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上，巨变也是很少见的。

就我所知，这样的巨变一共有三次。

哪三次呢？第一次巨变是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第二次巨变是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第三次巨变是从鸦片战争到今天，而且这次巨变尚未结束。

第一次巨变发生在史前时期，因此没有太多的文献记载，大部分的证据都是靠考古得知的。从考古学的发现来看，在仰韶时代，农业、畜牧、服饰、房屋都已经成熟，人类基本的物质生活已有保障；音乐、舞蹈、绘画也都已经出现，精神生活也不虞匮乏。更重要的是，那是一个相较于后世更为太平祥和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基本上十分平等。从出土的墓葬中可以得知，聚落内部贫富差距并不大，顶多这个墓多两件陪葬的陶器，那个墓少两件陪葬的陶器。聚落与聚落之间，有规模大小的不同，但并没有战争的痕迹。

但到了龙山时代，中国各地忽然兴起了筑城运动，聚落间的战争迹象到处都是。而聚落内部的贫富差距也急速扩大，有的墓规模宏大，陶器、玉器、漆器塞满整个墓穴，甚至还有殉葬者出现；有些墓则简陋狭小，找不到多少陪葬品。聚落与聚落的层级分化也开始出现，中心聚落越来越大，中小聚落被不断压榨。聚落内外，上层剥削下层的体制开始出现，这就是第一次巨变。

在第一次巨变之后，脱颖而出的是一批叫作“血缘贵族”的人，他们建立了一个以血缘宗法进行统治的新时代。这个时代长达近两千年之久，贵族们凭借着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血缘，掌握了所有政治、经济资源乃至这个时代最高等的知识和技术。儒家典籍中所传颂的夏商周三代，便是这样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血缘可以决定一切。所谓封建宗法秩序，就是一个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生下来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决定了。

在正常情况下，庶子无论如何贤明，都不能取代嫡子；小宗无论怎么杰出，都不能取代大宗。父亲是贵族，那么儿子也是贵族，子子孙孙都会是贵族；父亲是奴隶，那么儿子也是奴隶，子子孙孙都会是奴隶。

有同学曾经问我，儒家经典传颂的三代是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标准答案，要看你在三代生下来是谁。如果你生下来是贵族，那就很美好；如果你生下来是奴隶，那就很不美好。

《礼论·礼运篇》

现代人听起来，会觉得这样极端缺乏社会流动的时代，真是太可怕了。但天下所有的事物，有缺点必然也有优点，否则它不可能存在。贵族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这是一个极其安定的时代。

如果政治和社会地位是注定的，那么你取代不了别人，自然也不必担心被别人取代。你不必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而费尽心思，因为这几乎没有意义。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每个人所要想的就是如何尽好这辈子该尽的本分，如何做好这辈子注定该扮演的角色。

在这样的社会中，如果你生为贵族，你的富贵和荣耀全部来自祖先，你的责任就是发扬祖先给你的荣耀，并且将它代代传递给子孙。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三代古典文化的核心，那就是“礼”。因为对贵族而言，一个靠血缘关系来运作的社会，就如同一个大家庭，家人之间不会讲“法”，只会讲“礼”。

这样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在中国人的心中，“法治”始终不是政治上的最高境界，政治最高的理想是“礼运”。上位者不应该用“法”来“治”天下，而是用“礼”来“运”天下。各位可以用心体会其中的差别，《礼记》的《礼运篇》就是在讲这个道理。中国古典文明的精华，就尽在一个“礼”字上头。

但随着时间的巨轮继续转动，这样辉煌灿烂的文明也迎来了它的末路。灭亡古典文明的并不是其他阶级，而是贵族自己。

随着贵族生活的日渐腐化和堕落，传统的礼教逐渐被遗忘，用古人的话来说，就叫作“礼坏乐崩”。而由于贵族之间的不断激烈内斗，中国文明也迎来了第二次的巨变。

从春秋战国开始，贵族间相互征伐，进行战争。战场上讲究的是智慧与力量，而不是血缘。没有人因为敌人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高贵血统，就甘愿在战场上跪地求饶。只要有智慧与力量，就算是平民百姓，随时都有机会取代贵族接任要职，于是“布衣卿相”的局面开始来到。

这场历经数百年变局的最后象征，就是秦末陈胜起事时所讲的那句话：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如果让三代的人听见这句话，他们一定会觉得惊骇不可思议。陈胜出身只是个帮人耕田的农夫，是社会的底层，当时如果连社会的底层都知道血缘不可靠了，人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那么以血缘维系社会秩序的古典文明，自然会土崩瓦解。

秦灭亡了六国和统治它们的贵族，而古典文明所留下最后的贵族——秦，也在转眼间灭亡。以“贵族”为主体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就这样一去而不复返。

巨变的核心，其实就是文化和支撑这个文化的主体阶层的改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需要靠一个阶层来信奉它、执行它、支撑它。三代古典文化，终归一个“礼”字，而支撑它的就是这批血缘贵族。

但在血缘贵族消失之后，经过了无数的纷纷扰扰，产生了一个新的主体阶层，也就是我们后世所说的“儒生士大夫”们。这批人从小读着孔子书，靠着这些学问当上官员，当官后支持社会跟政治的运作，等退休后回到乡里教化民众。他们时常到处作诗、题碑、著书，他们的流风余韵直至今日都还处处可见。

儒生士大夫这个阶层，固然有许多问题。今日也有许多中国人，往往将近代落后西方的责任归咎于他们。但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莫大的贡献，中华文明曾受到无数次外族的入侵，却始终没有像其他古文明一样灭亡，传承到了今日终不断绝，便是靠无数的儒生士大夫，在历史上艰苦卓绝地支撑着这个伟大文明于不坠。

儒生士大夫这个阶层，和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也同样延续了近两千年。但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迎来了第三次巨变，一切都彻底地改变了。

鸦片战争至今已有一百七十多年。姑且不论我们和一百七十多年前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同，但这场巨变最大的象征，便是透过废除科举、废除读经、五四运动、提出将线装书丢进茅坑里……一系列的努力，中国人终于将“儒生士大夫”这个阶层彻底铲除了。没有了这个主体阶层的支持，儒家文化也随之轰然倒地。

当然，或许有人会问，今天不也有许多人讲儒家文化吗？怎么能说儒家文化轰然倒地呢？

一个文化之所以是活着的，不在于有人讲，而在于有一群人具体地实践它。试问今天的社会可有一个阶层，将儒家文化当成是信仰的中心？当成是生活的方式？当成是奋斗的目标？如果没有，那么它就只是一种过去的文物，就像埃及文化、两河文化一样，只能送进研究所和博物馆了。

其根本的关键，在于我们今日的教育，已是西方知识体系的产物，这和中国传统对读书人的训练与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没有主体阶层，自然就没有文化。

第三次巨变，迄今尚未结束。因为我们还没找到，在三代的古典文化和秦汉至明清的儒家文化之后，中国人应该奉行什么样的文化。在血缘贵族和儒生士大夫之后，又会需要什么样的主体阶层来支撑这个文化。

如果简单地把第三次巨变发生至今，分成前后两期，第一期大概是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胜利，当时追求的目标是“救亡图存”。中国要如何在列强的各种侵略之下，能够生存下去。

各位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在当时亚洲只有中国、泰国跟日本没有亡国，其他的国家几乎都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在那样的危局中，靠着多少先贤先烈的奋斗，这个国家总算生存下来。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今天，追求的目标就是“富国强兵”，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之中。

可是富强之后，还有更重要的题目，这就是这一代和下一代所要面对的问题。在第三次巨变之中，我们如何找出新时代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我当初在台湾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历史与人物”这门通识课，内容包括孔子、秦始皇、汉武帝和王莽。但由于这本书的篇幅有限，我重点只讲秦始皇这个人，以后有机会我再和各位谈谈其他的人物。

我为什么开设这样的课程呢？因为这些人物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都活在第二次巨变的时代，也都尝试着替他们的时代找到一条出路。

我希望用历史作为范例，让各位来看看第二次巨变中最杰出的人们，他们是如何面对巨变，如何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

如果各位能够明白这一点，才会让活在第三次巨变的我们，有可能少走冤枉路。更重要的是，明白他们的成败得失，才能知道我们未来的出路可能在什么方向，这就是我开这门课和写这本书最重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