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炫耀名目繁杂的药草制剂，

讲述它们奇异、神妙的性能。

——弥尔顿《科摩斯》

药物学

根据九世纪时阿布赛义德的记载，在中国有一种习俗，这就是在公共场合竖起一座巨碑，上面镌刻着人们易患的几种疾病和对症治疗的简要说明。这样一来，就可以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足以信赖的处方；如果患者很穷的话，他还可以从国库中支取治疗费用。在同时代的著作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与这个美妙的传说类似的记载。但是在唐朝诸皇帝统治时期，用来教诲百姓的文告确实是刻在石碑上的，而且当时唐朝政府对于公众慈善事业，尤其是对病坊也的确具有强烈的兴趣。这种出于人道的兴趣以及服务于人道的活动得到了佛教的大力推动。大约在六世纪时，佛教这个外来的宗教就已经成了真正的中国化的宗教，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起，公共慈善事宜成了中国佛事活动的一个正式的组成部分，而并非仅仅是临时性的活动。食物和其他捐赠物由寺院的僧侣分发给穷人，而且还设立了免费的医疗机构，为贫穷无助者提供必需的药物。这些慈善活动构成了“悲田”的主要内容。悲田在当时被认为是宗教生活的两大内容之一，另外一项内容是“敬田”，敬田是指祈祷和宗教仪式等内容。七至八世纪是远东中世纪佛教的全盛时期。这时在各地的大城市中普遍建立了固定的赈济穷人的病坊和其他以宗教为名的机构，这些机构通常都是秉承君主的旨意而设立的。武则天就是一位热心的佛教徒，她曾经任命专使监管为“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而设立的悲田。八世纪中叶时，云游僧鉴真也曾在商业城扬州创设了类似的慈善机构。唐玄宗本人信从道教，但即使这样，他还是遵照佛教徒的理想，在开元廿二年末（735年初），发布了一道诏令，“禁京城丐者，置病坊以廪之”。会昌五年（845）禁佛以后，宰相李德裕提出了一项建议，将曾经由佛寺管理的病坊改由世俗任命的行政官员管理——虽然病坊后来又恢复成了宗教性质的机构。

唐朝刑法规定，医生治病必须严格遵照古药方和官修本草的规定，如果因“误不如本方”而导致病人死亡者，要处以“徒两年”的刑罚，如果患者是皇帝的话，则医生要被处以绞刑。这一套严格的官方律令的实施，对于因循守旧者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正是古代处方集被毫无创造性地抄进最新药典的原因——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这却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若非如此，许多药方就会失传了。但是就医学界所应当进行的新尝试和医生的独立自主而言，这些律令却是很不利的。尽管唐朝官方在医疗方法上强调正统性，但是医生们实际的行医活动却有某种新的开明精神，这就大大地缓冲了官方那种有损为医之道的不利影响，这种医风甚至在官方和因循守旧者的圈子里也逐渐产生了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这种新的医风是佛教伦理影响的结果。

孙思邈是中世纪最优秀的医生的楷模，也是杰出的、献身于佛教的慈悲原则的榜样。作为一位博学多识、受人尊敬的道教徒，孙思邈曾经拒绝了隋朝的征召，只是在他年老时，才来到了唐太宗的朝廷，但是却没有接受官职。这位矢志不渝的杰出人物曾经为《老子》和《庄子》作注；并写下了一部叫作《千金方》的三百卷的药方总集；他还撰写了第一部汉文眼科学论著和其他一些著作。孙思邈在西方医疗化学家之前，就已经提倡使用无机药物。当孙思邈临终时“遗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最终，他在药王庙中被人们祀奉为神。

孙思邈的一位门徒也在医药界享有盛誉。他就是孟诜。孟诜一生中，尤其是在武后统治时期曾经担任过多种官职，这一点与他的老师是大相径庭的。武后末年，孟诜致仕归山，以药饵为事。到了玄宗朝时，孟诜声誉日隆，一直活了九十三岁才去世。孟诜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医方专著。

当我们谈到唐朝的医药状况，尤其是较多地提到唐朝的药物学时，就不可能不提到陈藏器——恐怕这里已经漏记了许多值得一提但相对保守一些的药物学者。陈藏器详细而又审慎地记录了唐代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记载虽然与医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有很高的价值。《本草拾遗》就是陈藏器撰写的一部伟大的著作。正如书名所表示的那样，这部著作是对保守的官方药物学著作的补充。到了宋代时，陈藏器的后辈们对《本草拾遗》中收录了那样多的非正统的资料而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些资料中包含了许多中世纪初期刚刚开始使用的新的药物，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唐史中没有为陈藏器立传——这是对他标新立异的惩罚。唐史中还毫不客气地指出，正是由于陈藏器称“人肉可治‘羸疾’（结核病？）”，所以，从此以后“民间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进”。

最后，作为一本专门论述外来文明的著作，我们也不能漏掉一位在中国被称为“李密医”的波斯籍医生。开元廿二年（734），李密医随同多治广必成一起到达了日本，他是对日本奈良时代文化做出了贡献的许多不同国籍的外籍人当中的一员。

唐朝的药物学家已经有大量的药物学文献，其中既有旧的，也有新的。唐代药物学的基本藏书至少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神农本草》，这部药典是以管理稼穑、畜养之神的名字命名的，而且它还是一部被尊奉为“经”的药典。《神农本草》是一部原始时代的著作。虽然这本书很可能是在汉代才汇集成书，但是其中却包含了许多相当古老的资料。流传到唐代的《神农本草》是在五世纪末年由陶弘景编辑而成的，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书中还增添了这位贤哲本人通过观察得来的知识。最初的《神农本草》正本将药物分作“三品”，这种分类法体现了鲜明的道教色彩：其一为“上品”，上品药可轻身延年，如朱砂、石青、云母、仙芝、茯苓、人参、麝香、牡蛎都属于上品药；其二为“中品”，中品药可滋补抗病，像雌黄、雄黄、硫黄、生姜、犀牛角以及鹿茸之类都属于中品药；其三为“下品”，下品药是一些有毒的，只能用来治病的药物，例如赭石、铅丹、铅粉、狼毒乌头、蛙以及桃仁都被归为第三品。唐朝的第二种比较重要的药物学文献是《名医别录》，在六朝的药物学著作中，陶弘景的《名医别录》的重要性远在其他各书之上，这本书在具列后汉名医的同时，还记载了许多《神农本草》中的资料。第三种是唐朝官修的《新修本草》，这部著作完成于显庆四年（659），是由李勣领衔编著的。但是更著名的唐朝本草是苏恭编撰的新版本的《唐本草注》。这部伟大的著作包括了大量的、自从陶弘景以来新得到的资料，尤其是收录了南方植物的资料，这部著作显然还是第一部绘图的本草。在唐朝的插图稿本药物学著作中，在描绘南方药物的同时，必定也画下了那些真正由外国传来的药物的图形；甚至有一位医药插图画家的名字也一直流传了下来，他就是曾经画过《本草训诫图》的王定——王定是七世纪的人。值得一提的第四种著作，就是我们已经说过的孙思邈的著作，这里必须再次提到他的《千金食志（方）》，在孙思邈的这部著作中收录了价值“千金”的食疗药方。第五种是孟诜的《补养方》（八世纪初期）。第六种是张鼎的《食疗本草》，这部著作扩充了先前同类著作的内容，在后唐时代产生过广泛的影响。第七种就是李珣写的《海药本草》（八世纪中叶）。最后是王焘的《外台秘要》。

这些最重要的“人文资料”，当然首先是用来为天子服务的，而我们所知的大多数药物，也正是为了唐朝皇室配药使用的。唐朝政府在京师拨出了一大片地方，用来作为皇家的药园，药园由“药园师”掌管。药园师是太医令管辖的五“师”之一，五师为药园师、医师、针师、按摩师和咒禁师。药园师“以时种莳收采诸药。京师置药园一所，择良田三顷，取庶人十六已上，二十已下充。药园生业成，补药（园）师。凡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花实、草实骨肉之异，及有毒无毒者，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皆分别焉”。这些草药从药园中进入宫内，以备宫廷药房之需。宫廷药房有两位主管人，他们的头衔是“尚药局奉御”。这些高明的药剂师负责诊断、开方、配药。他们的药方是根据某种固定的原则配制的：每剂药应该包含一剂“上药”——为君养命以应天；三剂“中药”——为臣养性以应人；九味“下药”——为佐疗病以应地。更重要的是，唐朝宫廷的药剂师还必须考虑到药剂的味道与身体五脏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错综复杂的事项。例如，病“在肺、膈者，先食而后服药；在心、腹者，先服药而后食”。“凡药供御，中书、门下长官及诸卫上将军各一人，与监、奉御莅之。药成，医佐以上先尝，疏本方，具岁月日，莅者署奏；饵日，奉御先尝，殿中（尚药奉御的上司）次之，皇太子又次之，然后进御。”

另外，对于普通老百姓使用医药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却很少——除了佛教病坊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外——对于唐朝药物的零售情况，我们实际上甚至是一无所知。总的来说，可以推测在广州、扬州和长安等地应该有巨大的药材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并不清楚民间是如何使用医药的。但也有一个例外，这就是位于四川平原的梓州。从九世纪中叶开始，在每年的九月初（时约公历十月），来自唐朝各地的药商都云集在梓州城，开办盛大的药材集市，这种集市一般要持续八天八夜。

然而对于唐朝所采用入药的药物种类，我们知道的就多得多了。整个植物界、动物界以及矿物界的资源，都是药剂师利用的对象。几乎没有一样东西对治疗疾病是无用的，哪怕是非活性的、有毒的，或者那些只能令人作呕的东西也对治疗疾病有用。从当时数量庞大的药物名目中，只需很少的实例就足以说明唐朝使用的基本药物是多么的驳杂：浙江和四川出产的附子，广西北部和江西南部出产的桂皮和菌桂，西北出产的大黄，北方和东北出产的人参，长江口出产的莲根，湖北与四川出产的贝母，四川南部出产的香蒲，北方与漠北的甘草，陕西出产的茯苓，陕西的斑蝥与泌油甲，山西的山里出产的龙骨，四川、甘肃山里的羚角，从云南北部延伸，经由四川、西藏丘陵地带进入中国北部、蒙古草原以及东北地区所出产的麝香，四川和山东的公牛牛黄，湖南南部的犀角，岭南的蟒蛇胆，鄂尔多斯地区的野猪毛粪石，山西太原的砒霜，山东、湖北、广东的钟乳石，四川北部的芒硝，山西中部的硝石，山东和安徽北部的云母，甘肃的岩盐，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泻盐，中国中部地区，尤其是浙江出产的葛粉等等，都是医治各种疾病的药材。

幸运的是，在奈良正仓院收藏了一些真正属于八世纪的药品的标本。这些药品是与兵器、游戏用具、家具以及其他的物品一起保留下来的，它们大都是由来访的外国人赠送给圣武天皇的礼物，756年（相当于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圣武天皇死后，光明皇后将这些物品——包括大约六十多种药品一起——全都赠送给了东大寺（一所巨大的佛教寺院），正仓院就是收藏这些物品的仓库。正仓院的药物大部分都是属于中国出产，但也有一些比中国更远的亚洲其他国家的物产。亚洲其他地区出产的药物有伊朗的肉桂、五倍子、丁香、密陀僧；印度的胡椒、犀角；此外还有斑蝥、化石“龙骨”以及其他许多种药物，其中还包括一些在我们看来根本就不属于药物的物质，例如伽罗木、苏方、朱砂以及银粉。只是到了1948年以后，才有可能对这些珍稀药物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对有些中世纪药物进行确认，就是1948年以后取得的重大发现之一，例如以前我们不知道“芒硝”实际就是泻盐的古名，换句话说，我们以前一点也不知道早在中世纪时，在中药中就已经使用了泻盐。

即使我们只是根据已经刊布的最优秀的权威著作来推算，唐朝合成的药物也已经多达上千种，而且据称这些药物能够治疗当时已知的所有疾病。探讨许多古代医药的真正价值，近来已经成为学者和科学家热切关注的课题。当今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从某些方面看来颇“现代”的特效药物，其实早在中世纪中国的中药中就已经使用了。如在唐代时，就已经使用白头翁来治疗阿米巴状的痢疾，利用甘汞来治疗性病，用酒中浸泡的葫芦来治疗脚气。但是我们不大会相信最上等的龙化石，即多种颜色的化石中乳白色的一种，具有治疗梦魇和邪魔的功效，当然我们也不可能接受将白马的干阴茎与蜂蜜一起泡入酒中，就能够治疗阳痿的说法。而将桃符煮烂治疗“中恶、精魅邪气”，对我们来说似乎已经不属于医术，而是巫术了。但是我们只有完全放弃我们的“科学的”和“美学的”成见，努力将唐朝的医学看作是中世纪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尽可能宽容地对待其中真实的和虚假的、美好的和丑陋的东西，才能做到客观公正地考察唐朝的医学。例如：在立春这一天，如果夫妇在就寝前都饮用过雨水的话，妻子就必定能够怀孕；从花上收集的露水，对润肤增白大有奇效；由锡、金与水银调配的混合物制成的软膏，是医治极度忧虑的镇静剂；甘汞是医治“鼻上酒皶”的良药；雄黄对治疗“一切毒”都有特效；磁铁矿——一种作为炼金药的天然磁石，这种磁石的粉末可以治疗“阳事不起”——不仅有“益精除烦”的功效，而且能够主治“子宫不收”；根据记载，硝石有利尿调经的特殊功效；“诸药中甘草为君”，甘草因“调和众药有功，故有国老之号”，而且甘草尤其能够治疗各种腹疾；兰草是古代洒圣水祓除的一种香草，“此草浸油涂发，去风垢，令香润”；锦葵属植物可以作为润肠药使用；大黄根可“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青蒜“煮食，主温中下气，补虚益阳，调和脏腑，令人能食”，捣汁服，则能“解药毒，疗狂狗咬人数发者，亦涂诸蛇虺蝎虿恶虫毒”；冬葱有益于幼儿生长；干生姜能够治疗“霍乱腹胀，腹中胀满，胸肋满疼痛，大便不通”诸症；蕨有催眠的功效；薯蓣可作镇静药物；干杏对于心脏疾病有疗效；干桃可以治疗肺病；将箭笴和箭镞“密安所卧席下，勿令妇知”，则可以治疗“妇人产后腹中痒”；如果“人身上结筋”，用杓“打之三下自散”；捣碎的蜘蛛汁对治疗蛇伤有效验；海马主治难产，“妇人难产带之于身，甚验。临时烧末饮服，并手握之，即易产”；牡蛎可以治疗性功能失调，如夜间遗精；驴肉同五味煮食，“主风狂，忧愁不乐，能安心气”；食虎肉能“辟三十六种精魅，入山虎见畏之”；野猪脂“炼净和酒日三服，令妇人多乳，十日后可供三四儿”。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唐朝药物学知识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由道教的传说和实验构成的，它着重强调矿物质——首先是可以延年的朱砂——内服的作用；不管道教徒这些做法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唐朝的医学都受到了耽于幻想的炼金术士的看法的影响。这种情况正好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当时的医药手册总是带有返老还童、复精壮阳以及沟通神明的空想色彩。但是“道教的”药方也并不是人人都接受的，例如甄权和张杲就告诫人们警惕朱砂的毒性。然而，当时的时代环境对于“道教徒”的主张是有利的，而且道教徒的支持者们出于质真，也希望能够发现无所不能的灵药，在他们看来，这种药即使不是在唐朝科学家的丹房里，至少也在那些遥远的国家里——这些国家又是同传说中的，长生不老的神仙居住的琼岛之类的仙界混淆在一起的。所以，与唐朝之前的六朝时期相比，唐代对于外国药品的需求量非常巨大，而在六朝时，在海外贸易中占有头等重要地位的是宗教用品——如佛陀遗物、画像以及焚香。既然唐朝人大量需要外来的药物，当然同时也需要有外来的药剂师。所以唐朝的贵族阶层，狂热地崇拜来自天竺的奇人异士、法术精深的瑜伽师以及善能密咒总持的僧人。这样一来，通过一种混合了许多宗教因素的、与时代风气（虽然在汉代已经有例在先）臭味相投的、想入非非的炼丹术，那些携带仙丹妙药的佛教徒和湿婆教徒，就都被看成了与唐朝本土的炼丹术士、服食药饵者相类的外来的奇人异士。

早在唐朝之前，印度的医学就已经对中国的医学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许多印度医学方面的著作，尤其是佛教的医典，都被翻译成了汉文。到了唐朝时，印度医药学著作的影响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七世纪翻译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治病合药经》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在这本经书中既有医疗药方，也有巫术配方（dhāraṇi）。具有特殊效验的印度眼科医学，似乎也是印度医学对唐朝发生影响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天宝七载（748），当鉴真行脚到达广东时，就曾经在广州附近的韶州找到了一位外国眼科医生，为他治疗眼病。而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孙思邈撰写的开创性的眼科学专著，显然也是受到了佛教医学著作的启发。

这些行事诡异、妄夸海口的天竺“假道人”，未必总是能够得到因循守旧的朝廷士人的善遇，朝廷的士人往往都谴责这种妖妄邪术。众所周知，唐朝有许多皇帝都曾服食道士的长生不老丹药，当时有人坚持认为，这些皇帝的不明死因，实际上就是服丹药中毒的结果。持这种猜疑态度的人，当然是直接反对唐朝本地和天竺的方士。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曾经邀请过著名的天竺医师为他们合制延年药。唐高宗的一位朝臣曾经就高宗“欲饵胡僧‘长生药’”一事进谏，他引用唐太宗的事例，说明长生药并无异效——当时确实有一种传言，认为唐太宗的死与服食胡僧的长生药不无关系。与此类似的一件事发生在宪宗元和五年（810），当时唐宪宗向宰臣们询问对于长生不老仙药的价值的看法，一位宰臣郑重其事地回答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这位大臣还以已故的唐德宗为例，说明服食丹药的害处——唐德宗曾经请一位天竺胡僧为他配制长生之药，结果“服药之后，遂致暴疾。及大渐之际，群臣知之，遂欲显戮胡僧，虑为外夷所笑而止”。但是唐宪宗似乎并没有听信关于他祖父暴卒的这种解释，因为他本人后来仍然因为服食“金丹”而中毒，而且据信在他的后代中，因为服丹而暴卒者，尚不止一人。

虽然有大量的服食金丹而致死的教训，但是对或有奇效的道教—天竺药物的信仰却并没有减退，唐朝的使臣们还在继续为皇帝到处搜寻新的灵药，开元四年（716），有胡人向唐玄宗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宝，可往营致；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师子国（斯里兰卡）求灵药及善药之妪，置之宫掖”。但是这一次因为受命陪同那位姓名不详的胡人的大臣向玄宗进谏说：“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礼。胡药之性，中国多不能知；况于胡妪，岂宜置之宫掖！……此特胡人眩惑求媚，无益圣德，窃恐非陛下之意，愿熟思之。”这样，唐玄宗才放弃了这次计划。对于这些异域胡人的“眩惑”表示虔诚的厌恶，只是当时保守的君主们惯常的态度，因而玄宗放弃这一计划，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并不具有典型意义。外来的药物持续大量地进入唐朝境内。大量的药物又都特别集中在了佛寺里。九世纪时海外贸易的正常数量大大低于八世纪的数量，但即使是在九世纪，外来药物仍然多半集中在佛寺中。这种情况多少使我们有些诧异。根据九世纪诗人许棠的记述，当时的佛寺中有大量的“异药”。另据皮日休记载，一位叫作元达的和尚有一所药园，元达虽然已经年逾八十，但是他还是喜欢在药园里莳弄珍异的药草。很明显，就引入唐朝的药物的传播普及而言，寺院的草药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虔诚的朝圣僧在引进这些药草方面所起的作用，在这些真诚的草药采集者中，有许多人是为唐朝统治者服务的外国人。中亚人那提就是这样一个人。在经由海路来到唐朝之前，那提曾经在南亚各地到处游历，永徽六年（655），他带着大批梵文写本到达了唐朝的都城，但是在第二年，他就被派往印度群岛采集异药，此行他只到了广东；龙朔三年（663），他又为了同一目的前往真腊国。遗憾的是，此后他的事迹阙载。在类似的传记中，我们常常会发现一种大无畏的精神——采药者要完成他们的使命，就要有足够的冒险精神，这些人当中经常会有人因为搜集药物而丧生。

外来药材同样也会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进入唐朝的境内，当然那些以“进贡”为名，从遥远的属国来到长安的半商业性质的外交使团也属于这一类。进口的药材要在边境地区接受严格的检查，进口药材的销售价格是根据药物本身的价值以及唐朝政策的要求而制定的。我们虽然无法推测出这些药物的具体种类，但是却不难想象通过边关障塞运来的这些亚洲最上等的医药品的数量规模，尤其是在八世纪上半叶那万邦来朝的时代——吐火罗国曾经几次献“异药”，波斯王子亲自献“香药”，迦湿弥罗“间献胡药”，罽宾国献“秘方奇药”。到了九世纪，当商业渠道有所改变时，吐蕃也曾经遣使献“杂药”。

随着唐朝的药物学家熟知这些奇方异药的特性，他们的研究成果就逐渐被收入已经刊布的药典里，从而开业医师也就得以了解这些药物的用途；而对这些药物的需求也同时随之增长；结果，许多药用植物也就移植到了唐朝的土地上。上文提到的李珣的伟大著作《海药本草》，就是这种社会背景下的产物。《海药本草》虽然足本已佚，但幸运的是其中的一些片段被宋代及以后的医书所大量引用，借此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本书的部分内容。郑虔的《胡本草》则远远没有如此幸运——《胡本草》很可能是一部专门论述伊朗药物的著作，这本书也是在唐朝以后散佚的，现在很难见到《胡本草》的引文。

质汗

在印度传来的异药中，有一种叫作“质汗”（citragandha，即“多种香味的”）的药物，这种药是在八世纪时由北天竺一位信奉佛教的国王派人送到长安来的；更多的质汗药则来自吐火罗国和一个来自突骑施、石国、米国、罽宾国的联合使团。这种制剂含有柽、木蜜、松脂、甘草、地黄和“热血”等成分，（据陈藏器说）质汗药调入酒中，主治“金疮伤折，瘀血内损，补筋肉，消恶血，下血气，妇人产后诸血结”。陈藏器告诉我们，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试验这种药的效力的方法——“番人试药以小儿断一足，以药纳口中，将足蹋之，当时能走者良”。

底也迦

乾封二年（667），拂林国使臣向唐朝皇帝献“底也迦”，这是一种货真价实的万能解毒药。据普林尼记载，这种丸药有多达六百种不同的成分。据汉文史料记载，底也迦“出西戎，彼人云用猪肝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甚珍重之”。苏恭也说，底也迦主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至于这种万能药的制剂中是否会有诸如没药、鸦片以及大麻——中世纪伊斯兰的解毒药中通常就有这些药物——之类的成分，我们还不清楚。

豆蔻

中国本土就有土生的豆蔻，但是由于热带出产的豆蔻在唐代更受人们的喜爱，所以就有大量的热带豆蔻进入唐朝境内。“黑豆蔻”或“苦豆蔻”在汉文中又称作“益智子”。黑豆蔻出自岭南与印度支那，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植物看作是一种“半外来”的植物。据记载，将益智子“去核，取外皮，蜜煮为粽食”，可以起到健脑的作用，所以这种食物又叫作“益智粽”。但是益智子还具有更多的一般性质的滋补作用，主“益气、安神、补不足”，“夜多小便者，取二十四枚入盐同煎，服有奇验”。

“真豆蔻”出自交趾，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时，这种干果就已经从印度销往希腊，而且在罗马非常有名。据李珣报道，豆蔻叶“近苦而有甘”，豆蔻的叶、皮、果者可以入药。

“变种豆蔻”是印度支那出产的一种带有樟脑味的豆蔻，它也是唐朝进口的豆蔻中的一种，对于治疗“上气喘嗽”尤其有效。

爪哇的“圆豆蔻”或“串豆蔻”是从一个叫作伽古罗的地方运到唐朝的，这个地方显然在马来半岛西海岸。这个国家的名字仍然保留在阿拉伯文里，它的意思就是“豆蔻”（qāqulah）。看来这种植物是从爪哇带来的，而马来半岛则是出于商业的目的才种植这种植物的。到了十一世纪时，圆豆蔻就被移植到了广东。唐朝人将这种豆蔻称作“白豆蔻”，正如段成式所说，这是因为圆豆蔻“子作花如蒲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则变白，七月采”。白豆蔻有各种重要的医疗用途，其中包括治疗支气管炎和肺充血。

九世纪是一个诗人们被奢华、新奇的异国情调以及奇香异彩强烈吸引的时代。“豆蔻”这个词在九、十世纪的诗歌中是个很常见的词，在吴鞏、李贺、杜牧以及韩偓等人的诗歌作品中都出现过这个词。

肉豆蔻

陈藏器是记述“nutmeg”的第一位中国人，他将“nutmeg”称作“肉豆蔻”。据陈藏器记载，这种香料——虽然当时似乎并没有将它作为一种香料来使用——是由“大舶”带到唐朝来的，而且与豆蔻一样，是“迦拘勒”地区的土产。但是，根据李珣的说法，肉豆蔻生于“昆仑大秦国”。这种说法并没有告诉我们肉豆蔻的原产地，但是却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肉豆蔻贸易范围的信息。其实早在六世纪时，欧洲就已经知道了东印度出产的肉豆蔻。在唐朝有一种用肉豆蔻研成末做成的粥，可以用来治疗各种消化功能紊乱的症状和腹泻。肉豆蔻及其配方在中国显然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到了宋朝初年，在岭南就已经种植了这种植物。

郁金与蓬莪术

郁金属于姜黄属植物，是一种能够分泌出大量色素而且多少带有一些香味的根茎产品。从最狭义上来说，郁金在姜黄属植物中是一种微带辛味、多用作颜料的物种；据悉，这种普通的郁金是中国西南地区土生土长的品种。与普通郁金有密切亲缘关系的一种植物，是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地区以蓬莪术知名的一种高级的芳香品种。蓬莪术主要是用作香料的原料。在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地区，还有姜黄属植物的许多其他的品种，它们分别被用作染色剂、医药、咖喱粉以及香料制剂等多种用途。在汉文中，这些植物的集合名称叫作“郁金”，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指出的，虽然“番红花”在汉文中被比较明确地被称为“郁金香”，但是“郁金”这个字也是指“番红花”而言。总而言之，在贸易中和实际应用时，郁金与郁金香往往混淆不清，当有关文献中强调其香味时，我们就可以推知：这不是指郁金香就是指蓬莪术，反之，就是指郁金。

据唐史记载，天竺“有金刚、旃檀、郁金（或‘蓬莪术’？），与大秦、扶南、交趾贸易”。或者这里说的“郁金”是指郁金香也未可知。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它很可能是指郁金、蓬莪术和郁金香这三种植物。与这种情况类似的是，在唐代，“郁金”是大勃律、谢䫻、乌苌、迦湿弥逻等地的产品。这些国家大都位于印度的西北部地区，就这一点而言，唐史中记载的“郁金”很可能是指“郁金香”，尤其对于迦湿弥逻来说，它作为郁金香的故土实际上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

另外，波斯人则认为蓬莪术生于中国。波斯人的这种看法，或许可以由中国称为“姜黄”的一种姜属植物得到解释。姜黄也是由西域传入的。苏恭告诉我们说，姜黄“西域人谓之‘蒁’”，这个字的发音类似于“Jud”或“Jet”；在另一处，苏恭又说因为普通的郁金可以医治马病，所以“胡人谓之‘马蒁’”。或许汉字“蒁”就是某种东方语言中的“Zedoary”（蓬莪术）的第一个音节的译音；在阿拉伯语中，蓬莪术叫作“jadwār”。

在唐朝医药中，郁金主要用于治疗“血积下气，生肌止血，破恶血”。据记载，郁金还常常被用来涤染妇女的衣物，在染衣物的同时，它还能够使衣服上带上一股轻微的香味，但是这里的“郁金”究竟是指郁金（turmeric），还是指郁金香（saffron）——在古代，郁金香也被作为染料来用——我们还不能断定。而与龙脑香一起铺在天子将要经过的道路上的“郁金”粉，则不是郁金香就是蓬莪术——请比较1960年发自布鲁塞尔的一条新闻：“11月15日，在杜博安国王与多妮娅·伊·阿拉贡的婚礼上，将在布鲁塞尔购物街中最繁华的吕讷韦大街上喷洒香水。”在九世纪中叶，唐宣宗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废除了唐朝铺洒香粉的习惯。

胡桐树脂

在汉文中，将许多很重要但是却相互无关的树都称为“桐”。大体上来说，“桐”一般是指泡桐属植物，由于泡桐长着美丽的紫花，所以它又被称作“花桐”。从语言上来看，可以与桐类植物归为一类的树主要有被称作“梧桐”或“青桐”的“凤凰树”；有被称为“油桐”的“木油树”；有被称作“刺桐”的“珊瑚树”；还有被称为“胡桐”的“脂杨”。胡桐的树脂又被称作“大叶钻天杨树脂”（tacamahac），这个名称还被用来称呼北美的香脂白杨树脂和一种印度支那的树产出的芳香榄脂，而这种树却根本就不属于杨树。到了唐代时，被称为“胡桐”的这种树脂就已经传入中国内地。所谓胡桐树脂出自一种杨树，这种树的木材还可以用来制作家具。从中国的西北和戈壁地区一直向西通往欧洲的广大地区，到处都生长着这种杨树。这种树的汉文名称是因为它与“梧桐”（凤凰树）相似而得名，而不是因为与泡桐类似而得名。这种杨树的树脂在唐朝的市场上叫作“胡桐津”或“胡桐泪”。有些古时候的权威认为，胡桐泪是“虫食其树而脂下流者”。胡桐树脂“有夹烂木者”“有沦入土石碱卤地者”等等。甘肃、哈密以及突厥斯坦和伊朗各地也是唐朝使用的胡桐树脂的来源地。

医生们利用这种胡桐树脂治疗“大毒热，腹烦满”，而且还将它作为催吐剂来使用。更重要的是，胡桐树脂还被珠宝工匠，尤其是隶属于宫廷的珠宝匠作为一种焊接金银器的焊剂来使用。

刺蜜

陈藏器是记述西域交河出产的“刺蜜”的唯一的唐朝药物学家。他说：“交河沙中有草，头上有毛，毛中有蜜，胡人名为‘给勃罗’（khār-burra，即‘羊羔刺’）。”这种说法使我们想起了阿拉伯的“骆驼刺”。陈藏器显然是研究了这种甜蜜的渗出液，他还具列了刺蜜能够治疗的多种疾病，其中包括“暴痢下血”。

另外还有一种与刺蜜相近的糖质物质，或许是与刺蜜出自同一来源。据记载，这种物质“生巴（四川）西绝域中”，陈藏器将它称作“甘露蜜”，这种名称将它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天生神奇的甘露联系了起来。陈藏器主张用甘露蜜来治疗“胸膈诸热，明目止渴”。

吉莱阿德香膏

吉莱阿德香膏又称“麦加香膏”，是一种阿拉伯植物的汁液，据说是示巴女王将它引进了巴勒斯坦。九世纪时，这种绿色的树脂引起了段成式的注意，他记载说，这种香膏“汁如油，以涂疥癣，无不瘥。其油极贵，价重于千金”。据段成式记载，这种香膏出自拂林国。的确，罗马人是知道这种香膏的，因为在庞培和韦斯巴芗的凯旋仪式上，就曾经展示过产出吉莱阿德香膏的勃参树。段成式所记录的汉文名“阿勃参”，是这种树的名称的叙利亚语形式“apursāmā”，它来源于希腊文“bálsamon”。但是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吉莱阿德香膏当时已经传入了唐朝。

波斯树脂

波斯树脂是一种有甜味的树脂，它是一种树的树液，这种树与生产阿魏的树有亲缘关系。段成式也知道这种树脂。他还记录了波斯树的波斯文名称“bīrzai”（䭱齐）和与阿拉姆语“khelbānita”同一语源的闪语名“顸勃梨咃”。“khelbānita”是犹太人使用的圣香的四种成分之一的名称。普林尼和其他罗马作家也知道这种树脂。段成式说这种树脂生于波斯和大秦（一般指罗马的亚洲部分），并且认为它可以“入药疗病”。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肯定在唐朝境内是否见到过这种树脂。

阿魏

与波斯树脂不同，阿魏作为一种药物和调料，在唐朝很有名气。唐朝人普遍接受了这种药物的西域名称，将它称为“阿魏”。这个名字很可能就是吐火罗语“aṅkwa”的译音，唐朝人还知道它的梵文名称“hiṅgu”（形虞）。进口的阿魏有晒干的树脂饼和根切片两种，据认为，后者的质量不及前者。当时有许多亚洲国家都向唐朝提供这种昂贵的药材。其中主要者有谢䫻，此外还有波斯以及其他没有记载国名的南亚和中亚的国家。阿魏进入唐朝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由位于准噶尔边缘的唐朝重镇北庭每年作为土贡向朝廷进贡，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由商舶经由南中国海运来。

阿魏可以刺激神经，帮助消化，但是唐朝人利用最多的是它“体性极臭而能止臭”的奇异性能。阿魏还是一种高效的杀虫剂；而且“阿魏枣许为末，以牛乳或肉汁煎五六沸服之，至暮以乳服”，可以“辟鬼除邪”。

贯休和尚是一位天才的画家和诗人，他生活在九、十世纪之交，享年八十多岁。据贯休写的《桐江闲居》诗来看，阿魏可以与茶同时服用：

静室焚檀印，深炉烧铁瓶。

茶和阿魏暖，火种柏根磬。

数只飞来鹤，成堆读了经。

何妨如支遁，骑马入青瞑。

这里说的“香印”当然是指香钟。支遁是四世纪时的一位隐居僧人，他还是一个非常喜欢骑马的人。我曾经反复强调过，段成式的笔记中的资料，更多的是得自广泛阅读各种语文的书籍，而不是靠他亲身的观察，所以我们不能根据他的书中记载有某种植物或动物，就贸然地断定这种植物或动物在唐朝出现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位兴趣广泛的学者的知识来源并不是仅仅限于书本。在详细描述生产阿魏的树时，段成式曾经提到了向他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资料的两位僧人，其中一位是“拂林人”，名叫“弯”，而另一位是某个叫“提婆”的摩揭陀人。向段成式提供资料的这位拂林人很可能是小亚地区的人或叙利亚人。这件事表明，在段成式记载外来物时，他必定依靠了其他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外国人所提供的口头资料。

蓖麻子

据苏恭说，“𦱔麻”有唐朝种者，也有胡中来者，因其“结子如牛蜱”，故名“𦱔麻”。苏恭说的就是蓖麻子。在古代的许多地区，蓖麻都因为产油而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据认为，蓖麻最初很可能是在埃及栽培的，埃及人用蓖麻油来点灯。在唐朝，蓖麻子以及用蓖麻子榨的油都是用来治病的。

清泻山扁豆

我们将印度的“金黄”或“王树”以及阿拉伯的“印度角豆树”或“项链黄瓜”称作“天竺金莲花”或“金花”，或者更名副其实地将它称为“清泻山扁豆”。这种树的花非常美丽，长长的荚中生着鲜红的籽实。它是一种印度土生的树，因为它籽实周围的黑色果肉是一种享有盛誉的、治疗便秘的药物，所以从很早开始，清泻山扁豆就传遍了所有的热带国家。在唐代，清泻山扁豆被称为“婆罗门皂荚”或“波斯皂荚”，这是因为这种树与中国的“皂荚”（the Chinese honey locust）或被叫作“墨皂荚”的“皂豆树”（soapbean tree）很相似的缘故。清泻山扁豆的印度名称叫“āragvadha”（阿勒勃），阿勒勃对于唐朝医生来说是很熟悉的一种药物，他们用阿勒勃的籽实来治疗多种内科疾病。

海藻

食用海藻类植物在中国并不算鲜见，例如可以调制美味菜汤的紫菜，就是中国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一种常见的出产——有时紫菜是从日本带来的。石莼是一种生长在南海浅水域中的“海莴苣”，在唐朝时，它就以“石莼”知名。当时石莼被作为一种利尿剂使用。唐朝人还注意到了石莼在“胡人”医学中的用法，并且将它记录了下来。

淡海带是一种褐色的海藻或海草，它含有丰富的碘、钾和糖。在唐代，淡海带被称为“昆布”，每年都由朝鲜半岛的新罗国贡献。东胡部落渤海靺鞨向唐朝朝廷贡献的土贡中也有昆布。据记载“海岛之人爱食之，为无好菜，只食此物，服久相习，病亦不生，遂传说其功于北人，食之皆生病，是水土不宜耳。”昆布作为治疗各种肿瘤的一种特效药，深受唐朝人的欢迎，其中有一种肿瘤看起来肯定是甲状腺肿。

人参

在传统的中草药中，人参的人形根茎是真正的草本灵丹妙药。这种“神草”或“皱面还丹”——所谓“皱面还丹”是一个拟炼丹术的名称，它表明了人参的神奇功效——生长在山西太行山脉中的紫团山，但是大多数人参和最上等的人参都是从朝鲜半岛的高丽、新罗、百济诸国以及东北各地采集来的。据记载：

新罗国所贡者有手足，状如人形，长尺余，以杉木夹定，红丝缠饰之。

将人参作为礼物赠送友人，是唐朝的一种习俗。馈赠人参就像赠送一首诗、一幅画或者是一枚宝石一样司空见惯。在唐朝的诗歌中留下了许多因接受人参而表示谢意的篇章。例如皮日休在一首言辞极为夸张的诗歌中称，这种根茎在益寿延年方面的价值远远在道家术士的力量之上。唐朝的药物学家和其他许多人都认为，人参“主五劳七伤……补五脏六腑”。中国—朝鲜出产的人参的价值可以与希腊—阿拉伯出产的曼德拉草相媲美。根据中国科学家新近的研究，古人所记载的人参的神奇药效，其实并不足为奇，他们的研究表明，人参实际上含有一种刺激交感、中枢神经系统和泌尿、生殖系统的兴奋剂。

各种药草

“延胡索”是蓝堇属的一种植物，这种植物的黄色根茎是由奚国经安东都护府传入唐朝的。据记载，延胡索可以治疗肾病。

“白附子”是远东的一种“麻风树”的块茎，这种微毒、褐色的块茎生长在朝鲜以及甘肃的边远地区的沙地中，它在当时被用来治疗“心疼”。

“仙茅”是一种星形花草本植物的根茎，一位天竺僧人将它献给了唐玄宗。仙茅又称“婆罗门参”，意思是说它在滋补健身、恢复元气方面的功能可以与人参相比。唐末或宋初，在中国种植了仙茅，到了十二世纪时，这种植物已经成功地移植到了广西。

“乾陀木皮”这种药草见于李珣的记载，据李珣说，乾陀木皮“生西国，彼人用染僧褐，故名；乾陀，褐色也。……安南亦有”。“乾陀”这个名字很可能就是梵文“gandha”（香料）或者“kanthā”（百衲衣）的译音。在唐代，人们将乾陀木皮与酒一起煎服，用来“温腹暖胃”。

“黄屑”是安南贡献的土贡，可以作为黄色染料，还能够止咳，治疗腹疼。它显然是黄檀末或与此类似的一种东西。

“胡黄莲”生长在波斯沿海地区，它的根茎能够治疗肠道疾病和痔疮。胡黄莲究竟是一种什么植物，现在还没有定论。宋代时，这种植物就已经移植到了陕西和甘肃地区，但是现在似乎已经绝迹了。

唐朝人将某种有毒的种子称为“鹤虱”。它是从包括波斯在内的西域传来的一种植物，外国人称之为“天鹅虱”。鹤虱可以用来驱虫和治疗各种溃疡以及肿瘤。

芦荟是从非洲多肉植物中提取出来的一种苦味的结晶。因为它“味苦如胆”，所以又被称为“象胆”。芦荟被用于治疗“小儿诸疳热”，据说芦荟产于波斯。

“雚菌”是生长在东海芦苇盐泽中的一种白蕈，雚菌与酒和服，可以治疗绦虫。

其他还有一些神秘而未知的药草，例如由北天竺和吐火罗的僧使带来供朝廷享用的那些无法考知的“胡药”，以及由那些研究外来药物的专家——如陈藏器、李珣等具列的药草等。在这些药草中，甚至有一种“带之令夫相爱”的“无风独摇草”。

毛粪石

在中国，来源于动物的药物中还没有一种比毛粪石更有名。确切地说，毛粪石是在许多反刍动物的第四胃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山羊的第四胃中——发现的一种结石；作为一种解毒剂，毛粪石在近东地区享有盛誉。在中世纪中国，将“毛粪石”称作“牛黄”，但是当时中国所说的“牛黄”与毛粪石的经典定义往往是不相符合的。即使不是大多数，起码有一部分“牛黄”是从牛的胆囊中取出来的胆石，而不是胃里的结石。这种胆石在医疗中的作用与其说是物质的，倒不如说是精神的。据记载：“牛有黄者或吐弄之”，“尝有人得其所吐黄剖之，中有物如蝶飞去”。这种怪异的记载，其实不足为奇，因为还有记载称，牛黄确实具有“安魂定魄，辟邪魅，卒中恶”的功能。这种贵重的药材是中国本地的产品。大部分牛黄都出产于山东，作为土贡，山东的许多城镇每年都要向朝廷贡献牛黄，同时贡献的还有石器和可食用的软体动物。四川也出产一些牛黄。甚至像波斯这样遥远的地区也非常需要这种中国的“毛粪石”。在波斯地区，牛黄作为辟邪物和药物，很受人们的珍视。另一方面，唐朝也从新罗国得到了大量的牛黄；另外还有一些牛黄来自东北和南诏。上元二年（761），拔汗那向唐朝进贡了一种被称作“蛇黄”的、形状像龙一样的结石，这在当时必定引起过很大的震动。

腽肭

在《本草纲目》中，保存了一段由李珣从古代地志中摘录的引文，在这段引文中描绘了一种叫作“腽肭”的朝鲜动物。据记载：

（腽肭兽）出东海中，状若鹿形，头似狗，长尾。每日出，即浮在水面。昆仑家以弓矢射之，取其外肾，阴干百日，味甘香美也。

所谓“外肾”，当然是指动物的睾丸。“昆仑家”则是“昆仑儿”的异称，指印度尼西亚人。此处提到的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昆仑儿”很令人费解——除非它只是泛指“熟练的海上渔猎者”。这种叫“腽肭”的动物显然是某种“海豹”。如果我们将记载中的“长尾”当真的话，也有可能是指水獭。这种动物大多是在“新罗海内”捕得的。这种药与药草和酒服，可以治疗“鬼气尸疰，梦与鬼交”以及各种阳痿症。很可能海狸香和麝猫香也是以腽肭的名义买卖的，在唐代时，还没有将它们区别开来。

蚺蛇胆

在真腊地区的诸城邑，游荡着一些专门猎取人的胆汁的可怕猎手，唐朝虽然没有这种以猎取人的胆汁为业的猎手，但是唐属安南的蚺蛇却必须为了京城医师的需要而献出它们的胆囊。这些爬行动物的胆囊也被普安（位于今贵州省）专门采集胆汁的人以同样的方式摘去。李珣仔细观察了南方的生活，他曾经目睹了每年五月五日“养蛇户”剥取蚺蛇胆的情形：

普安州有养蛇户，每年五月五日即担蚺蛇入府，祗候取胆。余曾亲见，皆于大笼之中，藉以软草，盘曲其上。两人舁归一条在地上，即以十数拐子从头翻其身，旋以拐子按之，不得转侧。即于腹上约其尺寸，用利刃决之。肝胆突出，即割下其胆，皆如鸭子大，暴干以备上供。却合内肝，以线缝合其疮口，即收入笼。或云舁归放川泽。

段成式也听说过蚺蛇的传闻，他记录了一种更简单的捕蛇方法：

蚺蛇长十丈，尝吞鹿，鹿消尽，乃绕树，则腹中之骨穿鳞而出，养疮时，肪腴甚美。或以妇人衣投之，则蟠而不起。其胆上旬近头，中旬近心，下旬近尾。

在药市上的人往往用其他动物的胆冒充真正的蚺蛇胆，但是内行的药物学家有一种识别真假蚺蛇胆的方法：“试法，剔取粟许着净水中。浮游水上，回旋行走者为真”，而沉入水里的就是假货。一般情况下都是以猪胆和虎胆来冒充蚺蛇胆的。

蚺蛇胆在唐朝医药中的应用，将唐朝与印度支那联系了起来；在柬埔寨和其他地区，蚺蛇胆也在医药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唐朝医师用蚺蛇胆治疗“血痢，虫蛊下血”以及其他的疾病。

白蜡

安南白蜡就是晒白的普通黄色蜜蜡。在唐代，甚至连这种白蜡也有医疗上的用途。据记载，“孕妇胎动，下血不绝欲死，以鸡子大煎（白蜡）三五沸，投美酒半升服，立瘥（一种巫术治疗法？）；又主白发。镊去（白发），消蜡点孔中，即生黑者”。

人发

八世纪时，大量人发从东北和朝鲜送到了长安。读者可能对此会感到惊讶，究竟这些外国人的长发会有什么特殊的功效，使它们更胜过唐朝人的头发呢？除了巫医之外，这些头发是否还有其他的用途呢？相对来说，要探讨巫医使用头发的情形是比较容易的。对巫医而言，头发不仅具有很强的效力，而且还是很危险的药物。甄权的弟弟甄立言是与甄权齐名的医师，据唐史记载：“有道人心腹懑烦弥二岁，（立权）诊曰：‘腹有虫，误食发而然。’令饵雄黄一剂，少选，吐一蛇如拇，无目，烧之有发气，乃愈。”头发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蛇。另据记载：

取生人发挂果树上，乌鸟不敢来食其实。又，人逃走，取其发于纬车上，却转之，则迷乱不知所适，此皆神化。

但是大多数与头发有关的药方，都与“自缢死，绳主颠狂”之类的药方属于同一类。当时之所以认为头发具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人们认为头发具有束缚、捆系、紧紧缠绕的功能。如果“小儿惊啼”，用“乱油发烧研，乳汁或酒服少许，良”；如果成人“无故遗血”，则用“乱发及爪甲烧灰，酒服方寸匕”。

绿盐

“绿盐”产于中亚焉耆地区和伊朗，同时也有从海上运来的绿盐。绿盐与天然的青铜碳酸盐即石青类似，而且也和石青一样，可以用来治疗眼疾。绿盐有时又称作“胆矾”，我们认为，它肯定是一种结晶状的硫酸铜，这是一种假想的治疗沙眼的药物。唐朝人用金属铜和醋配制出绿色的碱式碳酸铜，以作为绿盐的替代品。但是医师警告说：“以铜醋造者，不堪入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