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再往北的地方，空气依然带着美妙而甜蜜的天然香气，外加松针和葡萄花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而没有宅地被焚烧后产生的黑色尘埃和刺鼻气味。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这位来自布雷达市的年轻人在几十平方英里早已被划分、修渠、造田、开垦的平原地区生活了二十几年。但在他刚到这里来的最初几个月里，这个新大陆上广袤而原始的自然风光令他着迷，而且它与可怕的南方是隔绝开的，这是一大幸事。伦斯勒斯维克殖民地北面的群山如梦境中的景象若隐若现。对于一个来自把木材当宝贝的地方的人来说，这些森林超出了他的想象——“太多了，”范·德·邓克写道，“实际上，森林把整个地区都覆盖了，对我们而言，森林太多了，都挡了我们的道了。”他的小屋坐落在一条1/4英里宽的河流边，这里的冬天如此严酷，每年12月，整个地区基本上都会结冰，钻石商人基利安·范·伦斯勒的子民们于是与曼哈顿和南面的殖民点隔绝，只有群山和完全被白雪覆盖的松树陪伴着他们，直到春天。

范·德·邓克认定4月和5月是探索乡村地区的最佳月份。“此时的树正在开花，”他写道，“树林里充满甜蜜的香气。到了5月中旬，我们肯定能见到成熟的草莓，但不是在花园中，因为它们不是种在花园里的，而是在地里自然生长。”但是，他觉得他最喜欢的还是这个新大陆的秋天：“高地之上，往北走，天气越发寒冷，淡水结冰，家畜都已入圈，厨房物资准备就绪，一切整理停当，等待冬天到来。人们宰杀肥牛和猪。野鹅、火鸡和鹿在这个季节最为肥美，最易捕得。”他观察了这里的熊，“不像莫斯科大公国和格陵兰岛的灰熊和白毛熊”，而是“泛着光泽的黑色”，而且它们嗅觉灵敏，“当印第安人出发猎熊时……他们的身上会带着以扫的气味，打扮成以扫的样子，也就是说，他们会在身上涂上旷野和森林的气味，这样他们就不会因反差巨大的气味而露出马脚”。他为“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鹿惊叹不已；他研究过鹰，他观察到它们“在高空中，在人的视力所不能及的地方翱翔”，而且能“抓住鱼，把它活生生地从水里一把拽出来”。他追寻树林中火鸡的踪迹，打到许多鹌鹑，惊叹于“山鹬、桦鹬、黑琴鸡、野鸡、林沙锥、水沙锥”的数量之多。作为一名优秀的荷兰人，他还特别研究了新大陆的风——那是“轻快的，哺育万物的贸易信使”。

他记录下这片土地的轮廓、不同地区的土壤特性、当地的树木和水果：“桑葚比我们的品质更好、更甜，熟得更早。”他数过“好几种李子、野生或小的樱桃、刺柏、几种苹果、许多榛子、黑加仑、醋栗、蓝色的印地安无花果、遍地的草莓（其中一些5月中旬成熟，而我们的7月才成熟）、蓝莓、覆盆子、树莓等，还有洋蓟、橡果、咖啡豆、野生洋葱和青葱，就和我们的一样……”一种当地的水果令他着迷，他称之为“cicerullen，或者水柠檬”（即西瓜），这种水果能长到“最粗大的莱顿卷心菜的个头”，而且“果肉疏松，就像嵌着籽的湿海绵。在完全良好成熟之后，它入口即化，除了籽没有其他需要吐出的残渣……它们十分爽口，通常我们会把它们当解渴的饮料”。

他询问了园丁、欧洲人和印第安人，而且带着对17世纪崇尚分析和归类的科学研究方法的热情制作了一份清单，记录下已经用欧洲分类法命名过的野生草本植物和可食用植物：“我们已知的植物如下（植物名皆用拉丁文表示）：铁线蕨属（Capilli veneris），瘤蕨属（scholopendria），白芷（angelica），水龙骨属（polypodium），verbascum（毛蕊花），album（藜科藜属），calteus sacerdotis，atriplex hortensis（滨藜属）和marina（海草），chortium，turrites（旗杆芥属），calamus aromaticus（省藤），sassafras（檫木），rois Virginianum（多足蕨），ranunculus（毛茛），plantago（车前属），bursa pastoris（荠菜），malva（锦葵属），origaenum（牛至），geranicum（鹳草），althea（蜀葵属），cinoroton pseudo，daphine（月桂），viola（三色堇），ireas，indigo silvestris（槐蓝属），sigillum，salamonis，sanguis draconum（龙血树），consolidae，millefolium（蓍草），noli me tangere（水金凤），cardo benedictus（藏掖花），agrimonium，serpentariae（马兜铃），香菜，韭菜，野韭菜，西班牙无花果，elatine（沟繁缕属），camperfolie，petum male and female以及其他许多植物。”

在接下来的14年里，范·德·邓克一直在写作，他的写作内容范围极广，主题基本上都是关于他的新家、这里的欧洲居民和印第安居民以及这里对有效的政府的需要。不过，他的文章中更引人注目的不是他的政治技巧或法律推理，而是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充沛的感情。这个人完全爱上了美洲。他看到了它的前途和壮丽。他深爱着它的天然质朴，以及它所蕴含的机遇。在他来到这儿的短短的时间里，他的头脑中掠过的事物远超过经营新尼德兰殖民地的西印度公司官员们单调乏味的重商主义思想；他不是将这块大陆视为简单的可开发的材料来源，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新的家园，一块可以扩张养育了他的文明的处女地。他知道，这是一片广袤得令人难以想象的土地（他写到甚至连印第安人都“不知道这个地区”西面的“尽头在哪里”，而且他们“认为这种问题奇怪又荒唐”），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欧洲的延伸体可以在此成长。他知道，这里将需要一个法律框架、一个司法体系，而且他大胆地认为自己能帮这里塑造出这样一个体系。这并不是说他已经预见到“新大陆”殖民地有朝一日将脱离它们的祖国。他是17世纪而非18世纪的产儿。但是，正如他的文章中明确表明的，他是最早的真正的美国人之一。之所以这么说，并非因为他来到这里生活，而是因为他一到此地，广阔的机遇就在他的心中敞开了——他不仅联想到了自己的机遇，还想到了他人的机遇。

很难说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控制住他的。也许，在他没有陶醉于山水之间的最初几个月里，他把注意力放在他的工作的实际执行上。因为他有任务在身，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很快，他的雇主就发现他的热忱非比寻常。从他触摸到他称之为“新美洲大陆”的土地那一刻起，范·德·邓克似乎就一直在不断地采取行动。他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伦斯勒斯维克殖民地居民和新尼德兰及新英格兰殖民地居民之间进行的自由贸易——黑市贸易。在他抵达伦斯勒斯维克的数天内，他就穿上了全套骑士行头，在被召集到一起的殖民地农民和商人面前发表他的第一条法令，这条法令在当时肯定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们——镇执法官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携伦斯勒斯维克殖民地的行政长官及顾问们，向在场观看或聆听法令宣读的各位致敬。正如我们每日所见所知，严重冲突、骚动、争执，乃至相互抵牾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皆可导致一个秩序井然的社区毁灭，且皆由我们的居民与外来居民进行贸易而起……因此我们认为应当命令、嘱咐并指示本殖民地全体居民……不得从外来居民手中购买或与其交换任何货物，或者以任何方式使其得到海狸皮、水獭皮或其他毛皮，首次违反此法令者处三倍罚金或没收相当于首次购买货物价值三倍的货物……但是，如果本公司或其他人的任何小舟或船只沿河而上，且居民们意欲购买他们急需的任何物品，则应请求镇官员批准。

无论范·德·邓克在离开阿姆斯特丹之前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职责都和为新社区谋福利而执法的关系不大，更重要的是为大庄园主的利益而服务，这一点很快就显露了出来。范·伦斯勒虽然远在大洋彼岸，但是，通过他不厌其烦的书信指示，他证明了自己是一个专注于效率、坚定而无情的监工。范·德·邓克要全力以赴，打击黑市粮食交易，穷追猛打那些在契约到期之前擅自离开殖民地去做生意的人，而且要起诉暗中买卖海狸毛皮的居民。为了给范·伦斯勒办事，范·德·邓克骑马跑遍殖民地的山谷，又乘船通过“北河”往返于伦斯勒斯维克和曼哈顿之间。1642年11月，他正在新阿姆斯特丹寻找一个撕毁他在伦斯勒斯维克的服务契约，擅自逃走的年轻女人。但当他找到她的时候，发现她已经有了身孕，而且马上就要分娩了。在阿姆斯特丹堡的法庭上，他尽自己的责任“命令”她回去履行她的职责，之后又决定允许这个女人留在原地，直到她把孩子生下来，等到孩子年龄够大，可以上路时再回去。那位老庄园主并不希望看到他的治安官性格中灵活的一面。“你的职责是为我谋求利益，以免我遭受损失。”老庄园主在一封信中咆哮道。

即使是在遥远的阿姆斯特丹，范·伦斯勒也已经从多个季度的报告中察觉到他的治安官表现出的任性，这很危险。他开始后悔选择了范·德·邓克。“现在你令我感到快慰的就是你在迅速处理几件事情时表现出的热情和勤奋”，最初的时候，范·伦斯勒这样写道，但是，这些品质同样也是缺点。这个年轻人对所有事务都大包大揽——他未请示范·伦斯勒或该殖民地的商务专员，即范·伦斯勒的侄子阿伦特·范·科尔勒，就用他认为恰当的方式处理纠纷，决定在殖民地上建砖厂，寻找锯木厂和磨粉厂的改进方法。当这位大庄园主命令自己的治安官向佃户们收缴逾期欠款时，范·德·邓克走访了他们住的棚户，看到他们没有钱，但他没有告诉这位大庄园主自己未按其意愿行事，而是直接不理睬此事。范·伦斯勒很快就在他的多封信件中唠叨：“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企图压倒科尔勒，而且你行事太过我行我素。”

范·伦斯勒直接下令，强迫殖民地上的农民们以他们本人和他们的雇工的名义发誓效忠于他。当范·德·邓克正式反抗这个命令时，他违反了这位大庄园主的商业准则。范·德·邓克似乎主张“中世纪”已经终结，因此雇工们应当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范·伦斯勒认为这种看法“不可接受”。从其职业生涯中的这一节点和之后的事情来看，范·德·邓克的个性从几百年前的信件、法庭记录以及残存下来的该时期的文件中跃然而出。任性、正直、固执、傲慢、急躁，这种个性正适合于打理一片原始的大陆，并帮助建立起一个有生命力的新社区。这在他私下里待人接物时也有所体现。一次，有人将他告上法庭，指控他诽谤（双方当事人此前已经“和解”）；还有一次，他和伦斯勒斯维克的一名公职人员争吵起来，按照范·科尔勒事后向那位大庄园主打小报告时的说法，双方争吵升级，“持剑互相追逐”，最后范·德·邓克给了那个人一拳。最重要的是，范·德·邓克桀骜不驯的本性在他与他的上司的关系中表露无遗。不同寻常的是，尽管才二十出头，在离开他所了解的唯一的世界、远渡重洋后，他立即劲头十足地和他的赞助人唱起了对台戏，而他的赞助人可是一个生活在近代的中世纪贵族式的人人敬畏的人物。“最可敬，明智、强大、公正谨慎的大人”，人们在致信范·伦斯勒时这样称呼他。而范·德·邓克则不然，他刚到伦斯勒斯维克就拒绝了专门留给他的农场，而选择了在这块殖民地远端的另一个农场，这第一个举动就惹恼了伦斯勒。然后他选中了这位大庄园主最宝贝的一匹黑色种马作为他的私人坐骑。

而且他一直都在违抗命令，从范·伦斯勒在给他殖民地其他官员们去信时，只要提及这个名字就怒气冲冲的表现可见一斑（在这些信中，伦斯勒往往会给这个名字加上下划线）：“司法官范·德·邓克让我非常生气……，”“至于范·德·邓克……，”“这些年轻人，比如……范·德·邓克，完全没考虑过我的利益……”“……专门给我写写范·德·邓克在此事上做何表现……”范·德·邓克与范·伦斯勒之间培养起来的关系——他先是在这位长者面前巧妙地将自己塑造为正直的模范子弟，然后再渐渐地用令人不快的、几乎明目张胆的方式反抗后者——将在他与新阿姆斯特丹的威廉·基夫特交往过程中，以及几年后与另一位父亲式的长者的交往过程中重演，这一次，这种关系将产生历史性的影响。他和自己的亲生父亲之间关系怎样可想而知。

有时候，范·伦斯勒似乎在怀疑他的法安官把殖民地居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他本人的利益。有时候伦斯勒担心这个年轻人是要发动政变。“从一开始，你就表现得不像个法安官，倒像个总督”，有一次他抱怨道，还酸溜溜地补充了一句，如果范·德·邓克有升职的一天，等到了那时，他希望“能有幸亲自拔擢”。范·伦斯勒对于这个年轻人会以某种方式超过自己的担心似乎在1643年6月阿伦特·范·科尔勒给他打的一份小报告中得到了证实。范·德·邓克在大庄园主土地西面的卡茨基尔山（Catskill Mountains）待了很长时间，范·科尔勒告诉自己的舅舅，“大人，恐怕他打算找搭档在那里建一个殖民地”。

范·德·邓克的确一直在群山中漫游。他对“新大陆”的迷恋以一点为中心，即原住民。南面的激战和恐怖主义冲突发生在欧洲人和哈德逊河谷下游的部落之间，这与伦斯勒斯维克周边地区的莫霍克和莫西干部落不同，那种混乱状态尚未波及北面此处。印第安人依然经常在贸易站点以及大庄园主领地上的民居和农场中出现。刚到这里不久，范·德·邓克就开始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交往，并且开始闯入他们的土地。当时的欧洲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美洲原住民的文献，尤其是荷兰人，因为渴望能大肆渲染他们的西班牙压迫者们的阴暗面，他们一直在关注西班牙征服者们手中的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在莱顿这样的大学里，年轻人们都读过用流畅的拉丁文描述的印第安人的生活情景：他们“赤身裸体”，对“一切不幸的根源，即金钱”一无所知。一些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就这样拼凑出了这些“新大陆”居民的理想主义形象。这种形象在20世纪70年代依然恰当。也许正是这种想法吸引了范·德·邓克走进印第安社会。

他因此得以打破当时欧洲人在文化方面将原住民当成野人的偏见。通过后来他的著作中对印第安社会细致入微的观察记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他全身心地沉浸在莫霍克人和莫西干人的文化中。他和他们一道在树木繁茂的山坡和山谷中遨游，坐在他们家中，仔细研究女人们的烹饪方法，观察他们的仪式、捕鱼和种植技巧、性与婚嫁习俗，还有“他们的孩子吃奶的方式”。这两大主要部落群体的语言不同，文化迥异——莫霍克人更喜欢定居，他们住在以农耕需求为中心，用栅栏围起来的村庄中；而莫西干人则倾向于随狩猎季节而迁移——在范·德·邓克看来，这就是他们经常相互交战的原因。后来他对好奇的欧洲读者们这样描述这些原住民，他们“和尼德兰人一样身材适中，体型匀称”。他还描绘了他们的房子：格局紧凑，这样它们就能“挡风遮雨，而且相当温暖，但是他们不懂得将房子分成房间、客厅、过道、衣橱或贮藏橱”。

他学习了他们的几种语言，并将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分为四个不同的语言群体，并仔细分析这些语言（“词的变格和变位与希腊语相似，因为他们的语言与希腊语一样，名词里有双数词，动词甚至有接头母音字母”）。他亲身观察了他们的巫医并且惊叹于“他们知道如何在几乎不借助任何东西的情况下治愈新的伤口和危重损伤”，而且“他们能轻松治疗淋病和其他性病，这足以让许多意大利内科医生汗颜”。然而，他对用于重病患者的“驱魔”方法有所质疑，这种方法“发出的噪声足以将一个临终之人吓死”。

他研究了他们的宗教活动，而且在回应他们是否能皈依基督教的问题时，他明确表示怀疑，但是，在一个值得注意的段落中，他吁请他的国家为该殖民地的印第安人制订社会福利计划：“政府当局应参与其中，在当地的适当地点成立良好的学校，为他们的年轻人提供充分的教育，让他们学习我们的语言和基督教要素。这样，时机成熟后，他们就能够且愿意进一步教育他人，而且会乐在其中。这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和准备，但是，不用这种办法，我们就无法在他们那里做出什么成绩。忽视这一点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印第安人自己声称他们很高兴让他们的孩子接受用我们的语言和宗教开展的教育。”

这些文字是引自范·德·邓克的重要著作《新尼德兰记述》（A Description of New Netherland，以下简称为《记述》），它被视为早期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但是，由于此书不是以美洲殖民地最终得主的语言写就，而是以他们死敌的语言写就，此书被历史遗忘了。［史学家托马斯·奥唐奈（Thomas O'Donnell）称此书为“美国最古老的文学宝藏之一”，而且他称范·德·邓克“如果使用英语而非荷兰语写作，那么他的《记述》一书即使无法像布拉德福德的《普利茅斯垦殖记》（Of Plymouth Plantation）一样备受尊崇，至少也同样能赢得后世的尊重。”］对范·德·邓克的书的忽略反映出美国历史对以曼哈顿为中心的荷兰殖民地的全部记录，以及对该殖民地本身的态度。《记述》一书只出了一个英语译本。该译本最早出现于1841年［译者杰里迈亚·约翰逊（Jeremiah Johnson）不仅是布鲁克林的前市长，而且认为自己是卡特琳娜·特瑞科和约里斯·拉帕里的后人］，史学家们一直依赖于这本书，因为书中包含着丰富的信息，讲述了这块殖民地本身——第一批欧洲人找到的美洲荒野——以及印第安人的故事。

但是历代史学家们显然都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研究所使用的译本错漏百出。这个译本中有的地方是准确的，并且确实抓住了原文的诗意和热情，但是在有些地方，约翰逊完全曲解了范·德·邓克说过的话。距今时间最近的1968版译本的主要错误是漏掉了范·德·邓克写的很大一部分内容。直到1990年，该书一个主要部分才出版面世，当时是荷兰学者艾达·露易丝·范·加斯特尔（Ada Louise Van Gastel）在一份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相应的译文。在此之前一直为史学家们所忽略的这一部分内容说明了范·德·邓克一直在认真研究印第安人的协议、合同和“政府与公共政策”。鉴于范·德·邓克彼时刚刚完成法律培训，以及即将代表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着手开展工作，这一部分读起来引人入胜。在那种语境下看这部分文字，我们能看到一个刚刚走出法学院，心中充满新的法律和政府运作实践理念的年轻人在实验性的研究中，将那些理念应用于一个陌生的社会。

格劳秀斯对于欧洲人如何处理原住民问题也有实践兴趣，作为他的好学生，范·德·邓克在他书中“缺失”的这个章节里平心静气地分析了他们的是非观。他发现，在这些人当中，欧洲国家普遍接受的“权利、法律和行为准则”没有什么用，起作用的是一种普遍的“自然法则或部落法则”。他说明了至少有一部分荷兰殖民地居民了解印第安人对于产权理解的微妙之处，他指出，对于原住民们来说，“风、溪流、灌木丛、原野、大海、海滩、河畔对没有与印第安人开启战端的部落的所有人免费开放。这些人都可以把这些地方当作他们的出生地一般，自由享受、到处移动”。他确定了他们对于欧洲人也坚持的某些战争规则的尊重，例如让“来使”安全通行并履行条约。他指出，为了将来的使者们着想，在提出缔结土地条约等意向时，协议中要以口头形式表明请求，同时赠送恰当的礼物。“挂起礼物，提出请求，礼物和请求的对象会对该提议认真调查，深思熟虑。如果他们接受了礼物，则表示他们接受并且同意了该请求，但是，如果礼物被挂在那里超过三天，那么这件事情就依然待定，而请愿人将不得不更改条件或增加礼物或者双管齐下。”

他似乎很欣赏印第安人“按民意决定的”政府，但是他发现这样的政府本身是有问题的。当整个村庄的人要集合起来讨论重要议题时，酋长会像政客一样动摇人们的思想，让他们接受他推荐的行动方针，这种民主就戛然而止了。如果有反对者依然固执己见，那么最后，“一个更年轻的首领会跳起来，在众目睽睽之下，用斧头一下子砍碎这个人的头盖骨”。范·德·邓克不得不总结道，这种民意政府是“有缺陷的，站不住脚的”。

所以说，是的，阿伦特·范·科尔勒是对的——1643年，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确实在卡茨基尔山里待了很长时间。在他待在高地上的时候，他开始与各个部落谈判，打算购买一大片土地。他与范·伦斯勒的合同期限大概是三年，而在两年后，范·德·邓克开始焦躁不安——他在为未来做打算。他看到了之前在伦斯勒斯维克出现的情况，看到了那位长者如何违反常理地提出在大洋彼岸以经营中世纪封地的方式来经营他的殖民地，那里有农奴，而他本人则是法律的化身。此时的范·德·邓克在这片新大陆上已经脱胎换骨；和彼得·米努伊特一样，起初毫无经验的冒险想法在他心中成熟，变成了某些更加深刻的东西。他想在这里做出一番成绩，能留存于世的成绩。和米努伊特一样，他几乎不可避免地想到了建立他自己的殖民地。

一接到他侄子的这个线报，范·伦斯勒就派了一个人到该殖民地去，此人是奉命向印第安人购买那一大片被称为“卡茨基尔”的土地。他给范·科尔勒写了一封信，信中满是对范·德·邓克的谩骂之词。此人以“诡计”否认他的赞助人的权利，其中包括获得与他的殖民地毗邻的任何财产的权利。此人当“受到约束”，如果“事实证明他依然固执己见，那么他将被革去职务”。

这位长者有他自己的办法：他的代理人凭智谋击败了范·德·邓克，买下卡茨基尔，又将他的殖民地拓宽了几千英亩。但是范·伦斯勒无福看到这一天了。我们很愿意推断是范·德·邓克的鲁莽大大地刺激了他，但是我们无法保证这种推断的真实性。无论原因是什么，钻石商、伦斯勒斯维克的大庄园主基利安·范·伦斯勒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将这份产业留给了他的儿子们。这块奇特的中世纪封地将在它自己的世界中继续存在，经过纽约的英国殖民地时期，进入美国历史（奥尔巴尼市，也就是后来的纽约州首府最终将不得不提交文件，澄清这块领地与将此领地团团围住的英王室直辖领地不同）。实际上，伦斯勒斯维克将在基利安的儿子耶利米亚（Jeremias）和后来管理者的现场照管下发展壮大，最终拓展为一片超过百万英亩，生活着10万佃农的土地。

对于范·德·邓克来说，在伦斯勒斯维克周边建立殖民地的计划的失败给他带来了思维方式的转变。他将注意力投向南面。他的任期还有一年，但是他已经放弃了新尼德兰北面区域，开始把更多时间花在了另一个地方，那是荷兰在北美的所有权无可争议的神经中枢。

到了1644年，在曼哈顿发生的事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反对基夫特和他发动的灾难性的印第安战争的人们开始联合起来，他们的领导人是科内利斯·梅林，这个农民曾是范·德·邓克在1641年乘船到新阿姆斯特丹途中的旅伴。梅林四十出头，是个正直的佛兰芒人，来自安特卫普周边地区。做皮匠行当的他在那次旅程中还带上了自己的妻子、孩子、一些雇农和动物，他打算在史坦顿岛上耕种一大片土地。他选的时机很糟糕。印第安人摧毁了他的种植园，梅林和他的家人被迫与其他大部分人一起渡过“北河”，到曼哈顿下游的堡垒去寻求庇护。他买下了“运河”，也就是通往“东河”的沟渠地区的土地，并在这块地上建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子。不久后，他有了一个邻居。德国人约赫姆·奎伊特（Jochem Kuyter）曾在东印度参加丹麦海军，然后为了在世界上寻找一个宁静的角落定居，他于1639年抵达曼哈顿。他开始在岛屿北面种植烟草，河对面是他的朋友乔纳斯·布朗克（Jonas Bronck）的种植园（纽约市的一个区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奎伊特的第一批作物种得很成功，正当他希望能从中获利的时候，维阔斯盖克部落发动的一场袭击破坏了他的计划，他被迫迁往南方。梅林和奎伊特彼此为邻，在就他们共同的悲惨遭遇交换意见之后，他们决定对基夫特和西印度公司发起进攻。

堡垒内，蜷缩在一起的群众已几乎陷入混乱。见此情形，为了重建秩序，基夫特提出任命新一届民意代表委员会来协助自己，这多少让人们的情绪平静了一点儿。在他亲手挑选八个成员时，人们没有吵吵闹闹。自然地，他选择了他认为会支持他的人。他选择梅林作为带头人，他认为这个从皮匠变成种植园主的人应该会感激公司给了他这样一个晋升的机会。考虑到当时该省人口中有20%是英国人，他还选择了两个英国人，其中一人是艾萨克·阿勒顿，这个老谋深算的商人与清教徒们一起乘坐“五月花号”来此，后来，他感觉自己在他们的社会中多受拘束，于是他从新英格兰搬到了环境更自由的新阿姆斯特丹。

基夫特于6月18日将委员会召集起来。陪同他的应该有既是他的秘书，又是他的心腹的科内利斯·范·廷霍芬（Cornelis Van Tienhoven），以及一小队士兵，以提醒众人尊重他的权威。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当时还不是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应该出席了这场会议。他经常经河道乘船从伦斯勒斯维克到新阿姆斯特丹，这次他也通过这一路线刚到此地。在场的大概还有城里的牧师埃弗拉德斯·博加德斯（Everardus Bogardus），这个身材矮胖、嗜酒如命的加尔文教徒已经开始在他的布道坛上抨击基夫特了。

基夫特告诉这些人，这块殖民地现在缺钱。战事掏空了金库。他马上提议通过征收海狸皮税和啤酒税来筹集资金。委员会成员们对此表示十分不满。他提议征税的这些人已经因这次战争而失去了家园、财产和家庭成员。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衣衫褴褛。他们出不起钱，而且就算他们有钱，他们也会拒绝。更何况，委员们争辩道，在没有获得阿姆斯特丹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征收这样的税是违法的。基夫特气得面红耳赤。“我在这里的权力比公司大！”他冲委员们咆哮道，并宣布会采取任何他认为有必要的措施。于是，曾经当过水手的奎伊特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用力指着这位总督发誓说，等哪天基夫特没有他的职位作为保护伞的时候，奎伊特“一定会要了他的命”。这场会议在混乱中不欢而散，几天之后，人们就看到了基夫特的士兵们在堡垒四周敲敲打打、张贴布告，通知居民们缴纳新税。

为了海狸皮而征税，人们或许还能忍受，但是，每一大杯啤酒要加5分钱的税就超出人们的忍耐限度了。民众起义随之而来。人们拒绝缴税，小酒馆的老板们拒绝收税。作为报复，基夫特派士兵到城里的小酒馆去逮捕了小酒馆的老板菲利普·格里森（Philip Gerritsen）。

然后，委员会也采取了行动。委员们之前已经给在阿姆斯特丹的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和在海牙的荷兰政府领导人们写信，为他们所处的困境提出抗议，但是这些请愿都没有章法，苍白无力。这些人都是农夫和商人，不是律师；之前的信应该都是由牧师博加德斯执笔，他和其他人一样憎恶基夫特。“万能的上帝，通过祂的公义的审判，今年在我们身边点燃了印第安战争之火”，第一封信的执笔者哀叹道，语气中带着教会腔，姿态卑微地不断重复着“我们，可怜的新尼德兰子民们”，“大人们，显而易见，我们这些苦难的民众处境有多么悲惨”。

在这封信写成的时候，范·德·邓克正坐在遥远的北方的篝火旁，和莫霍克人和莫西干人玩着纸牌游戏。不过，此时反抗的性质改变了。在此之前，殖民地居民们一直在摸索，他们确信自己遭受了不公，但对申冤叫屈的机制毫无头绪，全然不解——这些机制在荷兰共和国由来已久，而范·德·邓克，这块殖民地上唯一的法学毕业生刚刚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范·德·邓克也许是在6月和基夫特见面之后就回到了北方，但是他作为伦斯勒斯维克治安官的任期显然在8月就到期了。10月初，他回到了新阿姆斯特丹，此时曼哈顿的活动分子们再次暗中碰面了。对于这位年轻的律师来说，日趋升温的政治活动的气味是他无法避免也难以抗拒的。他从莱顿到伦斯勒斯维克来历险，带着年轻人建功立业的梦想——梦想着自己能在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中帮助人们建立起一个新社会——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梦想和范·伦斯勒的商业计划并不一致。但是在这里，这个荷兰省份的首都，却有一番真正的事业正在酝酿之中，那是一场走在法律思想最前沿的政治斗争。在海外贸易基地，个人拥有哪些权利？他们和母国的公民们一样拥有选举代表的权利吗？在此之前，荷兰贸易公司还未有过任何一个贸易基地提出政治地位要求。范·德·邓克肯定认为，这是他扬名立万的机会。

范·德·邓克这次出现在阿姆斯特丹堡是为了处理一个与他在伦斯勒斯维克的职责相关的诉讼案件，从这里到科内利斯·梅林的家——反对基夫特和西印度公司的平民主义者们的中心——沿着珍珠街走只有三分钟的路程（今天你依然可以这么走），右边是河，左边是一小排砖房和教室。这块殖民地上的商店主和贸易商们都在这里，他们为自己死去的孩子、妻子和同伴而哀恸，为他们投入了积蓄但被烧毁的房子和耕地而愤怒，想要表达他们的愤慨却不太清楚该怎么做。然而，范·德·邓克知道该怎么做。他肯定是在这个时候毛遂自荐担任他们的律师的，在听取了他们的投诉之后，他开始写信。

从此之后，该殖民地的档案中就出现了一系列越来越复杂、态度强硬的法律请愿书和论据，这些文件都是由殖民地居民们寄给西印度公司或海牙的荷兰议会，目的是争取该殖民地的政治地位。这些信中有很多都出现了范·德·邓克的名字。还有很多信是匿名信件，或者是以其他殖民地居民的名义写的，这些人都是文盲，或者其教育水平和行文风格不相称。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的一位著名荷兰史学家威廉·弗里霍夫，是研究17世纪的荷兰语言和历史学，尤其是与新尼德兰殖民地有关的语言和历史学方面的权威，在其论点的基础上，我精选了一些我认为是范·德·邓克的或者是他参与完成的作品。弗里霍夫博士在一封电邮中告诉我，将这些信件和我们所知的、出自范·德·邓克笔下的信件放到一起，就构成了“从一位在旧世界受教育的学者的脑海中涌现出的一个新社会的清晰愿景”。作为该殖民地的官方档案的译者，查尔斯·格林博士比在世的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些殖民地居民的语言和个性，他也认同范·德·邓克是唯一可能写出这些文件的人。“另一个有可能的作者范·廷霍芬”，格林博士告诉我，不过，尽管科利内斯·范·廷霍芬受过教育，有头脑又精明，但是，作为基夫特的左右手，他基本上不可能创作一系列公然违背当时的管理制度的文件。弗里霍夫博士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之前，竟然没有任何一位史学家意识到范·德·邓克肯定是这些信件背后的推手，但是，人们对于这相当明显的一点的漠视只不过是美国史学界一直以来对这块荷兰殖民地的忽略态度的又一个例子。这大量的信件与范·德·邓克不久之后代表该殖民地采取的行动相吻合。如果把这些行动和信件放到一起，我们就能拼凑出范·德·邓克的形象，他正是该殖民地历史中的关键人物。这个人以如今已没有人注意到的方式，奠定了一个大城市的基石，他居功至伟。把他称为默默无闻的纽约市之父也许太过夸张，但是，他至少是被历史遗忘了的一位重要人物。

到1644年10月28日，请愿书已经完成。这次的请愿书与之前的那些请愿书的语气截然不同。这份请愿书不是以对全能的权威拐弯抹角、卑躬屈膝地讨好的语言作为开场白，而是干净利落地直接说明了这块殖民地的问题的来龙去脉：“为了做门面功夫，总督于1641年11月以车轮修造工克拉斯谋杀案为由，召集12个人来此；总督问他们，我们难道不应该为前述的车轮修造工血案而复仇？于是，两方人对此看法不一……（但是）总督的头脑已经完全被战争的渴望占据了……前述12人再也不能会面……此禁令不得违抗，否则便会招致肉刑。不久之后，（总督）一意孤行地对维阔斯盖克人发动了战争……”

这封信还继续描述了基夫特选定新委员会的事情，但那是在他发动的灾难性的战争早已一发不可收拾之后，而且他只是为了例行公事地通过征缴新税、为战争出资的方案——信中称，这件事情，本质上是无代表权的征税。然后，信中直接表示抗议：“此人……以其一己之意志，将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弃于此地而不顾，即使是国王也不敢如此独断专行。”然后，信中大胆地请求撤销基夫特的职务，再派一位新总督上任，而且信中还预言“除非引进一个不同的体系，否则这个地区不可能有片刻的安宁”，这里的村民们将会“从他们大众中选举出执达官、郡治安官或市议员，这些人将被授权派出他们的代表并与总督和委员会一起为公共事务投票。如此一来，整个地区今后应该就不会再因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而陷入同样的危险”。

殖民地的居民们通过贸易商霍弗特·卢克曼斯偷偷地将请愿书带出曼哈顿。不久后，他就以他的赞助人费尔布鲁日家族的名义踏上了前往阿姆斯特丹的旅途。在阿姆斯特丹，在殖民地居民之前发出的语调哀伤的信件的基础之上，这封信起了作用，但不是积极分子们所期望的作用。西印度公司当时正焦头烂额，损失越来越多，各个地区的商会在互相指责。这个国家——再到这个公司——依然在与班牙人交战，而在巴西，公司雇用的士兵们刚刚在对西班牙的一场重大战役中落败，他们正在为糖业市场的控制权而斗争，因此分身乏术。他们在北美的贸易基地已经早已陷入泥沼。简报在阿姆斯特丹的公司办公室和位于海牙、被人们称为“议会大厦”（Binnenhof）的庭院建筑群之间穿梭往返。这封信令商人们和政府官员们的聚焦点都变得更加明确。他们开始明白，这个北美贸易基地是一个异类——它和在巴西、巴达维亚、台湾岛、香料群岛等其他任何一个荷兰殖民地都不同。其他殖民地有时也许会惹出点儿麻烦，比如在安波那岛上对英国人的那一场肮脏的大屠杀，但是他们其余的军事-贸易基地都没有问题，完全在该公司的控制之下。

在接到这封信之后，董事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们要区别对待曼哈顿，不过，不是承认它是一个独立的殖民地，而是对其进行严厉打击。他们同意这些自命不凡的殖民地居民提出的基夫特必须走人这一点，但并不是出于殖民地居民们概述的理由。从亨利·哈德逊35年前为荷兰拿下那个地方以来，那里从来没有过一个强大、有能力的领导人。在此之前，董事们已经惊讶地发现，在发动战争之后，基夫特一直不愿上阵——实际上，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安全的堡垒。他们忽略了这份信中提出的新奇的权利主张，以及信中谈到的为本省成立代议制政府的说法。他们感受到了殖民地居民们的痛苦，但是他们的结论是，殖民地居民的困境并非缺乏民意代表所致，而是总督不知道如何行使权力。

于是他们开始物色新总督，这次，他们不想要倚仗裙带关系的无能之辈。他们需要一个效忠于该公司，拥有真正的领导才能，能够管束这些殖民地居民的人。一个管理者，对，一个能多一分优点——一个有能力的外交家——而少一分缺点的人。他们需要一个有勇气、有毅力、有头脑的人，一个不怕苦的人。他们需要一个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