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人看不起他自己国家的木材，

作为外国迷，他太爱外国的树木了：

“天啊！在胡桃木桌上吃饭，叫我如何忍受！”

只有红色纹理的桃花心木才适合我享受！

在我居室里摆设的每个柜子，每把椅子，

都是通过险恶的海洋，从异国他乡运到的舶来品。

——托马斯·沃顿《论奢侈》

唐朝人拥有优良的本地木材品种，本地的木材已经完全能够满足他们制作自己所熟悉的实用器具的需要：青龙木可以用来制作斧柄；坚韧结实，纹理美观的酸枣木是制作车轴、调羹和筷子的好材料；长江以南的樟木可以用来做船；四川出产的美丽的泡桐则可以制作五弦琴（配以玉琴栓和浙江产的丝弦）和中世纪中国的优雅的箜篌。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正仓院可以见到一把以高超的技艺复原的，已经“失传”的唐代箜篌。这把箜篌是用泡桐制作的，表面有用珍珠母镶嵌而成的花鸟图案，二十三根弦系在鹿骨轸子上。我们可以将这把箜篌看作是唐代精湛的木器工艺的代表之作。

唐朝对于其极南部地区的木材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因为南方比北方保留了更多的原始森林，而且在南方亚热带地区有丰富的硬木资源。在中国南方生长的硬木，有许多品种同时也生长在印度支那地区，所以我们可以将南方的树木产出的木材算作是一种“半外来”的木材。生长在岭南和印度支那，被称作“桄榔”的羽叶棕榈，就属于其中的一种。除了提供维系船板的椰子皮壳纤维和糕饼师所需要的西米之外，桄榔树还是一种带有漂亮木纹的紫黑色的木材，而这种木料尤其是制作双陆板的绝好的材料。印度支那也属于唐朝羁縻统治的地区，在岭南和印度支那出产的所有木材当中，竹子属于最有用的木材之一，它是制作各种各样的器具的原料。在唐朝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也生长着许多品种的竹子，但是在富豪和权贵之家，最推崇的还是用“斑竹”制作的器具——斑竹的茎干部分生长着紫色的斑点，这种斑点适合于各种各样的装潢目的，尤其是常用来制作最高雅的毛笔的笔杆。在正仓院的收藏品中，就有这种毛笔的样品：这些毛笔是用象牙、金银以及紫檀装饰而成的。漂亮雅致的斑竹出自北部湾的驩州。斑竹的声名是如此显赫，以至于有时还会出现假冒的赝品。在正仓院珍宝库收藏的斑竹制品中，就有用假冒的斑竹制成的物品。例如一件用来盛放墨锭的盒子外衬就是这种假冒的斑竹——目前还没有鉴别出这是一种什么材料。

八世纪初期，在建筑和装饰皇室成员以及豪门权贵的宅第、宫殿和一些重要的佛教寺院方面，追求奢华的风气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当时对于优质木材的需求量必定非常巨大，其数量之巨，竟然到了将长有这些树木的山林全部砍伐殆尽的地步。这种过分的需要不仅加剧了唐朝本土森林资源的消耗量，而且也将外来木材尤其是彩色和芳香木材的输入推向了新的高峰。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拥有各种外来木材制作的家具，已经成了一种时尚，所以唐朝权贵的家里都散发着一种热带木材的芳香气味。李贺对一位唐朝皇室公主出行的描述，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李贺笔下的公主以及仆从顶盔贯甲，一身戎装，“奚骑黄铜连锁甲，罗旗香杆金画叶”。为了维持这种挥霍奢侈的场面，同时也为了满足国家庄重的礼仪大典的需求，宫廷工匠需要有大量的印度群岛的稀有木材，结果这种木材通过唐朝安南羁縻地区和广州的大海港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唐朝境内。在外来木材中，主要有在唐朝被称作“紫檀”的“sanderswood”，被称作“榈木”的“flowered rosewood”以及被称为“白檀”或“香檀”的“sandalwood”。

紫檀

“紫真檀出昆仑、盘盘国，虽不生中华，人间遍有之。”苏恭告诉我们，紫檀在唐朝各地随处可见，他对这种木材的称呼，使用了部分由梵文名构成的名称，称为“紫旃檀（candana）”，“紫旃檀”就是“紫檀”，因为在中世纪中国，一方面认为这种精美的细木家具用材与檀香木有关，另一方面又认为它与榈木有关，所以起了这样一个混合的名称。在古代汉语中，“檀”字是指“rosewood”（榈木）而言的，但是这个字同时又被用来译写“candana”（檀香），这种语音上的联系，突出地表明了它们之间在语义上的密切关系。马来亚的檀香木（sanders）是在中国常见的一个树种，这种树带有类似玫瑰的香味，木质为淡黄或淡红色。或许这种树的更为疏远的亲系也传到了中世纪的中国——例如像安达曼群岛的紫檀木（padouk）和印度的檀香木（sanders）都属于这一类。安达曼群岛的紫檀木是一种精良的木材，而印度的檀香木不仅可以用于建筑的用途，它的无味的木材还可以提供一种有色的粉末，以作为种姓的标记。实际上印度檀香木之作为颜料与它作为木料的用途相比，几乎是同样出名的。印度檀香木产出的染料在中世纪欧洲被用来给酱油着色，而马来亚檀香木产出的染料末，在唐朝则被用来浆染衣物。“紫檀”还是制作弦乐器，尤其是制作琵琶的最优质的材料，紫檀琵琶在唐朝的诗歌中随处可见，例如孟浩然就曾经描写过一把用金粉装饰的紫檀琵琶。在日本奈良正仓院，至今仍然可以见到各种装饰精美的紫檀琵琶，例如这里的收藏品中有一把用紫檀制作，由珍珠母嵌花、利用龟甲以及琥珀装饰成的唐朝的五弦琵琶（这是仅存的一把）。可以见到一把“阮咸”（日文“genka”）或“秦琵琶”。这种乐器是以古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名字命名的。这把阮咸也是用紫檀制作而成的，而且在装饰工艺上同样也使用了与以上五弦琵琶相同的三种珍贵材料，镶嵌了鹦鹉和其他的图案。

不过美观的紫檀木在当时也被用来制作大量其他的小型器具，幸运的是现在留存下来了不少类似的实物样品。在正仓院有一个用来向佛陀提供祭品的矩形的盒子，顺着木料的纹理镶嵌着黄金，在彩色花卉的画面上覆盖着一层水晶饰板；圣武天皇使用过的一个扶手，是用黄金、樟木以及着色象牙装饰的；一件用象牙镶嵌成动物图案和玫瑰花饰的棋盘；一块带有在透明龟甲下面用金叶和银叶装饰成花卉图案的双陆板；还有一个用黄金、水晶以及瓶料玻璃嵌成花、鸟、蝴蝶图案的长柄香炉——所有这些奇珍异宝，全部都是用紫檀制作成的。文献资料也能为我们提供其他众多的，由紫檀制作的物品的描述：九世纪时，值得称许的是一副半为“婆罗洲樟木”，半为紫檀的棋子；同一时期的一位宫廷丽人有一个能产生共鸣的“白玉”盘，她将玉盘悬挂在紫檀框架上，用一枚犀角槌来敲打；九、十世纪时，活了八十多岁的诗僧贯休，曾经描写过一个“赤旃檀”塔——很可能是一种小型的木塔；太宗皇帝极度推崇王羲之的书法，据说他收集了三千纸二王父子的书迹，以一丈二尺为卷，连缀成为卷轴，“装背率多以紫檀轴，首白檀，身紫罗褾织成带”。

榈木

严格地说，这里的“rosewood”（榈木）是指黄檀属的各种树木，这些树木因其美丽优雅的淡黑的颜色和引人注目的斑驳的花色而受到制作家具的工匠的普遍珍视；它的得名是因为它本身具有的香味，而不是它的颜色。黄檀属树木（有些因其黑褐色的颜色而被称作“青木”）生长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热带地区。其中特别知名的种类是爪哇的“Dalbergia sissoides”和印度的“D.latifolia”以及“D.sissoo”这两个品种。在这些昂贵的榈树中，最后提到的这种榈木在阿契美尼王朝统治时期的古波斯有很好的销路，例如在苏萨，它与雪松和丝柏一起被用来制作奢华的椅子和床架。

唐朝的细木工匠利用榈木的一些种类作为原料，其中大多数很可能是被称作“花榈木”的“D.hainanensis”，正如同它的学名所表示的那样，这种树木是由海岛船运到广州的；但是唐朝使用的榈木很可能也包括印度支那的黄檀属树木。八世纪时，陈藏器写道，榈木“出安南及南海，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这种花纹美观的木材还因为医学上的缘故而受到人们的欢迎——榈木制作的枕头可以治疗头疼。

檀香

檀香是一种小寄生树的白色或淡黄色的心材，这种树生长在印度、爪哇以及巽他群岛等地。陈藏器写道，檀香“树如檀”，意思是说这种木材类似于中国黄檀的淡黄色的木材。尽管檀香通常又被称作“白檀”，但黄色的确是这种芳香木材的本色。檀香自身可以散发出芳香的气味，而且具有细密的木纹，它还能够依靠自身的油来防止腐烂，所有这些特点使檀香深受人们的喜爱。檀香是制作精雕细琢的艺术珍玩的理想选材，例如微型小圣像、珠宝盒以及其他类似的小型珍品，都可以选用檀香来制作。檀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在宗教方面的用途，檀香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作用，就相当于雪松在古代近东所起的作用——在近东地区，所罗门圣殿的木材以及代表灵魂不朽的埃及木乃伊箱使用的木材，都是选用雪松。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唐朝檀香的主要来源。尽管唐朝使用的未加工的檀香原材以及综合加工成的檀香人工制品都是来源于印度和印度支那地区，但是它的确切的来源以及这两个地区各自贡献的相应的数量，现在都还是个谜。贞观廿一年（647），一个叫作堕婆登（* Dabatang，或许就是苏门答腊）的印度尼西亚国家曾经向唐朝贡献“白檀”。檀香的其他进口地我们并不知道，相关文献在言及檀香时，只是说进贡“异香”或别的什么笼统的名称。

檀香在东方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陈藏器称，檀香具有“治中恶鬼气，杀虫”的功能。所谓“治中恶鬼气”的性能，被解释为可以排出肠胃中的胀气，而中世纪的阿拉伯人也确实是用檀香来解除肠绞疼的。毫无疑问，这种做法与将檀香作为化妆品的习俗一样，最初也是起源于印度——在印度化的印度支那诸国中，也盛行以檀香末作为化妆品的习惯。但是在中世纪时代，医疗与美容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这就正如神龙元年（705）般剌蜜帝在汉译密宗《楞严经》中所记载的那样：“白旃檀涂身，能除一切热恼。”

就人的感官而言，檀香那神奇芳香的气味表现出了隐藏在它如神一般的躯干中的抵抗恶魔的性质。由于同样的原因，檀香木是雕刻佛像芬芳的法身的最理想的材料，例如唐玄奘就曾经见过一尊檀香木的观世音像。其他大大小小的许多檀香木像也在东方各地广泛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由于这种思想发展的结果，檀香就进一步成了佛自身的称号。例如十方十佛中的南方佛就称作“南方欢喜界旃檀德如来”。

在印度佛教的影响之下，早在唐朝之前几百年，檀香木以及与其有关的情感和想象就已经传入了中国。旃檀（candana）这个词在晋穆帝升平元年（357）出现于中国，但是当时这个字仅仅是作为印度群岛的一个国家的名称而出现的；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旃檀又作为树名出现。最初译为汉文的这个外来词的读音大体上相当于“candana”，用来指称“旃檀”和“真檀”。这很可能是因为汉文中将“rosewood”（榈木）也称作“檀”，所以“檀”字作为一种专有的成熟名称，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这种芳香心材的名称——檀香。

唐朝作为佛教文化的顶峰时期，在这时出现了大量的佛像，其中许多佛像都是用檀香制作的。唐朝行僧鉴真曾经亲眼在广州见过一尊白檀雕像。据鉴真记载：“（广州）开元寺有胡人（遗憾的是他的名字不详）造白檀‘华严经九会’，率工匠六十人，三十年造毕。用物四万贯钱……敕留开元寺供养，七宝庄严，不可思议。”另一位虔诚的朝圣僧，日本和尚圆仁也曾经提到过一尊按照权臣李德裕的命令制作的释迦牟尼像，这座像高三尺，用白檀木雕刻而成，安置在扬州的开元寺。圆仁曾与这位大僚一起在“瑞像阁”（坐在椅子上！）啜茶。当时瑞像阁在波斯和占婆商人捐赠的帮助下，重新进行了整修。

可信程度不如上述记载的是佛僧不空的故事。据说，当唐玄宗招来不空，令他祈雨时，不空曾经“焚白檀香龙”。无论是采取以人作为神的代用品的方式，还是如这里所举的例子一样，采用焚烧偶像的办法，焚烧雨神都是中国本土一种历史悠久的习俗，在这个故事中，不空和尚使得中国古老的习俗适应了印度固有的习惯。

用檀香制作的实用器具大小不等，小到正仓院收藏的八叶盒，大到李白诗歌中提到的“旃檀阁”，各形各色，应有尽有。檀香既是一种宗教用材，同时也是一种奢华排场的材料。天宝十载（751），唐玄宗在长安为安禄山建造了一所豪华的住宅，而且为他配置了最昂贵的家用器皿，例如金、银制作的厨具，在家具中还有“帖白檀床二，皆长丈，阔六尺”。咸通十二年（871），唐懿宗也曾赐给安国寺的僧人两个高台讲座，用来讲经说法。讲座高两丈，由檀香和沉香构架而成。这两个讲座比唐玄宗赐给安禄山的檀香床更为豪华壮观。同样华丽堂皇的是九世纪时五台山天台寺的禅台，这座禅台的表面覆盖了一层檀香膏，微风拂过，幽香可以飘到很远的地方。

檀香甚至还相当普遍地成了当时诗人们信手拈来加以应用的、带有异国情调的比喻：例如对偶句“檀香塑”与“贝叶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印度或者印度化的社会环境的无意识的图画。更为稀见的是天资聪颖的妓女赵鸾鸾在一首情诗中所用的暗喻“檀口”，这个暗喻显然是指“口香如檀”。

乌木

柿属树是柿树的近亲，也是印度、印度群岛等地的土产，柿属树中有许多树能够产出一种美观的黑色硬木，我们将这种木材通称为“乌木”。早在公元四世纪时，乌木的有些种类就已经随着波斯舶进口到了中国，当时将这种木材称作“乌文木”。到十二世纪时，我们又见到了进口的乌木，例如当时一位文人曾经清楚地描写了古琴乌黑的表层，并且指出：“古琴历年既久，漆光退尽，惟黯黯如海舶所货乌木，此最奇古”。唐代正好处在上面提到的两个时代的中间，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唐朝进口乌木的直接证据。如果乌木确实是八世纪中国使用的外来木材中的一种重要的用材，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期望在正仓院的珍宝库中发现用乌木制作的器物。正仓院的收藏目录中经常提到“黑柿木”制作的精美的细木工家具——例如一张六角小桌和一个带有蝶绞门的柜子，但是这种木料似乎并不是真正的乌木，而是一种用苏方汁染过的淡色的柿属木材。总之，这个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