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是在乡下长大的。而且，军事基地不是让孩子学走路的地方，也不是女人该待的地方。于是，在1650年左右，施托伊弗桑特带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坐上一辆马车，沿着大路北上。五分钟后他们就来到了一片旷野，草地和牧场上零零星星点缀着几片树林。路突然往右一拐，拐进他的秘书范·廷霍芬经营的鲍威利农场的边缘，然后向北，转弯穿过一片荒地，左面的空地前方是一大片耕地，一群获释的奴隶在这里耕种。不久之后，这里就会形成一个叫“诺德韦克”（Noortwyck）或者“北区”（North Distint）的村庄，后来长岛的格林韦克村（松区）的一名移民搬到了这里，并据此给他的这块地取了名。（由此，我们似乎看出，格林威治村的名字来源于此，和英国并无关系。）

从当时被称为鲍威利路的这条小径右转，施托伊弗桑特带着他的家人踏上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通往岛上的一片他正在开垦并打算收为己用的土地。这里有一大片湿地，四周静悄悄的——鹬和野鸭子飞落在湿软的池塘边。强风向河面袭来，水草纷纷压低了腰。青紫色的天空下，一群奶牛静静地匍匐在岸边——此情此景也许令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这里离他那问题不断的领地首府不过2英里，但那似乎是远在天边的事情了。西印度公司把这块地划给殖民地的总督，让其工人来耕种，因此基夫特和他前面的几任总督都用过这块地。施托伊弗桑特有其他的想法。他现在有了家室，他想在这里扎根。因此，他计划年内就从公司手中买下整个“鲍威利一号”农场，然后再买下农场两侧的土地，这样他的种植园面积将达到近300英亩，从“东河”西岸一直延伸到曼哈顿岛的中心。他在这里建了一座庄园和一座小礼拜堂。他将在这里度过余生，并于此地长眠。在未来几个世纪的变幻中，摩登女郎、犹太难民、嬉皮士和朋克族——托洛茨基（Trotsky）、奥登（Auden）、查利·帕克（Charlie Parker）、乔伊·雷蒙（Joey Ramone）等人都曾在此居住——都将从他的墓前经过。

每天，施托伊弗桑特把两个淘气的孩子（巴尔塔萨和尼古拉斯）留给朱迪斯后，就会骑马离开这个世外桃源，进入纷乱的尘世。他一路上经过公司的果园和墓地，一边走进镇上纵横交错的街道，一边向人们挥手示意，这些人里有家庭主妇、印第安人、酒保、走私者、水手、非洲人、恶棍、野孩子、难民、行为端正的市民，也有斜着肩膀、蒙着眼罩的不法分子，他们都是他的子民。人们一眼就会认出他，他身穿铁甲，手持长剑，在马上一副威风凛凛的贵族派头。人们因为自己的政见要么诚挚地问候他，要么低声咒骂他。然后，他那如橡木般坚实的身影消失在堡垒中，准备开始工作。他已是不惑之年，这些年来，来自各个方面的灾难与挫折困扰着他，但他一直拥有不屈不挠的品性。

不过外界对施托伊弗桑特的中伤并未停止，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范·德·邓克，即便他还在海外。事实上，这段时间以来，每次有挂着荷兰国旗的船只进港时，总会带来新的消息，其中有不少就是关于施托伊弗桑特的负面新闻。1650年2月，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在给施托伊弗桑特的信中提及：“科内利斯·梅林和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这群煽风点火的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要让每一届政府不得安生！”到了4月，这些董事显然得知了施托伊弗桑特以前曾和范·德·邓克交好一事，他们大为光火，认为是他与此人走得太近，导致范·德·邓克利用这种亲密关系达到了一些政治目的。“我们认为你过去太信任这群罪魁祸首，和他们太熟了，”他们写道，“现在这些人终于露出了他们忘恩负义、奸险狡诈的本性，对付他们你得像狐狸一样狡猾……”

听到董事们如此责备自己，施托伊弗桑特觉得十分气恼，但更令他愤怒的是，范·德·邓克不知用了什么方法说服了荷兰议会，让他们转而支持此人及其盟友。他还听说议会已经为殖民地重组一事发布了几条临时命令，不过他还未接到执行的命令。不仅如此，对范·德·邓克造成的威胁，他并没有尽力去调和缓解，反而选择了快刀斩乱麻。施托伊弗桑特终于受够了不服管的副总督范·丁克拉根。把他送进了监狱。此外，施托伊弗桑特还在九人委员会和他们的同伙中安插了眼线。他几乎已经放弃了允许人们在他们的政府机构中拥有发言权的新奇理念，越来越独断专行。奥古斯丁·赫尔曼和其他反对派的领导人一直在与范·德·邓克通信，让他可以随时了解事态进展。其中有一份急件如此写道：“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像落入狼群的绵羊，同伴之间无论说什么都会引起别人的猜疑。”另一份文件则说：“施托伊弗桑特现在根本不用语言或文字治理，而是用逮捕和刑罚。”看到一封封批评施托伊弗桑特的信件，可以感受到他严酷的背后如同开闸泄洪般的愤怒，这并非没有缘由的。曾经有个孝顺的儿子眼睁睁地看着他那正直的、对神十分虔诚的牧师父亲再婚并急不可耐地投入新婚妻子的怀抱；曾经有个年轻人太过压抑自己的感情，一直不敢向心上人求婚，以至于那女子的兄长断定他没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勇气；最终，这位管理者完全信任一位年轻的门徒，结果遭到背叛，在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后，他遭到驱逐。

在此期间，施托伊弗桑特还得处理一些其他的问题，因为新来的船里装满了乘客，他们在长途旅途中忍受了晕船、无法洗漱的问题，但还是准备好在这里住下了。这也是代表团带来的结果：“会有许多人乘这艘船来到新大陆……许多人乘这两艘船……似乎每艘船都会装满人……”不过从董事们的信中，施托伊弗桑特读出了一丝烦恼的意味：“这些新来的人都做着不切实际的贵族梦，以此来激励自己。”不过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抱着这样的想法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范·德·邓克满腔热忱想要罢免施托伊弗桑特的总督一职时，后者做出了一些绝妙的外交工作——抵御北部英国人的进攻，从而保证了殖民地的稳定。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两个死对头的努力，纽约才会成为如今的模样。倘若两人中有任何一方失败了，也许在荷兰人建立自己的机构前，英国人就占领了这里，纽约会成为像新英格兰的波士顿那样的港口城市，而美国的文化也将不会是今日形态。

在曼哈顿的三年间，施托伊弗桑特多次催促新英格兰的总督们协同解决边界争端问题，后者虽表示愿意会面磋商，但每次谈到正题时就东拉西扯，不愿深谈。更糟糕的是，1649年，这些清教徒中他最依赖的支持者——年迈的约翰·温斯罗普去世了。不过施托伊弗桑特的一大法宝就是厚颜无耻，他一直认可这样一条准则，即武力可以令顽固不化的对手妥协，事实上他也将此法付诸实践。施托伊弗桑特偶然发现一位长居阿姆斯特丹的意大利商人将他的荷兰商船开进了纽黑文港口。他断定这艘船——“圣伯尼尼奥号”（St. Benini）在从事走私活动。在荷兰人看来，纽黑文市本是荷兰领土，现在却有许多英国人来此定居，这实在是不成体统。不过这艘船出现的时机正好，这样他接下来引人注目的行动就有了理由。之前施托伊弗桑特曾经卖了一艘西印度公司的船给纽黑文的副总督，并承诺会交付。现在施托伊弗桑特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谋——一面给总督送去外交信函以示友好，一面暗地筹划将“圣伯尼尼奥号”劫出港口——这个计划颇有战时的勇猛风格。在船出发之前，他安排了许多士兵如特洛伊木马般藏在船舱内，并将船驶进了纽黑文港。当船长将船开进纽黑文港口时，施托伊弗桑特事先埋伏在“圣伯尼尼奥号”附近，他的士兵一跃而出，登上船，切断了“圣伯尼尼奥号”的绳索，迅速占领了这艘船，并将其开回了新阿姆斯特丹。

果然不出所料，性格暴躁的纽黑文总督、清教徒西奥菲勒斯·伊顿（Theophilus Eaton）一听说这个消息就暴跳如雷，火速发函宣称施托伊弗桑特侵犯了他殖民地的领土并劫走了一艘从事非军事营运的商船，怒火让他的信语句不通。对于西奥菲勒斯·伊顿的指责，施托伊弗桑特假装无辜（“也许是我在信中的言辞，或者是我的行为有一点儿冒犯到了您……”）。但与此同时他又据理力争声称“圣伯尼尼奥号”是荷兰船只，他们的行为违反了荷兰法律，至于这块有争议的土地，鉴于荷兰人最先发现，理应视为荷兰的领土。在接下来的信件中，他还友善提醒新英格兰的总督们，荷兰海军的力量是如何强大，但他没有提及事实上没有一支海军队伍是归他指挥。

与此同时，施托伊弗桑特还安抚了马萨诸塞的行政长官、温斯普罗的继任者约翰·恩迪科特（John Endecote）（我们“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我们认为英国选您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决定”），他希望约翰·恩迪科特在处理与曼哈顿有关的问题上可以沿袭温斯普罗的作风。施托伊弗桑特的努力确实获得了回报——他和约翰·恩迪科特之间建立了关系。其实，施托伊弗桑特在任期间的一个谜就是经常向潜在的敌人示好，甚至和他们交朋友，尤其是和英国人，但对自己殖民地的人民不闻不问。纽黑文的伊顿和康涅狄格的爱德华·霍普金斯对荷兰人仍然很恼火，但施托伊弗桑特极力讨好约翰·恩迪科特，对新英格兰南部实施边缘化政策——抢劫别国的船只，占领土地，吹嘘荷兰海军的战斗力——收到了效果。恩迪科特和马萨诸塞的其他官员都希望能维持和平局面，于是他们催促新英格兰的其他官员，让他们同意施托伊弗桑特的建议——进行会谈，并商讨领土划分的问题，此外他们还劝告代表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纽黑文、康涅狄格和荷兰人之间达成协议，除非各方之间爆发战争或冲突，而我们又被迫卷入其中”。

新英格兰的总督们希望在波士顿会面，施托伊弗桑特则建议在曼哈顿，最后双方各退一步，选择了哈特福德，一个离“鲜河”只有几英里的地方。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小社区，和其他新英格兰领地分离开来，但其中部地带有一处废弃的岗哨，现在被一群荷兰士兵占领了。27年前，一群从曼哈顿来的商人在此定居，成为最早来到这里的欧洲人，不过荷兰殖民地的人口太少了，没办法将这个地方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只能眼睁睁看着英国人入侵。1650年9月，施托伊弗桑特乘船到了这里，一进港口他就忙着和指挥官吉斯伯特·欧普·戴克（Gysbert op Dyck）打招呼，并向其他的四名行政官员问好。陪同他前来的还有他的秘书和翻译——两个英国人，乔治·巴克斯特和托马斯·威利特（Thomas Willett）。倘若不是当时情况有变，他肯定会依靠范·德·邓克。

这场谈判气氛紧张而热烈。新英格兰人拿出了最好的美酒，像招待国家元首一样招待了施托伊弗桑特。伊顿和霍普金斯并不想让步，但在会前施托伊弗桑特和恩迪科特就做了手脚，他们只请了马萨诸塞和新普利茅斯的代表，这些殖民地的人对荷兰人敌意不那么强。而谈判的结果是，施托伊弗桑特放弃了一块原本就已经失去的东西：早就被纽黑文和康涅狄格占据的土地。作为交换，他达成了在英国和荷兰之间划出一道“永久性”边界的目的。协商者划了一条南北走向穿过长岛和北美大陆的边界线：长岛东部三分之二的土地以及大陆东部如今格林威治和康涅狄格的土地归新英格兰所有；长岛以西和大陆其他地方归荷兰所有。如今的长岛被分为两个有明显荷兰语和英语名字的县——纳苏县（Nassau）和苏福克县（Suffolk），这反映了当时的协议，虽然如今两县的边界位于《哈特福德条约》中划定的分界线以东10英里处。荷兰人在哈特福德的贸易站被允许保留了下来，他们称其为“希望之屋”（House of Hope）。

对于施托伊弗桑特而言，此次谈判可谓大获全胜，他只用了一点儿外交手段，再加上哄骗的伎俩，就成功掣肘了军事力量比他更为强大的对手；而且他仅放弃了原本就已不属于他们的领地，就换取了英国人对荷兰殖民地的认可。新英格兰南部的两个殖民地对谈判结果十分不满，却也无可奈何：从那之后荷兰在北美殖民期间，就没有再受到英国人从北部的入侵。

与此同时，在海牙，范·德·邓克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但之后，奥兰治亲王再次惹出事端。6月5日，仍为荷兰省要裁减他军队的命令怒火中烧的威廉亲王，打乱了议会的常规工作。他亲自出面称他会带兵到荷兰各个城市，向部队的指挥官说明只有他才有权解散部队，其他人不得干涉。三天后，范·德·邓克就在海牙市聚集的人群中，看着奥兰治亲王威风凛凛地领头集结一支400名士兵的队伍，朝多德雷赫特（Dordrecht）进发。

不过这次任务失败了。眼看奥兰治亲王和荷兰最强大省份的权力角逐即将展开，荷兰省内的各个城镇纷纷行动起来，听命于地方官员的指挥，有些城镇甚至拒绝奥兰治亲王入境。结果奥兰治亲王一怒之下就闯进了海牙的荷兰议会，要求阿姆斯特丹的官员撤回裁军的命令。这些官员也左右为难，只能从合法性的角度给出回应。就事论事般，他们给出一个冰冷的回答，说在这种重大问题上，荷兰省督只会服务于省议会，不会反过来，如果非要说谁有资格做出这个决策，那只有议会。现在是和平时期，而军队数量却相当于战时水平，这实在是没有道理。而且如果这些士兵无所事事，就很容易引起动乱，因此现在裁军是势在必行的。

面临这种形势，奥兰治亲王做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决定：他下令逮捕了几名荷兰省议会的主要成员，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洛维斯坦（Loevestein）城堡软禁起来。

没过多久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就传遍了海牙的大街小巷。人们自发走上街头，聚集在海牙议会大厦附近的广场和街道上，交头接耳谈论着这个消息，也因大批骑兵在周围巡逻的场面而担惊受怕。范·德·邓克那位血气方刚的印刷工米希尔·斯特尔在街头散发有关此事的小册子，结果被判处了诽谤罪，还受了鞭刑。

一决胜负的时刻到来了。7月底，奥兰治亲王的堂兄弟威廉·弗雷德里克率领了一支10000人的队伍连夜行军穿过荷兰省，他们准备以武力控制阿姆斯特丹。听到这个消息，所有的荷兰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威廉·弗雷德里克此举无异于重演英国的历史，这会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一场政变正在酝酿当中。

然而，天公不作美，由于夜晚行军时遇到了暴风雨，威廉的抢攻计划受到了阻碍，当部队抵达阿姆斯特丹时，天色已经大亮，城内的官员已经接到了通知，并布置好了防线。由于没能出其不意，威廉·弗雷德里克暂停了攻城计划。荷兰议会闻讯随即派出了代表团来和他谈判。信使将威廉遇挫的消息传给了正在吃晚餐的奥兰治亲王。

得知自己振兴皇室的梦想就此断送，奥兰治亲王大步走进私人寓所。关于当时的情形，一位作家这样写道：“有人听到他用力跺脚，还把帽子扔到地上。”没过多久，奥兰治亲王就妥协了，和政府达成了裁军的协定。一场危机就此消散。

威廉在夺权失败不久之后便去世，这帮了历史一个大忙。当时为了摆脱烦恼，他和堂哥一同去狩猎散心，没想到一回来他就病倒了，染上了致命的天花。11月6日当晚，荷兰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宣布24岁的威廉亲王去世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威廉二世（奥兰治亲王）激进的夺权运动使得荷兰在曼哈顿的殖民计划搁置了几个月，这段时间内各个政党都持观望态度，等待荷兰最有权势的贵族和荷兰最强大城市的斗争结果。1650年那个疯狂的夏季发生的事肯定让范·德·邓克十分震惊，他意识到远在万里之外的殖民地尽管看似没有法律体系，但情况并没有比荷兰更混乱或更脆弱。范·德·邓克并没有想着争权夺利，他和同伴只是按章程办事——实际上，他们在北美殖民地以及后来的国家最早行使了一项几乎是神圣的权利：向政府请愿申冤。

在这段疯狂的插曲过后，政府的各项工作又回归了正常。范·德·邓克的计划并没有因延迟而受到影响。威廉去世还不到两周，范·德·邓克就又一次来到了荷兰议会，范·廷霍芬也来了。从冬天一直到春天，这两个人不遗余力地轮流游说议会的政府官员，范·德·邓克希望议会对殖民地政府进行重组的指示得到落实，而范·廷霍芬却想方设法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不过，范·德·邓克更胜一筹，他成功地将对手逼到了绝境，他向议会提交了范·廷霍芬在印第安战争期间不当行为的书面质询。议会多次要求范·廷霍芬做出合理解释，但他每次都成功地回避了这个问题。

之后，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对范·廷霍芬来说极为重要的政治关头面前，他神秘失踪了。议会得到消息称他计划逃离荷兰，随即罕见地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范·廷霍芬离境，不过这个命令似乎没有什么效果。范·廷霍芬失踪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施托伊弗桑特和西印度公司的官员听说后既震惊又尴尬。据说范·廷霍芬“身材肥胖，脸又红又肿”，还长着一个鼓鼓的肉瘤，而且他在新阿姆斯特丹早已成家立业，有妻儿，但他成天幻想着要找年轻女子做情人。他之所以要外逃，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海牙的任务遭受的质疑日渐增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卷入了一段见不得光的恋情——女孩名叫莉丝贝特·克泷（Lysbeth Croon），是阿姆斯特丹一个编织工的女儿。范·廷霍芬欺骗女孩说他还是单身一人，想带她回曼哈顿结婚。这些事渐渐演变成了一桩完完全全的性丑闻。公证人在搜集证据时，有证人出来做证。［一名旅馆承包人的妻子证实说范·廷霍芬曾给她三个荷兰盾，让她给他和他的情人找一个房间，她把他们带到杂货铺里……就在“四海之友”（Universal Friend）标牌那边；此外，一位酒馆店主的妻子还披露范·廷霍芬曾向她展现强烈的友情和爱意，老是叫她“亲爱的”，和她做尽夫妻之事，同床共寝。］后来，范·廷霍芬被海牙的治安官逮捕、罚款，但不久之后他就带着那个女孩逃离了荷兰，登上了一艘开往曼哈顿的船。

1652年2月10日，范·德·邓克心情激动地又来到了议会，为他代表的殖民地做最后的陈述。这时候他的对手已经仓皇逃离了荷兰，会议厅里坐的都是整个国家最有名望的人。阿德里安·保乌原本计划在《明斯特和约》谈成后就退休，但在威廉政变失败后，政府又出面请他回来为国效力，现在由他领导荷兰代表团。保乌其实一直都对美洲殖民地很感兴趣，这是因为在二十多年前，他的哥哥（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之一）曾在哈德逊河边建立了几座大型的庄园，并用自己的拉丁文姓氏“帕弗尼亚”（Pavonia）为其命名。（但是后来没过多久他就放弃了这个项目，把地卖回给了西印度公司。但这块地是荷兰在如今的新泽西州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也就是后来的霍伯肯市和泽西城。）一同出席这个会议的还有扬·德·维特（Jan de Witt），没过多久他就成了荷兰的主要领导人，并成了当时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

在这些知名人士面前，范·德·邓克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向他们表达了这样一种他和同伴们的理念：曼哈顿及其周围的领地是北美大陆上未经探索的世界中至关重要的据点，但西印度公司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不过现在要改变还来得及。我们需要注入新的思维，有些领导人在公司内部大行官僚政治，将这里当作封建领地，这种想法需要被抛弃了。我们应当将荷兰的法律体制引入大洋彼岸，赋予那里的居民荷兰公民的权利，使其首府享有和荷兰城市一样的各项权利和保护。施以此政策，殖民地必能繁荣发展，而共和国也能从中获得好处。

预感到自己的游说会获得成功，范·德·邓克趁热打铁，力陈旧政策的种种弊端，并总结了反对西印度公司和施托伊弗桑特的案例，以他典型的做派拿出了支持这些说法的证据——各类信件、分类账目、九人委员会的决议书，以及前几个月他的同伴从新阿姆斯特丹寄回的宣誓声明。这些证据都指向施托伊弗桑特，证明他非但没有执行委员会关于改革的投票决议，还以强权命令进行统治。施托伊弗桑特所谓的正义不过是空泛的、残酷的，尤其是在对待九人委员会的问题上（他没收了这些人的财产，威胁将他们流放或监禁，除非他们发誓说“他和他的政府值得尊敬”）。他甚至还阻挠议会派来的公证人，禁止后者开展工作，后来这个人也加入了反对派，他的信也被收入范·德·邓克所展示的成堆投诉信中。

从这些信件来看，范·德·邓克的计划很有可能会获得成功。“当听到大人们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新尼德兰事务时，这里的人们多少有几分欣慰，不过他们还是更急切地希望政府可以尽快采取措施。”有一封信如是说。奥古斯丁·赫尔曼在给范·德·邓克的信中写道：“不管你在那里为了公众利益做了什么，我个人都完全支持你。我们现在急切地等待上面批准拨乱反正。”

新尼德兰的变化对荷兰议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之一是议会的官员意识到曼哈顿社区不再是一个士兵、皮草商人、妓女等三教九流临时聚集的地方，一个只靠军事管制就能管理的地方。事实上，这些民众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为了北美家园的未来赴汤蹈火，因此他们的政府也应该对民众承担一定的责任。

接下来，范·德·邓克参与了《哈特福德条约》问题的讨论，这让他感到十分震惊。由于没有处在施托伊弗桑特的前线立场上，他可以轻而易举诋毁施托伊弗桑特向英国人割让领土的做法。在范·德·邓克看来，所谓谈判不过是新英格兰总督“欺骗、蒙蔽公司董事的伎俩而已”。对于签订此条约付出的代价，范·德·邓克感到十分痛心，“如此多优良的港湾、动物、美丽的河流和岛屿，还有风景优美的‘鲜河’（即康涅狄格河），在这些地方可以开发50个或更多的殖民地……”

报告十分详尽，也没有人替施托伊弗桑特反驳。政府要求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就这个问题做出解释，结果董事会内部出现了分歧，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泽兰省的代表们宣称，荷兰位于曼哈顿的殖民地被阿姆斯特丹的商会一手操控，因此殖民地出现管理混乱的问题，阿姆斯特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这一说法，多德雷赫特的代表表示赞同，并建议对殖民地政府进行重组。这时候，在运河边上一幢漂亮的小房子里，来自代尔夫特的代表们也赞同政府尽快采取行动，“以免这个伟大的国家由于政府无能、管理混乱而毁于一旦”。就在沿路离此不远的地方，扬·维米尔正静静地开始创作自己的绘画杰作。

范·德·邓克的提议获得了议会的认可，他由此开始了对殖民地大规模重组工作的第一步。在政府的压力下，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给施托伊弗桑特下达了一条强制性的命令，要求他“尽快堵住悠悠众口”，为此他要在新阿姆斯特丹建立一个市政府，并设立“尽可能依法治市的法官席”。尽管这个命令在层层传达过程中丢失了其本意，不过还是被执行了，并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但问题是施托伊弗桑特未必来得及制定市政府宪章，因为在4月底，议会就起草了一封范·德·邓克参与并期盼已久的信。内容如电报般简短生硬：

致新尼德兰总督彼得·施托伊弗桑特：

尊敬的先生，出于服务公众的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写信给您，望您到现场详尽地告知我们殖民地的相关情况，以及与英国边界线的划分问题。

1652年4月27日

这封要求召回施托伊弗桑特的信被交给了范·德·邓克，要他亲自交到施托伊弗桑特手中。范·德·邓克捧着这封信，肯定是欢天喜地走出了房间，来到议会建筑群的院子，他心情舒畅，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沉醉。范·德·邓克穿过议会大厦前立满柱廊的广场——七十余年前，荷兰下属七个省的领导人在这里会面，签订了荷兰独立宣言，从此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更加强化了这件事的历史意义。

倘若范·德·邓克是一名日记作家，像比他稍年轻的同时代作家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一样，那他一定会把这一天的日记标上星号，还会记录下之后在海牙酒馆的狂欢场面：那天来了一大群官员，他们衣着光鲜，戴着黑色的礼帽，穿着长筒靴，披着披风，精致的西装袖口装饰着蕾丝花边。这些人在和从殖民地远道而来的胜利代表聚会时，仿佛突然对平时的生活和日常的政府工作有了认识，吸着鼻烟和畅饮莱茵葡萄酒，并表达自己对范·德·邓克殖民地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从那里奇特的动植物品种，到地理位置优越、成为探索美洲大陆前哨的岛上首府，再到当地女性的风情万种（在日记中范·德·邓克会如此写道，“这里的人不在意美德”，他们不屑于“亲吻、嬉戏”等情爱游戏，“但在合适的时候，他们又不会拒绝别人的邀请，所有人都做好了恣意放纵的准备”）。毫无疑问，政府官员被范·德·邓克的讲述吸引住了。在范·德·邓克胜利的前一天，议会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允许他将自己在新尼德兰的土地传给继承人——这是一项给譬如基利安·范·伦斯勒这样的继承人保留的权力，这表明范·德·邓克十分期待重返他殖民地的家（并拥有继承人），而他以及他的曼哈顿蓝图也已经赢得了官员们的认可。

正是他的设想让他拥有了这些尊贵的倾听者。新政府一定会将曼哈顿打造成大西洋上的自由贸易中心、一代又一代欧洲人进入北美大陆的门户，而这一届祖国的新政府也会赢得“模范政府”的称号。公民将拥有信仰自由，这一点源于乌特勒支同盟（“人人皆享有自由，尤其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而成文于独立战争之初，实际上的荷兰宪法也将坚持“宽容”的理念收入其中。而且，根据脱离西班牙的荷兰独立宣言，国家将建立在人与生俱来的一定权利的基础上，公民在受到压迫时可以反抗乃至推翻统治者。

范·德·邓克当然喜不自胜，他以为在欧洲的工作结束了，并为返程做了一系列的准备。他这一走已经两年半了，尽管他为自己的庄园雇了几名帮工（工期六年），但他的产业由于他的缺席还是亏损了不少。就在上一年，他的妻子来到尼德兰和他会合，现在他们为返程购买了一些必需的物品并把东西装船。此外，范·德·邓克还帮他的母亲卖掉了一些家当，如今他的母亲、弟弟、弟媳，还有家里的仆人准备一起移民到曼哈顿去。这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春风拂过，万物复苏。范·德·邓克这位凯旋的使者不久之后就要起航归家了。

到了5月，范·德·邓克来到政府委员会，正式提出返回曼哈顿的申请，并要求恢复他的职位——“新阿姆斯特丹下议院主席”，他计划不仅要参与殖民地的行政改革，将施托伊弗桑特的免职书亲手交给他，还要领导这一届的新政府。

当然，他期望的这一切并未发生，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夺走了范·德·邓克本来会实现的历史性成就，让他从历史舞台上退居幕后，他做的历史贡献迄今为止依然让人觉得了不起但不甚明了。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并不是施托伊弗桑特——事实上施托伊弗桑特自己的计划也因这件事被打乱了，也不是新英格兰人或新尼德兰的印第安人，更不是沿特拉华河南安营扎寨的瑞典人，而是一个性情残暴冷酷的人。此人53年前出生在东英格兰遍布沼泽的地区，名叫奥利弗·克伦威尔，跟施托伊弗桑特一样，他也是让人爱不起来的人物——他们性格复杂、精力充沛，而且一直让人讨厌。历史上研究克伦威尔的人很多，但按丘吉尔的话说他一直都是一个“模糊不清的人物”。

像施托伊弗桑特一样，历史也给克伦威尔蒙上了一层不真实的面纱。没错，两个都是冷酷顽固型的人。从另一方面来看，克伦威尔不仅是大英帝国的奠基人，也是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缔造者之一。斯图亚特王朝将北美殖民地视为重要的收入来源，而克伦威尔则从宗教的角度帮忙种下了美利坚起源的神话。30岁时，克伦威尔的信仰发生了巨大转变（“噢，我曾欣然藏身于黑暗之中，厌恶光明……”），他推崇注重男子气概和实用的清教主义。与约翰·温斯罗普一样，他也将新英格兰看成“山巅上的光辉之城”，是充满希望的土地。他甚至一度想要移民新英格兰。

克伦威尔少年时便体格强壮，毫无“柔弱之气”，一位编年史家忍不住说道。在查理一世解散议会之前，克伦威尔当选为议会议员，后来因批评国王而声名鹊起。内战爆发时，克伦威尔担任将军，擅长激励人们为国献身。他的做派在军政府中成了主导。那时他还没有成为护国公，但每当军队无人指挥时，他总能很好地发挥领导才能。他可不像现代心理医生，在英国内乱之后他并没有抚慰百姓，让他们身心恢复。真正能带领英国走出废墟的唯一途径就是称霸海外。因此，在英国商人的支持下，克伦威尔提高税收，并下令建造新的军舰，在他的领导下，现代英国海军从无到有。走出内战的阴霾后，克伦威尔成了整个国家的建筑师。

克伦威尔的热情是原始的，他计划将英国的清教运动向国外输出，并且打算让欧洲大陆的王族也人头落地，尽管没有实现，但清教徒的使命感被传播到了新英格兰。清教徒宣扬拥有上帝选民的身份，种下了美国天命论思想的种子。清教徒注定要征服北美洲这片土地，然后领导世界。

在克伦威尔提出的计划中，引人注意的是取代荷兰成为新的贸易帝国的设想，他认为在英荷两国的博弈中，英国的实力已经逐渐赶超荷兰。克伦威尔的“西方设计”由几部分组成：在美洲，他想助新英格兰一臂之力，将荷兰人赶出曼哈顿岛，而英国商人也已经意识到想要获得整个大陆控制权，这个岛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在加勒比海，克伦威尔对一个重要据点——牙买加岛垂涎已久。1655年，他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这个岛，把它变成一个奴隶贸易基地。尽管占领曼哈顿的计划没有成功，但获得牙买加岛后，英国在未来的几百年从加勒比地区的甘蔗地以及北美南部的棉花田获得的利润还是很可观的，当然也产生了无数悲剧。

英国内战期间，英国本土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中断了，而曼哈顿的商业却因此蓬勃发展。如今，克伦威尔希望以法律手段打破荷兰在欧洲、亚洲和北美贸易上的垄断地位。这种历史上多次应用的战术的问题在于，指望敌国遵守本国的法律是不现实的，荷兰自然也没有遵守。英国首次对荷兰的贸易帝国发动袭击，正是范·德·邓克在议会为自己辩护成功的时候。当范·德·邓克趁热打铁，提出申请，要求返回曼哈顿时，在距离海牙西南方150英里的多佛海峡，英荷双方的舰队遭遇了。当时的天气很糟，海上刮起了很强的东北风，由于当时的旗语通信和航海定位技术都还未得到发展，双方舰队都摸不清彼此的意图。当时双方指挥官满脑子想的都是所谓的《航海法案》——英国议会最近新颁布的一项保护英国贸易权利的法律，专门针对荷兰。有了这条法案，非英国船只不得进入英国港口装卸货物，途经多佛海峡的外国船必须降半旗表示对英国主权的尊重。当这个消息传到欧洲大陆时，荷兰指挥官还是拒绝执行。

双方的指挥官站在军舰的甲板上，甲板随海浪剧烈地晃动，但他们岿然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舰队，思考着下一步的部署，他们注定会成为传奇人物，两人组成的画面可以说概括了时代的奇妙冲突。英国的海军统帅是有一头波浪般卷发的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布莱克是牛津大学的高才生，但他直到最近才被派遣出海，这时他已经50岁了。而荷兰坚韧好斗的指挥官马尔滕·特龙普（Maarten Tromp）9岁就跟随自己的父亲出海，12岁时遭遇了海盗，他的父亲因此丧命，而他也被迫做了海盗的奴仆。后来他从荷兰海军中脱颖而出，现在已是海军上将和在世的最伟大的水手。两人个性的反转代表了这个时代特征——出身寒微的特罗普，是荷兰奥兰治王室和英国斯图尔特王室的支持者（因帮助王室对抗议会，查理一世曾授予他骑士爵位），而出身富贵的布莱克则是反对王室的议员。

各方对多佛发生的事的描述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战争爆发的导火索是荷兰将领特罗普拒绝降半旗来承认英格兰的主权。从下午4点到晚上9点，42艘荷兰军舰与12艘载有重型武器的英国大型军舰在多佛海峡不期而遇，双方的距离有时近到了火炮平射的射程之内。这次遭遇战的残酷令两国震惊。事实上，过去几十年间两国逐渐累积的矛盾最终导致了这一天，不少荷兰官员早已预料到这一天会到来。几个月前，一名信使带着一个神秘的文件来到了海牙，文件以英文印刷，但即使是不懂英语的人也能轻易辨认出扉页上的标题——一个用大大的红色字体写的单词“AMBOYNA”。这本小册子在28年前就出现了，讲的是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上对英国人的种种暴行，现在被英国的出版商重新印刷。在荷兰政府的两位伟大政治家中，当时年仅27岁的扬·德·维特倾向于相信，这些沙文主义思想的复兴只是英国下层社会的偶然活动；而机智老练的阿德里安·保乌则看出这本小册子意味着英国政府正煽动民众的敌对情绪，为战争做准备。

接下来事态快速朝战争方向发展，阿德里安·保乌迅速动身前往伦敦与克伦威尔的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进行紧急磋商（顺便一说，他要谈判的对象——克伦威尔的翻译兼外交讲稿撰稿人竟是大名鼎鼎的诗人约翰·弥尔顿）。而在海牙，自1648年签订“永久性”和约后，整座城市弥漫着的宽松的乐观主义情绪消失了。与此同时，荷兰政府也加紧了战争的筹备，一道又一道要求加强防御的命令传达到了海上的舰队，也传到了世界各地的前哨。

战争的爆发对范·德·邓克可谓打击不小。近年来西印度公司的情形每况愈下，而范·德·邓克的政治攻击更令其受到重创。不过随着要与英国开战的传言一出，原本是准军事组织的西印度公司又重新振作起来。公司里曾经手握大权的董事们再次趾高气扬起来。迫于西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压力，同时担心现在不是进行体制改革的好时机，荷兰议会因此收回了对曼哈顿殖民地下达的一系列命令，取消了对施托伊弗桑特的罢免，并要求范·德·邓克上交之前下发的召回施托伊弗桑特的公文。此外，几周前荷兰政府还对范·德·邓克的活动大加称赞，说这是在荷兰海外省份对荷兰法律全面进步的试点性实践，但转眼间他们又认为这一提议极为危险。因此，议会驳回了他的申请，将他扣留下来。而载着他家人和财物的船只能先行离开。一夜之间，事情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爱国者变成了一名需要严加看管的激进分子。

1652年7月，荷兰共和国对英国宣战，这对两国而言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这两个国家近代史中的关系错综复杂如兄弟一般，在争吵、合作、势不两立之间变动。在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中，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利润丰厚的国际贸易的控制权而在多佛海峡大打出手，说明他们将彼此看作唯一的竞争对手。英荷两国的斗争贯穿了整个17世纪，并且影响了美洲殖民地最初的模样。

正如历史所记载的，第一次“英荷战争”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但普通民众并没有体会到战争有多激烈——这不能怪他们，因为在这场战争并没有发生火烧民房、掳掠村庄的暴行，所有的战斗都发生在海上。英国海军先追击了荷兰运输鲱鱼的船队以及运输香料和皮草的商船，荷兰人被迫反击，以保卫其贸易帝国。（“英国人要攻击的是一座金山，”保乌一开始讽刺地说道，“而我们要攻击的是一座铁山。”）

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事不激烈。双方长期压抑的怒火充分爆发了出来，改写了世界海战史，还使得战术、规则的制定以及技术的创新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一个世纪后的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时代。在这个残暴的夏天，多佛海峡和北海爆发的一次又一次冲突，标志着海战开启了“战列线”模式——军舰首尾相连，装有火炮的侧舷向外，组成一个长链，能够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在世界历史上，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参战军舰有200多艘，它们连成了一条长达16英里的长廊，船体之间相互摩擦碰撞，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火炮的发射惨无人道（这个时代还没有爆炸型炮弹，而是用铁链将炮弹相连这样的低技术创新，被射出去的炮弹割穿绳索并将人体切成碎片）。被击中的船只在剧烈爆炸后，只剩下一些残骸漂浮在海面上。一名在英国船上随行的记者描述道：“船只的桅杆和索具上面沾着脑浆、头发和头骨碎片。”

克伦威尔将荷兰的领导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当他设计建造了新一代大型军舰时，荷兰议会在差点儿因为裁军的问题陷入和奥兰治亲王的内战后，自1648年和平条约缔结起大力裁军。结果，现在无论是荷兰议会，还是东、西印度公司的地区性董事会都不得不将其他问题暂时抛至脑后，全身心捍卫荷兰的贸易航线，并调动更多的船只参战。

至于范·德·邓克，他不仅事业被搁置，还在自己的国家遭到流放，这些让他像囚于笼中的动物一样暴躁。这几个月里，他坐立不安，多次往返于海牙、阿姆斯特丹、莱顿和布雷达之间。在莱顿，他回到以前的大学，拿到了最高法律学位，这使他能够重新出现在荷兰最高法院前。到达阿姆斯特丹后，他又一次来到议会并提出申请，要求允许他出境，但他听说西印度公司给开往北美的所有船长下了命令，禁止让他登船，否则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在阿姆斯特丹，范·德·邓克组织了一帮有影响力的朋友，带着他们一起来到富丽堂皇的西印度公司总部，会见公司的官员们。但此举只是给了官员们一个机会，发泄他们对范·德·邓克将殖民地夺走的愤怒。他是一个危险分子，一个“臭名昭著的头目”，“无法无天的暴民们”的非法代表。范·德·邓克将此事报告给议会，并竭尽全力地恳求解释说自己的农场“濒临荒废”，说自己等于遭遇了“一次离奇的民事流放”，他甚至还提醒议会自己是爱国英雄的后代，他的先辈在独立战争中率兵解放了布雷达城。但他的努力并没有什么效果，这些官员还是不为所动。

不过，范·德·邓克并没有因此气馁，他突然想出了另一个发展他殖民地的点子。他的使馆陷入停顿状态，家人已经去了曼哈顿。他感到十分孤独，不知所措。在这段空暇时间里，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新尼德兰的景象：充满野性的原始山脉，环绕着如画风景奔腾向前的宽阔河流。某个秋日的午后，在连续几天的阴雨过后，天气终于放晴了，和煦的阳光照耀大地，草场上的奶牛沐浴在阳光下，草场被照耀得仿佛带着一层光晕，草叶也被太阳照得闪闪发亮。10年，还是12年前，那时范·德·邓克坐在莫霍克长屋的篝火前，和当地人一起讨论神学问题，周围聚集了几百名居民。部落中那个有着黑眼珠的酋长和范·德·邓克都认同在各自的信仰中神是全能善良的。但他们又争辩说上帝太过沉迷于他跟前永远迷人的女神而疏忽了人间的福祉，任凭恶魔支配烟雾弥漫的住所里的印第安人、岛上要塞里的欧洲人，还有那些肤色各异、说着不同语言的人，所有这些，在印第安人的世界观里，都是邪恶的。

在战事紧张的这几个月里，他的脑海中一直回放着这些画面，于是他拿起笔和纸，将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写成一部书，书名就是《新尼德兰记述》。他想以感性的、人文的，却又不失科学性的笔触向读者介绍新尼德兰这块他深爱着的土地。这本书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也有引用，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书是范·德·邓克对北美大陆的礼赞。此书的章节分为不同的主题，详细地讲述了那里的河流、森林、野生植物、矿产、风向、季节，当然还有印第安人。所有这一切如今都得到了范·德·邓克这位离开太久的人宠溺般的关注。

在这部书的末尾，为了让读者对北美有更直观的感受，他使用了当时流行的一种文学形式——对话，对新尼德兰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将对话的双方设定为一名“荷兰爱国者”和一名新尼德兰人，前者已经读过此书，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提出问题。范·德·邓克并没有费力地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匿名的新尼德兰人，而是像之前一样，直接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正如之前在《新尼德兰陈情书》和其他地方一样，范·德·邓克展示出一种几乎诡异的远见。他向读者保证，曼哈顿及其周围地区在未来人口将以指数方式增长，但这倒不是因为荷兰人会移民过去，而是因为荷兰历来就有欢迎来自欧洲其他地方的难民定居的传统。受荷兰人宽容习惯的影响，“来自东欧、德国、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斯堪的纳维亚、瓦隆（Wallonia）等地的人”将在此定居并为这片土地增加多样的民族风情与活力。

在这一系列的幻想中，范·德·邓克似乎实际上预见了未来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移民潮，预见了大拔移民涌入埃利斯岛的盛况，也预见了贫民区和犹太社区的形成。他看到让这一切在未来成为可能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凝聚力——“荷兰人善良真诚，对待外国人就像对本地人一样”，因此“准备来此定居的人”都能融入当地的文化。而范·德·邓克突然爆发出的这种诡异的历史性远见有一个他坚信不疑的基础，就是这个殖民地会一直归荷兰所有，未来的移民不用担心英国人在“未来50年”间接管这里。

范·德·邓克的这部书获得了出版许可，但出版被取消，因为战争仍肆虐，政府不希望殖民地获得关注，他们害怕英国人会因此入侵。

最终，在1653年末，即范·德·邓回到荷兰四年后，议会终于批准了他的申请，允许他返回曼哈顿，不过他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将他列为危险分子的各方势力没有放过他。阿姆斯特丹董事会的头脑们为他的事业已经支离破碎而倍感高兴。最终，他意识到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与之抗争的势力，早就深深植根于荷兰帝国的各处。他太过超前——如今他才认识到这一点。他生平第一次说自己“意志消沉，万念俱灰”。怀着这样的心情，他又写了另一封请愿书，但语气与他之前所写过的所有东西都不同了：

署名人范·德·邓克谦卑地请求董事会批准本人返回新尼德兰的申请，我愿意主动请辞委员会任命的社区主席代表一职，并许诺到达新尼德兰后不再接受任何政府职位。我只想做一名普通居民，享受平静安逸的生活，会服从西印度公司或其董事制定的各项指示和要求。

范·德·邓克的请求终于得到了批准，但他被禁止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也不得在殖民地从事法律工作。这样一来新尼德兰就再也没有律师了，也再也没有人能在法庭上维护他了（事实上，施托伊弗桑特的前任副总督鲁伯特·范·丁克拉根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律师，他依然在新尼德兰，但由于他支持范·德·邓克的行动，被施托伊弗桑特禁言了，此时他在史坦顿岛安享退休生活）。

在出发前几周，范·德·邓克多次去公证员雅克布·德·温特（Jacob de Winter）的办公室，每次都带着一个或几个男女同伴。他们坐在一起，待公证员仔细草拟了合同的期限和条款，然后各方签字画押。

1653年6月4日，新尼德兰大庄园主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聘请亨德里克·科内利斯·布洛克（Hendrik Cornelisz Broeck）为木匠，工期三年，受雇用人需自行携带工具前往新尼德兰，旅费由范·德·邓克支付……

1653年6月13日，新尼德兰大庄园主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聘请斯滕韦克的扬·莫威兹（Jan Mewesz）和埃弗特·扬兹（Evert Jansz）为木匠……

1653年6月16日，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聘请海伦娜·万德（Helena Wand），工期六年，受雇佣人作为女佣需负责雇主家中的各项家务工作并协助他的家庭成员。除提供食宿外，受雇佣人每年将获得36荷兰盾的工资。

1653年7月26日，居住于新尼德兰的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兹聘请鹿特丹市的制陶匠亨里克·克拉兹（Henrik Claasz）为其庄园服务……

1653年7月28日，新尼德兰的自由人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聘请安特卫普省的霍玛特·保鲁兹（Gommaart Paulusz）为园丁，工期三年，为范·德·邓克打理花园，负责种植、修剪等工作……

很明显，范·德·邓克最后还是屈服了，他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虚荣，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家园，也没有放弃美洲的理想。即便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他被打败了，但还是留下了自己坚持理想的证据：一部预示了未来几个世纪进程的著作，短暂地将历史的光辉照耀在几个人的身上，他们被书中描述的大洋彼岸、充满机会之地所吸引，跟随着他的脚步来到了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