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东北后，婉容就逐渐失宠了。溥仪和婉容分居了，很少理婉容。

溥仪冷淡婉容的原因很复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婉容逼走了文绣，还有一个原因是到东北后，溥仪的心理受到扭曲，而婉容似乎并没有理解他。到东北后，溥仪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傀儡，性格多疑残暴，整天除了吃喝拉撒之外，就是关在家里“打骂、算卦、吃药、害怕”。总之，溥仪没法过一种正常的生活。

在日本人面前溥仪唯唯诺诺不敢半点不敬，但是在房子里却写着：“日本人的气，还没有受够了吗？”

溥仪在自传中写到自己的状态，对此我们深表同情：

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颠颠，对家庭生活更没有一点兴趣。我先后有个四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子，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来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个人的具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女人是需要安慰的，溥仪这种状态显然无法安慰女人。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溥仪很需要婉容的精神支持，但是溥仪却没有感受到这些，婉容的表现非常任性，看到溥仪冷落自己，没有选择自强自爱，而是选择了自暴自弃。

1934年6月7日，日本天皇的弟弟雍仁觐见溥仪和婉容，外界一直传言皇后有精神病，没想到婉容居然能出席招待雍仁的午宴，而且状态并不差。由此可见，婉容并非真有精神病，只不过是夫妻生活不和谐导致的结果。

1935年初，溥仪发现婉容怀孕了，立即断定婉容与人私通，因为溥仪知道自己患有不育症。其实在1931年从天津到大连的过程中，婉容的哥哥就为了私利把她卖给日本的军官。婉容怀孕后，恳求溥仪承认这个孩子，溥仪拒不承认这个孩子，但是同意孩子生下来后交给婉容的哥哥去抚养。在此之后，婉容就被打入了冷宫。溥仪还让人监视她，只允许她的两个妹妹见她。

溥仪甚至想废掉婉容，但由于日本方面不同意，他才作罢。

从此以后，婉容就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苦闷时抽大烟喝闷酒。每年只有春节和溥仪生日时，婉容才有机会见溥仪，不过还不能单独相处，仍有其他人在场。每次见面时，婉容都打扮得干净整洁，以求博得溥仪的欢心。

婉容的烟瘾很大，每天要抽二两鸦片，八十多支香烟。烟瘾犯了之后，婉容经常表现失态，有时候会穿着睡衣往外跑。但婉容精神正常的时候，还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两年后，婉容的青春美貌逐渐失去。1937年3月7日，溥仪三妹给溥仪写信，说婉容前后变化太大了，现在变得非常可怕。婉容经常用长发遮面，不敢给人看。到了伪满政权后期，婉容已经变得人不人鬼不鬼，境况非常凄惨。

当然，婉容也不甘心一辈子就这么毁了，曾经试图作出挣扎。她有两次争取“自由”的尝试，1932年4月，李顿代表团来到东北，婉容派人去大连见中国代表、调查团的顾问顾维钧，请求他帮助自己从长春逃走。顾维钧委婉地拒绝了她，并让人转告她，自己不过是个顾问，即使想救她，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1933年，婉容托赵欣伯的妻子向日本人请求去日本养病。婉容很委屈地对溥仪三妹说：“为什么别人有自由，偏偏我没有自由？”溥仪三妹说：“你是皇后，跟其他人不一样，不自由是很正常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请看以后的事情就知道了。”

果然正如溥仪三妹所说，婉容的反抗是不会有希望的。

1945年8月，日本战败，伪满洲政府垮台。8月11日，婉容跟着溥仪坐上了前往长春的专列，13日，在通化临江大栗子沟，溥仪将婉容和李玉琴扔下，准备坐飞机去沈阳，然后转飞到日本。婉容被抛下后，精神接近崩溃状态，哭喊叫骂，连走路都走不稳。

后来，苏军告诉婉容，溥仪已经被抓住了，将送往苏联。婉容给溥仪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很平安，希望早日与他相聚。

1946年4月29日，民主联军将婉容送到她哥哥润良的家里，润良不肯收留她。此人就是当时捏合婉容跟日本军官胡搞的那个哥哥，他当时靠婉容发迹，现在婉容晚景凄凉，他居然拒自己妹妹于千里之外，这种冷酷实属罕见。

婉容没有落脚之处，只好跟着军队继续走，到了吉林后又从吉林向延吉前进。在路上，婉容已经奄奄一息。从延吉转到敦化后，婉容病情恶化，高烧不退，不久便凄凉离开人世。

婉容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溥仪在满洲当皇帝时，又娶了两个“贵人”。1937年4月6日，溥仪娶了满洲贵族的女儿谭玉龄，就像溥仪自己所说，谭玉龄也不过是一只养在笼子里的鸟，这只年轻的小鸟在1942年就死去。谭玉龄人长得很漂亮，天真纯洁，她的到来安慰了溥仪受伤的心。

溥仪非常喜欢她，只可惜在1942年8月13日凌晨，这只可爱的小鸟就离开了人世。谭玉龄得的是伤寒症，并不是什么绝症，溥仪怀疑谭玉龄之死跟吉冈安直有关。吉冈安直为谭玉龄请的是日本医生，这个日本医生对谭玉龄的病似乎不是很热心，日本医生要给谭玉龄导尿，溥仪不准，日本医生甩手不治，第二天谭玉龄就死了。

谭玉龄死后，关东军让溥仪娶一个日本人，溥仪不答应。吉冈安直只好拿来一些中国女学生的照片让溥仪挑选，结果溥仪挑选了李玉琴，李玉琴被册封为福贵人。李玉琴来到溥仪身边时只有十五岁，溥仪之所以选一个年龄小的就是怕对方是关东军的耳目。一个单纯的女孩子要容易控制一些，这是溥仪的真实想法，他不想跟自己同床共枕的人还是关东军的耳目。

李玉琴出生于汉族贫民之家，溥仪娶她更是与爱情无关。由于是贫民出身，李玉琴身上缺少贵妇人的气质，为此遭到了仆人家人和佣人的嘲笑。尽管如此，这个出身贫贱的贵人仍然觉得当溥仪的老婆很有面子，从温饱都成问题的家庭一下子变成了伪满洲的皇帝的贵人，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难免养成一些骄矜之气。

溥仪给她提供了奢华的生活，但他也是一个权威的丈夫，高高在上，而且这个丈夫喜怒无常，所以李贵人在溥仪面前总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日本战败后，李玉琴的境遇要比婉容好一些，因为她“出身好”。民主联军做他的思想工作，让她跟溥仪划分界限，参加革命。李玉琴没有接受，表示自己是溥仪的妻子，一定会忠于溥仪。但是第二年四月，她就改变了想法，写了一封与溥仪离婚的信，便回到娘家。但后来她被溥仪的族兄溥修接到家里，溥修打算把她送到北京的醇王府，不过载沣没有同意。李玉琴只好住在溥修的家里，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奴仆。

1951年，李玉琴随溥修一家来到北京。1953年，她挣脱溥仪家族的束缚，回到长春，可惜找不到正式工作，只好做临时工为生。1955年3月，李玉琴收到一封信，是溥仪从监狱中寄过来的，李玉琴给溥仪回了一封深情的信。之后，她去监狱里探望过溥仪四次，每次都会带一些糖果过去。

不过由于溥仪是战犯，李玉琴跟他交往顶着很大的压力，家里人都反对她这么做。1956年，李玉琴在长春图书馆工作，到了年底，她又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这次她找溥仪是谈离婚之事，但是管理所的领导却不赞同她跟溥仪离婚。他们竭力开导她，让她继续跟溥仪待在一起，为了方便他们，领导们还让她跟溥仪住在一起。但是这位女士坚持要离婚，溥仪虽然心里很痛苦，但还是同意跟她离婚。

后来，李玉琴跟一个广播电台的职工结婚，两人生下一子，李玉琴后来还当上了长春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