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的帷幕都是用古代的锦绣制成，

象牙的箱子里满藏着金币；

杉木的橱里堆垒着锦毡绣帐、绸缎绫罗、美衣华服，

珍珠镶嵌的绒垫、金线织成的流苏

以及铜锡用具……

——威廉·莎士比亚《驯悍记》，第二幕，第一场

在九世纪中叶时，有个叫作“女蛮国”的国家。这里的人璎珞被体，危髻金冠，所以又被称为“菩萨蛮”。据苏鹗写的传奇故事中记载，九世纪中叶，当女蛮国向长安的唐朝宫廷进贡时，在他们的贡品中有一种叫“明霞锦”的纺织品：

大中初，女蛮国贡……明霞锦，云炼水香麻以为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间，而美于中华锦。

在唐代，从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地区传入唐朝的纺织品中，有一种以“朝霞”知名的纺织品，这些打扮得像菩萨一样的阿玛宗人贡献的这种神奇的纺织品，似乎就是在“朝霞”的基础上，经过想象加工而形成的产物——“朝霞”是一种精美的棉纺织品，在下文中我们将对这种棉织品进行比较详细的讨论。正是因为唐朝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华美的纺织品和最精致的编织品的原产地和生产中心，所以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世上必定有比唐朝生产的所有纺织品都更美丽的织品，而这种想法正好与苏鹗夸张的想象力不谋而合。

就唐朝纺织品的制作而言，最有用的纤维是蚕丝。蚕丝有两种，一种是由家蚕缫出的长丝，另一种是由野蚕缫出的短而易断的一种纤维，这种纤维需要纺成细丝。蚕丝之外，还有制作素雅的和装潢用的亚麻布的许多植物纤维，其中包括苎麻、葛、大麻、芭蕉和竹。羊毛在远东大多被用来制作毛毡，而当时的毛织品则更多地具有伊朗文化的特色。

利用这些纤维制作的纺织品名目繁多：由唐朝的织染署提供的一份正式的织物品目单上，规定了各种纺织品的制作种类：织纴之作有十个种类，其中包括绢、绫、罗、纱以及亚麻布和毛织品等，组绶之作有五种，紬线之作有四种，其中包括柞蚕丝。在唐朝的纺织品中，最有特色的是一种纬线斜纹图案。有些学者认为，这是由西方传入的一种新的纺织方法。斜纹织作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而在萨珊织作物中，纬线斜纹尤其具有重要的地位。虽然在古代中国就已经知道了经斜纹，但是在纺织中并没有太多地使用。经面缎纹是唐朝的一项新发明，它是一种由许多精美的经线完全盖住纬线的经斜纹。这种图案美丽的织物通常被称作“锦”，它实际上是一种彩色的绫。尽管有些锦在唐朝仍然是使用古老的经线样式制作的，但是绝大多数唐锦都是纬线棱斜纹图案。不过唐朝也能够生产在丝线上编织着金叶的真正的锦。似乎是在八世纪时，墙毡织物也已经通过回鹘突厥人传到了中国内地。此外，唐朝还能生产印花织物。这些织物都是通过“底片”的方式印染成的，即先将设计图案刻在印花模板上，织物则被压在模板之间，然后将染料注入镂空的地方。从八世纪起，唐朝人就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这与印度和西方典型的以蜡作为排色物的印染方法正好相反。

我们可以将“孔雀罗”——或如我们所说的“peacock net”——看作唐朝纺织品所具有的华美艳丽的特色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孔雀罗是由河北道恒州织造的，它是一种精美华贵、表面闪光的织物。从六世纪起，孔雀罗就成了追求奢侈时尚的妇女们喜爱的一种织物。下文就是隋朝宫女丁六娘为她的心上人穿着打扮的“十愿”：

袖裁孔雀罗，红绿相对参。

映以蛟龙锦，分明奇可爱。

粗细君自知，从郎索衣带。

唐朝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分布在长江口一带和四川。在这些地区，众多劳动者辛勤织作，生产了大量美艳鲜亮的纺织品，以满足唐朝豪门权贵的需要。据说有七百名织工专门为杨贵妃生产她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纺织品。精美的纺织品促使唐朝的社会风气日益腐败，因而庞大的纺织行业就成了时时遭受诋毁的目标，有时还因此局部地呈现出了衰退的迹象。例如唐代宗曾经在大历六年（771）下诏，禁断有复杂的文字图案的纺织物，其中包括单色和彩色的绫以及带有图案的纱。禁断这些纺织品不仅因为它们“异彩奇文，恣其竞夸”，而且也由于“纂组文绣，害女工也”。虽然在诏令中规定“其常行‘高丽白锦’，杂色锦及常行小文字绫、锦等，任依旧例造”，但是蟠龙、对凤、麒麟、狮子、孔雀、天马以及芝草等纺织物上的形象都在被禁止之列。唐文宗也在太和三年（829）颁布了一道类似的诏令，规定“四方不得以新样织成非常之物为献，机杼纤丽若花丝布、缭绫之类，并宜禁断。敕到一月，机杼一切焚毁”。

在唐代宗允许流通的纺织品中竟然会发现朝鲜的织物——如果“高丽白锦”并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性的名称的话——这实在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看来外来的纺织品并不一定会使唐朝的风气腐败。尽管唐朝有卓越的纺织业，但还是进口了大量外国制作的布匹，也许正是由于唐朝自身具有最发达的纺织业，才促成了外来纺织品的大批进口，因为发达的纺织业刺激了人们对于新奇的纺织品的强烈兴趣。作为亚洲各地精美货物的征集者，唐朝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些进口货的影响，而且当时有一些表现出明显的外来观念印记的唐朝产品也运送到了国外。所以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和法隆寺保存下来的精美的唐朝的纺织品以及在中亚高昌地区发现的几乎同样的纺织品，都展现出了普遍流行的萨珊波斯的装饰形象、图案和象征。一般说来，这些东西已经完全融进了唐朝文化。例如法隆寺收藏的一件织物，就是由四个圆环图案装饰而成的，每个圆环内都有四个长着胡须、策马持弓的萨珊王的形象，但是在他们的骏马的侧面，却刺着汉字图案。又如在八世纪末写作的一篇题为《海人献文锦赋》的文章中，也描述了一个“舞凤”的图案，其中就有“……重葩叠叶，纷转以成文”的描写。在花卉涡卷或圆圈图案中表现动物形象，这是一种典型的伊朗式的纹样，而这些献给唐朝的礼物，则必定是属于著名的，表现花环中的“凤凰”的唐锦的典型样式。

金衣

开耀元年十二月（682年初），吐火罗使臣向唐高宗贡献了金衣一领，但是这件昂贵的礼物遭到了高宗的拒绝。唐高宗拒绝接受类似这样的奢华物品，几乎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

毛织品

东、西突厥斯坦的羊毛在中世纪是很有名的。除了毛毯和地毯之外，唐朝人对于毛织品是很熟悉的（例如在唐朝的诗歌中就经常提到毛织品）。小地毯和绒毯在当时似乎还没有输入唐朝。在唐朝本土也有毛织业，以满足唐朝人对于毛织品的需求，但是獭褐不是唐朝生产的毛织品。九世纪时，吐蕃向唐朝贡献牦牛尾、金银器等珍贵物品时，还一起贡献了獭褐。獭褐——或许我们应该称之为“毛布”（hair cloth）——是用水獭毛制成的。虽然水獭在唐朝本土并不罕见，就在九世纪时，有一位以捕鱼为业的唐朝人甚至训练了十余头聪明的水獭为他捉鱼，但是这种非同寻常的织物（唐朝的“羊驼呢”？）却是外来的，尽管它的外表不是。

唐朝本地出产的毛织品几乎与吐蕃贡献的毛织品同样稀奇：长江河口附近的宣州出产一种兔毛制成的“毛布”，甘肃（会州）和鄂尔多斯地区（丰州）也能生产驼毛织品。唐朝人制作这些驼毛织品的技术很可能就是从西方的伊朗人那里学来的。

毛毯

开元十四年（726），安国王派遣使臣来到唐朝，请求唐朝皇帝帮助他们抵御大食入侵者。这些使臣携带了大量珍贵的礼物，其中包括郁金香、“石蜜”，还有“拂林绣氍毬”，安国王的妻子“可敦”献给唐朝皇后的礼物是“柘辟大氍毬二、绣氍毬一”。作为这些珍贵礼品的回报，他们请求唐玄宗赐给安国国王鞍辔、器仗、袍带，赐予其妻可敦以衣裳、妆粉。其他的羊毛毯（包括“舞筵”）也是在八世纪时由罽宾、米国、突骑施、赭时以及史国的君主贡献到长安来的。在天宝九载（750）运进唐朝京城的“绣舞筵”中，有些特意以“大毛”和“长毛”等字眼来形容它们的特征，这些必定是指长毛簇绒毛毯。李贺在一首诗中曾描写过一种用金蛇装饰的舞席，如果说这种舞席可能是来源于波斯的话，那么，他在另一首诗中提到的中国—波斯名称“毾㲪”则毫无疑问就是伊朗地毯——我们确信在八、九世纪时，这种波斯的羊毛毯在唐朝的富豪家里根本算不上是罕见之物。下面引用的这首《宫娃歌》很值得翻译出来，供读者参考。在引用这首诗之前，有必要先在这里略作解释。首先，我们要知道“守宫”就是一种壁虎，根据古代传说，这种小小的蜥蜴可以用朱砂来喂养。用朱砂将蜥蜴喂到它的身体变成红色时，就将它放入臼中捣碎，然后将液体点在皇帝嫔妃的身上。据称，点了这种液体的妇女，如果不发生性关系的话，这些红色的印记就终生不灭，但是一旦有了房事之后，印记就会消失。根据这种方法，天子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嫔妃是否对他保持忠贞，而这种壁虎也就因此被称为“守宫”。另外，“七星”就是“北斗七星”。“阿甄”是古代三世纪时的一位统治者的宠妾，而在诗歌中是借用阿甄来说“宫娃”与从前的阿甄同样凄惨和孤寂。“长洲”是一个花园的名称。在这首诗歌中，将当时的形象与古代的形象混合了起来。诗歌中是这样写的：

蜡光高悬照纱空，花房夜捣红守宫。

象口吹香毾㲪暖，七星挂城闻漏板。

寒入罘罳殿影昏，彩鸾帘额着霜痕。

啼蛄吊月钩栏下，屈膝铜铺锁阿甄。

梦入家门上沙渚，天河落处长洲路。

愿君光明如太阳，放妾骑鱼撇波去。

石棉

从公元初年起，大秦人与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石棉的神奇性能。汉朝人认为，石棉是一种大秦的产品，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罗马人非常熟悉这种矿物质，而且他们还知道石棉来自岩石。阿波罗纽斯·底斯科路斯对石棉餐巾的描述如下：

当这些餐巾被弄脏时，去除污垢的办法不是放进水中洗涤，而是点燃树枝，将脏餐巾放在火上，这样餐巾上的污垢就会被清除，而从火里取出的餐巾布就会变得鲜亮而纯净。

据说在二世纪时，在中国也发生这样一次普普通通但又带有些炫耀味道的展示。当时有人故意将自己的石棉袍弄脏，然后怒气冲冲地将袍子掷进了火里，结果拿出来时却鲜亮如初。这些轶闻掌故使石棉的汉文名称很容易被人理解——它的汉文名称叫作“火烷布”。但是石棉又另有一种名称叫“火毛”，这个名称表明了关于石棉布的来源的另外一种（捏造出来的）说法，在古希腊的东部地区，有时认为石棉就像棉花一样，是来源于植物的一种东西，但是直到六世纪时，在中国人中间和六世纪以后的阿拉伯人中间，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是：石棉就是火鼠的皮（有时也说是“凤凰皮”），这种皮可以用火来除污翻新。天宝九载（750）波斯向唐朝贡献“火毛绣舞筵”，其实这就是（根据文献中的表述）一块用火鼠毛制成的毛毯。根据同一时期的一首诗歌中的两句诗来看，石棉有时还被用来制作衣服。这首诗描述了一位豪富贵族的服装：

火烷单衣绣衣领，茱萸锦带玉盘囊。

石棉与岭南似乎有一种很特别的关系。这很可能是因为进口的石棉布就掌握在岭南商人的手中。元稹（八世纪）在一首反映岭南地区的诗歌中，描写了类似西米、榄香等典型的岭南特产，其中还有火烷布。诗中说：

火布垢尘须火烷，木绵温软当绵衣。

“木绵”就是“Kapok”（木棉），它是另外一种典型的南方特产。

毡

其实从周朝末年起，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制作和使用毡的技艺，但是在汉朝时，相对来说毡仍然被认为是野蛮人使用的毛织品。毡的真正原产地是在伊朗地区，古代伊朗的僧侣和阿契美尼王朝诸王——正像后来在索格底亚那地区的那些模仿他们的人一样——的头上就戴着高高的毡帽。甚至到了唐代，虽然毡已经广泛地用作帘幕、帐帘、帐篷、坐席、鞍褥、靴子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覆盖物，但是它仍未完全成为中国的土产。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毡与酪一样，总是被认为更多地具有游牧生活的特点，而唐朝人对游牧生活的描述也总是突出地强调毡。高阶层的吐蕃武将居住在巨大的毡帐中，这种毡帐可以容纳几百个人。但是松赞干布为了取悦他的汉族王后，却“自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这种做法为七世纪的社会风气开创了先例，没过几年，在唐高宗统治时期，吐蕃人就向唐朝请求并且得到了“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而其他的一些游牧民也与毡有不解之缘，如赤发、绿瞳的黠戛斯人——他们以黑发为不祥——“皆戴毡帽，喜佩刀砺”。突厥人则“事祆神，无祠庙，刻毡为形，行动之处，以脂酥涂之。或系之杆竿上，四时祀之”。

但是毡靴是在长安制作的。唐朝人使用的“绯毡”来自安西镇，而白毡则是甘肃内陆和中国鄂尔多斯地区的岁贡之物。七世纪初期，戴黑羊毛毡制成的男人毡帽曾经风行一时，长孙无忌——唐朝律令的编纂者——对这种社会风气的流行负有直接的责任。在唐玄宗赐给安禄山的许多礼物中，也有“绣鹅毛毡”。简言之，虽然毡子带有一些草原上的牧马人的质野之性，但是毡在中国北方就像苏格兰羊毛织品在英格兰一样，是一种很平常的东西。

布

就最广义上而言，如果说唐朝人使用的“布”是指由植物纤维纺成的线织出的物品的话，那么，唐朝在本土就能够生产许多种精美的布，尤其是大麻、苎麻以及葛的纤维织成的布。但是唐朝也输入了一些外来的布：唐朝人使用一种鄂尔多斯和蒙古草原出产的“胡女布”。这种布的名称虽然表明它是由非汉族的民族织作的，可是并未告诉我们它究竟是用什么线织成的。唐朝境内的山西和陕西也有这种“胡女布”。唐朝还从新罗和东北地区输入一种无法考定的布（似乎很可能是大麻纤维）。就此而言，棉布正好与英文的“linen”的定义相吻合，可是中国人还认为布就等于纺织品。这已经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内容了。

越诺布

越诺布是小婆罗门国的出产物，这种布的商业名称表明，它属于一种“彩色的”毛织品。小婆罗门国与缅甸的骠国相邻，是一个只吃素食的地方。在八世纪时，康国也是向长安输送越诺布的一个地区。虽然在宋代的文献中曾经提到过巴格达出产的“纯白的越诺布”——这与这种织物的名称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和来自罗马的“金字越诺布”。但是对于唐朝的这种“彩色布（棉布？）”的性质，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的线索。

茧绸

唐朝是丝绸的产地，但它也接受一些来自外国的丝绸。文宗开成三年十二月（839年初），一艘载着生丝平纹织物——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将它称作“茧绸”——的船只越过黄海，来到了大唐境内。这是日本统治者献给友邻唐朝的礼物。这种材料最适合宫廷画师作底布使用。

绸

唐朝以及其他远东国家都能够制作绸或柞绸，柞绸是用野生柞蚕蛾破茧出来后留下的残丝纺织成的。在八世纪末年，南诏曾经向唐朝贡献吐蕃绸。安南和日本也向唐朝贡献过一种粗糙的绸，我们可以根据英语中的一个外来字，将这种绸称作“shantung”。日本贡献的茧绸是两种，每种有两百匹。一种叫作“美浓絁”，而另一种则称为“水织絁”。水织絁这个名称很奇怪，我们必须将它与“水蚕”联系起来考虑，否则就很难理解。在下文中，我们还要讨论到“水蚕”。

但首先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新奇的新罗绸，即八世纪初期由新罗国向唐朝贡献的，被称作“朝霞绸”和“鱼牙绸”的纺织品。黑水靺鞨也向唐朝贡献过“鱼牙绸”。“朝霞”是一个很常见的词组，它是指来自下方的光线的照射下，白云所显示出的耀眼的淡红色的光彩。“朝霞”还被用来称呼大量从印度群岛输入的普通棉布。当然，正是因为这种朝鲜绸具有朝霞般美丽的色彩，它才会被称为“朝霞”。至于“鱼牙”，它可能是指一种淡黄色条纹的设计图案，或者是一种染成明艳的黄色的条纹，这种样式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海象的牙齿横剖面的样子，因此这种绸布就以“鱼牙”为名。

彩饰丝绸

绵、锦以及那些用彩色图案装饰的华贵的纺织品，尤其是那些精美的丝绸，在唐代时都被归为一类，通称为“锦”，我们将这个字译作“brocade”。在这里我们将这类纺织品放在一起简要地讨论一下。我们应该牢记的是，就唐朝而言，它是当时这些奢华织物的世界知名的产地，所以唐朝输出的这类货物肯定要比输入的多得多。就精美的纺织品而言，波斯是唐朝的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骨咄禄和罽宾国都曾经不无自豪地向唐朝天子贡献过“波斯锦”。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提到“金线织袍”，这种货真价实、精美华贵的锦，是“黑密牟尼苏利曼”（Amīr al-Muhminīn Sulaymān）——此人是一位忠诚的倭马亚朝的将军——在开元四年（716）贡献给唐玄宗的礼物。当时在远东甚至可以见到拜占庭希腊风格的纺织品——在吐鲁番附近阿斯塔那的一座墓中发现的一块用八角星装饰的织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此外，由康国的使臣贡献的“毛锦”和一种新罗出产的锦，也都属于外来的珍奇之物。毛锦很可能是一种毛织品或丝、毛混合织物（muster），新罗锦是新罗人为了纪念其宗主国击败百济人的胜利而贡献的。这块锦上织着一首五言颂歌，颂歌中极尽谄媚之能事，为唐高宗歌功颂德。这块新罗锦是由新罗王的弟弟亲自带来献给唐高宗的礼物。

水羊与冰蚕

在讨论奇异的外来的羊时，我们曾经提到过“土生羊”——即罗马传说中的“斯基泰神羔”——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可能表现了阿尔古英雄与金羊毛的传说在远东的模糊的反映，而且它还与“水羊”的故事纠缠在了一起。“水羊毛”是一种真正的工业用的原料，在公元初年，印度洋沿岸地区就是用“水羊毛”来织做“pinikón”的。这种以“pinikón”知名的织物是用一种坚韧而纤细的丝线织成的。这种丝线叫作丝足。它出自一种产珍珠的贝壳“Pinna squamosa”。珍珠贝是靠丝足固着在生存的地方。这种织物很可能是波斯湾和斯里兰卡附近真珠采集业的一种副产品。这种贻贝织物“永远都能保持金褐色或者淡肉桂色”。在中国的传说中，这种能够生产纺织纤维的生物不叫羊，而是蚕。在一个故事中，曾经提到过一种从海外传来的奇妙的“丝”，这种丝是由“水蚕”吐出来的，而故事中说的“水蚕”很可能就是指贻贝。美丽的杨贵妃有一把琵琶，这件珍贵乐器的琴弦是“渌水蚕丝”，它是大约在二百五十年前由一个遥远的国家贡献的。而且，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神锦衾”也是用水蚕丝织成的。水蚕又称“冰蚕”，这种非常有用处的生物——传说中正是这样说的——生长在南海。在其原产地，人们以“五色彩石甃池塘，采大柘叶，饲蚕于池中”。用这种蚕茧制成的锦衾具有“得水则舒，遇火则缩”的神奇性能。据四世纪时的传说记载：“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复之，然后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经宿不燎。唐尧之世，‘海人’献之，尧以为黼黻。”在汉文中“海人”有时是指“从海外来的人”。这种想象出来的布最容易与完全真实的“冰纨”互相混淆，而在无知文人的头脑里就更其如此。冰纨是在公元初年由山东地区出产的一种细洁雪白的织物，“冰言鲜洁如冰”。正是由于文人们将冰蚕茧织的文锦与冰纨混在了一起，所以一位九世纪时的文人在一首《海人献冰蚕赋》中，就是“以‘四夷即叙，海不藏珍’为韵”。这当然是为了颂扬大唐“化之所被，物无不臻；德之所加，人无或阻”的遍布世界的影响，而一位泉州刺史也用同样的韵律写了一首《海人献冰纨赋》。这样一来，就将冰山雪岭中的巨大的“冰蚕”茧织成的“文锦”与古代汉朝的“冰纨”完全混淆在了一起，而且他们所描述的“冰纨”也保留了冰蚕丝的神奇的性能。而所谓“不灼不濡，将火鼠以比义；或朱或绿”的描写，甚至将火鼠与冰蚕也混为一谈了。

这两首赋的颂词风格，使我们无法断定他们仅仅是将贡“冰纨”作为唐朝“方五帝而可六，比三王之可四”的一种象征呢？还是真实地描写了某种确实属于唐代时从海外得到的，用冰（或“水”）蚕的茧织成的布呢？如果是属于后一种情况的话，那么这种布恐怕就非“pinikón”莫属了。

棉布

大约从九世纪时开始，在唐朝的诗歌中普遍出现了咏棉布的词句。以下试举数例：皮日休在一首描写僧人的诗中有“巾之吉贝布，馔以旃檀饵”的诗句。“吉贝布”（karpāsa-linen）在这里就是指棉布；张籍在一首描写由“昆仑客”带到唐朝的昆仑奴的诗中也写道：“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得时半脱‘木棉裘’。”白居易也写过一首诗，描写他保持清晨时分在突厥青毡帐中饮酒的习惯，他在诗中写道：

短屏风掩卧床头，乌毡青帽白氎裘。

卯饮一杯眠一觉，世间何事不悠悠。

从中唐时代起，棉布就已经相当有名了，但是唐朝诗文中的棉布似乎更多地是指一种流行的新奇之物，而不是指古代所熟悉的东西。现在，就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棉花在远东传播的历史。

真正的棉花出自一年生的“棉株”（Gossypium herbaceum）和多年生的“亚洲棉”（G.arboreum）。野生的和栽培的亚洲棉都生长在亚洲的热带地区。在古时候的西方和中国的文献中，这些植物的有用纤维往往与东印度木棉以及爪哇木棉的纤维混淆在一起。东印度的这种木棉（Bombax malabaricum）以“simal”知名，而爪哇木棉（Ceiba pentandra）就是“吉贝”。这两种植物也广泛地生长在南亚地区，它们的纤维可以当作垫料之类的东西使用，但是不能纺纱。

因而真正的棉花并非唐朝本土的产品，而是与它相邻的许多热带地区的特产。然而棉花不能在常年有雨的地区种植，因为在这种地方棉花易患霉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马来西亚南部、婆罗洲、苏门答腊或爪哇西部都没有发现棉花生长。像檀香木一样，棉花也生长在具有旱季气候——约在四月至九月间——的地方，如爪哇东部、巴厘岛、巽他群岛以及马来西亚的西部地区都是如此。最初栽培棉花的地区则很可能是在印度。

在公元三世纪时，棉花通过两条不同的道路传入中国：即通过西域和经由印度支那。棉花的种植法同样也是通过这两条道路传入的。早在后汉时代，后来被称作“云南”的这块地区的非汉族人就已经在种植棉花了，而在中国突厥斯坦，到六世纪时也种植了棉花。

西域高昌的棉花在唐朝尤其知名：高昌的土著人种植棉花，然后纺线、织布，再送往唐朝的内地。就行政管理而言，高昌是在唐朝的疆域之内，对高昌的征服肯定大大刺激了唐朝棉花业的产生。但是印度支那和东印度群岛的棉花在唐朝享有更高的声誉。例如：据史书记载：林邑国“王著白氎与古贝（即棉布），斜络膊，绕腰，上加真珠金锁，以为璎珞，卷发而戴花”。婆利国本土也以种植棉花和纺织棉布而著称，在这里“男子皆拳发，被‘古贝布’，横幅以绕腰”。具有坚定信仰的伟大的旅行家唐玄奘也记载了印度地区用“吉贝”制成的衣服，但是他却错误地认为，这种衣服是用“野蚕丝”制作的。玄奘还记载了性情怯懦、形貌丑陋的吐火罗人，说他们“多衣氎，少服褐”。除了记载棉花的产地之外，唐朝还从南方的许多地区输入棉花：例如来自南诏的“纺丝”；来自林邑的“花氎”和其他的棉织物以及狮子国贡献的细白氎等等，都是在当时输入唐朝的。现在已经很难考定的一些南洋的岛国，也曾经向唐朝贡献过棉布。神秘的堕婆登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堕婆登国位于诃陵以西的大海中，据记载，堕婆登国“亦有文字，书之于贝多叶。其死者，口实以金，又以金钏贯于四肢，然后加以婆律膏及龙脑等香，积柴以燔之。贞观廿一年（647），其王遣使献古贝”。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见到了外来语“bagtak”（白氎）和“karpāsa”（吉贝）。在唐代，亚洲棉树、棉花以及棉布是以各种不同的名称知名于世的。我们知道的最早的名称是“橦”，这个名字从后汉一直用到了唐朝。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名称的最初的来源，但是它到了唐朝后期就已经废弃不用了。唐朝更多使用的是梵文“karpāsa”（棉）的马来语形式的汉文读音，唐朝人经常使用的另外一个名称来源于一个古波斯字的读音，这个字与巴利文“paṭāka”有某种关系，而且是与现代波斯文“bagtak”同源的一个字。如果要对“吉贝”和“白氎”进行区分的话，那么，吉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汉文翻译的吉贝——是指一种更粗糙的棉布，而白氎是指更精细一些的棉布，但是这种区别并不是经常能观察出来的。正如我们在晚唐的诗歌中已经见到的白氎、吉贝之类有关棉布的词句一样，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些诗人的作品，就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到了九世纪初年，在唐朝的岭南地区就已经创立了棉织业。诗人王建的创作期正值九世纪初年，他在一位友人赴广州时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

接下来他又写道：

白氎家家织，红蕉处处栽。

十世纪的另一位诗人也写过反映“南越”的诗歌，所谓的“南越”与王建在诗歌中说的“南海”实际上是指同一个地区，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晓厨烹淡菜，春杼种橦花。

“朝霞”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指出，“朝霞”这个词在唐朝被用来作为从朝鲜输入的淡红色柞绸的名称。同样“朝霞”还可以译作“clouds flushed with dawn”，用来表示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染色棉布的美丽的桃红色，而且还指某些丝绸。如李贺诗“轻绡一匹染朝霞”，就是指丝绸而言。仅有的一个巧合就是忒俄费利·高提厄写的《玫瑰色的衣裙》：

色彩像朝霞般美丽，

又如同维纳斯的脸庞，

乳蕾含苞欲放，

风韵楚楚，令人心驰神往。

在王勃的一首绝句诗中，也直接提到过“朝霞”这个短语。但是即使是在这首诗中，它也是指一种使人无法忘怀的纺织品，因为这种“朝霞”是仙杼织出来的：

芳屏画春草，仙杼织朝霞。

何如山水路，对面即飞花。

这种粉红色的棉布是直接由安南都护府输入的，而且甚至像吐蕃这种不大可能种植棉花的地区也曾经向唐朝贡献过“朝霞氎”。但是正如同其他的棉织品一样，朝霞氎首先也应该是南方印度化的诸国的出产。例如缅甸骠国的棉文化就值得我们加以研究。骠国又称室利差旦罗，七世纪时，骠国人信奉一种以梵文经典为基础的佛教，这种佛教与遵从巴利文经典的古代教派是对立的。他们将骨灰安放在刻有题铭的红陶瓮中，“其衣服悉以白氎为‘朝霞’，绕腰而已。不衣缯帛，云出于蚕，为其伤生故也”。而无独有偶，林邑王“夫人服‘朝霞’古贝以为短裙，首戴金花，身饰以金锁真珠璎珞”。简而言之，骠国人的服饰与林邑王的服饰是极为相似的。在位于北方的唐朝都城中，不仅能见到这些“卷发黑身”的民族染出的棉布，而且还能看到他们那种粗犷野蛮的装束：当扶南和天竺乐队在长安宫廷的庆典上用他们的凤首箜篌、琵琶、铜钹、横笛、贝以及各种各样的鼓演奏时，舞蹈者就穿着朝霞衣，而天竺舞者的朝霞衣还被裁剪得像是佛僧的袈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