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南洋各国的关系

在明朝，中国和亚洲各国特别是南洋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和政治接触比以前更加频繁。中国与南洋各国的联系主要靠海上的交通。

当时人称南洋为东西洋，以婆罗洲的文莱为界，日本、吕宋为东洋，马来亚、苏门答腊及其以西以南为西洋。明朝商人把瓷器、丝绸、铁器和金属货币带到南洋，收买当地的胡椒、谷米和棉花，发展了中国和南洋的商业关系，明朝的湖丝、瓷器和糖品、果品最受南洋各国欢迎。留居南洋的中国人，不仅从中国带去了铁锄、铁犁、制糖、采矿的工具，以及茶种和培植胡椒的方法，并且和南洋居民一起开发农场和矿场。中国人不断向南洋迁移，对南洋的开发作出了积极贡献。

明代的中国是当时亚洲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亚洲各国都有较深的影响。明朝政府在永乐、宣德时曾派遣大批使臣到亚、非各地，表示愿与各国交好，当时的朝鲜、日本，以及吕宋、暹罗（今泰国）、文莱（今越南南部）、占城、满剌加（今马六甲）、爪哇、浡泥（今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等国都与明朝保持政治和外交关系，并通过朝贡形式来华贸易。永乐二十一年，各国使臣到南京一次就达一千二百多人，满剌加、浡泥两国的国王和王后也都抵南京，受到明成祖的款待，并派人护送归国。明朝政府又在广州、泉州、宁波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务。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到宣宗宣德八年（1433）前后二十八年间，中国著名的航海家郑和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前后到过亚非三十多个国家。

明朝和南洋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虽然日渐增多，但是在朝贡形式下的贸易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明朝政府严格限制各国使臣来华的日期、人数和船数，并须呈验“勘合”和“金叶表文”，才能入境，明朝政府屡次颁布禁止人民私自下海的命令。使明朝和南洋各国之间的商业活动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的抗倭斗争

明朝初年，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曾经有过正常的发展，相互间的贸易十分兴盛。日本向中国输出硫黄、铜、刀剑、扇、漆器，中国向日本输出大量铜钱以及丝、棉、绢帛、瓷器、书籍等物，宣德时，随贡舶来华的日本商船所携私物较明初增加十倍。景帝时，中国铜钱一度成为日本占优势的货币。不久，中国采炼金银的技术也传入日本，日本开始制造金银币。这种接触，对中日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在这同一时期，日本九州岛等地的一部分诸侯组织一些武士、浪人和商人，经常在中国沿海进行掠夺和骚扰，抢劫商船，杀掠沿海居民，侵犯中国的领土，他们乘坐的不是贡舶、商舶而是“寇舶”，史称倭寇。倭寇的侵略不但阻碍了中日的正常贸易，而且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的灾害。

贡舶

明初海外各国贡使所乘的船舶，也指明清时期官府的对外贸易。明朝规定，外国贡使来到中国，除携带贡品外，准许附带货物进行贸易，但不允许非朝贡国家的船舶来华互市。明政府对海外各国来华朝贡的贡期、贡道、船舶数和朝贡人数都有具体规定。为辨别贡舶的真伪，洪武十六年（1383），礼部制定勘合制度，对暹罗（今泰国）等朝贡国发放勘合文册。贡舶到达港口后，先由市舶司检验“勘合”，相符者方许入京朝贡。贡舶带来的商货，可由贡使带入京师，在会同馆开市，并在明政府监督下交易；也可以在市舶司所在地互市。隆庆以后，贡舶贸易渐趋衰落。各国来华互市的船舶，渐称市舶。入清以后，市舶成为外国商船的专称。

明世宗嘉靖年间，日本进入战国时期。这时，日本分裂为更多的诸侯国，各诸侯都争来通商，有限制的朝贡贸易已完全不能满足其要求。他们通商不遂，就用武力抢掠，还把被掠获的中国和日本人民当作奴隶卖给葡萄牙人。由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富豪地主、大商人下海经商的也日益增多，其中有的人多与倭寇勾结，狼狈为奸，徽商汪直即倚仗倭人，自称岛主。此时明朝内政腐朽，海防松弛，于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达到高潮。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明朝以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督备倭。朱纨重挫倭寇，并严厉实行海禁，对通番者坚决镇压。但因其做法侵犯了闽、浙大姓的利益，被削巡抚权，而抑药自杀。此后，倭寇更加猖獗。他们所到之处焚烧房屋，掳掠妇女和财物，致使吴越中村落市井半为废墟。

当倭寇入侵时，东南沿海的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城乡人民纷纷组织武装，保卫家乡。三十四年四月，一支由汉、壮、苗、瑶等民族组成的军队在总督南畿浙闽军务张经和总兵俞大猷、参将卢镗等指挥下，于王江泾镇斩杀倭寇一千九百多名，大获全胜。三十六年，倭掠福建长乐，城崩二十余丈，居民数千人拼死防守，终于击退倭寇。在同一时期，沿海一带的渔民、盐民、商民也都驾船出海迎战。崇明县沿海沙岛上的居民，纷起组成抗倭武装，称为“沙兵”。金华、汀、漳、惠州的流民也积极参加斗争，成为抗倭的一支主力。时值严嵩专权，其党羽把持防倭要职，对内陷害抗倭将领，对外公然通倭，接受倭寇的贿赂，阻碍了抗倭斗争的发展。

《抗倭图卷》（局部）
明仇英绘。描绘了嘉靖年间浙江沿海军民抗击倭寇后、凯旋而归的场景。

嘉靖末年，明朝御倭将领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人在粤、闽、浙等地的御倭战斗中，领导军民，屡次击败倭寇。老将俞大猷在海上抗击倭寇达二十余年，所领“俞家军”名闻当世。戚继光所率的由矿工和农民组成的“戚家军”最为英勇。他们大小八十余战，战无不胜，前后杀倭万余人，基本上荡平了倭寇之患。穆宗隆庆元年（1567），明朝政府重开广州和漳州为通商口岸，对外进行贸易，商业也日益繁荣起来。

万历时的援朝战争

在戚继光肃清倭寇的同时，日本国内也发生了重大政治变化。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战胜其他诸侯，统一了日本，日本的封建经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尤为迅速。丰臣秀吉为满足封建主和商人的贪欲，积极对外扩张，万历二十年（1592），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企图以朝鲜为根据地，侵略中国。同年五月，日军十五万从釜山登陆后，仅二十天便攻陷王京汉城，占领平壤，国王李昖逃往义州，遣使向明朝求援，明朝鉴于朝鲜“为我藩篱必争之地”，决定出兵援朝抗日。年底，明朝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兵四万余援朝。明军与朝鲜军民配合作战，于次年正月进围平壤，打败日本最精锐的小西行长的军队，收复平壤，继而又克复开城，共击毙日军万余，迫使日军放弃王京，退据釜山，汉江以南千余里之地复归朝鲜所有。

丰臣秀吉败后，假意与明朝讲和，诱明撤兵，孤立朝鲜，以待机发动新的军事侵略战争。明朝主和派亦主张对日本“封贡”，求得暂时的和平。二十五年二月，和议破裂，日军再度入侵朝鲜，明朝政府再派邢玠率兵援朝。在朝中军队的奋击和朝鲜人民的支持下，连续在稷山、珍岛、蔚山、泗州等地获得胜利，打破了敌人侵占全部朝鲜的迷梦。二十六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同年冬，中朝海军在朝鲜南海与日军决战，日军几乎全部被歼。丰臣秀吉发动的第二次侵朝战争失败。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

16世纪时，欧洲的一部分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的掠夺，始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其次是荷兰。

葡萄牙于武宗正德六年（1511）攻占了当时南洋贸易集中地满剌加，随即侵犯中国东南海域，劫夺商旅，掠卖人口，贩运违禁物品，甚至武装袭击广东沿海地区。十二年，葡人强占珠江口的屯门岛，筑室屯寨，又以通商名义，派使至北京，但被驱逐。嘉靖二年（1523），明朝军民在广东新会海面击败葡船，缴获其佛郎机炮。此后，明朝政府即严禁与葡人贸易，并封锁了全部通商口岸。葡萄牙人在广东被逐后，又北窜浙江、福建，与倭寇勾结，强占双屿（今浙江象山港外）和浯屿（今金门），在双屿修房屋，设官吏，居留葡人达一千二百人之多。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中国军民先后收复双屿、浯屿，给入侵者以沉重打击。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又改变手法，买通明朝海道副使汪柏，佯言商船遭风暴，请求准其在壕镜澳（今澳门）居住，并晒晾货物。三十六年，更以租借为名，霸占不去。他们在此地建筑炮台、城垛，众至万人，久居不走，以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

追随葡萄牙人来到东方的西班牙人于隆庆五年（1572）侵占吕宋岛，开始派舰队骚扰中国海面，并在吕宋多次屠杀华侨，引起华侨的坚决反抗。

万历二十九年（1601），荷兰殖民主义者继葡、西之后派舰队来东方，于三十二年侵入澎湖屿（今澎湖列岛），被击败后，又转而侵占台湾。天启四年（1624）和六年，荷兰和西班牙分别侵占台湾岛的南北各半。此后，这两个侵略者在台湾北部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崇祯十五年（1642），西班牙人战败，台湾遂被荷兰独霸。荷兰人在台湾建立的罪恶统治，遭到居住在台湾的高山族和汉族等人民的激烈反抗，武装起义前仆后继。明末郑成功驱逐侵略者，收复台湾。

与殖民主义者在沿海地区进行武装掠夺同时，不少天主教传教士也来到中国。万历八年（1580），一部分耶稣会士来到澳门，以后又陆续有教士来到中国。其中有利玛窦、庞狄我、熊三拔、龙华民等人。利玛窦受到明神宗朱翊钧的优待，在北京建立教堂，后来一直居留在北京。这些人除为殖民主义者服务、传播宗教外，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等人带来的有关历法、水利、测量等技术和原理著作，曾经由徐光启、李之藻等翻译成中文，对当时中国接受西方较进步的科学技术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