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地方

全是千变万化的田园美景：

有珍奇的树木渗出芳香的脂汁；

又有果实，金黄色闪闪发亮，

挂枝头，真可人——赫斯珀洛斯寓言，

只在这梦境里实现——还滋味鲜美。

——弥尔顿《失乐园》，第四章

我们已经将七世纪时康国（撒马尔罕）向唐朝贡献的金桃，当成了中世纪时中国的所有的外来事物的代表和象征。这些金桃来自遥远的、名义上向唐朝“称臣纳贡”的属国。金桃那金黄灿灿的颜色，使唐朝宫廷乐于将它栽种在皇家的果园里。唐朝的花园和果园从外国引进了大大小小许多植物品种，其中有些植物长久地留传了下来，而有些则只存在了很短的时期。作为这些外来植物的代表和象征，金桃确实是很合适的。目前还没有记载表明，这种金桃曾经传播到长安御苑之外的地方，甚至就是在御苑中，七世纪之后也没有金桃存在。有意思的是，唐朝曾经培育过“金桃”，也许这是对康国原产的模仿，也许就是某位目不识丁的园丁的创造。据称，唐朝境内自己培育的金桃是通过将桃树的枝条嫁接在柿子树上而长成的。而有意思的是，唐朝最著名的园丁郭橐驼，竟然也知道通过嫁接生产金桃的技术。郭橐驼其人是长安城里的一位驼背人，我们从柳宗元的一篇优美的讽喻作品中得知，此人种树讲究“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这种植树的方法使他在长安大受欢迎，“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取迎养”。有关这种柿子色的桃子的记载出现在一本起名为《种树书》的著作中。这部书的作者署名是“郭橐驼”——他的栽培技术顺其自然，深得道家之妙，这就使长安城里的达官贵人都乐于延请他。但是仔细研究一下《种树书》，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元代的著作。其实，即使柳宗元笔下虚构的郭橐驼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真实的原型，我们也还是没有把握说，郭橐驼其人培育了一种足以与粟特进口的金桃相媲美的“金桃”。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正是柳宗元的文章为郭橐驼（不管是否真有其人）带来的声誉，使《种树书》的真实作者托名郭橐驼，以提高《种树书》的名声。在下文中讨论外来植物时，我们还会提到郭橐驼这位驼背人。

另一方面，唐朝皇宫里的桃树幼苗也有可能会被移植到宫禁以外，由园丁传播或者是引种，通过这种途径，作为皇室贡品而被引进的外来植物，就可以传播到全国各地。在这方面的一个显著的例证是，在贞观廿一年（647），曾经从各国献给唐朝的“土贡”中直接征集了许多外国植物产品，结果有许多食用的和其他的植物新品种被带到了长安，并且详细地在档案中记录了这些植物的品种和习性，其中有不少植物一直留传了下来，成了中国国内常见的植物。除了这些由皇家进口的植物之外，当时许多士人为了娱乐玩赏，也购进了许多植物品种，其中有些注定将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从诗人张籍在九世纪初为一位将要赴广州从军的朋友所写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南方的确存在这种情形。在南方的城市中，引进新植物的机会是相当多的，特别是热带的花果，更易被引进种植：

海花蛮草连冬有，行处无家不满园。

不管是在南方，还是在长安，生活在唐朝政府保护之下的外国人，必定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庭园植物。留居在唐朝境内的外国人肯定会有这种感受，没有他们深深眷恋的故土植物，简直就无法生活下去。这就正如同前往美洲的欧洲移民也将他们故土的石竹、樱草、郁金香留在了美洲一样。虽然现在要来考定这些植物的引进及其影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在唐朝时甚至连外国的花园布局必定也已经传到了中国。幸运的是，历史传统为当时的风气营造出了一种有利于接受这样的外来事物的社会氛围。正如我们在司马相如那辞藻华丽、想象奇诡的文章中所了解到的，从汉代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朝廷的苑囿实际上就成了天子意志支配之下的连接天地万物的巫术图解和植物符咒。虽然到汉代以后，供人享受的苑囿就已经更多地具有了世俗的意义，但是巨大的朝廷苑囿则从来没有能够完全丧失其巫术的特性。而就一般情况而言，普通人的园苑只是在较小的规模上模仿了那些崇尚异国风物的朝廷苑囿而已。

杰弗里·格里格森的研究表明，本地植物在英国的诗歌中是如何反映和激励更深层的人的情感的，而外来植物则由于与英国人民缺乏悠久而密切的联系，所以充其量只能够在诗人的诗歌作品中增添一些新奇而光怪陆离的色彩。唐朝的情形也同样如此。李子，代表了充满希望的春天以及生命力与希望的复苏，而在口头传说和传奇中，桃子则象征着丰饶多产和长生不老——例如桃子常常是极富人情味的长寿的神仙的食物。而外来植物的情况就不是如此。试以荔枝为例：虽然自汉代以来，北方人就已经知道了荔枝，但是甚至在唐朝的诗歌中，它还是被当成一种外来植物，荔枝虽然色彩艳美、妩媚可人，但它却无力表现大众的梦想和情感——而那些新奇的水果和花卉（首先是金桃）在这方面就显得更加无力，而这也是我们在本章中要讨论的主题。对于我们来说，虽然这些外来植物也附带丰富了自中世纪以来中国人对外来事物的憧憬，但是在唐朝，这些植物在丰富人们的想象力方面所起的作用，与芙蓉在现代人关于南方海洋的想入非非中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不管它们在其故土享有多么大的荣耀，它们也无法与故乡的百合花和玫瑰花唤起的情绪相提并论。

保鲜与传播

正如大家所熟知的那样，唐朝要利用驿马将荔枝运送到长安，就不得不从岭南驰越唐朝的全境，玄宗朝杨贵妃喜欢吃荔枝，而且她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新鲜的荔枝。虽然这种水果“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可是杨贵妃得到的竟然是“色味不变”的新鲜荔枝。这怎么可能呢？

首先我们知道，鲜美的“马奶葡萄”当时可以新鲜完整地穿越戈壁沙漠边缘，从高昌转输到长安。如果要问当时为何就具有了如此高超的保鲜技艺，我们在唐朝的文献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但是在其他的记载中可以发现一些有益的线索。例如在九世纪时，花剌子模出口的西瓜是用雪包裹起来，放进铅制的容器之中来保鲜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西域的葡萄必定也是放置在从天山中采集的冰雪之中，然后再运送到长安来的。但是这还是不能够解释来自唐朝酷热的南方边境地区的荔枝的保鲜方法。当时肯定使用了我们目前还不清楚的某种保鲜方法。同样我们也没有把握知道，那些来自遥远的国家的植物是如何保持鲜活状态，到达唐朝境内的（假定带来的并不是种子）。既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希望找到明确的答案，那么让我们先来简单地看看唐人在冷冻保鲜和植物保活方面残留的一些习惯吧。

十四世纪的诗人洪希文曾经见过一幅画，这幅作品表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暑日里安憩的情形。他写了一首诗描述画中的场面，这首诗题名《明皇太真避暑按乐图》：

已剖冰盆金粟瓜，旋调雪水试冰茶。

宫娃未解君恩暖，尚引青罂汲井花。

简而言之，这位侍女简直是太迟钝了，她竟然会看不出明皇很想单独与贵妃在一起。遗憾的是我们既不知道这幅画的名称，也不清楚原画作者的时代；这幅画也许是一件宋代甚至是元代的作品。所以，作为八世纪用冰来冷却瓜和用雪来冷却茶的证据，这幅画是没有价值的。然而幸运的是，不管八世纪时有没有雪茶，有大量证据表明，唐朝在夏天时真的是使用冰来冷却食物的，而且这种做法还可以追溯到周朝。每当盛夏酷暑时，冰有时甚至被用来直接食用。陈藏器认为食冰是致病的根源之一，所以他告诫人们不要食冰——据他认为，冰可以用来冷却食物，而它本身却不可吞食入腹。在唐代，瓜的确是被存放在冰里来保鲜的，当时主要是将瓜保存在冰室或者冰窖之中（这种做法古已有之），其次是保存在冰壶或者冰瓮里。在夏季，瓜是长安城里很常见的一种消暑解渴的水果，盛冰的壶有时甚至是用玉做成的。唐朝诗人经常提到瓜和玉壶。甚至在唐代以前，“清如玉壶冰”的比喻，就已经成了表示真正的士人坦荡、纯真的气质的一种套语。隋唐时代还使用了某种形制的一种“冰盒”，据一位著名的炼丹术士称，钟乳石质的石灰石是制作“冰盒”的最适合的材料。据此推测，大概当时有一种专门供实验室使用的冰盒，这种冰盒是用来储藏容易腐烂的试剂的器皿。

至于冰室与冰窖，皇宫里的冰室是无与伦比的。皇宫的冰室由上林署令负责主管——上林署令是管理朝廷苑囿、庭园和果园的一个官职。每年冬天，唐朝政府都要在冰室里贮藏上千块三尺见方、一尺半厚的冰块，这些冰块是在寒冷的山谷里切凿而成，然后由地方官送到京城里来。

既然有了如此切实有效的方法来保证宫廷里在夏天享用清凉可口的新鲜美味，我们就可以断定，也有同样合适的方法来保证那些来自唐朝边远地区的水果、花卉和树苗的安全运输。隋炀帝曾经使用蜡将四川运来的柑橘的茎干密封起来，十一世纪时，为了将洛阳最名贵的牡丹一路安全运送到宋朝的都城开封，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正如欧阳修所记载的运送牡丹的方法：先将牡丹放进小竹篮里，竹篮上面盖上几层绿色的蔬菜叶，这样就能避免颠簸和摇晃，然后再将花的茎部用蜡封起来，几天之内花都不会枯萎。唐朝人必定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而且据我们所知，在九世纪初期，唐朝人就已经在利用纸来包裹柑橘进行运输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其他的植物产品在运输途中同样也得到了类似的保护。

外来植物也正是通过与上述办法类似的方式运送到长安来的，管理这些植物也属于上林署令的职责范围，“凡植果树、蔬菜以供朝会、祭祀，其尚食进御及诸司常料亦有差”。来自康国的金桃和银桃也都如此，史书中明确记载，“康国献金桃、银桃，诏令植之于苑囿”。

唐朝的禁苑在“大内宫城之北，北临渭水，东拒瀍川，西尽故（汉）都城。其周一百二十里，禽兽、蔬果莫不毓焉”。

禁苑是一座巨大的苗圃和庭园，禁苑里不仅种植着世界各地的各种庭园果木，而且它还是唐朝各地营林植树的一个重要的树种供给来源。开元廿八年（740），唐玄宗曾经发起过一场特别的美化唐朝北方大都市的运动，当时他要求在“两京及城中苑内种果树”。果树的树种，很可能就来自上林苑。

尽管私人苑囿的规模无法与朝廷广袤的苑囿相提并论，但是有些私人庭园的规模必定也相当可观，而且其中的植物种类也为数不少，甚至有些还有外来的植物。杨国忠是杨贵妃的表兄，通过史书中记载的杨国忠家的年轻人对园林艺术所做的革新，我们就可以窥见当时的私人园林的一般情形。他们建造了一种可以移动的木制花园，这种花园安置在木轮上，园中种植了“名花异木”。每逢春日，就向公众展示这种新奇的花园车，车子一边走，一边还在缓慢地旋转，这样就能够使每个人都可以详细地看到车上的奇花异草。

最后，从外国引进植物的另一个来源，是由“药园师”掌管的药园，药园师本人是由“太医署令”管辖的。太医署坐落在京师之内，由专门课药的州负责种植、采集草药供太医署使用。太医署中有一批十六岁至二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在供实践用的药园中，由“医博士”指导——医博士不仅讲授药物学，而且负责向诸生传授各种医科的知识——学习“阴阳”理论，以辨别药性；了解草药的地理分布，掌握合适的收集季节；了解植物的各个部分的特性，区分有毒无毒的草药；配制处方以及学习其他各种科目的知识。唐朝人对于草药的需求量非常大，这种专门化的百草园对于唐朝的草药而言，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手段。

枣椰树

金桃和银桃并不是唐朝由西方引进的唯一的果树。唐朝从西方引进的果树还有枣椰树。枣椰树作为波斯的物产，久已为中国人所知，但是只是到了唐代才被正式引进。九世纪的药物学家详细描述了广州进口的波斯椰枣“皮肉软烂，味极甘”的特点，而在八世纪的本草中就已经指出了波斯枣“补中益气，除痰嗽，补虚损，好颜色，令人肥健”的优点。

椰枣以各种名称为人所知，其中最为常见的名称大概就要属“波斯枣”了。唐朝也曾经通用过枣椰树的两种借用外来语的名称——虽然这些名称并不是十分流行。其中一种名称有点类似来源于波斯语的“鹘莽”（* gurmang）或“窟莽”（* khurmang）；而另一种则是“无漏”（* mįu-lǝu），“无漏”看起来比其他的名称更难理解，但是有一位学者倾向于将这个名字看作是埃及字“bunnu”，甚至是与希腊字“phoinix”同源的名称。天宝五载（746），位于里海附近，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的陀拔斯单国的国王向唐朝贡献了“千年枣”，所谓的千年枣，就是枣椰树。但是我们还不清楚，这位使臣带来的究竟是枣椰树呢？还是保存下来的枣椰树的果实？在长安的气候环境中，这种树是几乎无法生存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九世纪时在广州已经种植了枣椰树。

菩提树

菩提树在印度是被奉为神圣的无花果树，它是觉悟（菩提）之树。虽然这种树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但是唐朝人对这种树却并不感到新奇。贞观十五年（641），一位印度国王曾经向唐朝皇帝贡献了一棵菩提树，贞观廿一年（647），摩揭陀国又贡献了一棵菩提树。摩揭陀国是这种神奇的树的发源地，所以由摩揭陀作为菩提树的提供者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萨谢弗雷尔·西特韦尔是这样描绘摩揭陀的环境的：

金香木开着蓝色的花，空气中漾溢着金香木的花香。更令人心旷神怡的是，这里是花树的天堂。就像阳光照耀着朗朗晴空一样，蒲桃和硕大的蔷薇树使这座花之城显得格外的明媚耀目。

据汉文史料记载，来自摩揭陀的菩提树“叶似白杨”，“一名波罗（pala）”。“波罗”这个名称是梵文“pippala”的缩译，这与在英文中将菩提树称作“peepul”的道理是一样的。“pippala”是“菩提（觉悟）树”（bodhidruma）的俗名，菩提树这个名称使我们想起乔达摩在一棵荜钵罗树下证得菩提（觉悟）的故事。据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记载，在阿育王皈依佛教之前，在比哈尔邦普提伽耶的那棵最初的菩提树曾经被阿育王焚毁，但是这棵树后来又奇迹般地在自身的灰烬中再次复活了。据说其他的灾难也曾降临到这棵菩提树的身上，但是通过不断地移植枝条，它一直生长繁衍到了现代。这棵菩提树最著名的后裔是斯里兰卡阿努拉达普罗的菩提树，这棵树被认为是世界上有文献记载其谱系的最古老的菩提树。它几乎已经成了智慧之树的普遍象征。在印度，菩提树甚至还有一些诸如“Puṇḍarîka”和“Aśvattha”之类的别称。在佛教中，智慧之树并非一定就是菩提树，黄金、水晶以及宝石等闪光的物体，似乎都是智慧的象征。段成式对于佛教的传说有浓厚的兴趣，他为我们留下了所有关于菩提树的最美妙而又充满神奇色彩的历史记载——当佛寂灭之日，菩提树如何变色凋落，阿育王如何焚烧菩提树，六世纪时设赏迦王如何毁树，菩提树有哪些不同的名称，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有关菩提树的记载，他还告诉我们摩揭陀国摩诃菩提寺中菩提树的情况，据段成式记载，这棵树：

树高四百尺，下有银塔周回绕之。彼国人四时常焚香散花，绕树作礼。唐贞观中，频遣使往，于寺设供，并施袈裟。至高宗显庆五年（660），於树立碑，以纪圣德。

菩提树在唐朝以前就已经传入了中国，人们常常将这种树种植在佛寺的空地中，佛寺里的菩提树作为佛陀以及佛陀向世人昭示的觉悟的象征，受到人们的高度崇敬。汉文中的“菩提树”这个名称有时被用来称呼其他的树种，尤其是用来称呼欧椴。我们尚不知道那些被唐朝人尊为神圣的无花果树，是否确实就是真正的伽耶的菩提树的分枝。如果摩揭陀国曾经贡献过这样一棵神奇的插枝的话，那么在唐朝的有关档案中肯定会记载它的特殊性质，但是现在却找不到这样的记载，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那些被唐朝人尊为神圣的中国无花果树，其实只不过是一些普通的荜钵罗树，只是出于对佛陀的尊敬，人们才将它们称作“菩提树”，而这种敬意通常都扩大到了每一棵这种树的身上。印度距离中国路途迢迢，可以想见，正是遥远的路程增加了人们对菩提树的虔敬之心，同时也使将荜钵罗树当作菩提树的做法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皮日休在一首用“齐梁体”写的七言绝句中，谈到了在浙江天台宗的一所重要寺院中种植的一棵受到尊崇的、从外地移植来的这种“菩提树”，这座寺院叫“国清寺”。诗中说：

十里松门国清路，饭猿台上菩提树。

怪来烟雨落晴天，元是海风吹瀑布。

娑罗树

娑罗木是由印地语“sāl”而得名的。娑罗木就是指粗壮娑罗树的木材，粗壮娑罗树是一种生长着黄花的优良树木。它能够生长出厚重、坚实、暗色的木材，这种木材在印度，尤其是在生长着粗壮娑罗树的孟加拉平原边缘地区备受人们的欢迎。这种树在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地区有不少关系相当密切的亲本树种，其中有些在耐久性方面甚至比广为人知的印度品种更为优良——现在它们大多以诸如“桃花心木”“新加坡杉”“婆罗洲杉”之类的讹称知名于世。虽然娑罗树在中世纪时就已经引入了中国，而且被广泛地种植，但是还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在中国使用了娑罗树的原木，至少在唐代时是如此。娑罗树在中国备受人们的赞美，不仅因为它来源于外国，而且生长着美丽的黄花，此外还因为它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如同菩提树一样，娑罗树与乔达摩本人的经历是联系在一起的。佛祖当年在拘尸那揭罗的娑罗树林中涅槃，并因此得到了“* śālendra-rāja”（娑罗树王）的称号，观音（Avalokiteśvara）的父亲妙庄严王（Śubhavyūha）也曾经得到过这个称号。根据传说，伟大的唐玄宗曾经被不可思议地放逐到了月亮上的水晶宫里，在那里，他见到了穿天入云的娑罗树，叶色如银，花色如云。

唐代以前，这种圣树似乎就已经被虔诚地引进了中国，它的枝叶被当作礼物馈赠。梁天监十八年（519），暹罗湾的“马来族”扶南王遣使南梁，“送天竺旃檀瑞像、婆（娑）罗树叶；并献火齐珠、郁金、苏合等香”。但是甚至晚至七世纪时，娑罗树在中国还不是十分普及，它还被认为是外来之物。开元十一年（723），文人李邕为楚州淮阴县的娑罗树写过一篇纪念性的碑文。七世纪末年，求法僧义净从西域取经归来时，曾经在这片娑罗树林中逗留过，淮阴的娑罗树林因此而著称于世。这位诗人写道：“婆（娑）罗树者，非中夏物土所宜有也。”“中夏”在这里就是指中国而言。

几十年之后，在唐玄宗天宝初年，唐朝四镇的长官在拔汗那得到了二百茎娑罗树枝，派人专程送到了长安。在《进树状》中称，娑罗树“不比凡草，不栖恶禽，耸干无惭于松柏，成阴不愧于桃李”。若干年后，在代宗统治时期，有更多的娑罗树被唐朝当局从西方运来，在唐朝慈恩寺的殿庭中就栽种了一棵品种优良的娑罗树。九世纪时，段成式曾经在慈恩寺里亲眼见过这棵树。在宋代的文献中，有关娑罗树的资料已经很常见了，看起来唐朝引进的枝条有许多已经生了根，所以娑罗树的有效引进必定是在公元八世纪中叶。

郁金香

郁金香是古代最稀有、最名贵的花之一，它也是供贵族享用的一种花。这种芬芳馥郁的紫色花朵在秋季开放。郁金香的起源地显然是在波斯附近和印度西北的地区。这些地区自古以来就精心培植了这种花。从郁金香深橙色的柱头里提炼出来的芳香染料，是古代商业贸易中的一宗重要的商品。在普林尼的时代，郁金香生长在希腊和西西里，罗马人用它来调配甜酒，作为一种优质的喷雾剂，它还被当作香水喷洒在剧场里；郁金香还是深受罗马妇女喜爱的一种染发剂——当然这是教会的神父所不允许的。这种植物在中世纪传入中国，在唐代，郁金香香粉在中国有很好的销路，它在当时是作为一种治疗内毒的药物和香料来使用的，但是唐朝人是否已经将郁金香作为染料，目前还无法断定。

汉文中将这种植物称作“郁金香”，意思是一种金黄色的物质，香气馥郁，就像古代用来酿制祭神酒的郁草。遗憾的是，“郁金”这个词已经被用来译写进口的“turmeric”。虽然“郁金”的名称里没有“香”字，但是它和“郁金香”还是常常混淆在一起的。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由于这两种物质也仅仅是以粉末状的商品为世人所知，所以在这些地区它们也是经常被混淆的。就这方面来说，郁金香常常还与红花和蓬莪术相互混淆——红花在很久以前就引进了中国，它经常被用来假充郁金香；而蓬莪术则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出产的一种芳香的根茎，它与郁金有近亲关系，在香料贸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药物、香料以及香在中世纪并没有被清楚地区别开来，为了将一种植物置于这样或那样的标题之下，我在此用现代标准对中世纪栽培的植物进行了硬性的划分。为了强调唐代的人已经知道了活着的郁金香，我们既没有将它归于“药物”名下，也没有将它划分在“香料”类中，而是将它放在了引进植物里进行讨论，这样做应该是一种最妥善的处理办法。

贞观十五年（641）和天宝二载（743），天竺国和安国分别向唐朝贡献郁金香，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贡献的是干柱头，还是整枝的郁金香。贞观廿一年（647），有一条关于郁金香的弥足珍贵的记载，据称：

伽毗国（Kapiśaa，罽宾？）献郁金香，叶似麦门冬（Liriope graminifolia，黑韭葱）。九月花开，状如芙蓉（即呈杯子的形状），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华而不实，欲种取其根。

显然这里所记载的是送到唐朝的整枝的郁金香。

总而言之，经过特别处理的郁金香——不管是外国进口的，还是新近栽培的——在唐代被用来洒在衣服和帘帷上，使其散发香味。七世纪上半叶很活跃的诗人卢照邻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双燕双飞绕画梁，罗帷翠被郁金香。

而九世纪的陈陶也写道：

轻幌芳烟郁金馥。

这里所指的应该是某种焚燃的香剂，也有可能是一种用来喷洒的雾剂。但是至少到了十世纪初年，就已经有了郁金香油。据记载：“周光禄诸妓掠鬓用郁金油，傅面用龙消粉，染衣用沉香水，月终人赏金凤凰一只。”

如同有些罗马的酒一样，某些唐朝酒也是用郁金香来调味的，李白曾经描述过这样一种芳香的饮料：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

九世纪的诗人大多喜欢采用色彩的比喻，而且乐于标新立异——虽说他们的比喻手法还处在不成熟的阶段。我们在这里引用的李白诗歌中提到的琥珀色的酒，为后来李贺用“琥珀”比喻酒开创了先例。而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以“郁金香”作为隐喻的表现手法，则滥觞于李白的另一首诗歌。李白在这首诗歌中写道：

燕麦青青游子悲，河堤弱柳郁金枝。

诗人在这里表现的是对红黄两色叶簇的一种视觉印象。或者如我们现代的词书中对“郁金香”的颜色的定义：“浓重而明快的一种淡黄红色的黄色色调”。简而言之，这是一种色调高雅而凝重的橘黄色的色调。甚至在一个世纪之后，温庭筠也还不敢使用李白那样大胆的比喻，而只是使用了“春树郁金红”的描写；但是在同一个世纪，李商隐则将牡丹园想象为舞女，而花瓣则被拟作舞女的衣裙。他甚至还使用了“折腰争舞郁金裙”这样的语句。“郁金”（或saffron）在这时已经不再是指外国来的香料，而是指一种美丽的颜色。但是促成这种比喻的是“郁金香”呢？还是“郁金”呢？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学术问题，我们还无法做出回答。

那伽花

在唐代，有一种花叫“那伽花”，这种花似乎是“Nāgapushpa”的译音。段成式曾经记述过这种印度的“蛇花”。据他说：“那伽花，状如三秦无叶花，色白心黄，六瓣，出舶上。”但是有好几种印度花的名称都叫作“Nāgapushpa”，那么究竟是哪一种引起了段成式的注意呢？对此，我们尚不得而知。段成式是一位博闻强记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横通”，由于他是佛教传说的爱好者，熟读佛教典籍，所以他记载的外国植物中有许多很可能是通过阅读得到的，而不是亲自观察的结果。我们相信，早晚会有印度学家将段成式记载的这种花识别出来。

佛土叶

另外一种无法考定的印度植物是“佛土叶”，这种植物的样品是由健达国在贞观廿一年（647）贡献的，据记载“佛土叶，一茎五叶，花赤，中心正黄，而蕊紫色”。这里记载的汉文名称译自梵文“Buddhakṣetra”，这个梵文词在好几种佛教宗派以及大乘末世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它指佛陀的权威得到公认，其教诫得到遵从的国土，但是它也指某个神秘地想象出来的、圣洁的国度，佛法最终将在这里流行——用我们的话来说，这就意味着“天国”——有时它甚至是指虔诚的佛教信徒所渴望的极乐世界，尤其是指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是这种圣洁的植物的叶子代表了五方佛土或极乐世界呢？还是神的蓝图不可思议地描绘在了每片叶子上呢？

水仙

水仙是传入中世纪中国的罗马植物。但是它的汉文名叫作“* nai-gi”（捺祇），这个名字很像希腊名“narkissos”，很可能是从波斯名称“nargis”翻译过来的。段成式笔下的捺祇是一种“红白色，花心黄赤”的花。这位坚持不懈的观察家还写道：“取其花，压以为油，涂身，除风气。拂林国王及国内贵人皆用之。”普林尼也曾经记载，从水仙中榨取的一种油对于冻伤具有加热升温的效用。根据中医的看法，冻伤也是属于“风”疾的一种病症。但是就实情而论，并没有证据说明段成式曾经见过这种花或者是油。虽然我们可能假定会有行人向段成式出示这种花或者油的样品，然而他留给我们的毕竟只是有关水仙花的描述，而没有说他是否亲眼见过这种植物。

莲花

宋朝的大哲学家周敦颐在他写的一篇脍炙人口的著名散文中，曾经对莲花倍加赞美。在他所处的时代，雍容华贵的牡丹是上流社会和平民百姓共同喜爱的花——在唐代，牡丹就深受世人的青睐——而与牡丹相比，菊花则备受人们的冷落，周敦颐将道德清高的隐逸者的品性归之于菊花，他还特别声称“吾独爱莲”，称赞莲花是“花之君子”。平心而论，这也正是莲花应该得到的赞誉。就某种意义上而言，周敦颐的这种评判确实不失为一种公正的看法。在唐代，莲花虽然比不上牡丹那样广泛受到人们的赞美，但是有唐一代颂扬莲花者却也大有人在。留存下来的大量有关莲花的诗歌。尤其是对泛舟采莲的抒情描写，说明了莲花在唐朝人心目中的地位。伟大的唐太宗本人就曾经写过以采莲为主题的诗歌，甚至在非常严谨的正史《太宗本纪》中，也记载了唐太宗“幸芙蓉园”的事。下面引录的是一首白居易写的观赏采莲人的诗歌：

小桃闲上小莲船，半采红莲半白莲。

不似江南恶风雨，芙蓉池在卧床前。

在这首以采莲人为主题的诗歌中，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南方湖区娇艳的少女采摘美丽的莲花的场面。这些少女红润、白皙的面庞与雪白、粉红的莲花相映成趣，妙不可言。她们就是美丽迷人的“越艳荆姝”或者“吴姬越艳”。尽管事实上在唐代以前很久，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印度的红莲花和白莲花，但是到唐朝时，这两种植物仍然还保留着外国的风韵，陈藏器在他的本草中写道：“红莲花、白莲花生西国，胡人将来也。”正是因为莲花在唐朝人心中还保留着外来物的新奇感觉，所以晚唐那些喜爱外国题材和浪漫题材的诗人创作了大量有关莲花的诗歌，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温庭筠和陆龟蒙就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唐朝末年的画家也发现了某些与莲花情景交融的事物，像刁光胤就是属于这一类画家中的一位。刁光胤曾在四川境内佛寺的墙壁上画过许多花、竹，他创作的《芙蓉鸂鷘图》一直保留到了宋代，另一位晚唐艺术家周滉也创作过两幅同一主题的绘画作品和另外一幅表现莲花与各种鸟的作品。

由于来自印度的佛像不断涌入，保留在人们对莲花的认识中的，逡巡不去的异国情调也就得以长久地流传了下来，莲花作为自生的实体的象征，起源于佛教之先的印度宗教。莲花由梵天的象征转而成为佛陀的象征，它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性，代表着一种纯洁无瑕的存在，而在阿弥陀佛崇拜中，莲花还意味着西方极乐世界中的纯洁无瑕的再生。特别是“Padamapāṇzi”菩萨——他的名字在汉文中译作“莲花手菩萨”——充分说明了莲花的比喻对大乘佛教的渗透，这就正如同天台“莲宗”——这个教派的经典是“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汉译作“妙法莲华经”——所体现的意义是一样的。莲宗曾经在唐朝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据信，这个教派是在四世纪末年由比丘僧慧远在“白莲池”创立的，但是这里的“莲”很可能是指“睡莲”。

汉文“白莲”这个词在唐代就已经成了一种固定的称谓，无论它是指真正的莲花（Nelumbo/Nelumbium），还是指睡莲（Nymphaea）。就像其他植物的奇异品种一样，白莲的罕见品种也被当作祥瑞，常常成为人们赞美的对象。白莲中的一茎二花，多瓣花等等都是作为祥瑞而著称于世的，这些品种也是画家喜欢表现的题材。常见的莲花品种是粉红色，其次是白色。有一种莲花我们称之为“重瓣”白莲，而唐朝人则称作“千瓣”白莲，这种莲花曾经是太液池中令人钦羡的一大景观——太液池是长安唐玄宗大明宫里的一个湖。但是这些富丽堂皇的白莲品种似乎没有流传到宫廷范围以外的地方——如果我们将太液池中的白莲作为例外，且将当时的文献资料中提到的北方白莲置诸一旁的话（很可能文献中将白莲与睡莲混淆在了一起，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北方的“白莲”），那么当时在中国北方地区似乎还并没有种植白莲。十二世纪的一位学者告诉我们，九世纪以前，在洛阳还没有白莲，白莲是在九世纪时由田园诗人白居易最先带到洛阳种植的，而在白居易的诗歌中也确实有许多关于白莲的诗。与白居易同时代的李德裕曾经不无夸张地认为，是他最先以白莲为题作赋的。他在《白芙蓉赋》中说：“古人惟赋红蕖，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仿佛焉。”简而言之，即使到了九世纪时，白莲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一种带有新奇感的植物，甚至对于像白居易、李德裕那样，在当时主要以热衷园艺著称的人来说也是如此。皮日休在一首称为“白莲”的短诗中，使用了充满印度情调的笔触，现在据实直译如下：

但恐醍醐难并洁，祗应薝葡可齐香。

半垂金粉知何似，静婉临溪照额黄。

额黄是象征性地涂抹在少女额头上的黄色的粉末，这在当时是一种流行的化妆用品，这种颜色是由铅黄，或者可能是雌黄染成的。

如果说红莲是唐朝人习以为常的一种莲花，白莲是一种不常见的品种，那么青莲和黄莲就属于非常稀有的品种了。虽然有一种美洲的莲花是黄色的，但是在旧大陆的莲花中，黄色并不是一种正常的颜色。唐朝人即使是知道黄色的莲花，那也只能是从宗教艺术品中得知的。例如，我们知道有一幅在敦煌发现的绘画，表现了一位女身的菩萨——很可能是救度母或者女性化了的观世音——身上穿着桃红色的女裙，胸前有黄褐色的披巾，系着灰色的腰带，披着长条披肩。这尊神像呈现坐的姿势，在一朵黄莲花上“轻轻地盘着腿”莲花就是印度化崇拜的产物。虽然真实的“黄莲”在宋朝的花迷中是非常之有名的，但是在唐代，黄莲却非常少见。赵嘏在九世纪中叶写的一首题为《秋日吴中观黄藕》的诗中告诉我们，他如何在一个“莲余片片红”的红莲池中发现了黄莲。我们知道浙江是一个园艺技术非常普及的地区，这些黄莲究竟是莲花的变异品种呢？还是技艺熟练的浙江园艺工匠培植的品种呢？很可能是后者。但是甚至在唐朝以前，在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关于“黄莲”的记载。例如大约写于四世纪的一本志怪古书中，就曾经提到过湖南山溪中的“黄莲”。但是十之八九，这里提到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黄莲，而是较为少见的、适应性很强的黄莲的近亲植物，即黄睡莲或者萍蓬草。

黄莲只是非常少见的珍品和自然造化的奇观，而青莲则与超自然之物混同在了一起。在唐代，似乎只有在那些近于巫术的艺术作品中，我们才能见到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青莲——虽然这一点并不足以使我们否定青莲作为一种幻想之物的存在。作为圣天与神的标志出现在敦煌宗教画卷中的莲花，大多数都是白色、桃红色或绯红色，但是也有很少的一些是青色的莲花。有一幅纯粹“吐蕃风格的”观世音像，肌肤金黄，手执青莲枝。我们还见到一幅文殊师利的画像，外表涂着深红色和其他鲜艳的色彩，文殊师利坐在一朵青莲花之上，而青莲则“安放在狮子背部的底座上——狮子的鬃毛、颌毛以及尾巴都是绿色”。青莲并非总是用在高贵的场合，它也出现在两个彩色陶制的“侍女”的鞋尖上，侍女头上的双盘假髻中插着花，穿着“美第奇（medici）领”的长袖短上衣。

在自然界里并没有青莲。但是在唐宋时代的文献中却一再声称，人力能够培植出青莲来。有一部宋初的类书中转引了一个湖州的染户家的故事（出处原缺，但是可以推定为唐代的著作），这家染户就能种出青莲（浙江是中国园艺业的中心，而湖州则在浙江的北部，因而我们更乐于相信这则传说）：

湖州有染户家，池生莲花。刺史命收莲子归京。种于池沼，或变为红莲。因异之，乃致书问染工。染工曰：“我家有公，世治靛瓮。尝以莲子浸于瓮底，俟经岁年，然后种之。若以所种青莲子为种，即其红矣，盖还其本质，又何足怪？”

这样一来，西方极乐世界才有的菩萨的花，竟然生长在了世俗百姓家的庭园之中。甚至据信驼背园丁郭橐驼也掌握了在靛青染料瓮中浸泡莲子，以种植深蓝色的莲花的技艺。对于这位并非虚构的矮小的人来说，这究竟可能吗？

更值得注意的是韩愈的那位狂放不羁的族侄的传说，据说他是一位精通道术的人，在后来的传说中，他变成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和算命卜卦者的保护神，他的形象被表现为携带竹鼓、拍板，或挎花篮，或擎仙桃，或吹长笛。这位年轻的奇迹创造者（如九世纪时段成式所载）使用诸如紫胶、甘汞之类的化学试剂处理牡丹花的根部，过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能随心所欲地得到青、紫、黄、赤等各种颜色的牡丹。据说他还能使有些花朵上清晰地显示出完整的诗句。也许本书的许多读者自己就能够通过向花根部附近的土壤里输送铁盐的办法，来使他们的绣球花变成青色，这种办法其实很简单，只需要将旧铁钉、金属罐埋进土里即可。所以本书读者对韩愈族侄人为控制花的颜色的方法不会感到太惊讶，但是普林尼记载的罗马人使用的办法，也许还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据普林尼记载：

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给睡莲染色的方法，……将花梗浸泡在黑色的酒糟或者是希腊酒里，以使花梗染上浸泡物的颜色，然后种在畦沟里，在四周填进大约一盎司的酒糟。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得到紫色的睡莲……

人们对普林尼的看法通常是：他总是采撷一些纯属于无根之谈的说法。而翻译这段记载的严肃的学者们也赞同这种看法，他们在注解中说：“费依认为，普林尼在这里一本正经地记载的这种不经的栽培法，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普林尼的这种态度显然是非常滑稽可笑的。”我们相信随着富有想象力的科学的发展，随着对可能性范围的日益模糊，贬低普林尼的人将必定会越来越少。

总而言之，青色的花的存在，总是最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伟大的中国植物收藏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在给伦敦园艺学会干事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的一封信中写道：“长着青花的牡丹，这种植物的存在无论如何是难以置信的。”或许在中国的典籍中残留下来的青牡丹，只是民间传说中对道教徒韩湘子的技能的回忆。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从与秋水仙属和秋天的藏红花有关的一种植物中，可以提取出有毒药物秋水仙碱，而秋水仙碱则可以在其他植物中引起变异——例如多瓣花的变种。道教徒的奇技秘术，现在已经面临着成为平常技能的危险。

青睡莲

与青莲恰恰相反，青睡莲虽然是由外国传入唐朝的，但它却是一种很普通的花。贞观十八年（647）的一段记载云：

伽失毕国（Kashmir）献泥楼婆罗花（nīla-utpala），叶类荷叶，圆缺，其花色碧而蕊黄，香芳数十步。

这种印度睡莲有时也称作“青莲”（这种混淆是很普遍的——“青莲”也指“埃及青莲”），印度青莲出现在文殊师利菩萨的手中，这种花的国际通用名称是“Nymphaea caerulea”。

就在同一年，与伽失毕为邻，“人性暴犷”“服用毛氎”的罽宾国也“遣使献俱物头（kumuda）花，丹白相间，其香远闻”。如果我们根据它的梵文名称来判断的话，这种外来花应该就是“Nymphaea esculenta”，即一种白睡莲（或许就是“N.alba”，但是根据其斑杂的色彩，我们可以断定，这是一种典型品种的稀有变异。白睡莲是女神吉祥天女和观世音菩萨的法座。在敦煌发现的一轴十世纪的绢画中，就表现了观世音坐在一朵白莲花上的情形。但是，与这种美丽的花有关的外来神并不止一个，白莲还是月天（candra）神的现世形象，而月天有时又被称作“白莲主”（Kumuda-pati）。虽然我们必须时时提醒自己注意，这种花常常与文献和绘画中的大白莲相混淆，但是同样我们必须看到，在神学价值上，它与埃及圣莲（Nymphaea lotus）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唐朝人通过佛教艺术，必定已经熟知了印度睡莲（不管是青莲，还是白莲），但是还没有证据表明印度睡莲曾经在中世纪的中国完全扎根，甚至在今天，它似乎还是一种稀罕的外来植物。

在唐朝境内也有一种土生的睡莲，这种睡莲的分布范围限于南方极边地区，即使是对这种土生睡莲的了解，在唐代几乎也只是模糊不清的传言和含混的记载，在汉文中称之为“睡莲”的这种花实际上是“矮睡莲”，即“N.teragona”，这种植物开一种白色的小花，其所以得名“睡莲”，是因为事实上这种花：

凡五种色，当夏昼开，夜缩入水底，昼复开也。与梦草昼缩入地，夜即复出，一何背哉？

所以，甚至连这种土生的睡莲也有些类似于来世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