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对马和荷兰人都很有感情，但这两种感情是截然相反的。正如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为查理画的那幅著名的马上肖像和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查理骑马的雕塑所示，他在马鞍上感觉最自在。他热衷于赛马，因此每年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纽马克特（Newmarket）度过，这里是该国最重要的赛马盛事的举办地点。1632年，他在2月中旬就早早地从伦敦动身，经过60英里的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据说“艾克塞斯制英里”比标准英里要长，因为英格兰那一隅的路面情况特别糟糕。）这可是一件大事，因为当国王去纽马克特的时候，其他人也会去，包括该国的政界、军界和经济界的领导人以及国王的家人［他的私人医生威廉·哈维就是在纽马克特侍奉查理时创作了那部史上著名的关于血液循环的著作］。查理对于壮观的排场有种近乎宗教性质的狂热，他的纽马克特宴会已经名声在外，甚至是臭名昭著的：仅仅一个赛马季，86桌宴席上每天就要消耗7000只羊、6800只羊羔和1500头牛。在不看热闹或大摆宴席的时候，他就在休养地打猎、打网球，或者到马厩去看他最喜欢的马。

对于荷兰人，他是持鄙视态度的。而且，他也受不了法国人（尽管他和一个法国人结了婚）。尽管他生来就是一个苏格兰人，但是他认为苏格兰人让人恼火，于是他鼓励他们尽可能地移民到加拿大去。但是荷兰人在某些方面令他特别苦恼：他们掀起了一场激烈的反抗，而且希望通过流血暴力摆脱君主制，以共和制取而代之。查理是君权神授的积极拥护者，他认为共和主义是一种全民癔症。当然，他也认为他的子民们享有自由，对此，他用一句名言解释过：“……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他们的解放和自由是存在于有政府管制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让他们成为政府的一分子进行管理，他们没这个资格。”（他是在面对观看他被斩首的人群面前做出这一番解释的。）当时他正处于后来人们所说的“人治”的时期，在这11年里，他因为议会与他起争执而将其解散，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在这一时期，他渐渐与他的国民疏远，王室变得更加孤立，而且国王花钱越来越大手大脚，宴会也越来越奢靡浪费，议会大为愤怒，民众开始公开反抗。最终他最害怕的噩梦成真：民众揭竿而起，他人头落地。

虽然查理认为荷兰叛乱分子既疯狂又危险，但是眼下还有更让他恼火的事情，那就是在世界各地的港口中，荷兰商船队正在把他们的英国对手们打得屁股开花。荷兰人正在使劲儿把英国人挤出最富饶的商业源头——东印度，荷兰商船现在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糖类、香料和纺织品贸易。讽刺的是，查理因自己独断专行的统治而对此无能为力：解散议会之后，他无力筹集与荷兰人抗衡所需的资金。

更让查理苦恼的是，尽管荷兰人这么令人讨厌，他还得被迫与之结盟。加尔文教在反抗西班牙人的荷兰诸省占据统治地位，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开始，英国一直以新教的名义实行支持荷兰的政策。但是这个联盟渐渐发生动摇，英国的领导人查理和大批英国民众都对荷兰人反戈相向，开始将他们视为新的威胁。

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查理于1632年3月到纽马克特享受赛马季。嗒嗒的马蹄声重击在地面上，人声鼎沸，三角锦在天空中熠熠发光。这位国王感觉如鱼得水。他身着盛装，栗色的头发飘扬，还留着锥形的浅黄褐色胡须（原汁原味的凡·戴克风格），眼睛盯着他最喜爱的马，和彭布罗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一起下赌注，后者的赌瘾有点重，这是众所周知的。这里还有一个骤然崛起的荷兰共和国派来的胡搅蛮缠、令人心烦意乱的使团，当然这是查理最不放在眼里的。当年事已高、德高望重的大使阿尔伯特·约阿希米（Albert Joachimi）骑着马进入纽马克特求见查理时，查理的第一反应或许就是厌恶，想打发他走。但是在当时的国际局势下，这样做是会酿成政治上的大错的。最终他还是同意见这个人了。

这位大使在会面开始就使用外交辞令，滔滔不绝，巨细无遗地详陈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友谊，他称最近这种友谊被企图“挑起某种误解”的“敌人”所干扰。查理很清楚这个人的怨言背后的潜台词，而且肯定被这番怨言中故意使用的一个模糊的字眼——“敌人”给逗乐了。几十年来，英国人一直在帮助荷兰人对西班牙作战，这是事实。但是两年前，同样是在纽马克特，查理接见了另一位特使——他是被西班牙王室派来的。他欢迎这位特使的到来——事实上，他热切期盼着后者的到来，而这令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除了马之外，查理还一直对艺术十分热爱。他的私人收藏品包括拉斐尔（Raphael）、提香（Titian）、丁托列托（Tintoretto）、曼特尼亚（Mantegna）和科雷乔（Correggio）的作品。一方面，这彰显了他的王室风范；另一方面，这些巨大开支令民众中的某些社会阶层对他的仇恨一触即发。在收集艺术品的过程中，他已经变成教皇的亲密笔友，教皇还送给他梵蒂冈的画作，而这只会令清教徒们对他的疑虑更深。如今，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被荷兰起义弄得几乎筋疲力尽，故非常希望英国能停止对尼德兰联合省的支持。腓力选择让妻子担任自己的特使，劝说查理与欧洲最著名、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家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签订和约，历史学家认为这是腓力妻子的灵机一动。鲁本斯也算是一位政客，他自认是一个忠诚的荷兰人，但是他来自安特卫普，那是由天主教占据统治地位且不愿与西班牙决裂的南方诸省中的一个。当鲁本斯与腓力在马德里会面共商出使大计时，他自己的想法是，如果查理不再对西班牙人抱有敌意，那么造反的荷兰诸省就会放弃造成毁灭性影响的叛乱，南北就能统一。于是他同意出使。

在英国，查理满怀欣喜地接见了鲁本斯，他委派这位艺术家在怀特霍尔宫宴会厅的天花板上作画。这座刚刚建成的宫殿属于帕拉第奥风格，既现代又前卫，出自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之手。建成后，天花板的中央嵌板（今天，鲁本斯这件唯一的作品依然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体现了查理对于君主政体的狂热信念：在旋转飞升的小天使的簇拥之下，他的父亲詹姆斯——神圣王权的化身——升入天国。查理的子民们后来正是在这个房间里处死了他，这证明了英国人在挖苦人方面的一贯才智。

鲁本斯还向查理引荐了他的学生安东尼·凡·戴克，此人成了查理的宫廷画师；多亏有他，我们才能见到一整个画廊的肖像画，这些画将这位国王的各种情绪和一举一动都捕捉了下来。查理将他们两人都封为骑士。他还和西班牙签订了和平条约——这让英国和荷兰共和国更加渐行渐远，转为敌对。然后，鲁本斯得意扬扬地去拜访他在伦敦的同胞约阿希米大使，他希望能说服后者，要想让荷兰共和国统一，最有希望的做法就是让叛军政府与西班牙进行和谈。但是，鲁本斯严重低估了北方诸省的决心。约阿希米和他效力的那些人一样反叛，他告诉这位画师，各省统一的唯一途径是南方人加入战争。（南方人没有这么做，最后，信奉天主教的南方诸省变成了比利时。）

约阿希米正是在英国刚与西班牙签订和约的背景之下，在纽马克特的马蹄声和嘶鸣声中求见查理的。他用的是英国和荷兰的“敌人”这个词，这暗示着抛开刚签订的和约不谈，新教徒们在面对共同的天主教仇敌时依然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我们不认为国王陛下对我们有敌意，”约阿希米在谒见之后给总议会的信中写道，“因为我们没有圣徒也没有斋戒日，而在这方面，西班牙国民是很迷信的。”）这位大使尤其希望国王能叫停近来一种令人不安的做法——自从英国与西班牙签订和约之后，被荷兰私掠船缴获的西班牙船只在进入英国港口时会被查封，这与两国长期以来的约定是背道而驰的。

国王听这个人把话说完了，而且礼貌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约阿希米两手空空地离开了。

不过，在不到两周之后，刚刚回到怀特霍尔的查理不得不再次和这个人周旋。这一次，约阿希米的外交手段不再那么含蓄。局势有了新的变化。又有一艘船被查封，但是这艘船不是荷兰人俘获的西班牙船。这是一艘合法的荷兰船，约阿希米禀告国王，它是从“一个叫曼哈顿的岛”开往阿姆斯特丹的。报告表明这艘船上除了载有5000块皮草外还有新尼德兰省的前任管理人。

此时，在西南面200英里之外的地方，被英国人关押的彼得·米努伊特正气得七窍生烟。他（自己看来）无缘无故地被剥夺了职位，被迫放弃自己连哄带骗才建立起来的殖民地，还要长途跋涉，历经艰险回国为自己的作为辩护。这还不算完，在海上度过寒冷的两个月后，“团结号”在英国海岸边被一场风暴困住，被迫在普利茅斯紧急登陆。在那里，他们没有得到友好国家对落难船只伸出的礼仪之手。米努伊特遭遇了生平最痛苦的变故——被捕入狱。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事情是他的宿敌，即可恶的米迦勒教士也被英国人关押了起来。

这些人被捕的消息传到了联合省之后，正如一位官员所写，领导人起初还是倾向于认为“是西班牙大使在英国施展了这个诡计”。但是，随着更多的消息传来，他们得知英国人扣押荷兰舰船的理由是荷兰舰船上的货物是在英国领土上的非法所得。荷兰人都被搞糊涂了，他们的贸易商不曾闯入荷兰殖民地北面的英国领土。约阿希米大使现在正向国王陛下陈情，其中必有误会。

但是这一次查理不会再给这位大使留下希望。这位国王用律师式的、准确而又微妙的语言告诉这个人，他认为这块殖民地的归属存在一些争议，在确定自己在这一议题中的权利之前，他不能释放这艘船。“国王陛下的回答，”约阿希米向自己的上司报告，“虽然措辞礼貌、态度友善，但依然令我们不满意……”

约阿希米当然知道两国邦交为何骤然降温。荷兰人掌握了东印度群岛贸易的统治地位。而查理也意识到了尽管充分利用“新大陆”殖民地是在更远的未来才会做的事，但是它代表了另一个财富之源。他最近刚刚将弗吉尼亚领土的很大一部分赐予父亲的朋友和顾问，即又称巴尔的摩男爵的乔治·卡尔弗特（George Calvert）——这是还了后者一个人情。乔治将他的儿子命名为马里兰（Maryland），这显然是在向查理的妻子亨利埃塔·玛利亚（Henrietta Maria）致敬。查理本人也支持弗吉尼亚的烟草贸易。

但是，眼下英国人出于一个特别的原因，要在此时扑向荷兰人在北美洲的领土。所有地缘政治行为中涉及两个刚刚崛起的强国的纷纷扰扰在一个事件中显露无遗——有些事情遥远，看似微不足道却会激起与它的规模不成比例的历史回音，这就是其中一件。在利润丰厚的东印度香料群岛（也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之一的岛——安波那岛（Island of Amboyna）即安汶（Ambon）岛上，荷兰人和英国人刚刚发生了一场血腥的较量。荷兰人赢得了这座岛以及丁香贸易的控制权，但是殖民地上的英国商人都可以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也许是为了报复英国人最近在印度群岛袭击荷兰船只的行为，那里的荷兰士兵拷打并杀死了十个英国人和几个日本雇佣兵，这些人被指控密谋夺取这个要塞。幸存下来的英国人坚称这种密谋行为不存在，荷兰人的行为完全是残暴天性驱使所致。

无论英国当局实际上对于此事有多愤慨，他们都为了取得道德和政治上的优势而不遗余力地编造了事情的经过。英国出现了题为《安波那岛上发生的对英国人的不公、残酷、野蛮暴行实录》的宣传册和书籍，其中包括生动的、小说般的描述和栩栩如生的木刻插图，插图表现的是这些英国人所受到的种种折磨，其中包括水刑和火刑（“约翰逊又被带去拷问，”一段扣人心弦的描述提及，“博蒙特听到他有时会大声叫喊，然后安静下来，然后又是大声咆哮。最后，在经历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两度审问之后，他在被带回来时大声哭号，全身湿透，身上各处都被残忍地烧伤了……”）。这些描述引发的骚动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在为“团结号”被扣押而诉苦之余，约阿希米也在谒见查理时抒发了对于这些描述的满腹牢骚。这位大使希望国王了解，荷兰人认为这些书里写的都是诽谤之词，“其意在挑起一个民族对于另一个民族的怒气”。但是这位国王听任人们散发这些宣传册和书籍。于是，荷兰人也加入了英国公众舆论之争，他们印制并带着他们自己的英文宣传册涌入英国的集市，发表他们自己对于这一事件的见解。（他们拒不承认用火烧英国人的行为，但是他们承认使用了水刑，因为这是“最保险、最文明”也是“全欧洲最常见的做法”。）

英国人从安波那岛事件中获得的好处多得惊人。几十年来，这一事件令英国人心目中荷兰商人无情、冷血的冤家形象更加根深蒂固。荷兰人在种种暴行方面的记录与英国人、葡萄牙人或者其他欧洲帝国铸造者们的记录相比当然不遑多让，但是夸大这一事件的野蛮性令英国人在面对这个微小、浸在水中的国家在全球竞赛中远远超过他们的事实时，感觉心中的痛苦有所减轻。直到1691年，这一事件发生60年之后，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还创作了剧作《安波那岛：一场悲剧》，剧中的全部角色都是真实事件中的人物，从骇人的荷兰总督哈尔蒙（Harmon）（“拿更多的蜡烛来，将他从手腕到手肘都烧一遍”）到英勇的英国人博蒙特（Beaumont）（“来吧；我会像草海桐一样享受火焰，一只手烤焦了，我就伸出另一只手”）。

但是这也带来了负面后果。英国人成功地把荷兰商人和战士描绘得如此无情，以至于英国几乎将东印度群岛拱手让给了荷兰航运商，并重新聚焦于亚洲其他地区。因此，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安波那岛事件产生的一个深远影响就是英属印度的建立。

另一个影响是纽约的建立。没有哪个殖民地曾经存在的时间长达几十年，将来也不会有哪个殖民地存在这么长的时间。但是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两个处于成形期的帝国的你推我搡之中，地球一端的事件会影响到地球的另一端。到了这时，英国的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荷兰掌控的那部分北美土地是那块大陆的关键所在，而且他们决意不让荷兰人同时控制东印度群岛和广袤、丰饶的北美未知之境。法律智囊团们忙活了起来，他们设计出了一个计划，要剥夺荷兰对其领土的主权。

在约阿希米第二次觐见国王查理的一个月后，查理的正式回复传到了海牙。这位国王宣称他无意压制关于安波那大屠杀事件的出版物在英国出版（他用这样一句话回应荷兰人的怒火：“只有正义的药膏能够治愈溃烂的民心”）。对于荷兰人投诉的英国扣押从曼哈顿岛起航的船只一事，国王陛下的回应是他质疑荷兰人对这块领土的主权。查理警告道，那些荷兰人和他们的舰船是来自“他们从弗吉尼亚北部攫取来的某个大农场，而他们却说这个种植园是从该国的原住民手中获得的”。紧接着，他连珠炮似的抨击荷兰人，质疑他们对曼哈顿岛以及延伸至岛的南北两端一百多英里的领土的主权，其中的一些说法颇有新意。“首先，印第安人并非那些领土的‘善意占有人’（possessores bonae fidei），他们的居住地并不固定也不确定，因此他们不能通过销售或捐赠的方式安排这些领土……其次，实际上，无法证明该领土上的所有原住民曾与荷兰人在这一捏造出来的销售中签订了合同。”而且，英国人称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真正的主人，“先发现者先得，天经地义”。在这件事情上，英国人将当时普遍接受的合法性发挥到了荒谬的地步，而这种荒谬性是在帝国和大发现时代里，所有抢占土地的行为的基础。“先发现者”是约翰·卡伯特，他于1497年踏上纽芬兰的土地。按照“发现”概念的逻辑，当探险者踏上一片之前从未有来自欧洲人眼中像样的文明背景的人踏足的土地时，那片土地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理论上发现范围内的土地都归探险者的赞助国所有。不过，即使是奉行这种扩张领地的简易方法的人们也会感到惊讶，只因为一个意大利人曾踏足跨越北美的一部分土地（毕竟，纽芬兰也是一个岛）——更何况当时是卡伯特认为自己身处一个无人居住的亚洲地区——上至北极、西至太平洋、南至西班牙人控制领土的上百万平方英里的整片陆地都奇迹般地、无可争议地归英国所有了。

荷兰人不吃这一套。一方面，他们对于所有权的法律依据与英国人不同。在他们的法律体系中，发现者还必须占领并测绘这片土地；派遣定居者的决定就是这么来的，尽管人数不多，但是新尼德兰的三大流域都有他们定居者的身影。到了5月，这一事件结束，船被放出来了。英国人进了一步，而荷兰人——当时国力更加强盛——又把他们推了回去。查理表现出了英国人对这片土地的兴趣，但眼下他没有条件为自己的话提供支持。

没有人记录下彼得·米努伊特在5月3日说的话，当时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外观典雅的西印度公司，脸带怒色，心烦意乱。在各种事情中，他听说英国人现在要否定他建立这处殖民地的权利。也许因为荷兰董事们对待他的方式——他对此大概也不太生气。这场国际纠纷中让他最受打击的事情应该是世事竟如此无常——殖民地本身就是待价而沽的。在一场关于他作为新尼德兰总督的行为的听证会之后，他被正式解雇，而且听证会指控他在任期内运往殖民地的定居者不足（这项指控令人愤慨，因为米努伊特曾反复催促，要求运来更多定居者）。在这之后的某一时刻，他和威廉·尤瑟林克斯见面了，威廉是最早支持建立新尼德兰的人，但是如今也和米努伊特一样满腹牢骚。很快他们就会凭空构想出他们那既大胆又荒唐的秘密国际殖民计划。

在“团结号”把彼得·米努伊特带回欧洲并卷入一场国际事件的两年前，这艘船曾驶往另一个方向，将一个初出茅庐、意志坚强的18岁少年送到了曼哈顿海岸边，这个少年名叫哈门·曼德茨·范·登·博加特（Harmen Meyndersz van den Bogaert）。他来的时候已经有两年的学徒训练经历（无须书本指导），准备加入古老却并不特别受人尊敬的“理发师-外科医师”（barber-surgeon）行会，因此他已经掌握了一些在边远定居点肯定能用得上的技能。他当时在殖民地做的事情显然不仅仅是为新尼德兰的居民们修剪胡子这么简单，他在截肢和放血时的勇气肯定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在与英国人就这块殖民地的命运进行争论之后，他被赋予了将这片土地从另一个欧洲势力的威胁中拯救出来的重大使命。

到这时，这块殖民地已经有了一个无可争议的附属城市——或者说是村庄。事实上，奥兰治堡——莫霍克和哈德逊河连接处的贸易站，也是约里斯·拉帕里和卡特琳娜·特瑞科度过最初两年的地方，已变成皮毛贸易中心。印第安人从遥远而未知的西面带着沉甸甸的毛皮来到莫霍克河谷；贸易商将它们买下，储藏在堡垒中，然后将它们用船运到下游的曼哈顿。他们现在已经与莫霍克人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一关系将在荷兰定居点存在的整个时间内一直存在，所以这种贸易似乎是十拿九稳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634年末，莫霍克的毛皮贸易突然中断。世界观以水为根基的荷兰人了解他们领土上的水系，知道在他们未经勘察的西面有一连串的湖泊，那是供应海狸的印第安人们的主要猎场。如果印第安人不来了，那么理由只可能有一个：法国人。很久以前，法国人曾穿过北面遥远的水道，与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建立毛皮贸易联盟。如今，法国人已经南迁并与那里的印第安人有了新的协定。那时，毛皮贸易是殖民地存在的全部理由。在未来的几十年，在曼哈顿都是用海狸毛皮、荷兰盾、印第安贝壳串珠来当作硬通货还债的。虽然因皮毛而被珍视，但海狸因外皮下面那层可制成毡制品的皮而更受追捧。从清教徒们朴素的黑色无边帽到伦勃朗的画作《夜巡》（The Night Watch）中荷兰官员们戴的时髦帽子，再到英国人的高顶礼帽，毡帽在全欧洲都是地位的象征兼必需品。从海狸皮到帽子的整个制作过程十分奇妙。在生产阶段，制帽匠用水银将软毛从毡子上去掉，他们往往会因水银中毒而患上精神疾病，也许正应了那句习语“疯得像个帽匠”。这些帽子贵得离谱；英国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1641年花了4镑5先令买了一顶帽子，这个数字大约是收入中等的劳工三个月的薪水。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印第安捕兽者们与竞相和他们进行贸易的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都能赚个盆满钵满（这也解释了纽约市的标志上为什么还会有海狸的图案）。海狸贸易受到干扰，此事非同小可。事实证明，很快，法国侧翼包抄的策略带来了致命的一击。荷兰人得采取行动了。

如今已22岁的哈门·曼德茨·范·登·博加特接受了一个令人绝望的任务，他要去做一件没有居民曾做过的事情：深入大陆腹地，找出村庄中的莫霍克人，并让他们相信荷兰人是更好的贸易伙伴。运气使然，他的航行日志留存了下来。其中详细记录了最早的欧洲人从西海岸进入北美大陆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一睹兴旺的莫霍克村庄的风采。这是非常难得一见的，同时日志中还包括了第一本莫霍克词典。这本日志在19世纪末就已被发现，但是最近人们才开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它向人们展示了极其鲜活且内容充实的东部印第安人的生活图景，没有因后来的历史而掺入其他色彩。

形势极其严峻，因此这个任务不能等到春季再执行。范·登·博加特选了两个人——杰罗尼莫斯·德拉·克鲁瓦（Jeronimus dela Croix）和水手威廉·托马森（Willem Thomassen）跟随他一起在12月11日出发。他们在寒冷的季节离开了奥兰治堡，包裹中装满了食物、刀子、剪刀和其他打算用作礼物的物品，随行的还有五位莫霍克族向导。

事情起初是很有希望的，他们进入了原始松树林。但是第一天的夜里，范·登·博加特醒过来，发现那些向导准备扔下他们偷偷离开营地，这可是个凶兆。他和他的伙伴们都把东西扔下，赶紧去追人；后来，他们发现印第安人的狗已经把包裹中的肉和乳酪都吃掉了，剩下的就只有面包。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只能在2.5英尺深的雪地里，迎着猛烈的狂风、打着旋儿的雪花，看着在树缝间出没的熊和麋鹿，艰难行进。

20日，几乎冻僵的他们在一条小溪前停了下来。范·登·博加特写道，这条小溪里“流淌着许多大冰块……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如果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掉下去，那就玩完了。但是蒙主保佑，我们过去了。我们腰部以下都湿透了”。他们瑟瑟发抖、步履艰难地前行，“衣服、长袜和鞋子都打湿结冰了”。然后，当他们走到一个小山顶上时，眼前出现了令人惊喜的景象：空地上有被搭建起来的32间房子，有些房子有200英尺长，每间房子上都盖着榆树皮，整片房子周围环绕着尖木栅栏。这一行人找到了他们的目标：一个莫霍克人的村庄，一个新的文明。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探访了许多村庄，这些村庄的文明程度令范·登·博加特很吃惊。在一个村庄中有“36间房子，呈街道状成排并列”，每个房子中都有几户人家。有些房子已经带有与欧洲人接触的标志：铁铰链、螺栓、铰链。这一行人发现了用树皮制成的船和桶。他们见到了墓地，墓地外围是“整齐得惊人”的栅栏，墓穴被漆成了红色、白色和黑色。他们发现了一位酋长的坟墓，这个坟墓很大，甚至有入口，而且带有动物的雕刻和绘画装饰。在有些村庄里，熊被关进栅栏里圈养起来。每间长屋里都有几个灶台。他们在第一个村庄中受到人们的欢迎，并获得了烤南瓜、豆子和鹿肉。在当夜的火光照耀之下，范·登·博加特切开了托马森因长途跋涉而肿胀的腿，使其消肿，又将熊油涂抹在切口上。

人们是带着好奇或者恐惧的心理来见他们的。有些在森林里遇到他们的人扔下随身物品拔腿就跑。但是，在一个村庄里，“不论老少都对我们特别好奇；真的，我们几乎无法避开这里的印第安人。他们推推搡搡地到火堆旁来看我们，等他们离去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不管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毫不害羞地在我们身边乱跑”。酋长送给范·登·博加特一张美洲狮皮，他就在上面睡觉，结果他发现“到了早上我身上至少有100只虱子”。

在某些地方，接待欧洲人的做法带来了充满讽刺意味的结果。在一个村庄中，一位酋长热情地把他们请进他的屋子，这间屋子被妥善安置在远离村庄的地方，因为他害怕染上开始在这一地区横行肆虐、折磨印第安人的天花。主客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在整个世纪中令大批东北部印第安人丧生的疾病正是源自与欧洲人的接触。这些欧洲人本身是对此免疫的，但是，在这种疾病面前，印第安人却毫无招架之力。

在每个村庄中，人们都冲他们喊“射”（“Allese rondade！”）。当这一行人应邀表演并开枪时，人们感到非常兴奋——在这里，在范·登·博加特浅黄色的日志中，我们抓住了这样的一瞬间。印第安社群已经意识到火器的存在，但是还没有开始用它们。在平安夜里，范·登·博加特怀着敬畏之心观看他们的萨满巫师作法并记录下东海岸印第安人的治疗仪式，这应该是对此最详细、最戏剧化的一段描述。

他们一到场就开始唱歌，点燃一个大火堆，将整间房子的周围封盖起来，不让气流进入。然后，他们二人在头上围上蛇皮，清洗双手和脸。然后他们将病人放在大火堆前，将一些药放入一桶水中，清洗一根长度为1/2厄尔的棍子。他们将棍子插入自己的喉咙，使得其中一端看不见，随后吐在病人的头和全身上。随后他们高声叫喊，快速拍手，做了许多滑稽的动作。这是他们的风俗，他们展示了许多动作，先是这样，然后又是那样，汗水从他们身上的每一处滚落。

终于，这几位旅人走到了最重要的村庄，他们要在那里谈判。范·登·博加特描述的开场犹如西部片的第三幕，白人终于按照印第安人的方式与他们见了面。这个村庄的居民在村子的门外排成了两队，这些欧洲人很有仪式性地从两个队列中走过，穿过精雕细琢的入口通道，进入最里面的房子。这里的房子有装饰着图案的山形墙。在摇曳的火光中，在高声呼喊和激动的人群中，这几个人受到了热情款待，大快朵颐了一番。

然后，艰苦的贸易谈判开始了。

一位部落首领的副手把他们训了一顿，说他们带的礼物不够分量。他让他们看了法国人送来的礼物，其中包括法国衬衫和外套。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当这个人继续言语相激时，其他人“坐得离我们那么近，我们都快坐不下了”。范·登·博加特数了一下，房间里有46个人围坐在他们身边。然后，其中一个印第安人叫了起来，用范·登·博加特翻译的话来说，这个人喊他们“恶棍”。他长篇大论的指责之词令人难以压制怒火，连坚强的水手威廉·托马森都激愤得流下了眼泪。最后，范·登·博加特也冲着印第安人大叫了起来。

这时候，谈判策略改变了。这个印第安人大笑了起来，称这中间有误会，并且说“你不必生气。你们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一位老人走上前来，将自己的手放在范·登·博加特的胸膛上，感受其心跳；他郑重宣告，那个人并不可怕。这些荷兰人显然通过了一场测试。这些访客小心翼翼地分发了小刀、剪刀和其他礼物。村里的六名首领上前，送给范·登·博加特一件海狸皮外套。当他们坐下来谈生意的时候，范·登·博加特了解到这些莫霍克人更愿意和荷兰人维持关系，因为他们畏惧与法国人结盟的休伦人。莫霍克人提出了他们的条件：今后，每张海狸毛皮要以4把贝壳币和4匹布料交换（一把贝珠或者贝壳串珠都可以，只要是一串能达到从张开手的拇指到小指长度的珠子即可）。当范·登·博加特不做回应时，与莫霍克同属易洛魁五大部落联盟的另一个部落的老酋长走上前来。他要求有人给他翻译，因为他说的是奥内达加语，不是莫霍克语。他说道：“你还没说我们能不能获得4把珠子的价格呢。”范·登·博加特告诉他们，交易的最终决定权不在他的手里，但是他会在春季回来答复他们。他们接受了这个说法，但是这位老人警告他：“你可绝对不要说谎，春天来找我们，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答案。如果我们收到4把珠子的价格，我们就不和其他人做毛皮交易了。”

一个临时协议就此达成。印第安人开始咏唱歌谣，这被范·登·博加特忠实地记录下来。他们咏唱的歌谣中包含易洛魁联盟五大部落的名称，荷兰人之前已走过其中的一些地方。这一联盟将在美国大革命中发挥作用，而范·登·博加特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联盟最早的书面记录。我从易洛魁语言学家巩特尔·米切尔森（Gunther Michelson）那里得到了这首歌谣的大致译文：“这个白人是个魔法师。他就要启程，把莫霍克、奥奈达、奥内达加、卡尤加、赛内卡都走遍，在它们中间安心地躺下。这对易洛魁联盟会有帮助。”这首歌谣说明范·登·博加特成功地给易洛魁联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其中把他称为魔法师的说法也可以追溯到东海岸印第安人为白人的工具感到惊奇，认为他们有神奇力量的那个时代。

在达成这一协议之后，范·登·博加特得到了一座房子、一些礼物和大块的海狸肉。虽然他不曾提及，但是他可能还获得了其他的东西，因为他编纂的莫霍克词汇表中包括了男人、女人、妓女、阴道、阳具、睾丸、“性交”、“很美”、“你什么时候回来？”和“我不知道”。

这三个旅人在道别之后开始了漫长的返乡之旅。他们在1月底回到了奥兰治堡，那里的人们担心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曾经去过奥奈达湖（Oneida Lake）——和安大略湖差不多远，顶着恶劣的天气回来，而且全靠他们自己的双脚。不出所料，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修建了伊利运河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就是沿着他们的路线西行的，上百万吨货物也被运送到这里。这是连接大西洋海岸与大陆中心的自然通道，也是荷兰人将注意力放在哈德逊河上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从米努伊特开始，他们就把曼哈顿岛视为物流中心。事实将会证明，范·登·博加特的旅程绝对是一项创举。

春季，与莫霍克人的交易真的敲定了。皮草又来了。而范·登·博加特对这块殖民地的影响不会到此为止——他之后会在历史上做出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令人悲喜交加的贡献。但是现在他已经做到了上级要求他做的事情：让这块殖民地能维持下去。

不过，我们不禁要问：何必呢？当年事已高的大使和年轻的外科医生-探险者在竭尽全力地保住这块殖民地时，它的父母，那些经营西印度公司的王公巨贾却将它弃之不顾。他们在如何管理这块殖民地的问题上意见不一，于是，这块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他们选择了该公司阿姆斯特丹办事处的一个年轻职员来代替能干的彼得·米努伊特，这个职员的技能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值得推荐之处，只有对公司的一片忠心，以及与这块殖民地相关的一位重要人物是亲戚。一到曼哈顿，沃特·范·推勒（Wouter van Twiller）就证明了自己是个酒鬼，而不是当领导的料。有时候，在他的身上甚至同时表现出这两个特点。在他上任之后不久，在荷英两国刚因那艘载着他的前任回欧洲的船而惹出麻烦之后，一艘英国贸易商的船驶入了这个海港，在堡垒前下了锚。这艘船的船长说明了来意，他要把船开到河的上游去，和印第安人进行交易。这是对荷兰主权的公开挑衅。范·推勒对此事的解决方式是登上这艘船，然后与船长把酒言欢。他喝得酩酊大醉，连刚刚驶进港口的荷兰探险家大卫·德·弗里斯（David de Vries）——此人曾经在东印度待过一段时间，现在希望与新阿姆斯特丹人共命运——都为他感到尴尬。那位英国船长明目张胆地称自己完全有权把船开到上游去，因为那周围的所有土地都是英国人的。德·弗里斯回应道，长久以来，荷兰人已安居新尼德兰，因此他们的主权不容侵犯。英国船长反击道，这个地区是由英国探险者大卫·哈德逊发现的。这已足以将德·弗里斯逼入死角，但是他反击了，而且说法相当合理，他称哈德逊是在荷兰人的支持下测绘出这条河的。范·推勒在这场对话中似乎一直置身事外。

这艘英国船在停泊数日之后起航，无视这位荷兰领导人，向上游进发。范·推勒迅速行动了起来。他下令将一桶红酒马上带到他在堡垒中的办公室，将自己和士兵们以及其他在那里集结的公司员工们的酒杯斟满，号令那些热爱奥兰治亲王的人和自己一起阻止英国人。于是，德·弗里斯记录道：“人们都开始嘲笑他。”

范·推勒撒手不管这件事了，英国船也驶向了北方。德·弗里斯被激怒了。他让这个男人坐下，并向后者解释，殖民地存亡在此一举。“我说，如果是我来办这件事，我会给他8磅豆子，送他离开奥兰治堡，不许他把船开到河的上游去，”德·弗里斯在他的日志中写道，他还补充了一句，“如果英国人在东印度对我们有越矩之举，我们就应该迎头反击，否则我们就制不住那个国家，因为他们骨子里是很骄傲的，认为一切都属于他们。”

显然，范·推勒在做决策方面有些软弱，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一个事实，在这一时期，在官方记录中，这个荷兰殖民地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德·弗里斯的日志之类的断简残篇才能还原那个时代的历史。不过，在时下掀起的学术浪潮的推动下，新的证据不断浮现，令那一时代的形象日益丰满复杂了起来。历史学家亚普·雅各布斯（Jaap Jacobs）最近在海牙的荷兰国家档案馆中发现了范·推勒于1635年给公司董事们写的一封信，信中显示范·推勒在康涅狄格河上建了一座堡垒（这是关于这个定居点最早的史实，这里后来变成了哈特福德），把英国人挡在海湾处，并且努力和他那些不服管的群众打交道——换言之，他是像个殖民地管理者那样做事的。

然而，即使范·推勒不是史书所说的彻头彻尾的无能之辈，他也显然无法应付自己治下吵吵嚷嚷、不断扩张的首府。新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如今有了一条拱廊街道，街上有五家店铺，还有几十座私家住宅。船舶从欧洲一路驶来时载着砖头作为压舱物，移民者们把这些砖头用在了他们最初的房子上，尤其是烟囱上——如今在曼哈顿下城区的房子里有时还能找到这种细长的荷兰黄砖。堡垒旁加上了城墙，还建起了船库和给修帆工住的阁楼、士兵的营房，还有教堂。但是，没有几个居民能像大卫·德·弗里斯一样有干劲，有胆量，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很多人都是海盗或周游四方的皮草交易商。新阿姆斯特丹最出名的海盗——威廉·布劳维尔特（Willem Blauvelt）——将这里作为基地，掠夺西班牙人管辖的水域（南美北部水域），他将海盗营生和私掠巡航相结合，他还是一个声誉良好的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让该省的秘书将他的航行经历忠实地记录了下来。他的赞助人包括许多城中最有地位的市民。

海盗营生又带来了新一拨居民，因为从西班牙大帆船上偷来的“货”里不仅有成箱的靛蓝、成柜的糖、鼓鼓囊囊装满麻袋的西班牙钱币，还有送往加勒比盐田的奴隶。私掠船把其中的一些非洲人带到曼哈顿，于是他们变成了为西印度公司工作的奴隶；其他的一些非洲人则努力为赎回自由而工作或者从一开始就以自由民的身份受雇于人。在曼哈顿的非洲人们的名字——佩德罗·尼格列托（Pedro Negretto）、安东尼·刚果（Antony Congo）、扬·内格罗（Jan Negvo），曼努埃尔·德·西班牙（Manuel de Spanje）、葡萄牙的安东尼（Anthony the Portuguese）、安哥拉的巴斯蒂安（Bastiaen d'Angola）——都会让人想到他们经历过的暴风骤雨般的旅程，即在非洲被捕、被奴役，被葡萄牙贸易商买下并押送上西班牙船向西航行，最后却再次被荷兰海盗所俘。几十年后，奴隶制的条款在殖民地中已经基本标准化，但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形态自由、有点呈现无政府状态的岛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岛上更为稳定的居民，许多人将成为农夫、木匠、铁匠和理发师-外科医师。

如此不服管的人群需要宣泄欲望。卖淫变成了主要的职业［提曼·詹森（Tymen Jansen）的妻子据说就是“做皮肉生意的……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换取水獭皮和海狸皮”］。这个岛以惊人的速度催生出小酒馆和酿酒厂——早年有一段时间，岛上的建筑中有四分之一都是用于酒类制造或销售的。当时的“酒吧盛景”似乎与如今纽约市引以为傲的“酒吧盛景”不相伯仲（而且巧的是，这种场景正好出现在如今市中心夜生活区的同样位置）：一个女人在酒水间撞见自己的丈夫，后来她怒火中烧地在法庭上质问：“他在和另一个人的老婆干什么？……摸她的胸，把他的嘴凑到她的胸上。”一个名叫西蒙·鲁特（Simon Root）的男子被人“用短剑”割下了耳朵的一部分，他请求法庭出示证明，以澄清这只是在相当常见的酒水间争吵过程中发生的事，不应与盗窃的标准刑罚混为一谈。历史记录中充斥着大量残忍的袭击行为，而且领导人们偏爱使用非常极端的惩罚形式——火烙、上枷示众、笞刑、棒打、绞刑、悬挂示众，这都是为了灌输秩序观念。各种冲击视觉的刑罚——削耳朵；用烧红的拨火棍在耳朵或舌头上钻洞；把作恶的人铐在木马上，手脚都加上重物，一铐好几天，这叫“骑马”——收到了震慑性的效果。

尽管惩罚往往很严厉，但是执行惩罚还是有一定灵活性的：人们有时候会在最后一刻得到宽恕，而且得到宽恕的方式有时还很离奇。1641年1月寒冷的一天，八名非洲奴隶被带入奥兰治堡，他们被指控在“他们房子附近树林中”（在城北面划分出来的，作为奴隶住处的一个区域——今天，那里是联合国的所在地）谋杀另一个奴隶扬·普列梅罗（Jan Premero）。“没有动刑或上枷锁”，这些人就对罪行供认不讳。但是由于无法确定是哪个人犯了罪，法庭自作聪明地决定让这些人自己抽签来决定将谁判死刑，让“上帝指出罪犯”。上帝选择了绰号为“巨人”的曼努埃尔·赫里特（Manuel Gerrit）。一周之后，人群聚集在海岸边，观看绞刑示众来取乐。从理论上看，抽签也许是满足了法律需要；事实上，绞死一个可能是清白的人也许会令殖民地领导人犯难，他们也许会认为这是浪费好奴隶的愚蠢行为。没有证据显示有人干预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但是行刑的结果很可疑。刽子手将“两条完好的绳索”拴在这个人的脖子上，然后将他推下梯子，围观者们都倒吸了一口气，而此时，两条绳索都断了，这个人翻滚到地上，毫发无伤。人群高喊着要求对他法外开恩，法庭予以准许。“巨人”获释；体系奏效了。

几年后的法庭文件中出现了当时的一幕，它是随意而又混乱的社会环境的缩影，反映了在这一时期大行其道的暴力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的突然爆发：

皮尔·马朗方（Piere Malenfant），来自布列塔尼的雷恩，35岁，他称自己在昨晚9时许，天色渐暗时，在保卢斯·海曼（Paulus Heyman）及其妻子的陪同下从农场走来——他怀里抱着孩子，女人抱着枪。在达曼的房子附近，一个名叫安德里斯·涂默林（Andries Tummelyn）的哨兵喊道：“来者何人？”马朗方回答道：“一个朋友。”保卢斯·海曼说：“晚上好，尊敬的大人。”这个哨兵回了一句：“你想干什么，贩子？”海曼反击道：“让你给我舔菊。”

这么一来，这个法国人和哨兵用剑对打了起来，马朗方的手臂和大腿被刺穿了，于是他一瘸一拐地走进了法庭，要求赔偿。

显然，新尼德兰的移民者们和在他们北面的拓荒者伙伴们迥然不同，北面虔诚的英国新教徒和清教徒正在努力地建立他们的“新耶路撒冷”，并以神的意志作为道德标准统治这个地方。无论是庆祝感恩节的新教徒，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成为真正国民楷模的清教徒都和此时的情况不是一回事：在这一时期内，清教徒们正忙于打着上帝的旗号对佩科特印第安人进行大屠杀并迫害内部的“异教徒”（也就是任何不支持他们的清教主义名号的人）。也许有人会说，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代表了17世纪社会思潮中极端保守和开明的两翼。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加尔文主义的强硬派是在曼哈顿殖民地上发挥作用的道德力量，但是在有关这块殖民地的记录中，虔诚的话语却被其他描述盖了下去。比如一个女人在自己丈夫在旁边的椅子上打瞌睡的时候“做出了挑逗男性的不光彩举动”，她挑逗的是某个爱尔兰人，当时有另外两个男人在旁观。新阿姆斯特丹居民是不会犯下（道德方面）过度严格的罪过的。

在这个时代的新阿姆斯特丹还有一种公爵和公爵夫人，他们在蛊惑人心这方面超过了他们的邻居。在欧洲的时候，格里耶·雷尼耶（Griet Reyniers）曾在阿姆斯特丹的“冬日喜鹊”（Pieter de Winter）酒馆里当酒吧女侍。实际上，她身兼两职——酒吧的女主人曾在里屋发现“她把衬裙撩到膝盖上”，为一伙士兵提供性服务。年轻的沃特·范·推勒是否在某天晚上走进她的地盘，从此迷恋上她，这一点已不可考。我们所知的就只是当他乘“盐山号”（de Zoutberg）动身到曼哈顿去的时候，格里耶也在船上，已经准备好在新的土地上寻找财富了。这是一次危险的渡海之旅：这艘船差点儿被“土耳其人”（Turks）俘获，但之后扭转了局势，并收获了一艘载满糖的西班牙三桅帆船。这个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令格里耶感到担忧，她在海上继续做她的营生——乘客们注意到她“将一些水手的衬衣从马裤中扯了出来”。在曼哈顿登陆后，这么说吧，她发现这里是一块处女地，于是她在这里开了店。她喜欢在海滩上走，拉起她的衬裙，向水手们展示她的货物。如果说她是以范·推勒情妇的身份来到这里的，那么最后他应该是把她给抛弃了。因为有一天，有人见到她走进奥兰治堡，大声地说：“我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贵族妓女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当贱民们的妓女！”她在用噱头博人眼球方面很有一套；她最爱做的事就是用一根扫帚柄测量顾客的阳物。

安东尼·范·萨利（Anthony van Salee），人称“土耳其人”（The Turk）。他是一名来自摩洛哥的海盗，他爸爸由荷兰海员变成海盗，后来变成了苏丹舰队的上将，而且还娶了一个摩洛哥女人。安东尼是一个肤色黝黑的壮汉，而且是个喜欢逞个人之勇的匪徒。从17世纪30年代来到曼哈顿的时候，他就开始惹麻烦：他带着上满子弹的手枪威胁人们；喝得酩酊大醉，满口污言秽语地在村里乱走；被指控盗窃。当裁缝亨德里克叫他“土耳其人、无赖、长着角的野兽”时，亨德里克的愤怒显然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甚至连安东尼的狗也是一害：有个名叫“波图格塞斯的安东尼”的黑人市民提起诉讼，称安东尼的狗“伤害”了他的狗。他胜诉了。

也许格里耶和安东尼是注定要走到一起的。他们结婚了，有了孩子，不过，由于她还在继续做她的营生，有时候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些孩子的父亲是谁。一次，当她以俯卧的姿势分娩的时候，她曾经问那个助产士，这个刚生出来的孩子长得像谁。这个女人答道：“如果连你都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我怎么会知道呢？不过，这孩子看着有点黑。”这对夫妇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名声相当地臭，但关键是，在普通人中，他们并不算特别出格。实际上，美国历史对于以曼哈顿为中心的荷兰殖民地的看法大概是这样的：形形色色的失败者和无赖聚到一起，这些无足轻重的人空等着命运之风把他们从这个地图上吹走。荷兰人已经成功拿下了一块价值无法估量的地产，然而，虽然他们擅长在世界的另一端以此扭转局势，但是在这一端——尽管范·登·博加特和约阿希米大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们还是只能看着心血付诸东流。

不过，到此时其他人已经认识到在大西洋海岸线上北纬39度和北纬42度之间的这块土地的价值，而且在加紧争夺它。范·推勒给马萨诸塞的英国人写信，表明了他的希望：“我们可以是相安无事的好邻居，一起在这些未开化的地区生活。”但是他们没把他放在眼里——英国移民们已经向南移动，进入归荷兰人所有的土地。“鲜河”（康涅狄格河）的魅力令人难以抵挡，1636年，一位名叫托马斯·胡克（Thomas Hooker）的传教士率领第一支英国宗教先锋队从马萨诸塞湾南下，在这条河的河边建立一个社区。他们把这个社区称为“哈特福德”（Hartford）。

然后这块殖民地上的一部分人闹起了内讧。基利安·范·伦斯勒（Kiliaen van Rensselaer）是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钻石商人，他对土地开垦（这在联合省是很受欢迎且有利可图的工作）和农业创新很感兴趣。他还是西印度公司的创始董事之一，也是支持通过修建私人种植园或者大庄园的做法来建设新尼德兰的人之一。他干劲十足、不屈不挠，最终，董事会批准了他的殖民计划，然后他开始召集殖民者到这片土地上居住。他在选择自己的庄园管理者时很精明。巴斯蒂安·克罗尔，那个和约里斯·拉帕里和卡特琳娜·特瑞科一起远道而来，打算在这里做一名牧师的年轻人，他的计划如今已数次搁浅。首先，在丹尼尔·范·克利肯彼克因中了印第安人埋伏而死去之后，米努伊特要求他掌管奥兰治堡。然后，当米努伊特被召回时，克罗尔承担了殖民地临时总督的工作。任期结束之后，他回到了荷兰共和国。当时，范·伦斯勒见了他，并且意识到他的阅历非常丰富，于是给了他一份工作。克罗尔的第一份工作完成得很出色。回到新尼德兰后，他从马希坎人手中买下了奥兰治堡周边、沿河两岸的土地。范·伦斯勒写道，他的土地从这条河向西“无限”延伸，他有点儿夸大其词，但是他的土地确实沿河绵延约9英里，外加要“走两天”才能走完的内陆。换言之，这位创业者已经取得尼德兰至关重要的一大块地，而他的意图正是要把这块殖民地中的殖民地变成一块具有独立主权的封地。

但是最精彩的好戏莫过于彼得·米努伊特回归新尼德兰。就在任上的米努伊特被召回并乘坐命运多舛的“团结号”航行回国之前，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这个信奉路德教的战士，对德国新教与天主教30年战争进行大规模干预的人——正在寻找可以征服的新大陆。此时的瑞典正值盛世，古斯塔夫斯已经看够了法国、西班牙、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在全球各地为所欲为。正当米努伊特在历经了英国的劫难之后，返回阿姆斯特丹时，古斯塔夫斯在一场战斗中战死。然后，王冠落到了他六岁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的头上，她后来成为欧洲历史上最有国际视野、思维敏捷的君主。但是，当时，这些事情都留给总理大臣阿克塞尔·奥克森谢纳（Axel Oxenstierna）去处理了，而他延续了古斯塔夫斯的政策。

长久以来，荷兰人一直是瑞典的主要贸易商，他们将世界各地的货物送到斯德哥尔摩。奥克森谢纳与一个名叫萨缪尔·布洛马特（Samuel Blommaert）的荷兰商人签订了合同，这个商人参与了瑞典的铜贸易。这位布洛马特和基利安·范·伦斯勒一样，是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也在为错失北美殖民地的商机而恼怒。范·伦斯勒逃避公司官僚机构的办法是资助他自己的小殖民地；而布洛马特的理念则有些滑稽可笑：他对抗他自己的公司和国家，并在新尼德兰境内某个地方建立瑞典殖民地。他密会米努伊特，于是一个计划成形了。米努伊特可能比任何一个在世的人都更了解荷兰殖民地，而且他深知他们选中的“南河”地区几乎无人把守。

于是，在1638年3月中旬的某一天，一支有史以来最奇怪的、企图接近美国海岸的侵略舰队从五月角和亨洛彭角之间驶过，驶入最终成为特拉华湾的地方，并在一个名叫明夸斯吉尔河（Minquas Kill）的支流中有岩石的地方下了锚。彼得·米努伊特一身戎装，他的船“卡尔马·尼克尔号”（Kalmer Nyckel）的主桅杆上飘扬着瑞典的蓝黄旗，他仿佛生活在近代的中世纪骑士，满世界寻找着要征服的地方，而今即将回归北美——一个有着法国血统，近年来与荷兰人过从甚密，又在德国土生土长的人代表瑞典在今后将变成特拉华州的荒凉地区宣告成立殖民地。在没有荷兰人抵抗的情况下，米努伊特开始在美洲迈出第二步。两艘船的甲板上，一支由几十名荷兰水手和瑞典士兵组成的中队集结在他的身边，长矛火枪在手，饰有羽毛的头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时至今日，在威尔明顿市——这个在米努伊特的登陆地点附近发展起来的城市中，有一条将海滨仓库连成一线的路，就叫瑞典登陆路（Swedes' Larding），这是以一种坚毅的工业时代的方式在向那次奇怪的登陆致敬。

内忧加上外患，1640年左右曼哈顿殖民地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穷途末路。这个殖民地连个像样的政治实体都不算：这里没有政府；与其说这里的居民是共和国的公民，倒不如说他们是按照一家跨国公司的要求而工作的农奴。诚然，这块殖民地位于一片广阔的大陆边缘，即将被欧洲人渗透。随着伽利略、哈维、德雷克和哈德逊等人的脚步，欧洲人渴望开疆拓土，此外，他们也想逃离国内延续了数十年来的宗教战争。从地理学角度上来讲，这个地区是打开这片大陆的钥匙，总有一天，它将在全球势力中心转移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有人会说，它将变成西方文明本身由文艺复兴时代转向现代世界，由欧洲中心主义转向全球视野的支点。尽管潜力无限，但当时的这个地区无非就是一个混乱又邋遢的地方，到处都是酒吧械斗，战士在站岗值勤时与印第安女人通奸，任性不羁的后来者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粗糙的汉子们从小艇上蹦下来，重重地踩在海滨压实了的沙子上，脖子上挂着钱包，里头沉甸甸的都是卡罗勒斯盾或西班牙钱币，他们拉开架势要在这里走私、喝酒、做生意、嫖妓，然后走人。亨利·哈德逊曾信誓旦旦地说这个殖民地是受荷兰政府保护的，但是事实证明，迄今为止，荷兰社会引以为豪的特点——多元化、包容的共和国——都是以负面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它也可以算是任何国家的渣滓在一个叫曼哈顿的荒岛南端的集中地。仿佛全世界都已经隐隐约约地把这片土地和新大陆边缘的水域视为一个支点，但尚未准备好接受它，于是就任凭其瓦解了。

换言之，这是一个必然会消亡的社区，一个可以在历史中被人们安心遗忘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