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迈克尔·哈特有本著作名为《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在这本书里，他按照对人类历史影响力的大小开列一份百人名单。其中，中国有两位皇帝榜上有名，一位是秦始皇，另一位就是隋文帝。

这样看来，隋文帝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颇为崇高，至少在中国皇帝中排名第二。但是，如果你让一个中国人选出他心目中两位好皇帝，一定不会选到隋文帝。那么，隋文帝到底是个怎样的皇帝，他在中外人士的心目中为什么形象如此不同呢？

笔者认为，无论如何应该承认隋文帝是位建立了丰功伟绩的皇帝。

第一个最伟大的功绩当然是统一。开皇九年（五八九年），隋文帝平定江南的陈朝，重新统一全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统一后的第二次大统一。这次统一意义极为重大，不光标志着南北两部份地域合为一体，还标志着北方“永嘉之乱”后历时三百年的民族融合的完成，真正做到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夷夏的大统一。

何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夷夏？只要看看隋文帝这个第一家庭即可明白。杨坚是汉人，而他的皇后独孤伽罗则是鲜卑化的匈奴人，这两人的结合，其实就是人无分夷夏。

再看他们的接班人太子杨广，虽然出生在关中地区，却偏偏喜欢吴侬软语，还娶了出身后梁皇室的萧氏做妃子，这就是地无分南北。

隋文帝家庭其实也是当时中国的缩影，也是我们今天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怎么推崇都不为过。

第二个丰功伟绩是建立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政治方面是三省六部制。三省制的核心是皇帝集权，宰相分权。这符合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大方向，所以唐朝直接沿用，影响力则一直达到清朝。

文化方面最伟大的制度创举是科举制。科举制的精髓是英雄不问出处，这个原则太伟大了。

首先，有才华的人可以依靠个人本领，而非家族势力出人头地，平民家的才俊子弟可以和门阀士族的孩子一样当官，这意谓着社会的公平。

另外，科举制也有利于维护皇权。试想，皇帝给了科举考生做官的权力，官位要从皇帝这里获得，科举的众多考生当然会成为维护皇权的中坚力量。因为有这样的优势，所以，科举制度也是一经创立就生机勃勃，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这是文化方面。

再看军事方面。军事方面影响最深远的制度是府兵制。府兵制虽是西魏创立的，但是，那时的府兵户籍单列、土地单分、人员单住，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军事集团。这样的制度助长军人特权，不利于皇权。

开皇十年（五九○年），平陈战争甫结束，隋文帝就对府兵制做了大幅度调整，要求所有府兵一律在地方落户，军人的土地也划归地方政府统一调度。这就是所谓的“垦田籍帐，一与民同”。

这个改革的意义在于把府兵从兵农分离、兵将合一的职业兵改造成兵农合一、兵将分离的民兵。这样一改对国家十分有利。兵农合一意谓着府兵和百姓合二为一，自给自足，国家不用养兵了；兵将分离意谓着将军们的权力大大削弱，降低军人对政治的干扰，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因为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改造后的府兵制不仅唐朝前期继续沿用，而且影响力一直断断续续持续到今天。这是军事方面。

再看法律方面。法律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开皇律》。开皇律的精髓一言以蔽之，是援礼入法、礼法合一。礼强调长幼尊卑的秩序，开皇律就用法律手段维护这种以皇帝为首的社会等级秩序。因为有这样的好处，所以《开皇律》不仅是唐律的直接蓝本，影响也一直持续到清朝。

这四项核心制度共同之处在于都在强化皇权的同时兼顾社会公正。这正是中国此后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方向！正因为如此，所以，隋文帝制定的这些伟大的制度，不仅给当时的国家建立了框架，也对此后一千多年的社会发展持续产生影响，这个贡献，也是怎么推崇都不为过。

第三个丰功伟绩是建立了以隋朝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汉朝时，中国曾是当之无愧的东亚霸主。但是，随着汉室瓦解、五胡入华，中原政权日益衰落，东亚的主导力量也变成了北方游牧民族。到了隋文帝时期，经由与突厥反覆的军事和外交较量，终于让突厥心服口服，还为隋文帝奉上“圣人可汗”此一尊号，投靠隋朝。

随着老霸主倒台，以隋朝为主导的东亚新秩序重新建立起来。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恢复了汉朝的声威，但是实际上，汉朝和隋朝大不相同。汉朝的东亚秩序强调军事征服和领土占领，而隋朝则不然。

隋文帝强调的是政治上的臣服和人心的归附。所以，无论是打突厥，还是打吐谷浑、打契丹，打完后都注重安抚、注重收拾人心。这就是儒家所谓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种和平的外交路线也是中国此后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思路。这种思路的贡献，也是怎么推崇都不过分的。

第四个丰功伟绩则是建立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统治局面，即常说的“开皇之治”。在隋朝建立之前，南北朝时期，无论北方还是南方，政治都比较黑暗。人们看到的皇帝或是上战场带着宠妃的齐后主，或是一下子立五位皇后、动不动施天杖的周宣帝，或国破家亡之际还不忘抱着两名爱妃一起钻到井里的陈后主。不是昏君，就是暴君，甚至是昏君加暴君，人们对皇帝已经失望透顶。最高统治者腐朽，下边的官吏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后受难的当然是底层老百姓。

但是，隋朝建立后，马上大不相同。如何不同？首先，皇帝不一样了。前文多次提到，隋文帝是节俭自律、爱民如子的好皇帝。

按照《隋书·高祖本纪》的说法，是“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每天天不亮就上班，太阳下山了才下班，无论是宫室还是服装器具都不慕奢华、唯求节俭，这当然是个好皇帝。

什么叫爱民如子呢？仍然引《隋书·高祖本纪》的说法：

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尝遇关中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彻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期。及东拜泰山，关中户口就食洛阳者，道路相属。……逢扶老携幼，辄引马避之，慰勉而去。至艰险之处，见负担者，遽令左右扶助之。

隋文帝每次出门，只要路上有人上表，遇到上访群众，都停下马来，亲自接待。这是关心百姓心声。

另外，开皇十四年（五九四年），关中闹灾荒，隋文帝让左右把老百姓家里日常吃的东西拿来给他看。结果都是碎豆子、米糠一类的东西，隋文帝一看，马上眼泪流下来。自己带头节约，一个月都不喝酒吃肉。这是关心百姓生活。

更感人的是，在这次大饥荒期间，隋文帝和老百姓一起到洛阳逃荒，遇到路窄时，隋文帝总是把马牵到边上，让老百姓先走。如果哪个老百姓拎的东西多，背不动，隋文帝甚至让左右的侍从替他们拿。这种亲民的形象，即使在今日都毫不逊色，何况是一千多年前的帝制时代。

俗话说上行下效，皇帝带了个好头，官员也较勤政清廉。翻翻《隋书》即可发现，隋文帝时期，没有贪腐大案，倒是有多位清官都收进《循吏传》里。

举个例子，当时有位官员赵轨，担任齐州别驾。此人清廉到什么程度呢？他东边的邻居家有棵桑树，枝条越过院墙，到了他们家院子里。到桑葚成熟时，凡是从邻居家树上掉到他家院子里的桑葚，赵轨都让孩子给人家送回去。

想想看，一颗桑葚都不沾的人，会占老百姓什么便宜呢？所以等他离开齐州回京时，齐州老百姓都来送他，说，别驾一清如水，我们送行也不敢拿酒，就喝我们一碗水再走吧！

有这样的皇帝，这样的官吏，当然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

隋朝建国十年后，就出现了仓库充盈的局面，这当然有很多种因素，但是，官府不横征暴敛，老百姓安居乐业，肯定是重要因素之一。

一位统治者能够经由自己的努力，让老百姓看到生活的希望，这个功绩，也是怎么推崇都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