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他们给我读异国的哲学，

告诉我所有外国君王的秘密。

——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史》

字、纸、书

唐朝有不少从外国流传来的文献，这些书上稀奇古怪的文字形状给唐朝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们最终会感到习惯并接受。外来文字确实是怪异之物，而那隐藏在难以理解的形状之后的、容易引发人们联想的各种各样古怪离奇的理念甚至恐怖可怕的符咒，给唐朝人留下的印象就更要深刻得多。这并不是说，在唐朝本土就没有特殊的字体，除了古老的、世人皆知的“篆书”以及字形方正的“楷书”之外，唐朝还有诸如“虎爪书”“倒薤书”“日书”“月书”“风书”“虫食叶书”以及其他大量早已从外国引进的书体——像“胡书”“天竺书”等就属于此类。但是据段成式记载，西域当时行用的书写文字有六十四种之多，而段成式所具列的，或者说唐朝那些务新求奇的人所见到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段成式记载的西域书体主要有“驴唇书”“大秦（即罗马）书”“驮乘书”“起尸书”“天书”“龙书”“鸟音书”等。

用来书写这几种文字的纸，在唐朝人的眼中同样也是很稀奇的。唐朝本土出产的纸是用大麻纤维、葛以及楮，甚至是用竹浆、黄檀浆制作的；这些纸被染成了各种不同的颜色（有一种薄而起皱的金黄色的纸，就是唐朝最美丽的纸中的一种），有时还在纸里添加香料。将制成的纸张首尾连在一起，就成了长长的卷子；卷束在带有水晶圆顶的檀木卷轴上的卷子，可能是最上乘的卷子（虽然九世纪时也有折叠装的书籍，到了十世纪时又有了线装的书籍）。但是最典雅的书籍是写在绵帛上的，这种方法古时就已使用，因而有悠久的历史。

尽管唐朝本土出产的纸的质量非常精良，但是我们发现唐朝人也大量地使用了外国来的纸。唐朝诗人经常提到的有“蛮笺”；高丽进贡的纸卷；日本制作的一种“松皮纸”；来自唐朝南方的一种带有“鱼子纹”的白纸；还有一种用水苔制成的“斜纹纸”；等等。制作这些纸的技艺，最初肯定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因而这些纸即便带有异国色彩，那也只是非常表面的。虽然从公元前二世纪起，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羊皮纸或相当于羊皮纸的书写材料，但是羊皮纸是否从遥远的西方传到了唐朝，我们还无法断定。据汉代伟大的旅行家张骞记载，安西“画革旁行以为书记”，而且中世纪时的于阗也确实是以皮革作为书写材料的。但是这种书写材料并没有在内地引起多少注意。在唐朝文献中随处可以见到的是另一种外国的书写材料，这种书写材料对唐朝诗人的想象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材料就是扇叶树头榈，即生长在南亚的扇叶棕榈的树叶。在唐代，这种书写材料仅仅是以其梵文的读音“贝多”（pattra，树叶）知名。根据唐朝正史记载，天竺人“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其人皆学《悉昙章》，云是梵天法。书于‘贝多’树叶以记事”。段成式正确地记载了贝多的梵文语源，将这种材料描述为摩揭陀国——或许是因为制作棕榈叶书是这里的一项重要的工业——的一种常青树。段成式还特别指出，如果精心保管的话，写在扇叶树头榈上的经文甚至可以保留五六百年的时间。

居住在唐朝京师里的居民，还可以见到长有这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树叶的贝多树。这株稀有的树是由“西国”贡献的，种植在一所被称为“兴善寺”的佛教寺院里。兴善寺以其宏伟庄严的建筑著称于世，它被誉为长安城里最大的寺院，而且还收藏着其他许多为人所称道的珍宝——例如于阗玉像、绘画大师吴道子画的壁画，而兴善寺的古松尤其是人们珍爱的神物，每当大旱时，人们都要从这棵古松上取下一根枝条，然后将它刻成龙形来求雨。九世纪末年，诗人张乔曾经写过一首诗，赞颂兴善寺那株备受尊崇的贝多树。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在长安的气候环境中，这棵贝多树居然存活了那么多年。

用裁成合适形状的棕榈叶做成的书叫作“ollahs”，这种书在唐朝人中间又叫“梵夹”，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因为这种书是用两块木板相夹，然后再用绳子捆扎起来的。从前往天竺的唐朝取经人积极地搜集贝叶经这一点来看，这种书在唐朝并非罕见之物，而在唐朝的各大寺院里，更是可以轻易地见到梵夹；日本和尚圆仁就注意到，在五台山有一部梵夹装的《法华经》。在一些较为世俗的环境中，也可以见到这种书：例如笃信佛教的唐懿宗“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天宝五载（746），师子国王尸罗迷伽派遣婆罗门僧阿目佉拔折罗前来长安，献“贝叶梵写《大般若经》一部”。

贝叶书之所以特别受到唐朝人的尊崇，是因为它通常都是用一种“书辞颇类浮图语”的文字写成的，而贞观廿年（646）在俱兰国王写给唐朝的一封信中使用的文字，就与这种文字类似。从这些神秘的树叶中，唐朝诗人们在语词方面发现了绝妙的外来意象，这种意象常常被用来烘托诗歌中的佛教的气氛。李商隐在《题僧壁》这首诗中写道：“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诗中用“贝多”借指佛典。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的，以“贝多”与“旃檀”作为对文，则更加生动地烘托出了浓郁的宗教气氛。下文是皮日休对一所庭园寺院的描写：

小殿熏陆香，古经贝多纸。

馥郁的乳香与婆娑的棕榈使人闻到了温暖的西域气息，我们仿佛已经身临其境。

书肆与藏书

八、九世纪时，唐朝的市民很可能在大都市里就能够买到关于外国的道里方位、外语字典等书籍，甚至有可能会直接买到外国书籍。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对于唐朝书肆的情况知之甚少。现在所能了解到的只是一些零星片断。例如在一个流行的故事中提到过一所专门经营经典书籍的书肆，这是一所应试的举子们经常光顾的书肆。另外在唐朝诗人的诗歌中，也提到过洛阳南市的书肆。我们还了解到在成都有出售新印成的书的地方——大多是一些解梦、占星以及家谱之类的书籍。

因为唐朝是一个大量收集书籍的时代，所以有关唐朝藏书情况的资料就要比书肆的资料丰富得多了。唐朝官方的藏书工作是在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等名人的极力主张下，由唐太宗发起的，时间在贞观二年（628）。当时由魏徵等人负责检查新收藏的图书，从事编目工作。唐朝的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两万卷图书，其中有许多是非常稀有的版本。唐玄宗也为唐朝的藏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他还下令将私人收藏的稀有图书用四川的上等麻纸抄了下来。此外，唐玄宗在两京专门建立了收藏经籍图书的书院。为国家收藏的图书找到了一个新的收藏地点。后来根据四部分类法，对这里收藏的所有图书进行了系统分类，使用彩色象牙签（刻有书名、卷数）标明某书属某部——“经部”：红签，白象牙轴，黄带；“史部”：绿签，蓝象牙轴，淡绿带；“子部”：靛青签，雕檀轴，紫带；“集部”：白签，绿象牙轴，朱红带。

玄宗开元年间，唐朝正处在歌舞升平的时代，这时也是唐朝官方藏书的鼎盛时期。但是到了十一世纪时，当史学家欧阳修准备修撰唐史时，他发现由于内乱，特别是由于黄巢起义的影响，唐朝的藏书有一大半已经荡然无存了。

关于唐朝宗教书籍的收藏情况，还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可供利用，但是唐朝宗教书籍数量之多，是我们无法想象的。现在尚存的一份在麟德元年（664）撰写的，由梵文翻译的佛典目录中，具列了两千四百八十种不同的著作，其中有些还是鸿篇巨制。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只在长安一所寺院的一个佛塔之中，而且仅仅是一部《法华经》，就收藏了上千部之多，那么就可以想见在唐朝的大都会中收藏的经卷数目该是一个多么大的天文数字了。

唐朝各地都有勤于搜求的私人收藏家，在他们的手中往往掌握着最古老、最稀有的书籍。据记载：“倪若水藏书甚多，列架不足，叠窗安置，不见天日。”此外，还有像张参那样的，以耄耋之年手抄儒家经典的人——因为他认为“读书不如写书”。也有一些像段成式那样的务求奇篇秘籍、博闻强记的人。段成式最初“为秘书省校书郎，研精苦学，秘阁书籍披览皆遍”，后来他又将全部时间花费在研读家藏的书籍上：“家多书史，用以自娱，尤深于佛典。”

有了这样的精力和热情，私人藏书数量如此之大，质量如此之精，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例如李泌藏书达三万卷，刘伯刍、韦述以及苏弁等人的藏书数量也都分别达到了两万卷之多。这些丰富的私人庋藏在稀有版本的收藏数量、图书设备的豪华方面，都足以与国家的收藏相匹敌。诗人吕温描述了收藏家崔仁亮的奢华的书卷，这些书卷的封套上都点缀着“水精”钉扣，而书卷纸则是利用“云母”润饰的。这些情形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玉楼宝架中天居，缄奇秘籍万卷余。

水精编帙绿钿轴，云母捣纸黄金书。

旅游书与地理书

在唐朝人头脑中形成的对于外国民族及其国家的概念，有些是从外来旅行家以及政府地理学家撰写的书籍中得知的。虽然这些书籍大多都已散佚，但是我们现在仍然还知道它们的名称。其中有朱应的《南方异物志》、程士章《西域道里记》、僧智猛《游行外国传》、佚名《林邑国志》、佚名《奉使高丽记》、佚名《吐蕃黄河录》、房千里《南方异物志》、裴矩《西域图志》、顾愔《新罗国记》、袁滋《云南记》、吕述《黠戛斯朝贡图传》等等。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是六十卷的《西域图志》，据记载：“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658）上。”此外，还有许多与外国有关的书籍。在这些佚书中，有些书中的零篇残简作为引文保留在了后世的著作中，我们时而会发现这样一些内容，而这类佚书因此也就格外引人注意。上文中提到的房千里的重要著作，就是这样幸运地留存下来的一个例证；另外还有那位颇带几分海盗味的唐朝使臣王玄策撰写的，记载印度异闻奇观的《中天竺国行记》，也属于这种情况。

前往印度的取经人通常都是些博学多识的学问僧，他们的行记是向唐朝人报道殊土绝域相关情形的书籍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只是这类报道偶尔有些是属于误传。幸运的是，这些书籍有些一直流传到了二十世纪，所以只要是对中世纪中国的历史稍许有些了解的人，都会熟悉玄奘和义净的名字。的确，玄奘的旅游著作《西域记》的影响早已大大超出了他的时代，也大大超出了仅仅作为一本资料书的范围。在唐代，玄奘的名字广为人知。在印度的影响下，玄奘作为一个光辉的典范，激发了许多人对印度及其文化的浓厚兴趣。几个世纪之后，出现了一部根据玄奘的旅程改编的名叫《西游记》的虚构小说。这部小说后来成了具有国际声望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传奇式冒险生涯题材的小说之一——现在广为人知的是阿瑟·韦利的译本，这个译本取名为《神猴》。我们也可以将《西游记》这部书看作是虚构异国情调的伟大的成功之作。

宗教书籍

高僧玄奘不仅将六百余部经、论带回了唐朝，而且他还生动地描绘了从唐朝到天竺途中的种种艰难险阻。许许多多虔诚的佛教僧侣正是沿着这条艰辛的道路，将佛陀的真经取回中国的。永徽五年（654），玄奘在致印度智光法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伏愿照知。又前渡信度河失经一驮，今录名如后。有信请为附来。并有片物供养。愿垂纳受。路远不得多，莫嫌鲜薄。

对于虔诚的取经人来说，在勇敢地克服了茫茫荒野中的风暴雨雪、妖魔鬼怪等艰难险阻之后，通常要做的事情就是到摩揭陀国宏伟的那烂陀寺学习——那烂陀寺内用砖建造的正厅和边座可容纳五千僧众。大多数取经人还要到加雅，去礼拜那里的菩提树——这是佛陀成道的地方。道生［他的梵文名字叫“Candradeva”（月天）］就是取经人中的一个典范。道生是经由吐蕃境内到达伟大的宗教文化中心那烂陀的，在这里他学习了小乘的经典，并带着大批经像启程返唐，但是不幸病死在尼泊尔境内。与道生类似的是玄照和尚，他怀着极大的宗教热情，以六十多岁的高龄到了中印度，但也不幸客死他乡，没有完成他的使命。这些人和一些与他们的遭遇相似的西行者，在死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们见闻的记载，也没有能够为唐朝的藏书中增加任何新的书籍。但是，他们是为了宗教社团的光荣而献身的殉道者和牺牲者，就总体而言，他们对于唐朝宗教文化的贡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一般来说，取经人寻求的是那些在唐朝非常流行或享有很高声誉的经典真正和可靠的文本。例如《涅槃经》是一部古老而备受推崇的经典，七世纪后半叶，在法华宗中取得过重要的地位。在八世纪初期，由义净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又流行一时，但是到了八世纪末年，它的地位又被《金刚经》取代了。据认为，汉文《金刚经》是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一部雕版印刷的书籍。对于以搜集经典为己任的取经人来说，时尚的变化要求他们不断做出新的努力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有时他们的行为还会得到唐朝官方的支持。比如，《华严经》正好与武则天崇尚大乘的旨趣相一致，但是因为“《华严》旧经，处会未备”，而武则天又很想得到《华严经》的梵文原本，听说于阗国有梵文本《华严经》，于是武则天便派遣使臣前往于阗，不仅带回了《华严经》，而且将于阗有名的译师实叉难陀（华言“学喜”）也一起带到了唐朝。佛经被装进了经夹之内，而这位博学的学者则被安置在东都宫中，而后进行汉译的工作。译经时武则天甚至“亲临法座”——这样可能会使语言方面的工作进展得更顺利一些。当时在辉煌的唐朝宫廷里召集了上百名外国学问僧，这些人捧着他们带来的珍贵的佛教经典进行翻译，而实叉难陀就是他们当中比较突出的一位。

还有一些僧人与实叉难陀不同，这些人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相当高的声誉。八世纪时的密宗高僧可以作为这批人的代表。有一位叫作戍婆揭罗僧诃的密宗高僧，自称是释迦牟尼的后裔，在他八十岁高龄时来到了长安。这位高僧以其神秘的法力和精湛的巫术赢得了唐玄宗的宠信，玄宗曾多次召他祈雨。还有一位叫作达摩战的天竺僧，此人曾经向唐朝“献新咒法，梵本杂经、论，持国论，占星记，梵本诸方”。跋日罗菩提是一位印度的王子，他最初游学于南天竺，后来到了狮子国（斯里兰卡），随同狮子国的使臣一起将《大般若婆罗蜜多经》带到了唐朝。在当时所有的密宗诵咒师中，最有名的是阿目佉拔折罗。阿目佉拔折罗出身于狮子国的婆罗门种姓，师事跋日罗菩提。八世纪后半叶时，他在唐朝宫廷中曾经炙手可热，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最后在东土异国载誉圆寂。这些密宗的高僧带来了颇有效验的经咒，难以置信的护符以及惊世骇俗的媚药，也带来了能够确认他们法术的权威的密典。

并非所有的佛经都是来自印度。九世纪初年，新罗国曾经将佛经作为一种送给皇帝的合适的礼物，向唐朝的君主贡献佛经。唐朝输入的宗教经典也并不都是乔达摩的教义。贞观十二年（638），波斯景教徒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元（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立人”。于是唐太宗下令在长安为这位异教徒建立了一所寺院。元和二年（807），回鹘人也得到唐朝政府的允许，在洛阳和太原建立了摩尼寺；但是在信奉道教的皇帝唐武宗统治时期，当回鹘被黠戛斯人击败之后，“有司收摩尼书若像烧于道”。这时，古代中国人久已信奉的神像再次被捧到了顶端，而外来宗教的吸引力则降到了最低点。

科学书籍

游历西方的唐朝僧人在带回纯神学巨著的同时，也带回了哲学、天文学以及医学方面的外国著作。唐朝非常需要科学著作，印度天文术在唐朝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唐朝的宫廷里，天文学的著作就像金、玉一样深受欢迎。例如在开元七年（720），罽宾国就派遣使臣向唐朝贡献“天文经一夹”和“秘方奇药”。

八世纪时，唐朝官方的历算实际上是被印度的三个家族——迦叶、瞿昙和俱摩罗——的专家垄断了。在这些印度天文学家当中，最著名的是在玄宗朝担任过太史监的瞿昙悉达。这位与佛陀同名的伟人将印度的“Navargrāha Almanac”（即《九执历》）翻译成了汉文，而且他还将更精确的预测日食、月食的方法，即零符号的使用以及正弦函数表介绍到了唐朝，但是不幸的是，后两种新方法由于遭到了唐朝守旧的天文学家的抵制而没有被采纳。

七世纪时使用的“七曜历”也受到了印度天文学的影响——早在汉代时，就已经出现了七曜的名称，但是它的排列与七世纪时是不同的。唐律规定：“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开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这种将天文书籍视为秘籍的做法，限制了制定律历的科学家和政治家对外来天文学知识的巨大影响的认可。阿目佉拔折罗在传播印度历算方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将《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翻译成了汉文，根据这部经的记载就可以精确地预测行星的位置。广德二年（764），这位贤哲的汉族弟子杨景风发表了对这部书的注解，其中以印度、波斯、粟特诸语言列出了一星期中各天的星曜名称。用汉文所写的粟特（摩尼教？）的“七曜表”尤为精彩，其中具列了已经湮没了的巴比伦诸神：Mihr（日）、Mâh（月）、Bahram（火星）、Tîr（水星）、Ormuzd（木星）、Nâhid（金星）、Kevan（土星）。金星的古波斯语形式“Anahata”更为当时人们所熟知，“Anahata”与“Anaitis”一样，都是闪族的爱神，然而虽然在唐朝的文献中提到了星座的名称，但唐朝人是否也了解这位荡妇的故事，现在还无法断定。“星期日”的粟特文名称使用得特别地持久：1960年在台湾刊布的一份汉文历书中，就出现了“密日”。

唐朝通行的许多其他的历算科学和天文学著作，也都是以西方的分类体系为根据而写成的。伟大的天文学家一行和尚——他曾经参与过水力浑天仪的建造，这种浑天仪的摆轮结构能够同步显示天体的运动——在他的天文学的著作中使用了近东的行星名称。

唐朝从印度化的地区输入的还有医学和药物学著作。其实早在隋代，这些书籍有许多就已经列入了宫廷图书馆的目录——像《西域诸仙所说药方》《婆罗门（诸国）药方》《西域名医所集药方》等类似的医药书都属于此列。在唐朝的官方收藏目录中看不到这些书目，我们推测这些书籍多半是毁于一次次袭扰唐朝的内乱，也有可能是在唐武宗排外灭佛的大迫害中被毁的。但是在唐代，也从外界传入了一些新的关于医学的著作，尤其是我们已经提到的“秘方”。我们甚至还知道一种外国传来的绘图草药——在玄宗朝，新罗王遣使献“奉表陈谢，仍奏国内有芝草生，画图以献”。唐玄宗赐予新罗王“白鹦鹉雄、雌各一及紫罗袍，金银钿器物，瑞文绣绯罗，五色罗，彩绫共三百余段”，作为新罗王遣使奉表的回报。

弦线标谱法与地图

唐朝盛行西域的音乐，亦罗致西域的乐师，而这也就意味着西域使用的记谱法在这时已经传入了唐朝。唐玄宗的长兄宁王是一位真挚的音乐家，“玄宗常伺察诸王。宁王尝夏中挥汗鞔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嘉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也’”。虽然我们没有见到过这种龟兹乐谱的实物，但是在敦煌发现了用（与现代大不相同的）弦线标谱法写成的古琵琶曲，而且在日本也保存着唐朝五弦琵琶使用的曲谱。这些记谱法强烈地受到了龟兹乐的影响，宁王所阅读的龟兹乐谱必定与它们极为相近。

唐朝地图的制作与政府的战略以及军事部门的最大利益密切相关。为了使唐朝能够征服新出现的边疆政权，保持对原有的边疆政权的控制，绘制地图就成了唐朝对外使团的一项重要的使命——这也是谍报工作的一种传统的形式。此外，“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鸿胪讯其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于省”。偶尔也有些国家自愿向唐朝进献地图，并且以这种方式来卑贱地表明自己的附属国地位。当王玄策成功地入侵摩揭陀之后，这位胜利者又访问了伽没路国（位于今阿萨姆邦西部），该国王随后派遣使臣前往长安，“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