明唐朝与河中地区进行过大宗的皮毛交易，但是在天宝十二载（753）来自花剌子模的使臣曾经将紫鹿皮带到了长安，而且在附属于唐朝宫廷的工匠作坊中也有“从波斯传到凉州”的“赤麖皮”。这种绯色的鹿皮是由波斯经漫长的西域通道而送入唐朝边疆地区的。唐朝人将这种伊朗鹿称作“麖”。麖皮也是唐朝本土的一种产品，唐朝人非常喜欢用这种皮革制作靴子。

靴子在中国有漫长的历史。它是在古典时代从游牧民族那里接受来的，主要用于武士的装束。但是甚至晚至唐代，人们也还没有完全忘记靴子是蛮夷之物。我们可以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见到这样的记载，当一位长沙的名妓舞罢《柘枝舞》之后，在诗歌中形容她：

便脱蛮靴出绛帷。

在七世纪上半叶之前，穿着靴子进入庙堂殿省甚至也一直属于被禁止之例。一直到靴帮经过改造，加了装饰之后，才允许着靴进入殿省。

唐朝最优质的靴子是桂州（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出产的“麖皮靴”，在唐代，这种靴子甚至是桂州的一项专门的土贡——虽然我们知道在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时，福建地区也曾制作过麖皮靴。柔软的麖皮在唐朝的靴匠中竟然如此盛行，所以我们认为，所谓的“麖”，可能就是小毛冠鹿。这种鹿外形与麂很相似，长着长长的犬齿和几乎观察不到的鹿角。这种机灵活泼的动物生活在长江以南的中国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由于证据相互抵牾，我们还不能完全断定麖就是毛冠鹿，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中亚波斯的麖必定不可能是毛冠鹿。

总之，红色的鹿皮靴在唐代曾经风行一时。在日本正仓院的珍宝库中保留着一双用绛色的皮革制作的，在举行礼仪时穿的靴，靴上用金色的饰带、银花、彩珠装饰，这种靴的式样依稀保留了唐朝的麖皮靴的影子。据说正仓院的这双靴是圣武天皇本人穿的靴。在唐代宗统治时期，即在公元八世纪后期，唐朝的宫廷里盛行穿一种用红锦制作成的长靴，这种靴子必定是为了满足宫中纨绔弟子的需要而模仿制作的，或者可能是仿照用林邑紫胶染色的桂州鹿皮制作的靴子。

马皮

在唐朝控制之下的河西走廊、鄂尔多斯以及蒙古边界地区每年都要将马皮作为土贡送往唐朝的都城长安。自古以来，马皮就是制作小皮船或柳条艇（在北方用作摆渡）以及“鞍褥”的重要材料。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马皮甲就是从突厥地区输入的。制作皮甲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到了唐代，人们似乎还在利用马皮来制作甲胄。

海豹皮

带状海豹栖息在鄂霍次克海附近的海域。这种动物因为身上带有斑点而被中国人称作“海豹”。海豹皮是在玄宗开元年间由渤海靺鞨和新罗国贡献的。

貂及貂类动物皮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谈到，唐朝人继续保持了将貂尾系在服装上，特别是系在帽子上的古代习俗。不仅武官如此，唐朝有些阶位高的文官也戴着这种象征勇敢的标志。但是貂皮主要是仗剑出塞，或者是返回故土放鹰走狗的任侠少年的特殊标志：

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

类似的诗句在唐朝的诗歌中是很常见的。貂皮和雪貂皮都具有美观而温暖的特点，但是它们又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貂和雪貂这种动物的残忍性格。人们在心里总是倾向于将貂皮、雪貂皮与北方、严寒、食肉饮酪的蛮夷以及边疆战争的危险等联系在一起。李颀在他写的《塞下曲》中就提到了貂皮：

黄云雁门郡，日暮风沙里。

千骑黑貂裘，皆称羽林子。

金笳吹朔雪，铁马嘶云水。

帐下饮蒲萄，平生寸心是。

无论这里提到的是黑貂还是雪貂，这种小动物的毛皮作为唐朝的军事装备曾大量地引进。甚至唐朝边疆诸道每年也将貂皮送往朝廷，以用来制作骑兵使用的器具。七世纪时，乌罗浑部曾向唐朝贡献貂皮——乌罗浑位于靺鞨以西、突厥以东、契丹以北的地方。八世纪时的貂皮主要是由位于松花江与黑龙江的东胡靺鞨诸部贡献的，有时候数量竟达到上千张。

豹皮

开元八年（720）“南天竺”（Pallavas？）向唐朝朝廷贡献了一张豹皮，四年之后，新罗也贡献了一张豹皮，新罗贡献的无疑是一头西伯利亚长毛豹的皮。唐朝一位诗人曾经写过“寒宜拥豹裘”的诗句。如果谁有幸像这位诗人一样，能够得到一件斑驳豹皮裘的话，的确是一件使人感到非常惬意的事情。可是暖和固然可喜，但是穿用豹皮也不无危险。豹子凶残的本性很可能会对穿豹皮服装的人产生不利的影响，药物学家陈藏器就曾告诫人们，豹皮“不可藉睡，令人神惊，其毛入人疮中有毒”。当然也有人对这种忠告置之不理，例如典型的道教隐士张志和就是如此，张志和“豹席椶屩，每垂钓不设饵，志不在鱼也”。

豹皮还是唐朝文人学者的日常用品，就像文人的砚台要用织着图案的锦缎遮盖，以防止灰尘一样，他们的墨锭也须放入豹皮囊中以防受潮。

狮皮

“四月，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献狮子皮。”这件事发生在武德五年（622）。狮皮是真正有名望的猎人或者是大力神的胜利纪念品。

其他兽皮

据说唐玄宗曾经有过一张兽皮，这种野兽的胡语名称的意思是“碧芬”，这是在太宗时期由一个遥远的国家贡献的礼物。据悉这种动物是豹子与中国古代传说中被称作“驺虞”（* ţsįęu-ngiu）的动物的杂交种。它的皮比波斯的蓝靛还要更蓝，而它的香味则在几里之外就能闻出来。虽然有人认为，这种动物的亲本应该并非完全出自传说的熊猫，但是实际上我们对这种动物的亲本一无所知，所以要确定这种动物的种属就越发困难了。这种动物使我们联想到西藏的“蓝熊”。

最后，八世纪时大拂涅靺鞨部在进献貂鼠皮的同时，还曾经贡献过白兔皮，白兔是他们的林海雪原中残遗的物种。

鲨鱼皮

在长江口以南，中国沿海各地都出产鲨鱼皮，我们在这里将鲨鱼皮作为外来物品，只是因为在北部湾也出产鲨鱼皮，而北部湾当时又是唐朝的保护国。据古代传说记载，鲛人居住在林邑沿海的海底，他们能产出许许多多珍珠（这是他们的眼泪），而且能够纺织出一种奇异的茧绸。尽管传说中的人鱼身上穿的很可能就是鲨鱼皮，但是实际上鲨鱼皮在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通，也不带有任何特殊的魅力。早先有一种铠甲就是用鲨鱼皮制作的，而且这种材料还能作砂纸般的研磨材料用。但是在唐代，人们主要是将鲨鱼皮作为一种装饰和实用的包装材料缠在剑柄上，因为鲨鱼皮的表面呈颗粒状，握在手中不易使剑滑落。至今在日本的奈良，我们仍然可以见到一些唐朝的刀剑，这些剑上面装饰着诸如金、银以及斑驳的犀角等珍贵的材料，而剑柄则是用颗粒状的鲨革包裹的。

兽尾

作为一种象征标志，兽尾不仅能够表示整个的动物，而且在其含义中还代表了动物的一些本质性的特征。这就正如同一柄剑可以表示国王的神授的权力，或者一块头皮能够代表敌人的灵魂精气一样。然而就某些特定的兽尾而言，它仅仅是一种荣誉的标志；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牦牛尾就属于这一类。唐朝的牦牛尾是由西藏或者是与西藏相邻的唐朝的西部地区（即现代的四川和甘肃省）贡献的，甚至位于现代蒙古草原地区的唐朝的保护国也向朝廷贡献牦牛尾。来自东北的白马尾和来自西方的狐尾，可能比牦牛尾具有更多的神力的意味，但是如果仅仅就豹尾言，它毫无疑问是充满了玛纳神力和驱邪避恶的力量的。“阴阳家有豹尾神，车驾卤簿有豹尾车。”豹尾曾经是上古的军事装备，但是到了汉代时，它就已经成了大驾分界的标志，大驾的分界就如同宫廷本身的分界一样，是不可造次擅越的。在唐代，豹尾车是标志皇权的大驾卤簿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豹尾高悬在一根漆成绛色的旗杆上，由豹尾车里的一位“武弁、朱衣、革带”的队正举着旗杆，另外还有十二名驾士陪伴。豹尾车在大驾卤簿中有自己固定的位置：豹尾由辅助驱邪而成了备受尊敬的守护神。很久以后，到了宋代时，豹尾就已经在卤簿中消失，而代之以由漆点装饰的一面黄色的旗子。

羽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希望能够像鸟儿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飞翔，实在是远甚于获得别的动物的能力。举形登天，神游太极，乘虚御风，便是古人的这种观念和希望的体现。而到了唐代，这仍然是人们迫切追求的理想。虽然，这些意象只是在我们称之为“道教”的传说中才得到了充分的表达——道教的理想归宿就是乘虚御风和“羽化成仙”——但是这种想象也正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对于中世纪的中国人来说，鸟羽就如同兽皮一样，能够用于装饰，同时它还可以转化人的存在，或者说至少在美化人们的身体的同时，激发起人的想象力。

羽饰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爱美之心，所以优雅的羽毛必须要有艳丽悦目的色彩。正如夏威夷皇家工匠捕捉取食花蜜的旋蜜雀一样，唐朝长安的皇室工匠迫切希望得到像黄鹂那样的明黄色的羽毛和色彩像闪光的绿松石一样的翠鸟的羽毛。不管是用来美化人体，还是装饰寓所，翠鸟的羽毛都是最重要的装饰品。从最早的时代起，翠鸟的羽毛就被用来作为珠宝的饰物和当作最富丽堂皇的装饰品。唐代的文学作品中提到了大量与翠鸟羽毛有关的物品，大如帐幕或华盖，小如戒指或其他妇女使用的小饰物等，都是用翠鸟的羽毛装饰的：

泥沾珠缀履，雨湿翠毛簪。

这种鸟的极为珍贵的暗绿色羽毛，有些是来自岭南的偏远地区，但大多数则是安南的产品。安南当时仍然是由不安定的唐朝安南都护府统治的。

鸟羽还被用来“绘画”——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鸟的羽毛。有一幅屏风，上面的画面表现了一位站立在一棵树后面的日本圣武天皇宫里的仕女，屏风上还书写着格言。仕女和格言都是用羽毛做成的。这幅作品现在收藏在正仓院，我们认为它即使不是中国人的作品，也是受到了中国作品的启发才创作出来的。

早在唐代以前很久，安南白鹭的羽毛就已经被用来制作周朝舞蹈者的仪仗了；而在唐朝时，它则被当作是军队的标志。在皇帝宴见蕃王的场合，在由勋卫组成的壮观的队列中，第七队武士的标志特别醒目，这就是从印度群岛传来的“小五色鹦鹉毛氅”——这队武士穿着“黄地云花袄、冒”。

但是自古以来，军队里使用的羽毛中最享有盛誉的还是那些美丽的雉和其他鸡形目鸟的羽毛。在中国境内，尤其是在中国的西方、南方以及与东亚相邻的地区都是这些鸟的大量繁殖区。现在，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能够供唐朝人利用的鸡形目鸟究竟有哪些种类：秦岭山中长着绛色尾巴的血雉（David's blood pheasant）；中国西部的长着角羽、白点羽毛和蓝头的红腹角雉（Temminck's tragopan）；长着蓝黑冠、红颊和长长的白尾的岭南银雉；白角羽、红颊、身体羽毛呈青灰色，闪烁着绿色、紫色光泽的甘肃的蓝耳雉；绿、黄背，红腹，金冠，生长在西部和西北部的金雉；在所有这些鸟中，最华贵的可能要属红腹锦鸡（Lady Amherst's pheasant）了，这种鸟生长在西藏和唐朝的西南地区，羽毛呈现出鲜艳夺目的红、白、蓝、黄和黑色，特别是它的身上还闪烁着美丽的绿色光泽。此外还有其他许多种的鸟。在这些多彩华丽的鸟当中，究竟唐朝官方的工匠使用的是哪几种鸟的羽毛，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古代传说中最有名的“翟雉”（Reeves's pheasant）确实是当时使用的饰物。这是一种美丽的金褐色的鸟，身上长着白色、黑色的斑点和条纹，而白色的头部则隐隐地透出一点黑色，它还长有非常长的尾巴。这是中国北方土生的一种飞禽，从记载模糊而又辉煌灿烂的远古时代起，它那招摇耀目的羽毛就被制作礼仪器物和军事装备的工匠们用来装饰麾杖、旗帜和冠冕了。就唐朝而言，我们认为贡献的羽毛是由宫廷中管理厩苑和军械的部门来掌管的，而它的用途则必定是用来作传统的标志、朝廷的羽扇和最高雅的羽盖。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羽毛并不完全属于外来之物。

孔雀尾

没有哪种飞禽的尾羽能比孔雀的尾羽更受人们的喜爱了。孔雀尾与华美的丝绸以及虫胶等物品，都是从安南的诸城邑输入的。安南当地人采集“金翠”的孔雀羽毛，用来制作扇子和拂尘。他们获取孔雀尾的办法通常是“生截其尾，以为方物，云：‘生取则金翠之色不减’”。

唐朝由尚辇局的官员负责安排一百五十六把孔雀扇在国家朝会大典时的配署。唐朝人对于使用孔雀尾的扇子，多少感到有些新奇（虽然这在他们之前并非没有先例），因为这种扇子是取代了翟雉尾羽的扇子而进入朝廷的。在八世纪初年，朝廷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用孔雀羽毛装饰的复制品代替了传统的翟雉尾羽制作的扇子。当皇帝出巡时，在那些锦绣辉煌的旗帜（比如“朱画团扇”）当中，有两组孔雀扇簇拥着皇帝，一组是由四扇组成，另一组是八扇。根据对唐朝皇帝的一幅画像（疑为吴道子的作品）的描述可知，孔雀扇的形状很可能是方的。在这段资料中谈道：“方孔雀横于二肘间。”这种扇子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场合，以表示特殊的威严和神圣。册立皇帝的场合就是这样一种使用孔雀扇的神圣场合。我们发现了一首与这一主题有关的诗歌，这首诗是在九世纪时创作的，当时在宫中宣政殿前同时为两位皇帝举行册封尊号的仪式，诗歌中写道：

孔雀扇分香案出，衮龙衣动册函来。

在唐朝的诗歌中往往会提到这种华丽的扇子，而在温庭筠的诗歌中尤其常见。孔雀扇在他的诗中被用来作为唐朝的庄严堂皇和悠闲雅致的表示和象征。例如：

弯堤弱柳遥相嘱，雀扇团圆掩香玉。

再如：

绣毂千门妓，金鞍万户侯。

薄云欹雀扇，轻雪犯貂裘。

无须赘言，在这里“雀”就是“孔雀”的简称，也就是指“peacock”。

羽衣

当代的马里布羽毛披肩和鸵鸟毛的斗篷虽然还保留了一点古代的流风余韵，但是这种羽毛制品多半已经失去了它们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在古代时，人们穿上羽衣，就可以获得羽毛的许多魔力；与任何单纯的羽饰相比，一件羽毛的大氅，或者是一套羽毛的服装更能使人接近鸟的灵魂，或接近精神形态的鸟，抑或是接近被认为是理想形式的鸟。很难说民间传说中的鸟人究竟是指穿着鸟毛大氅的人，还是指脱去了羽毛的鸟？也许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多余的。总之，以天鹅少女及其姊妹为主题的故事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在这类故事中，天鹅女可以随意变成美丽的少女，也能够轻易地变作飞翔于天空的小鸟。但是这类天鹅的故事，只不过是将鸟想象为精灵的表现形态。在《一千零一夜》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有关鸟的这种传说的更世俗，也更普及的类型。在“贾沙赫的故事”和“巴索拉赫的哈桑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变化成鸟的少女。有一则波斯的巴拉米古尔的故事，说他抢走了仙女的鸽衣，而在印度也有这种传说的另一种类型。变化为女性的鸟及其同类的传说——长着羽毛的仙女、道教的仙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形象——在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中是很常见的。下面试举唐代的一个传说为例：

夜行游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钓星。夜飞昼隐如鬼神，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妇人。无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饴小儿不可露处，小儿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当为鸟祟，或以血点其衣为志。或言，产死者所化。

在这些古老的神话传说中，除了想象的成分之外，在中国疆域以外的地区也确实存在这种神话的现实的原型：唐代行者唐玄奘亲自观察了印度的湿婆教徒，据他记载这些人中间除了“饰骷髅璎珞”“无服露形”者之外，还有“衣孔雀羽尾”的苦修者，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些人为什么要穿这种服饰。其实，印度苦修者的这种怪癖并不使我们感到十分惊奇，真正使我们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境内的真的羽衣。虽然我们知道“羽衣”是对道教隐士的一种隐喻，而且特别是指那些已经羽化升仙的道士，但是我们惊奇地发现，那些活着的道教高士实际上也穿着羽毛制成的长袍，甚至连有些受人尊敬的居士也是如此。到了相当晚的历史时代，情况仍然如此。

在几乎被当成是羽衣原型的公元前二世纪，当汉武帝受到道士方术的骗术蛊惑时，“羽人”这个词并不是指闲云野鹤的方外之士。例如汉武帝曾经“使使衣羽衣”，赐给方士栾大一方玉印，而栾大本人“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唐代学者指出：“羽衣，以鸟羽为衣，取其神仙飞翔之意也。”

但是羽衣并非是道人术士的专用品。东汉大姓赵纲带着从士百余人赴宴时，赵纲“带文剑，被羽衣”。另据记载，公元五世纪时，南齐有一位太子“善制珍玩之物”，他曾经裁制了一件孔雀羽毛的“裘”——很可能是一件短斗篷——“光彩金翠，过于雉头矣”。对于这些记载，我们又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根据一则故事记载，七世纪末年则天武后时，“南海郡献集翠裘，珍丽异常。张昌宗侍侧，则天因以赐之。遂命披裘，供奉双陆。宰相狄仁杰时入奏事，则天令升座。因命仁杰与昌宗双陆。狄拜恩就局，则天曰：‘卿二人赌何物？’狄对曰：‘争三筹，赌昌宗所衣毛裘’。则天谓曰：‘卿以何物为对？’狄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敌。’则天笑曰：‘卿未知，此裘价逾千金。卿之所指，为不等矣。’狄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见奏对之衣，昌宗所衣，乃嬖佞宠遇之服。对臣此袍，臣犹怏怏’”。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穿紫袍的狄仁杰出于另外一种价值观而表现出的对宠臣的傲慢，狄仁杰坚持其书生气的正统观念，从他的态度中我们发现了一种对于位尊权重的道士的反宗教的藐视，他显然隐隐感到了寻求升天的古代道士的长袍，即羽裘的“迷信”魔力——这就如同一个在主教的冠冕、教士的长袍以及其他的罗马天主教礼仪前的清教徒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们从可信程度很高的文献中得知，唐朝一位灵巧的公主裁制了两条用各种鸟的羽毛做的裙子。“正视为一色，傍视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这纯粹是表示数量的套语）之状皆现，以其一献韦后。公主又以百兽毛为鞯面，韦后则集鸟毛为之，皆具其鸟兽状，工费巨万。”虽然守旧的舆论将这种新式服装称为“服妖”，但是羽毛裙却在社会上受到了人们极度的羡慕，以至于“贵臣富室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

利用柔和的金黄色羽毛制成的凤羽金锦，是唐玄宗接受的贡物。这个故事出现得相当晚，很可能不足凭信。据说，唐玄宗宫里的许多饰物都用这种锦装饰；到了晚上，这些锦就会发出明晃晃的亮光。后宫的嫔妃中，只有杨贵妃才有资格得到足够的这种锦来制作衣物和帐帏，用它做成的衣物看起来光明耀眼，就像太阳光一样炫目。

围绕着信奉道教的玄宗朝廷和玄宗那仙女般的贵妃，产生美丽的羽衣的传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是一首仙乐，杨贵妃为了取悦玄宗，常常踏着这首曲子飘然起舞。就这支舞曲而言，羽毛的服装不仅是十分适宜的，而且非羽衣不足以舞此曲。虽然根据传说记载，玄宗皇帝最初是在渺远的夜空中的月宫里见到仙女在表演这支舞蹈，于是以仙女的服饰取名为《霓裳羽衣曲》，但实际上这支曲子原来是古代中亚的《婆罗门曲》，后来经过玄宗润色、改名而成。十一世纪的科学家沈括记载道：“今蒲州逍遥楼楯上有唐人横书梵字，相传是《霓裳谱》，字训不通，莫知是非。”如果传说不误的话，这很可能就是《婆罗门曲》的原文，即用某种西域文字书写的《霓裳羽衣曲》的最初的原本，但是我们对此还无法定论。总之，虽然霓裳羽衣舞的舞、曲现在都已经亡佚，但是这支舞曲的名称及其与月宫中的仙女、禽鸟、唐玄宗、杨贵妃的联想，则仍然留存在世上，历久而不衰。类似的传说不仅在中国世代相传，而且在日本被称之为“Hagoromo”的能剧中也保存了下来。这出能剧的情节与古老而广为流传的窃取了天使羽氅的凡人的故事有几分相似——唐朝的这类故事叫“天鹅女”，故事中的女主角是一只天鹅，当天鹅变成人形时，羽氅就成了素练服装。在日本的诗剧中也汲取了霓裳羽衣舞的成分，作为收回她的羽衣的回报，天使为乡下人翩翩起舞。阿瑟·韦利翻译了这首诗：

羽氅在天际飘啊飘，

飘过三保松林的上空，飘过浮岛，

——在云层脚下飞绕，

飞过爱鹰山的群峰，飞过高高的富士山，

——身影渐消，

融进天空的云雾，

惟见天际云缥缈。

我们说杨贵妃那窈窕的轻歌曼舞在这里保存了下来，这一点可能不会有人反对，但这种日本式的“霓裳”是真正唐朝的遗物，还是仅仅是一种优美的、模拟古风的舞蹈，我们仍然无法确定。

虫饰

唐朝宫廷的工匠在为其高贵的主顾制作衣服和器皿时，需要许多珍贵的原料，除了象牙、玉石以及玳瑁壳之类的原料外，还有一种甲虫的鞘翅，这种被称为“青虫”的甲虫是在岭南和安南采集来的。青虫有时又称“玉虫”，有时则称为“金龟子”，这种金绿色的甲虫主要生长在西江以北的广西境内。这里出产的青虫就如同翠鸟和孔雀一样，闪烁着美丽的青绿色的光泽，非常适宜于装饰妇女的服装，尤其适合作为妇女的头饰。除了表面上看起来具有的魅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这种虫子可以作为爱情的护符。这种小生物“喜匿朱槿花中，一一相交”。青虫的情欲可以通过某种交感术传给普天之下的风流妇人。在李贺的一首诗中，描绘了这种典型的装束：

洞房思不禁，蜂子作花心。

灰暖残香柱，发冷青虫簪。

夜遥灯焰短，熟睡小屏深。

好作鸳鸯梦，南城罢捣砧。

这些金绿色甲虫的闪闪发光的鞘翅在朝鲜和日本也具有类似的功用——在日本它被称作“Tamamushi”（玉虫）。而它的用途也超出了作为人的装饰物：人人都知道奈良精美的“玉虫橱子”；而在正仓院的珍宝库中还保留了一把象牙柄、茎皮镶边的短剑，短剑的木制剑鞘就是用玉虫的黄绿色鞘翅装饰的。

金黄碧绿的青虫虽然好像是宝石工匠工艺中最经常使用的昆虫，但是它并不是唯一可供利用的昆虫。另外有一种金绿色，外形类似蜜蜂的“金虫”，也被农妇用来装饰手镯和当作头饰使用。此外，还有某种身体上带有异斑的蚱蜢或蝗虫，这种虫子也是妇女衣服上的贵重饰物。据记载，五月五日收集的这种虫子具有强烈的媚药性能——这时正是这种虫子不可思议地与蚯蚓交配的时间。但是我们的议题已经从外来异物的魅力转移到了两情相悦、娇艳生媚的问题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