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这是一个富裕的时代。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国家的富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地关系的平衡程度。唐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人口与土地的平衡关系解决最好的时代了。按照《通典》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十三年（七五四年），全国共有户籍人口五千两百八十八万人。而根据今天学者们的测算，当时唐朝全国实际人口应该超过七千万。这么多的人口，对应的可耕地有多少呢？根据现有史料推算，当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八百五十万顷，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六点六亿亩。这意味着，当时人平均占有的可耕地面积超过九亩。这是一个在当时生产力水准下相当协调的比例。对比一下今天的情况就知道了。现在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大约十八亿亩，可是，人口也多达十三亿，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才一点四亩，已经远远比不上唐玄宗时代了。正是因为人地关系和谐，大多数人都能做到耕者有其田，才会有杜甫所谓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第二，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举一个例子，唐朝有一个大诗人叫王翰，传世作品不多，但是，其中一首《凉州词》就足以传唱千古。诗是这样写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慷慨悲凉而又意气昂扬，确实有盛唐风骨。那么，写诗的王翰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极张扬的人。王翰很早就考中进士。但是，按照唐朝规定，考中进士之后并不立刻授官，而是还要由吏部铨选方能授职。可是，王翰平时生活太招摇，不仅“枥多名马，家有妓乐”，而且还“发言立意，自比王侯”。这样的人难免招人忌恨，所以，吏部对他不感兴趣，进士及第四年还没给他安排工作。怎么办呢？王翰不是深刻反省自己，从此夹着尾巴做人，反而来到京师，公然在吏部衙署的东边张贴了一张榜文。这个榜文其实就是一个海内文士排行榜，把天下所有的文士划分为九等，其中，他自己赫然位列第一等，与张说、李邕等大文豪比肩。榜文一出来，长安城观者万计，朝野哗然，这还不够个性张扬吗？不过，更有个性的还不是王翰，而是他的粉丝——崔老太太。今天的粉丝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都有什么举动呢？有的献花，有的拥抱，有的追车，有的接机。那么，崔老太太怎么表达对王翰的感情呢？搬家，跟他做邻居。怎么回事呢？崔老太太的儿子叫杜华，也是个文人，想买一栋房子，征求母亲的意见。崔老太太就对儿子说：当年孟母三迁，不过是为了找个好邻居。今日我家择居，你若能与王翰为邻，我便心满意足了。结果，杜华果然就谨遵母命，把房子买到王翰家旁边。买房不挑绿化率，不挑交通，不挑户型，专挑一个会写诗的邻居，谁敢说这崔老太太不浪漫，没个性呢？

第三，这是一个奋发向上的时代。所谓开元盛世不仅是一个物质指标，更是精神指标。唐玄宗时代，人们的精神气象怎么样呢？笔记小说《集异记》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开元年间，有三个大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写诗的名声不相上下，平时也私交甚笃，没事经常在一块玩。有一天下雪，他们三个一块儿逛到一个酒楼，打算喝点小酒，挡挡寒。这时候，忽然有十多名皇家梨园弟子也到这个酒楼聚会，而且还招了四个歌女跟他们一起唱歌助兴。唱什么呢？当时的诗都是可以唱的，所以，这些人就唱当时的流行诗。三个诗人一看，突发奇想，就说：我们在诗坛上都很有名，可从没有分个高下，现在不如打个赌，她们唱咱们三个谁的诗多，就说明谁最高明。一会儿，有一名歌女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不是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吗？王昌龄一听马上说：我有一首了。说完，还在墙上画了一条横线做记号。接着，又一名梨园弟子唱道：“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这是高适的诗呀，高适也画了一个横道。再接着，一名歌女又唱了一首王昌龄的《长信秋词》，就是“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那首。一看这阵势，王之涣可着急了，他说：唱歌的这几个人都不怎么样，欣赏水准太低。我写的诗都比较阳春白雪，她们根本就不懂。说着，他指了指几名歌女中最漂亮的那名，说：咱们就赌这个小姑娘。如果她也不唱我的诗，我甘愿服输，一辈子也不和你们再争高低。但是，如果她唱我的诗，你们可要跪在地下，拜我为师。其他两个人都同意了。过了一会儿，这位漂亮姑娘开始唱了。她唱什么呢？“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谁的呀？王之涣的《凉州词》。王之涣这下可来精神了，对其他两个人说：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那些梨园弟子和歌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走过来问他们说，有什么事让你们觉得这么可笑？王昌龄他们说，你们刚才唱的都是我们写的诗，我们正拿你们打赌呢！我们说过，唐朝是诗的国度，诗人到处受到追捧。听见王昌龄这么说，这些艺人比今天的粉丝看见周杰伦还激动，争相下拜，说，我们肉眼凡胎，都没看出几位神仙来，赶紧给我们个面子，和我们一起喝两杯吧！结果，三个诗人都是一醉方休。这就是特别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

讲这个故事说明什么问题呢？我想说明，那个时代，文人们的精神真是开朗向上，社会也真是和谐风雅。诗人赛诗，歌女唱诗，梨园弟子弹琴助兴，这是何等令人神往的事啊！再看看清朝范进中举的愚昧和疯狂，我们能不感慨吗？为什么开元盛世，文人的精神这么活泼开朗？我想，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给人提供比较合理的发展空间。汉武帝时代，文人的出路多不多？不多。当时国家选拔官吏，除了从军立功之外，就两个主要管道，一个是任子，就是接爸爸的班；还有一个是资选，就是花钱买官。一个文人，如果没钱，再没有一个好老子的话，就很难有出头之日了。那么，清朝的康乾盛世，文人出路多不多呢？其实也不多。当时虽然有科举制，但是早就走上八股取士的死胡同，严重压抑人的创造力。但是玄宗时代就不一样了，经过唐前期的发展与唐玄宗本人的大力提倡，科举制已经初步成熟，但是又并不腐朽，考科举也就成为文人们最主流的上升之路。那么，当时科举考试考什么呢？就考写诗。要知道，诗的本质就是自由和激情，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文人，能不自信，能不向上，能不风流吗？

第四，这是一个国际化的时代。怎样才叫国际化呢？举一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根据《唐六典》记载，开元时期到唐朝朝贡的藩国有七十多个。形形色色的异邦人，到唐朝来干什么呢？有政治使节，有留学生，有学问僧，但是，最多的还是商人。在唐朝，只看一个地方，就知道当时的国际化程度了。哪儿呢？长安城的西市。大家知道，长安城一共有两个市场，一个东市，一个西市。唐朝的对外贸易主要通过丝路进行。中国商人从长安往西走，反过来，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商人则沿着丝路从西边往长安来。这样一来，西市自然占尽地利之便。在这儿，既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更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宝贝。因为西市太繁华了，简直就像一个吸金窟一样，所以，在当时又号称金市。西市周围，像景教（也就是基督教）的教堂，中亚胡人的聚居区，到处都是胡人生活的痕迹。在这之中，什么最引人注目呢？胡姬。就是胡人的少女，抑或少妇。她们随着父亲、哥哥或者是丈夫经过漫漫长途来到长安、来到西市，做什么？她们做得最多也做得最好的职业就是小酒馆的服务生。这些皮肤白皙、能歌善舞的女郎，迷倒了不知多少多情的唐朝小伙子。李白不是有一首诗吗？“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事实上，不光是迷人的胡姬走进唐人的生活，同样迷人的胡马、胡香、胡药，乃至普通人家饭桌上的胡饼，都悄悄地吸引着唐朝人，也影响着唐朝人，甚至变成唐朝文化的一部份，这就叫做张开双臂，拥抱世界。

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个国家如果只能接受外来文化，而不能输出自身文化，那就不能称为大国。大唐玄宗时代，不光是热情拥抱世界的时代，更是热情回馈世界的时代，怎么回馈世界呢？两个途径。第一，接纳东亚各国的留学生、学问僧来学习大唐文化。第二，自己走出国门，传播文化。在传播文化的使者中，最有名的就是监真和尚了。他从玄宗天宝元年（七四二年）开始，立志到日本传播佛教，经历了五次渡海失败之后，仍然百折不挠，终于在第六次的时候成功了。这一年，已经是天宝十三年（七五四年），而且，这时候，监真和尚已经双目失明。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精神啊！监真和尚在日本生活了十年，不仅成为日本律宗的开山大师，而且给日本带去建筑、艺术、医学等方面的知识，最后在日本圆寂。事实上，当时唐朝向东亚国家输出的可不止是佛教，更重要的还是本土产生的儒家思想。就是在唐朝，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所谓东亚文化圈形成了。这样的国际影响力，不正是盛世最重要的表征吗？

听完这些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可能有人要有疑问了，唐玄宗所开创的开元天宝时代，既然是如此的富裕开放、如此的风雅和谐，为什么还会爆发安史之乱，让大唐从太平盛世转眼就跌入天下大乱的深渊呢？唐玄宗时代由盛转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