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养了一批西洋画家，这些西洋画家原本是传教士，苦于中国政策不允许传播天主教，他们不得不寄身于宫廷，混一口饭吃。

乾隆刚上台的时候曾打算缓和宗教政策，提出“禁止旗人信教，其他一概不问”的政策，郎世宁等人如获重生。听闻宗教政策解冻的消息，在华的外国传教士们热血沸腾，感叹终于赢得了一个自由传播宗教的机会。

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在乾隆十一年六月，这朵刚刚开放的宗教之花就夭折了，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福建省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里，破获了一起西洋传教士秘密传教的事件。神父费若望、德方济各和施方济各被拿获，这些神父犯了一个错误，乾隆说只管旗人信教，不管其他人信教，并不表示同意传教士们传教，他只说信教不犯法，没说传教也不犯法。

这三个神父禁不起严刑拷打，很快就供出了福建教区的主教白多禄。白多禄是西班牙人，属于天主教的分支多明我会，奉罗马教皇之命代理福建教区。

很不幸的是这些传教士落到了福建巡抚周学健的手中，周学健是个极端仇视洋教的人。他把这些传教士关起来，严刑拷打，希望罗织出更多更大的罪名，然后奏请乾隆对洋教实行严酷的政策。周学健对这些人严刑拷打，传教士们细皮嫩肉怎么禁得起这么野蛮的酷刑，纷纷就范。

周学健引经据典，细数洋教的危害，请求乾隆将这些人正法，以此彰示国法，弘扬圣人之道。乾隆犹豫了，当时福建有两千多教徒，把他们全杀了难免会引起国际舆论对自己的不满，虽然乾隆没有国际意识，但这个道理还是懂的。杀人不可以杀太多，杀一两个典型就够了，起到震慑作用。乾隆最后决定，先将白多禄斩立决，以观后效。

费若望等四个传教头目被判“死缓”，到了第二年秋还是“死缓”，根据我们的经验，他们应该是可以逃过一劫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确实可以逃过一劫。

可意外偏偏发生了。乾隆十三年初，在菲律宾吕宋的天主教会要求归还白多禄的遗体。乾隆听说此事，立即警觉起来，这事怎么传到菲律宾去了？看来天主教确实很恐怖，消息传得这么快，组织必然很严密。

这一事件也让四名羁押在狱中的传教士命悬一线，乾隆指示福建海关要严禁内地民众跟吕宋一带的天主教徒往来。这年秋天，乾隆下了命令，将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秘密处决。乾隆下这个命令甚至都没有通知军机处，四人被处决后，报告是：四人在狱中正常死亡。

乾隆的阴毒由此可见一斑，对外国人是这样，对中国人更是这样。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情还是传了出去，当时教徒们并没有想到幕后杀手就是乾隆，或者想到了也不敢直接指出来。

福建教难发生后，很快就蔓延到江苏。在江苏传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黄安多均被捕入狱，乾隆指示江苏巡抚安宁根据福建教案来处理，也就是说秘密处决，然后再上一个“狱中正常死亡”的报告。

此后不久，教难就蔓延到全国，传教士们要么被杀，要么被驱逐。总之，传教士们感到，乾隆的政策比康熙和雍正更严酷。当时，教徒们都认为这场教难的罪魁祸首就是周学健，巧的是周学健不久也因为违反禁令和贪污受贿落马，被乾隆赐死。教徒们纷纷称之为“天主的惩罚”。

乾隆并没有把天主教看成是白莲教那样的邪教，但是对洋教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乾隆看来，尽管洋教现在不是邪教，但很有可能蜕变成邪教。所以，乾隆对于洋教是很不宽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