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7年9月28日，太阳升起，威尔士海岸边粗糙的石灰岩海岬曼布尔斯角（Mumbles Point）处的海水泛着钢铁般的颜色，阳光在水面上跳动，映出了一个孤单的身影，他奄奄一息地紧抓着一块圆木头。整个早晨直到下午，这个人都在海浪中漂浮，直到最后，海浪将他抛到距离岸边2英里的一片沙洲上。慢慢苏醒过来之后，他说出了更多信息：这里还有其他人，也是被暴风雨甩到岸上来的。他们一起用残骸碎片造出了一个救生筏，挣扎着划到了岸上。

在那里，科内利斯·梅林发现他的朋友、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法庭监狱里的狱友约赫姆·奎伊特也还活着。当“艾美莉亚公主号”被击碎的时候，奎伊特在船尾，一大块船体脱落了下来，漂浮在海面上，托着他，漂向那些正在岸上捡破烂的威尔士人。107名乘客和船员中总共有21人在这次海难中活了下来。基夫特死了，博加德斯牧师死了，被施托伊弗桑特送回尼德兰的大部分西印度公司士兵也都死了。

然而，没在海里淹死只是从命运掌控中传奇逃亡的第一个篇章。这两个荷兰人想办法讨到了漂浮的货物残骸中的一些海狸皮，他们在附近的城镇——可能是斯旺西——把这些海狸皮卖掉了。然后他们用这些钱穿过覆满车辙，在英国内战中变得伤痕累累的乡村，取道布里斯托，然后在大约三周后抵达伦敦。

在我们看来，17世纪似乎是古代和现代的奇异组合。一方面，当时没有帮助船难受害者们生存的基础设施，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与海浪搏斗，你都得为生存而战。但另一方面，今天我们觉得十分常见的一些机构当时已开始运作了。当形形色色的“艾美莉亚公主号”船难幸存者踉踉跄跄地进入伦敦时，保险公司已经排队等着处理索赔，已经有人提起诉讼，公诉人拿起了他们的鹅毛笔，把它们放到黑色铁胆墨水瓶中蘸一蘸，记下幸存者和目击证人的证词。这些来来回回的诉讼和索赔要过好几年才能结束。

梅林和奎伊特希望能在伦敦找到任职多年的荷兰大使阿尔伯特·约阿希米，让他帮助他们回家，但是大使当时正在荷兰。这场战争令外交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国王查理被捕入狱，欧洲各国都还未承认英国议会成立的新政府。这两个愤愤不平的新大陆公民在英格兰受了几个月的折磨才终于有机会回到荷兰，当他们抵达荷兰时已是年底。但是，这场灾难并没有削弱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决心，这场海难及其结果——基夫特溺亡，而他们二人都死里逃生——只会令他们更加坚信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他们甚至会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故事，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曾经见到在波涛中即将没顶的基夫特，这位前任领导人在临终时承认他对殖民地管理不当，而且不应该反对他们的意见，并请求他们的原谅。这种话虽然法官不会买账，但说明了在“艾美莉亚公主号”失事后，这两个曼哈顿人感觉自己有多么无辜、多么正义，也为重获新生和新目标而倍感振奋。

从新阿姆斯特丹海滨的城市酒馆走到岛屿南端的阿姆斯特丹堡只有两分钟左右的路程。这段路让人感觉很惬意：走出酒馆——人们经常在这里做交易，所以它现在已经变成了许多商人和交易者的半官方总部——你会发现自己恰好就在“东河”岸上，望向停泊的船只和对面布鲁克林村里的农庄。向右转，朝南面走去，你的左手边是河，右手边是一排带山形墙的房舍。走过运河上的小桥，沿着小桥尽头的狭窄小巷——这条小巷的名字起得好，就叫“大桥街”（Bridge Street）——继续向前走，矗立在你面前的就是破旧的阿姆斯特丹堡，这座城镇的心脏。1649年1月初，有人走过这段平淡无奇的路，给总督施托伊弗桑特送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该殖民地新成立的人民代表大会，而且从此以后，这个组织将和代表西印度公司的施托伊弗桑特的委员会区分开来。新阿姆斯特丹的人民和周边城镇把这个大会称为“九人委员会”（Board of Nine）。这位总督被告知，委员会想送一名或多名代表前往海牙，请求荷兰政府接管本殖民地。

这个请求——无异于要求他同意自己的势力被他人削弱——激怒了施托伊弗桑特，肯定也让他摸不着头脑。实际上，他曾在委员会成立第一年对其所做的许多事情表示嘉许。这些成员认真履行了他们作为人民代表的职责，并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居民们向他们投诉商人们给面包和酒改价时，委员会曾请求施托伊弗桑特制止这种行为，他照办了。然后，他们越来越大胆了，在他面前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称这些措施能改善经济。他曾为这样的冒犯之举而稍微呵斥过他们，后来，他转念一想，决定“更加仔细地考虑并审议这九位民选行政委员，我们亲爱的好子民所写的请求和谏书”，并且按照他们的建议做了改变。可如今，这些人的尾巴翘上了天。他的忠实门客范·德·邓克如今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么看来，事情似乎就更蹊跷了。

当时，他没有多少时间细想这件事情。还有另一件乍看之下似乎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悬而未决。施托伊弗桑特得安排一场庆祝活动，纪念上一年度在欧洲发生的一件事情。1648年，在德国的明斯特市（Münster），来自欧洲各国的代表们进行了多轮谈判，最终，西班牙与荷兰共和国签订了和约。八年战争正式结束了。这件大事甚至在曼哈顿岛也产生了回响。毕竟，西印度公司殖民地的建立初衷就是为了这场战争。多年前，曼哈顿在尼德兰的军事战略家们眼中是对往来于南美和加勒比海的西班牙舰船发动突袭的集结区，就像威廉·布劳维尔特做的那样。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了往事。阿姆斯特丹的西印度公司董事们得重新思考他们在北美的领地的地位和未来了。

实际上，《明斯特和约》和九人委员会的请愿书是相互联系的。二者都是历史的力量给彼得·施托伊弗桑特肚腩的一记肘击，催促他面向未来，面向这个殖民的新愿景。他要学着适应那个和约。但是他选择忽略这份请愿书，称他首先必须通知几个英国人村庄中的居民，这些村庄从基夫特统治时就存在，而且一直是忠诚于荷兰殖民地的组成部分。然后他就把请愿事宜搁到一边了。

但是委员会没有这么做。在城市酒馆，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正忙着跟所有人打招呼，并与他们共同密谋。这些人当中有船长、毛皮贸易商、面包师、酿酒商，他们都对该殖民地的未来很感兴趣，而且他们都有话要说。自从基夫特和印第安人的战争结束之后，尼德兰的商人们又重新参与到曼哈顿的事务中来。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贸易强国联系紧密的新阿姆斯特丹贸易商是地球上最老谋深算的一群人。范·德·邓克和他的委员会同僚们与他们见面并听他们说明维持贸易稳定的必需条件。他将他们的谈话成果记录下来，并计算出每年有8万块海狸皮经曼哈顿运往欧洲的毛皮市场。由于毛皮贸易对该殖民地的重要性，他本人已经变成了海狸专家。他养过这种动物，研究过它们的生命周期，阅读过古罗马专家们写的所有关于海狸的资料。［因为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Pliny）和其他专家的著作，欧洲人对海狸有一些错误认识，尤其是他们相信海狸睾丸具有神奇的力量。后来，他把消除欧洲人的这种错误认识视为己任。“这些人，”在谈到这些用拉丁语写作的人时，他信心满满地总结道，“全都没见过海狸。”］

与此同时，按照范·德·邓克的说法，他意识到海狸贸易只是“欧洲人移居这个美丽的地方的最初的殖民手段”。烟草同样是举足轻重的商品，而且前景光明。阿姆斯特丹已经是欧洲的烟草之都；加上荷兰航运和贸易做法在节省成本方面很有一套（他们是批发购买的先行者），因此，弗吉尼亚的英国烟农都要依赖曼哈顿这个航运中心。风靡世界几个世纪的烟草贸易此时还处于起步阶段，即使是在这么早的阶段，荷兰人也已经深谙营销之道，就连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宝洁或者菲多利（Frito-Lay）这样的大公司也会钦佩他们的营销才能。他们将弗吉尼亚生产的优质烟草和产自曼哈顿、品质较低的烟草和荷兰种植的烟草混到一起，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调制烟草，以适应多种口味和价位，还添加各种口味（薰衣草、肉豆蔻、迷迭香、芫荽、荔枝螺、醋），而且特别注意包装。当时甚至还有一种烟草主题的广告，以通俗静物画形式呈现。

英格兰动荡的局面只会令弗吉尼亚对曼哈顿这个航运中心更加依赖。上一年，英格兰看似要阻止其北美殖民地使用外国航运商，当时，弗吉尼亚的管理机构嘲笑他们自己的航运商价格太高，而且宣称曼哈顿在弗吉尼亚的经济生存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最近，在发掘詹姆斯敦殖民地时，人们发现了代尔夫特陶器、荷兰钱币和烟斗，还有荷兰航运商运来的中国陶瓷——这一切都表明弗吉尼亚很依赖曼哈顿和荷兰共和国的力量。当时的荷兰共和国不仅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航运业大国，而且还是最大的商品制造国。

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按照美国历史上的描述，曼哈顿是在被英国接管之后才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业中心——但是事实上，在17世纪40年代末，新阿姆斯特丹市就已经开始崛起为北美航运枢纽。而且，当时——从1649年1月1日开始，当范·德·邓克成为九人委员会之一时——他就开始郑重其事地组织那些令这个港口能够顺利运转的商人了。

与此同时，他和他的妻子正要开始一项任务，那就是在河边开发他们巨大的种植园，这个种植园距离曼哈顿岛的北岸只有一箭之遥。范·德·邓克给他的种植园起了一个和他偌大的梦想很相称的名字“Colen Donck”，也就是“范·德·邓克的殖民地”（Van der Donck's Colony）的精简形式。他已经拟订了计划：他知道他想种植什么农作物；他列出了需要招募人手的工作和他想从家乡招聘的各类工人。考古证据表明，他和玛丽可能已经在南端一个长长的平坦开阔地选了一个地方作为他们的家，这块地是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理想地点。1910年，纽约市的工人们在挖掘今天的布朗克斯区的沟渠时偶然发现了一处17世纪农舍的地基。这一地区1667年的地图显示，有一座标记为“范·邓克宅”（Van Dunks）的房子。这个地点的唯一一次考古发掘是在1990年，当时，虽然考古学家发现这个地点的完整性已经被沟渠破坏了，导致他们无法从中获得进一步的信息，但下水道挖掘工找到了荷兰砖块（这种砖比美国或英国标准的砖块狭长，而且是黄色的）、代尔夫特陶器的碎片、梳子、镜子、铅制的窗框、烟筒杆，甚至贝壳串珠。把这些东西和这一地区早期的地图放到一起来看，这一切都支持了一种猜想：这里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决定追求他的美洲梦的地方。如果这里确实是范·德·邓克家的所在地，那么这里的名字就很恰如其分了：今天，这个地区就是布朗克斯区的范·科特兰公园（Van Cortlandt Park），这片宽阔的、杂草丛生的地带被分成了各种比赛场地，孟加拉裔和圭亚那裔板球队员、爱尔兰裔棒球投手和日裔垒球队员们都在这里比赛，他们肯定都不曾听说过这个曾经管辖这个地区，并且帮助纽约市成为一个多元文化飞地的人。

这个地方大有可为。这里的土壤肥沃，从维阔斯盖克印第安人手里买下这片土地所有权的范·德·邓克应该是从他们那里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当时在这里还留下了一个村庄，在范·德·邓克管辖时期这个村庄可能依然存在。一条长长的小溪从这片农田边缓缓流过，绕着这座宅邸，蜿蜒流入那个将曼哈顿和大陆分开的小湾。这里会因潮汐而形成危险的漩涡，所以荷兰人将这个小湾命名为“Spuyten Duyvil”，意为“恶魔壶口”。乘坐单桅小帆船，甚至从印第安人那里买来的独木舟，顺着这个壶口航行，这位九人委员会的领导人期待着数以百万的人会来到曼哈顿，他应该曾经进入哈莱姆河（Harlem River），然后顺着潮水，沿着这座岛的岸边向南边驶去，然后在城市酒馆前面的小码头边靠岸。

1649年1月的一天，也是在这条海岸线边，镇上躁动不安的居民们自发聚集在这里，等着看惊喜的一幕：一艘载着鬼魂的船划向了码头。人们并没有大吃一惊——科内利斯·梅林已经从布里斯托给他的同胞们写了信，告诉他们他和奎伊特还活着——但是，看到这个人活生生地出现还是比听说他们还活着而基夫特已经死去的事实更加强了人们的感受：他们身负重任，而且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梅林避人耳目，和霍弗特·卢克曼斯、奥古斯丁·赫尔曼、雅各布·考文霍芬（Jacob Couwenhoven）、托马斯·霍尔、扬·艾弗森·包特、包迈克尔·扬森及其他将自己视为这个新政党的一分子的人进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也许是他自己的家——码头右边的海岸往上走几步就到）。一进去，他就打开了自己的小背包，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他此番在家乡收获的成果——好多文件。这些文件生动地体现了政府事务的繁忙程度，而且上面还系着丝带，盖着密密麻麻的公章。

从他们抵达尼德兰联合省那一刻起，梅林和奎伊特就开始为自己辩护，努力撤销施托伊弗桑特对他们的判决，并且在此过程中，让母国的权贵们认识到他们的北美殖民地的价值。他们发现，随着该国与西班牙签订和约，国内政治暗波涌动，旧同盟正在发生变动。过去，支持掠夺西班牙船只并从中谋利的西印度公司一直是爱国的行为。如今人们可以自由地为北美殖民地的未来考虑其他出路了。整个过程花了几个月，不过梅林和奎伊特从政府机构那里得到了不同寻常的特许权，如今，这个特许权被放在了桌面上：那是一份执行令，由荷兰共和国政府向新尼德兰殖民地总督下达的命令。九人委员会的成员们读到这份文件时肯定倒吸了一口气——其语气和语言完全证明了他们的合法地位。这份文件谴责了“基夫特总督违背所有公法，对印第安人发动的这场非法战争”以及“基督徒听闻必然会大感震惊”的种种暴行；认可了人民选举的代表是杜绝此类灾难再次发生的保障，还指出基夫特以及在他之后的施托伊弗桑特束缚了这些代表。施托伊弗桑特对此二人的判决被撤销，二人候审，而施托伊弗桑特本人或一名代表要回母国为他的所作所为做出解释。

这还不算完。奥兰治亲王威廉——军队领袖和荷兰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觉得兹事体大，他也想出面干预。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由梅林随身带回。

致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新尼德兰总督，1648年5月19日

尊敬的、明智、谨慎的，最亲爱的人，

两位送信人，约赫姆·彼得森·奎伊特和科内利斯·梅林，将带去总议会尊贵的大人们决定向你传达的命令，为了让你允许这些人在那里自由地、不受干扰地享用他们的财产……我们特此真诚告诫你，并且明确通知你，你应当允许上述请愿者们安稳地、不受阻碍地享受他们尊贵的阁下前述的决议生效后的成果。

此致，

尊敬的奥兰治亲王，

威廉

九人委员会和他们的支持者的眼睛都离不开这一切。他们第一次知道，在母国，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这种新的形势给了他们阐明情况、建立一个会让这个殖民地站稳脚跟的政府的机会。

在他回复委员会关于允许派出代表们前往海牙的请求时，施托伊弗桑特借故推脱，提出作为人民的代表，该委员会应当确保他们提议之事确实是出于人民的意愿。如今，有了来自荷兰方面的支持，委员会成员们有了底气，他们决定接受他的提议。他们将逐个询问人民，认为是否有必要对政府进行改革。范·德·邓克、卢克曼斯、扬森、赫尔曼及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用了一个十分直接的民主方式，他们走出了酒馆的前门，将新阿姆斯特丹的街道分配给个人，然后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人们肯定有很多话要说，因为拉票活动一结束，委员会就决定汇编一份档案。范·德·邓克承担了整理这些投诉，并将全民的想法提炼为一份文件的任务。

施托伊弗桑特看着这些拉票的人在镇上走街串巷，在他看来，这是公然煽动人心的反叛之举。他怒气冲冲地坐了一阵子，然后，这股怒气爆发了。1649年1月和2月里的某个时刻，当范·德·邓克正在整理文件时，这位领导人和他曾经的追随者之间起了一场冲突。施托伊弗桑特在这次冲突中试图理解这个后生何以对自己倒戈相向，也许，他甚至给了后者打退堂鼓，然后恢复私交的机会。遗憾的是，范·德·邓克没有记录下这次会面的细节，他只说“总督”从挨家挨户拉票活动开始时就“怒火中烧”了。

这时候，范·德·邓克终于摊牌了。如今，他已经在和当权者周旋时用了三次这样的计谋了——他先是讨好对方，慢慢爬上高位，然后突然翻脸，变得无礼、挑衅、任性。如今，他释放出了他的真实感受，他的爱国热情。施托伊弗桑特肯定会反驳道自己才是代表该殖民地最高利益的人，并且指出他们正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他会直话直说，称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试图削弱他势力的行为都等同于叛国。双方各有各的道理。施托伊弗桑特确实在努力令这个殖民地团结一致。但是，与此同时，他却对范·德·邓克看到的一切视而不见：对英国人、瑞典人和印第安人的军事和外交策略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如果该殖民地的整体结构得不到改善，则它会从内部瓦解消亡。

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让步。为了最后一次尝试达成谅解，据说施托伊弗桑特提出合作：委员会与他分享他们已经收集到的信息，而他将考虑他们的建议。但是，这样一来，代表团脱离西印度公司、争取独立的目标就完全落空了。范·德·邓克后来写道，当时他告诉施托伊弗桑特，委员会“不会与他沟通与此事相关的任何内容或者听从他的指示”。

这条路断了。这场对峙在施托伊弗桑特表现出的，如范·德·邓克所说的，对委员会成员们“不可抑制的切骨之仇”的情况下完结。“不过这种仇恨主要是针对那些他认为是”在削弱他势力的行动中“的始作俑者”。虽然范·德·邓克是为了向尼德兰的官员们描述这场冲突，并描绘施托伊弗桑特对于某些他曾经信任的同志的看法的转变，但是这种一板一眼的文风实际上似乎反而突出了其中的情感，令人认为这两人之间确实曾经有过温暖的情谊。“这些人一直都是他亲爱的好朋友，而他，在不久之前还认为他们是这个地区最光荣、最有能力、最聪明、最尽责的人，然而，当他们不愿意听从总督的旨意时，他们就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有些人就被他说成了流氓、骗子、叛党、放高利贷的人和败家子，总而言之，把他们绞死还是便宜了他们。”

施托伊弗桑特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每一次当他决定采取行动的时候，他都会大刀阔斧地干一场。3月初的一天，在一队西印度公司士兵的陪同下，他绕过阿姆斯特丹堡的一角，杀到迈克尔·扬森的家，从在伦斯勒斯维克生活的时候起，这位委员会成员和范·德·邓克就一直是朋友。和往常一样，范·德·邓克一直待在这里，但是此时家中无人。他们搜查了这个地方，找到了那捆包含着居民们对这个殖民地及其管理方式的怨言和悲叹的文件，还有范·德·邓克一直在准备的文件草稿。施托伊弗桑特把它拿走了，他在其中发现的内容让他得以进行下一步。第二天，他命人逮捕范·德·邓克并将其关押起来。然后，他急匆匆地派他的“宫廷信使”菲利普·德·楚伊（Philip de Truy）去找他的政务委员会成员和几位九人委员会成员，要求他们出席一场紧急“最高议事会”。

这些人——总共15人——在紧张的气氛中聚集到一起。即使是在轻松的时刻，施托伊弗桑特也是一脸严肃，绷着双下巴；此时，面对正等着他宣布此次非常集会的原因的众人，他更是面色铁青。然后，他告诉他们，范·德·邓克已经被捕，并且被控告犯有“crimen laesae majestatis”——叛国罪。他找到并掌握的文件“赤裸裸地诽谤”了总督并且包含“严重诋毁”海牙政府领导人的内容。

此时，施托伊弗桑特的副总督鲁伯特·范·丁克拉根（Lubbert van Dinklagen），该殖民地除范·德·邓克之外的唯一一位法学家，突然做出了令他的上司非常惊讶的举动。范·丁克拉根打断了他，正式表示抗议，指控“尊敬的总督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我行我素，未曾通知他的政务委员会，抗议的原因“还有他”在未征求他的政务委员会意见的情况下就“将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拘禁起来”。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如今，在施托伊弗桑特一手挑选的政务委员会成员中也有人不服从他的命令了——不服从他的人还是他的二把手——这一点肯定令他大为震动，也给了在场的九人委员会成员们新的希望。他们所有人肯定已经在担心自己和范·德·邓克性命不保了。

施托伊弗桑特强装镇定，改变策略，把矛头对准范·丁克拉根。他从被没收的那些文书中选了一个片段宣读，据这个片段称，丁克拉根曾谤议荷兰政府。此时愤愤不平的范·丁克拉根否认自己发表过这种言论并且要求查看写有这些内容的那几页文书。施托伊弗桑特拒绝了，然后他要求在场的每一个人陈述他对于范·德·邓克的处理意见，并将其记录在案。范·丁克拉根先开口了，他坚称根据荷兰法律，他们应就此事对范·德·邓克进行审查，然后准许其保释出狱。但是，从驻扎库拉索时就一直忠心侍奉施托伊弗桑特，而且在施托伊弗桑特失去自己的腿的时候也在其边上的布莱恩·牛顿宣称此人应当继续坐牢并在狱中接受审问。其他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奥古斯丁·赫尔曼拒绝发表意见，以示对整个过程的抗议。

在这次特别议事会中，施托伊弗桑特只召见了六名委员会成员——他似乎担心如果全员到齐，他们就会投票反对他。有了其中的六个人和八个他信得过的顾问，再加上他自己，他就能更有把握地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了。然而，如今，范·丁克拉根和另外的一两个人似乎是要倒向另外一边了，于是他选择休会而不要求投票。两天后，他召集了他的政务委员会的原班人马，在九人委员会成员不在场的情况下，“按照多数投票”决定继续关押范·德·邓克，直到一名委员将这宗案件调查清楚为止。两天之后的3月8日，范·德·邓克依然在押，曼哈顿地区附近的所有村民都按照施托伊弗桑特的吩咐，在教堂集会以讨论一项将和该殖民地有重大关系的议题。在此次公众大会之前不久，施托伊弗桑特已经召集了他的政务委员会，并且宣布他将对民众宣读一份“文书”，其中应该包括对范·德·邓克的叛国行径的描述以及施托伊弗桑特对此的处罚决定。

但是，他没有机会把它读出来了。在范·德·邓克被捕和特殊会议落得一场空之后，他的同胞们已经和科林内斯·梅林聚到一起谋划一次大胆的反击活动。如今，在教堂前，在新阿姆斯特丹和附近村庄的几乎所有民众面前，正当施托伊弗桑特准备讲话时，梅林冲向了演讲台。总议会交给了他把他们的执行令带到新阿姆斯特丹并呈交总督本人，或者指定其他官员代传此执行令的任务。派送传票是一个法律行为，但是颇有舞台表演天赋的梅林想物尽其用。他用响亮的声音当场宣布了自己的意图：奉总议会之命，九人代表团向施托伊弗桑特呈交执行令。然后，他将它交到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阿诺德·范·哈登伯格（Arnold van Hardenbergh）手里，请他宣读。

施托伊弗桑特知道这份文件里包含了什么内容，他绝不希望在他的选民耳边播放这份语言如同训斥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命令他返回欧洲的文件。他宣布，无须宣读此文件，他已准备好收下它了。“我肯定已经有了一份副本了。”他一边咆哮，一边伸出手去抓这件东西。扭打之中，文件被撕碎了，同时标志着其为荷兰政府的官方命令的密实蜡封脱落了。所有观众都惊呆了，看着蜡片掉落下来，摇摇欲坠，然后在一缕羊皮纸上晃荡着。这其中的象征意义已经昭然若揭：这些人站在这里，这个殖民地上最神圣的建筑中，扯开嗓门，玷污圣地，且政府的印章就在他们中间晃荡。在接下来的一片沉默中，梅林告诉施托伊弗桑特，如果他想要一份文件副本，那么有一份是给他准备的，而另一份是用来向民众宣读的。

人群当时就炸了锅。施托伊弗桑特手里当然手握兵力，场面马上就没那么好看了。他是个天生的领导人，从来不曾忍受如此威严扫地的情况。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用严厉的手段镇压，但是他也看到了这个地方已经处于混乱边缘。他在后来给总议会写的信中说，这一事件“早有预谋，如果我们不纡尊降贵，允许他们以不得体的方式呈交传票，那么屠杀流血也许在所难免”。意识到他的敌人们给他设了圈套，他恢复人群秩序之后，指示此人宣读那份训斥口吻的文件。

宣读完毕之后，所有人的眼睛都齐刷刷地盯着施托伊弗桑特，他愤怒地挤出几句话：

我尊重总议会及其委员会，我将服从他们的指挥，派出一名代表维持判决，因为该判决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宣判的。

然后他就离开了。

这肯定是施托伊弗桑特人生中最羞辱的时刻。“这是要造反，是奇耻大辱。”他后来在描述那一幕时说道。他作为军人的骄傲，他简单的、在乡村培养出来的自尊心，被践踏了。他对自己的职权深信不疑，对这个殖民地赤胆忠心，而且在有关北方的英国人的问题上也即将取得成果，但是，在貌似决心要自毁长城的人们看来，这些都无足轻重。

梅林当然是富于激情的，但即使是在他的鼓动家同伴看来，他也太过夸张了。施托伊弗桑特对此人的抱怨是情有可原的，他还没到曼哈顿就在波士顿下船，向英国人吹嘘他有一项任务在身，那就是让施托伊弗桑特回荷兰蹲大牢。此等行为对正在和新英格兰总督们打交道的施托伊弗桑特并无帮助。不过话说回来，施托伊弗桑特也激怒了对方。如果施托伊弗桑特没有拘捕范·德·邓克，那么九人委员会恐怕也不会搞出教堂那一出戏。叛国当然是可以处以死刑的罪行。他们的头颅都危在旦夕。他已经在赌局中加码，逼着他们也要加码。

此刻，在他状况不佳的时候，施托伊弗桑特陷入了一场政治丑闻。这时，恰巧有一箱火枪运抵港口。当人们发现这是施托伊弗桑特本人订的，而且他打算将它们卖给印第安人以示善意的时候，这件事情成了城中热议的话题。居民们被禁止向印第安人出售火器，而总督本人却为一己私利正做着这件事，而且是在殖民地居民本身的火器都短缺的情况下。施托伊弗桑特被迫向他自己的政务委员会解释他的行为。但是，无论他是否犯罪，他都违反了政客的第一原则：不要让人看出你做了坏事。他被迫转攻为守。

在疑云笼罩的情况下，施托伊弗桑特不得不决定如何处置范·德·邓克。如果能得到他的政务委员会和人民的支持，他可能已经处决此人了。然而，曾经忠诚于他的副手范·丁克拉根现在决心要跟他对着干，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看他是否依据荷兰法律行事。也许正是在范·丁克拉根的坚持下，施托伊弗桑特才意识到他不能仅凭从那个人那里搜到的几张纸就审判并惩罚那个人——被关押的范·德·邓克承认那几页中的一些内容可能有误，因为那是从居民那里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尤其不可那样处置他。于是，施托伊弗桑特命令范·德·邓克“证实或收回他所写的中伤他人的内容”。范·德·邓克被暂时释放了。不过，此时的他已被禁止担任九人委员会成员。

当范·德·邓克走出来，走进深冬的日光下时，他已经脱胎换骨。被施托伊弗桑特囚禁的经历让他变成了人民的斗士。如果施托伊弗桑特现在是处于守势，那么背上了刑事指控的范·德·邓克则充满了冲劲。施托伊弗桑特命他证明他所写的内容属实，这实际上就给了他追求政府改革事业的通行证。

他照办了。走在这个年轻、原始、充满生气的带山形墙街道城镇里，早春粗粝的风吹在他的背上，居民们跟他打招呼，用他们各种各样的独特口音和语言祝贺他，他肯定觉得是自己所做的一切——从他在莱顿大学的日子，到他在伦斯勒斯维克担任治安官，再到他积极参与曼哈顿人的政治活动的日子——成就了这个时刻。人们把他视为一个庄园主——街上的所有人都管他叫“Jonker”（“年轻的大地主”）。而这个身份又凸显了他的活动家形象：他有地主的身份，然而他显然没有走上基利安·范·伦斯勒这样的人的道路——一直在他荷兰的家中一边过着舒服日子，一边努力从新大陆的榨取利益。范·德·邓克把自己投资于这个殖民地，投身于这里的人民和这里的未来。

如今，所有人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向荷兰共和国派出代表团。从法律上来讲，所有主要参与者都应该被包含在内，因此，在范·德·邓克从牢里被放出来的那天起，他就发出了一连串的传票——给范·丁克拉根、拉·蒙塔尼、布莱恩·牛顿和其他政务委员和官员——请求他们每个人“尽快到海牙的大人们面前出庭做证”。他送出了这些传票，收到了他们的答复（大部分都是变着法子说“我当然不会去”），并奋笔疾书，记录下整件事情。他不可能指望这个殖民地的整个政府乘船前往荷兰为其辩护，但是，把这些事情记录在案，对于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这种做法让施托伊弗桑特烦透了，以至于5月8日他发布了一个新条例：

鉴于连日来……时有未曾宣誓且未经官方权威认证之个人在文书中大肆毁谤他人，想方设法骗取口供，借此撰写诸多有利于起草此类文书之人之内容，其中夹杂大量用心险恶、含糊晦涩、模棱两可之词……有损文书中所涉各方利益。因此，为了避免此后果危及共和国……现废除并宣告……所有私人撰写之宣誓书、质询书或其他用做证据之手段……无效……

范·德·邓克没有被吓倒，整个5月和6月，他像着了魔一样，将他和他的同伴们从居民们那里收集来的所有信息整理到一起，编成了一份名叫《新尼德兰陈情书》（Remonstrance of New Netherland）的文献，这份长达83页的正式抗议书可能是出自这个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殖民地的最著名的文献。他打算将它呈给海牙政府当局，它最终将令曼哈顿殖民地的政治体制植根于荷兰法律，并且赋予纽约市独特的形态和品格。它的开场白充溢着范·德·邓克的想法和感情。他成功地以寥寥数语表达出了他对荷兰地理探索发现的骄傲之情、对于第二故乡的热情，甚至对当地印第安人的熟悉程度。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对该殖民地知之甚少的政府官员理解，他以简洁、准确的方式将该殖民地未来的发展置于历史语境中，直接追本溯源。

在世界上所有开拓进取、勇于探索异域、远渡重洋、开展贸易的人当中，尼德兰人一马当先，这一点已为所有以各种方式向历史的入口致敬的人所熟知。我们接下来所叙述的也将证明这一点。我们现在要谈到的这个地区被发现并开发于耶稣纪元1609年，由东印度公司出资——他们的目标和计划并非如此——派出的“半月号”发现，这艘船的船长和代理人是亨利·哈德逊。后来，此地被我们的人民命名为“新尼德兰”，这是名副其实的，因为此地是由尼德兰人首先出资、发现并占领的。所以，直至今天，该地区的原住民（能记得此事的人都已经年长）还能证明，当看到荷兰船只第一次来到此地时，他们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我们经常听到印第安人说，在尼德兰人到此之前，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或者民族一无所知。出于这些原因，再考虑到气候、位置和丰饶程度的相似性，这个地方被称为“新尼德兰”是恰如其分的。其位于美洲北海岸，纬度为38、39、40、41、42度左右……此地本身就土壤肥沃，在人手充裕的情况下可以被全面开垦……

许多其他支撑性的文献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份要求总议会接管该殖民地的正式请愿书，还有几十页附有大量注释的“附加观察评论”，其中涉及殖民地事态、西印度公司的“暴政”以及对“合适的市政府”的需求。鉴于此地位置的重要性，以及范·德·邓克及其同伴看到的曼哈顿岛及其所在河流乃至以曼哈顿岛为门户的这片大陆的潜力，这件法律任务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施托伊弗桑特已经认定自己无法阻止九人委员会派出代表团，但是他要反击他们。他不可能亲身前去回应那份执行令；他和新英格兰的总督们以及拉力坦人、奈亚克人和其他地方部落的酋长们陷入了微妙的外交局面。如果亲身前去，他向总议会解释道，那么“荣誉和誓言难以两全”，所以他将派出科内利斯·范·廷霍芬代表他回应梅林的指控，并代表他的政府争取该殖民地的控制权。但是，就在施托伊弗桑特还在忙于应付该殖民地事务的时候，6月14日发生的一件事情表明他显然一直怀恨在心。那天，一位名叫雅各布·洛佩尔的贸易商到他面前申请在“南河”经商的执照。“然而，这个名叫洛佩尔的人娶了科内利斯·梅林的女儿”，施托伊弗桑特的决定被记录在案，所有人有目共睹，“尊敬的总督认为不可批准此请求”。

这时，九人委员会选择了两名成员——贸易商雅各布·考文霍芬和农民扬·艾弗森·包特——以及该代表团的前领导人范·德·邓克组成代表团。施托伊弗桑特是否曾抗议他在将范·德·邓克释放出狱时就已经明令禁止其不许参与官方事务，这已经无据可考。范·德·邓克肯定会反驳称自己只是在遵照命令“证实或收回他所写的中伤他人的内容”。

一行人整装待发。范·德·邓克和他的妻子待在他们的庄园里忙着列出必需品和他要在欧洲雇的技术工人清单。他答应代表一位住在长岛弗利辛恩村（即法拉盛），名叫安妮蒂·范·贝叶林（Annetie van Beyeren）的女士处理其在母国的事务。在临行前的最后几天内，他还承担了另一项法律工作。有时候干些海盗勾当的威廉·布劳维尔特已经在这座岛上耀武扬威了许多年，他那艘名叫“拉·加尔斯号”的私掠船涉及新阿姆斯特丹的许多重要人物的经济利益，其中包括即将陪范·德·邓克前往荷兰的奥古斯丁·赫尔曼、雅各布·范·考文霍芬，以及前总督基夫特。在殖民地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这艘私掠船在过去几年中为西印度公司出航，然后满载着从西班牙人那里得来的战利品返航——船上载着烟草、糖、黑檀木和酒。这个风险投资中的所有合伙人都从这些劫掠行动中获利了，这种活动一直是西印度公司在新大陆的核心活动。

不过，两国停战之后，私掠就变成了违法行为。但是，布劳维尔特船长很难接受这个消息。最近，和过去一样，人群聚集在码头区翘首以盼，看到桅杆上的荷兰国旗呼啦作响和拖着丰厚战利品的“拉·加尔斯号”，他们欢欣雀跃。问题是，布劳维尔特在和约签订五个月之后，断了西班牙人“在坎佩切湾（Campeachy Bay）塔巴斯科河（Tobasco）”［位于尤卡坦半岛（Yucatan Peninsula）西海岸］的财路，引发了一连串的官司。布劳维尔特舰船的主人之一请了范·德·邓克，直到他启程前往欧洲的前一天，他还在为这件事情解围。把它作为走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很合适，因为这象征着曼哈顿旧秩序的终结。

范·德·邓克和施托伊弗桑特的妻子朱迪斯·贝亚德见了最后一面。7月29日，他在街上遇到了她。他们是否交谈过并且保持融洽的关系，这一点我们无从知晓。也许她无暇分神：施托伊弗桑特的大儿子巴尔塔萨，如今21个月大，二儿子尼古拉斯还只是个7个月大的婴儿。不管怎么说，范·德·邓克都把梅林致施托伊弗桑特的一封信交给了她——这封信肯定是他本人帮忙写的。施托伊弗桑特依然不允许梅林按照那份执行令上的命令，使用他的土地和财产。这封信要求他遵守命令并让代表们拿到他们陈情需要用到的文件，并且要尽快办理，因为“时间紧迫，船已经整装待发了”。

朱迪斯将这封信交给了施托伊弗桑特，施托伊弗桑特大笔一挥，很快就写好了回复，标题是“对科内利斯·梅林交予我妻子的无礼抗议的答复，据她称，经手人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阿诺德·范·哈登伯格”。在这封回复信里，他咬牙切齿地批准了此人使用他的财产，并称“谁是流氓自有上帝和法律裁决”。

从这封信中我们了解到，施托伊弗桑特打算派他的代表范·廷霍芬坐上那艘即将出发的船，这意味着范·德·邓克和范·廷霍芬——这个满身是汗、身体肥胖、诡计多端的人是施托伊弗桑特和西印度公司的辩护人——肯定站在同一艘船的甲板上，看着这个村庄低矮的农场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前方等待着范·德·邓克的是那片遥远的大陆，他的出生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