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英宗正统初年到明神宗万历前十年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明朝的统治开始走向衰落：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土地兼并日趋激化，封建剥削极其苛重，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

土地的兼并与集中

明朝中期，土地兼并十分激烈，突出的表现是皇帝、王公、勋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权，以投献、请乞、夺买等手段，大量占夺土地。

严嵩（1480～1567）

明朝权臣。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进士出身的严嵩在嘉靖时当上了内阁首辅，独揽大权，所有朝政几乎都由严嵩管理，除了严嵩、道士和左右近侍外，基本上没人见过嘉靖帝一面。他把持朝政达二十年之久。晚年，家产被没收，身无分文的严嵩，在祖父的坟边搭了个草棚子安身，后来凄凉地死去。严嵩的书法成就极高，山海关的“天下第一关”是他的手笔，北京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

皇庄是皇帝的私产，收租供皇室享用，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在北京附近的皇庄只有五座，占地一万二千八百余顷，到武宗正德元年（1506），一月之间增加七座，不久又增加二十四座，占地共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管理皇庄的宦官打着皇家的招牌，恣意盘剥榨取，使佃户受到沉重剥削，庄外的农民也同受其害。

明朝的亲王未封前在北京附近设置王庄，被封后又在封地广占庄田。宪宗成化时，赐德王寿张地达四千余顷。孝宗弘治时，赐周王南睢州地五千余顷，又先后赐给徽、兴、岐、衡四王田至七千余顷。而诸王占田数额远过于此。勋戚和宦官占田之风也很猖獗。弘治二年，顺天府有宦官勋戚庄田三百三十二座，占地三万三千余顷，到正德十六年蔓延至北直隶，共达二十万九百余顷。其中宦官汪直占田竟达二万一千余顷。弘治时，皇亲张延龄一次请乞就有一万六千七百零五顷。正德时，庆阳伯夏臣一次受投献地也有一万三千八百余顷。

大地主官绅的豪横和对土地的兼并，以南方的江浙、江西、福建最为突出，湖广、广东、河南亦如之。在江浙，豪绅地主的土地“阡陌连亘”，或“一家而兼十家之产”，农民佃富人田，每亩所得不过二三石，而地租却至一石二三斗。在江西，占田者与日俱增。南安、赣州二府富豪大户，不守本分，吞并小民田地，四散置为庄所。雇工和佃户少拂其意，即横加棰楚，或逼卖子女。嘉靖时，严嵩父子在家乡占田，囊括袁州一府四县土地数额的十分之七，还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徐阶父子在松江占田二十四万亩，奴役佃户不下万人。

徐阶（1503～1583）

明朝大臣。字子升。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阶取代严嵩成为首辅。他大力革除弊政，先后举荐高拱、张居正等人进入内阁，并曾营救因上疏指责皇帝过失而被定死罪的海瑞。但徐阶私德不佳，在家乡很不得人心。他纵容自己的子弟、家奴横行乡里，为非作歹，侵占田产，占地多达二十四万亩，一向有贪名的严嵩，其田产仅是徐阶的十五分之一。

官僚地主不但抢掠农民的土地，军卫屯田也成为他们侵占的对象。军屯土地日益失额，多为军官和豪强所占夺。正统时，凤阳等处的军官占田有多至千余亩者，陕西等处的军官占田有多至三四十顷者。成化、弘治间，顺天、保定二府的屯田被侵占达四万余顷，大同、宣化二府的屯田被侵占数十万顷。有些军官不仅广置庄田、私役屯军，还专擅水利，侵夺民利。在屯田大量被兼并的情况下，军屯制度逐渐被破坏。

明朝初年，政府控制的征收田赋的土地总额为八百五十余万顷，英宗天顺七年（1463），只余四百二十九万余顷，弘治十五年（1502）实额仅四百二十二万余顷，余皆落入具有免赋免役特权和隐匿土地的官绅地主手中。

宦官专权

明朝中期，统治者分裂为皇族和官绅两大集团，有权势的宦官是前者的政治代表，内阁大学士是后者的政治代表，于是出现宦官和权臣交替执政的局面。明中期前段，即从英宗到武宗时期表现为宦官专政；后段即世宗、穆宗到神宗初年表现为权臣专政。不过权臣最终也要听命于宦官。且权臣之间的相互倾轧，也要倚仗宦官调停解决，因而有人把这一时期的政治完全概括为宦官政治。宦官专政是明中期甚至到明后期的政治特点。

宦官是皇帝私产的管理人，其中也有人占有大量的土地，掌握了强大的经济势力。他们在京城内外广置田园、庄所、马坊、塌房，奴役着大批佃户、家丁、义勇，以各种名义侵夺人民田产。英宗正统时的王振，天顺时的曹吉祥，宪宗成化时的汪直，武宗正德时的刘瑾、谷大用等人，实际上都是拥有政治特权和经济势力的大地主。

明成祖朱棣为了强化君主专制政治，曾给予宦官一定的权柄，在宫内设置宦官二十四衙门，其中以司礼监的职权为最大。司礼监的掌印、秉笔太监可代皇帝传布政令，“批红”奏章，但受皇权及内阁的制约，宦官权势毕竟有限。明朝中叶，先后出现土木之变、夺门之变等事件，政局动荡，而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等人，或年幼登位，生长深宫，或昏庸荒乱，无所作为，于是宦官乘机窃权，挟制内阁，掌握厂卫，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皇权与绅权的矛盾日益加剧。

明代宦官像

田赋徭役的加重和农民的反抗

明朝中期，原来北方开垦出的“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时已全部征收赋税。江南的重赋也继续下来。有正米一石加耗过二石或一石九斗者。英宗正统元年（1436），明朝政府把江南一部分赋税折征银两，规定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四石折银一两，送往内库，供皇帝挥霍，此即金花银，赋税征银成为定例。

在江南某些地区，官粮不减于私租，租种官田的农民生活极苦。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来好白头”和“为田追租未足怪，尽将官田作民卖，富家得田民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的歌谣，农民产去税存和田居富室、粮坐下户的情况多所发生，处境悲惨。

封建国家征收赋役的黄册之制日益败坏，几成虚文，地主豪强串通官吏和里书，共同作弊，采取“诡寄”“飞洒”和“寄居”的手法，任意涂改册籍，逃避税粮，转嫁赋役。

徭役的名目也日益繁多，分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里甲正役办纳粮草、上供物料，有额办、坐办、杂办诸名色。均徭供衙门差遣（上自朝廷、下至司府州县），有银差、有力差。力差是由农民亲身应役，银差则以银代役。杂泛差役以应“上命非时”诸差役。明中期大规模的徭役征发十分严重。弘治时，仅修建、河工两项通计役夫不下百万，诸王之国役夫供应亦四十万，以至“赋重役繁未有甚于此时者”。由于官吏士绅的徭役可以优免，豪强地主可以买通官府，放富差贫，所以杂泛差役只能由贫苦农民负担。徭役的沉重，是农民逃亡和起义的原因之一。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天下人口为六千零五十四万余，至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只剩五千零二十万，大量农民被迫投靠富豪势要或辗转流亡。正统、景泰时，从山东、山西等地流亡到河南南阳，湖广襄、樊等地的流民有二十余万户。天顺、成化时，陕西、山西、河南人民流徙荆襄等处，日数万计，以至阖县无人，有者十去七八。为防止农民流徙，明政府制定了逃民周知册，通过里甲、关津、禁山、搜山等措施控制流民，有时甚至进行残酷的镇压。

勋贵庄田

明代因授爵而拨赐的庄田，时称“给爵地”。勋贵指勋臣（武将功臣）、贵戚（皇亲国戚），即所谓异姓贵族。明初，除李善长和刘基因为贡献卓著而分别封公、伯外，其他文臣即使有大功勋也不封爵。贵戚中，皇后的父亲一般封侯，兄弟一般封伯，凡有封爵的勋贵都享有皇帝赐给的田地和佃种人户，但其庄田数量少于王府庄田。洪武之后，赐田之事少见，勋贵庄田的来源多是占夺。宣宗之后，滥赐勋贵庄田，得到赏赐的主要是外戚、公主、驸马和太监。

明朝中期，在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三次是正统时赣浙闽山区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天顺、成化时荆襄郧阳山区刘通、李原领导的农民起义和正德时从河北平原发动的刘六、刘七起义。此外，还有与河北起义相配合的江西农民起义和四川农民起义等。

张居正的改革

明中期的一系列农民起义，使明政府在世宗嘉靖初年不得不先后施行了一些减轻赋税、抑制宦官、裁撤锦衣卫官校、停止传奉官等措施，并勘查皇庄和勋贵庄田，把部分土地退还给农民。

嘉靖时，宦官的势力受到排斥，形成权臣专政的局面。在权臣之间，又出现长期的门户之争。内阁大学士开始有首辅、次辅和群辅的区别。首辅位极人臣，一切朝政都归其调度。为争夺首辅的权位，大学士联册结党，攀引门生，互相倾轧排挤，采用各种权术打败竞争者。张璁（孚敬）、夏言、严嵩、徐阶等都是通过这些手段出任首辅的。嘉靖中叶，严嵩专权，外患频仍。与此同时，地主官绅的兼并土地之风有加无已。除张孚敬、严嵩、徐阶等在乡间广占田亩外，隆庆和万历初年，还出现了“豪家田至七万顷，粮至二万，又不以时纳”的情况，豪绅地主有权免赋免役，贫苦农民的生活更加痛苦。官僚多徇情受贿，贪污成风。贪污的盛行和庞大的军费支出更造成财政的困难，政府每年所入二百万之额，不能充所出之半。嘉靖三十年（1551）明朝政府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一百二十万两，称“加派”。三十六年又在江南等地增役银四十万两，称“提编”。以后又出现箕敛、派括、算税契、折民壮等加派名目，造成赋役沉重和负担的不平均，逃丁的现象十分严重。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官吏，开始仿效明初周忱等人的做法，行均赋均役之政，以防止农民流徙。十六年，欧阳铎为应天巡抚，与苏州知府王仪施行征一法。四十年，庞尚鹏为浙江巡抚，初行十段锦法，后改行一条鞭法。十段锦法以丁粮或田亩派役，与当时徭役日益按地编派的倾向符合。当时在福建等地还施行过纲银法。纲银法将银差和力差改为代役银，量地计丁征收，比例是丁四粮六，与一条鞭法更加接近。

门生

东汉时期称儒学宗师亲自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东汉中后期，渐与宗师形成私人依附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成为世族豪强地主的一种依附人口。东汉入仕主要通过察举、征辟，需要官僚举荐，于是，大批追求功名利禄之人纷纷投靠以儒学起家的官僚门下充当门生。门生，不仅要出钱财，还要为主人奔走服役，甚至要为主人行不法之事；门生要以君臣父子之礼事宗师，主子死了要服三年之丧，并继续侍奉其后人，形成一种世袭的臣属关系。唐代科举考试，考生得中进士后，对主考官也称门生，虽有投靠援引之意，已经不是依附关系。后世门生，主要是指学术上的师承关系。

一条鞭法是一种比较全面的赋役改革，始行于嘉靖初年。庞尚鹏、王宗沐、刘光济、海瑞曾在浙江、江西、南直隶等地区陆续推行过。这些地方上的改革，对首辅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不无启示和推动。

穆宗隆庆六年（1572），徐阶的门生张居正勾通司礼太监冯保，取代高拱任首辅。为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他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尤重于经济的改革，企图扭转嘉靖、隆庆以来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和民穷财竭的局面。

张居正（1525～1582）

明代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二年至五年间（1568～1571），他与高拱、戚继光等整顿北边武备，使北方边塞数十年安定。明神宗即位后，张居正与太监冯保合谋，掌握大权，进行改革。以“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加强内阁职权，抑制宦官势力；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在全国清丈田亩；采取厚商措施，整顿钱法，严禁私铸；治理黄、淮河，减轻了黄、淮河下游的水患。张居正死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几乎全部废止。

隆庆五年，明政府在张居正等人的主持下，实行与蒙古俺答汗之间的茶马互市政策，张居正执政后，起用戚继光和李成梁等，加强了蓟门和辽东等地的边备，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以俺答汗为中介，代表明朝与西藏黄教首领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坚错）建立了通好和封贡关系。

在政治上，张居正力求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贯彻“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的为政方针。他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裁撤冗官冗员，提拔和重用有才能的官员，为提高行政效率，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六月奏行考成法，处理章奏，事有责成，令有程限，立文符以考稽，不得延宕推诿，中央政令遂能较快地在全国实行。

张居正最突出的改革成就是在经济方面，首先他积极支持治黄治淮。万历六年，任命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潘季驯督修黄河。七年，河工告成，黄河不再南流入淮，漕船也可直达北京。丈量土地和赋役改革是张居正颁行的重要经济政策。他看到当时国匮民穷的根本原因是豪强兼并土地和贪吏盘剥农民。为“强公室、杜私门”，他不顾豪强地主和勋戚的反对，于次年十一月下令各省清丈土地。任命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此事，并颁行清丈条例。这次清丈田亩，除补足原额外，有些省且多余额，全国土地的总额约有七百余万顷，比弘治时的土田数有显著增加，还清出一些浮粮，使豪强地主多少受到了抑制。九年，张居正又在此基础上，把嘉靖以来先后在浙江、江西、南直隶等地施行过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他当政期间到他逝世后十年中，是一条鞭法最盛行的时期，也是经过长期实践后，对这一赋役法的某些环节不断加以扬长弃短的时期。一条鞭法规定按照丁、粮派役，把一部分差役逐渐转入地亩之中，使一部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多少减轻了丁役的负担。此法又规定把赋税和差役合编为一，这就简化了赋役的名目和征收的手续，使官吏和豪强地主不易通同作弊，勒索农民；还规定让农民交纳代役银，然后再由政府雇役，这种折银制度的确立，促进了明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的继续发展，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较前有一定的松弛。

茶马

以官茶换取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少数民族马匹的政策和贸易制度。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宋朝成为定制，并专门设立茶马司来管理。元朝茶马交易一度中衰。明代茶马互市再度兴盛，其制度比前代更为细备。在各产茶地设茶课司，设茶马司专门管理茶马贸易。明代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为了抵御蒙古的侵扰，明军需要大量的战马，因此，政府严格控制茶叶的生产和运销，严禁私贩，并把以茶易马作为控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和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的统治策略。明末，私茶泛滥，茶马贸易制度衰落。清初沿袭明制继续实行茶马互市，设茶马御史专管其事。乾隆以后，茶马互市逐渐被边茶贸易取代，贸易范围不再限于茶马。咸丰年间，茶马互市正式宣告结束。

张居正还注意减轻商税，强调农商并重。这种思想是与当时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势相适应的，并且贯彻在他所实行的通关市、减织造龙袍料和推广一条鞭法等措施之中。

明穆宗隆庆后期至神宗万历初期前后约二十年中，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这与张居正的努力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