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查尔斯·格林（Charles Gehring），就没有这本书。这位“新尼德兰项目”（New Netherland Project）的主管耗费30年的时间翻译了“新尼德兰”殖民地的荷兰语手稿记录。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将译稿出版，他还欢迎我进入他的工作区，允许我利用他搜集的资料，给我提供建议、向我介绍许多情况，并通过其他各种途径为我提供帮助。从越南菜到微酿啤酒，在奥尔巴尼海滨和阿姆斯特丹运河边，他一直是我的向导。查理，我要向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我还要感谢“新尼德兰项目”的珍妮·维尼玛（Janny Venema），她也为我提供了类似的帮助，我们之间建立了友谊。她花费数日为我誊写尚未出版的手稿，还给了我一本关于17世纪的荷兰语手抄文稿阅读方法的初级读本。她使长期以来被奥尔巴尼市淹没的贝弗韦克镇（Beverwyck）重现于我面前。

还有许多人曾帮助过我。我要感谢荷兰莱顿美国清教徒前辈移民博物馆（American Pilgrim Museum）的Jeremy Bangs和Carola de Muralt，他们让我了解到17世纪荷兰人的生活特点，还花了整整一个下午带我在他们独一无二的博物馆中参观，那真是一次美妙的经历。纽约大学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Patricia Bonomi）在我启动这个项目时就为我提供指导，还在我向项目终点冲刺的过程中给予鼓励。纽约州立图书馆的彼得·克里斯托夫（Peter Christoph）与我分享了他发现这些荷兰语手稿并将它们翻译出来的辛劳往事。纽约地底博物馆、南街海港博物馆的考古学家Diane Dallal帮我将曼哈顿下城区的峡谷中的“新阿姆斯特丹”转换为可视化影像。史学家兼作家Firth Fabend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了解北美洲的“荷兰特质”自17世纪以来的变迁以及评价这个殖民地的功过方面，给予我帮助。“新尼德兰”的朋友们邀请我在他们2003年的年会上发言，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得以表达对这个荷兰殖民地的一些观点。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杰出史学家、研究“新尼德兰”及其居民方面的权威——威廉·弗里霍夫（Willem Frijhoff）为人慷慨大方，为我提供了绝妙、及时的建议，并鼓励我关注阿德里安·范·德·邓克（Adriaen van der Donck）。出生于荷兰的学者Elisabeth Paling Funk是研究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权威，她帮助我解开历史的谜团，并为我翻译了一些17世纪的诗歌。纽约公共图书馆的Wayne Furman以及该图书馆的纽约史和系谱学部门的员工们在我的研究过程中为我提供了便利。我要向纽约早期历史领域的权威——丹佛大学的Joyce Goodfriend致谢，她与我就历史和史学家的观点进行了有益的谈话，为我提供了建议和忠告，还向我介绍了奥尔巴尼的一家餐馆——Jack's Oyster House。美国国家美术馆的Anne Halpern在我研究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肖像时为我提供了帮助。皇后学院的历史学教授Leo Hershkowitz曾用同样优美的文字描写过“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和“特威德老大”，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他一样了解纽约历史，他的观点令我获益良多。纽约州档案馆的管理员Maria Holden带我初步了解了如手工艺品般的，有关纸张、墨水及其保存方法的荷兰语文献。

7月4日上午，阳光灿烂得令人目眩，在莱顿市的Stadscafe的露台上，阿姆斯特丹大学的Jaap Jacobs拓宽了我在17世纪美国殖民史方面的视野，让我不仅将这段历史视为后来的美国历史的伏笔，更是欧洲历史以及英国与荷兰共和国之间的全球力量斗争的一部分；我还从他关于“新尼德兰”和17世纪的“宽容”概念的佳作中获益颇多，而且他正在撰写彼得·施托伊弗桑特（Peter Stuyvesant）的传记，我们讨论了这个暴躁易怒的人物。我还要感谢Joep de Koning，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收集“新尼德兰”地图的人，他与我交谈、分享见解，并且给我机会尽情参观他独一无二的收藏品。感谢纽约贝德福德Fox Lane高中的Dennis Maika，他关于1653年纽约市政章程的重要性，以及该殖民地后来发展壮大的论文和观点在塑造我自己的思想方面发挥了作用。感谢东英吉利亚大学的Simon Middleton，他为我提供了关于尼德兰现代共和主义的建议，而且同样热衷于研究范·德·邓克的他给了我很多鼓励。感谢南街海港博物馆的主管Peter Neil；感谢“半月号”（Half Moon）的船主Chip Reynolds带我登船并让我对这艘船有了感性认识；感谢17世纪荷兰食品方面的权威Peter Rose为我研究烹饪知识提供了帮助；感谢纽约波坎蒂科山区洛克菲勒档案馆的Thomas Rosenbaum给我机会参观该机构收藏的17世纪荷兰语公证记录，那些收藏品令人叹为观止。感谢Ada Louise Van Gastel在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研究方面付出的努力以及对我的鼓励；感谢纽约市尼德兰中心的Hanny Veenendaal传授我荷兰语的基础知识并帮助我翻译和阅读古老的荷兰语文献；感谢Greta Wagle欢迎我加入“新尼德兰迷之家”，让我接触其成员并进行了总体而言是很愉快的交往；感谢荷兰泰尔斯海灵岛贝豪登豪斯博物馆（'t Behouden Huys Museum）的馆长Gerald de Weerdt与我分享他对荷兰航海业的相关见解；感谢西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的Laurie Weinstein帮助我了解荷兰人、英国人、印第安人之间的互动情况；感谢Thomas Wysmuller与我探讨荷兰历史并热心支持我。

特别感谢Firth Fabend、Charly Gehring、Leo Hershkowitz、Joep de Koning、Tim Paulson、Janny Venema以及Mark Zwonitzer阅读我的书稿并给出宝贵的评论和批评意见。本书经他们的指正有了很大的改进，当然，如有任何错误之处，责任在我。

我还要感谢Coen Blaauw，西密歇根大学的Jośe Brandão，纽约州立图书馆的Marilyn Douglas，Howard Funk，Dietrich Gehring，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的April Hatfield，纽约历史学会的L. J. Krizner，纽约大学的Karen Ordahl Kupperman，Hubert de Leeuw，《纽约系谱与传记记录》的编辑Harry Macy，从《纽约时报》编委会退休的Richard Mooney，纽约州立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员工们，“新尼德兰之友”（Friends of New Netherlard）的Hennie Newhouse，Martha Shattuck，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的Amanda Sutphi，哈佛大学的Martine Julia van Ittersum，新罕布什尔大学的Cynthia van Zandt，Loet VeJmans，纽约荷兰学会会员兼de Halve Maen的主编David William Voorhees，“新尼德兰之友”的Charles Wendell，以及中田纳西州立大学的James Homer Williams。

我还要向我的团队致谢。我的经纪人也是我的朋友Anne Edelstein抓住了我脑海中一闪而过的念头，并让这一切成真。Laura Willams在选题策划初期提供了建议，Emilie Stewart在最后阶段协助过我。Anne Hollister和Elisabeth King核查了事实并以谨慎的态度和高雅的品位检查了书稿。在写作初期，我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Tim Paulson聆听我漫谈我的观点，推动我着手开展工作，而且一直为我提供明智的建议。双日出版社（Doubleday）编辑Bill Thomas从开始阶段就支持这一项目，并且始终以其饱满的热情和敏锐的批评眼光给予全力支持。我还要感谢双日出版社的Kendra Harpster、John Fontana和Christine Pride。此外，在伦敦，环球出版社（Transworld）编辑Marianne Velmans表达了她对于英荷问题的看法，并以深刻的洞察力评价了这部书稿。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Mamie Henricksson在这个项目进行的几年中包容我，她与我分享了美好的时光，并且陪我度过了一些确实不那么好的日子。她是我一生挚爱，我的一切都归功于她。

以上是对生者的感谢。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脑海中曾闪过一个念头，那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彼得·施托伊弗桑特的灵魂正在我身边的某个地方徘徊：前者也许是注意到有人打算将他从被淹没的历史中拽出来，后者也许是察觉到自己可能可以挽回形象，而不再是漫画式的历史人物。我还感觉到另一个灵魂的存在，只是它的存在感没有那么强烈——我要对已故的Barbara W. Tuchman表示感谢。首先，她树立了注重史实又强调叙述技巧的作家模范；其次，作为第一批受欢迎的历史学家之一，她在自己最后一本书《第一次敬礼》（The First Salute）中承认了为人们所忽视的，荷兰人对美国早期历史的贡献；最后，对我来说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她为了纪念自己父亲而向纽约公共图书馆捐献遗物，这促成了韦尔特海姆研究室（Wertheim Study Room）的建立，本书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在那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