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653年的寒冬，一个周四的清晨，在局促又低矮的小屋里，铺着代尔夫特瓷砖的壁炉暖烘烘的，七个男人出了门。他们大步走过下曼哈顿的街巷，走进阿姆斯特丹堡的大门。他们聚集在议事厅里，宣誓永远效忠荷兰议会。尔后，他们一个个低下头，虔诚地聆听牧师的祷告：“……主接纳了我们……沐浴着主的恩泽，我们必将完成主交给我们的任务……”这一情景透露出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当时与政教分离的年代还相距甚远。

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还留在荷兰，同那条禁止他回美洲的政治裁决苦苦斗争着。而在刚刚组建的城市新阿姆斯特丹，地方执法官已经处理好了第一件公事，在一份声明上签了字。声明里这样写道：“在此通知各位，每周一9点开始的工作例会照常进行，地点是我们一直称作‘城市酒馆’的地方，但从此以后，改称其为‘市政厅’。会上，我们要听取诉讼当事人提出的不同问题，努力给出最好的解决方案。”两周半以后，真正脱离了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政府和西印度公司，他们在海滨一座三层小楼里召开会议，这里长久以来是该镇的活动中心。要是有人不了解这次集会的意义，回荡在庭院里的钟声则向人们宣告了政府的更替。

这次集会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对与会者来说意义非凡。多少年来，曼哈顿岛的居民都坚持一个观点：他们的社区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或贸易基地，他们也不是为远方的奴隶主做苦工的农奴，他们是一个近代共和国的公民，有权受到本国法律的保护。自1653年2月2日起，随着城市宪章的签署，新阿姆斯特丹俨然成为一座城市。地方执法官们充分继承了已往的政治遗产和法律传统。他们新组建的市政府已经成形，领导班子包括两名市长和一个法官小组，他们联合在一起便组成了立法机关——借鉴于阿姆斯特丹，以罗马-荷兰法为基础。其中涉及的罗马法的部分还是当年神圣罗马帝国传到荷兰的，其来源可追溯到恺撒大帝和《査士丁尼法典》。2003年2月，纽约市政厅发言人切蛋糕、举杯庆祝该城的宪章颁布350周年，他正是在向过去那些小酒馆里的集会致敬。这个城市坚实的政治基础并非得益于当年英国将其占领并改名为纽约的日子，而应该归功于这一时刻。

那么，可能有人又会问了：“那又能怎样呢？”纽约的法律源头是古罗马，这确实让它在美国众多城市中独树一帜，但这除了能给它增添些许神秘感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除了历史学家这个小群体会对一个城市的政治基础感兴趣之外，世人通常对此漠不关心。就此而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施托伊弗桑特一开始就反对采用普选制，自行任命了第一届政府官员，以此来削弱市政府的权力。

重要的是曼哈顿市政府的建立带来了什么。本书开篇就提到，纽约的起源不同于波士顿、哈特福德和其他早期在东海岸建立的城市。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一位郁郁寡欢但品格坚韧的英国探险家哈德逊偶然为荷兰人绘制了这个地区的地图，这才让纽约有了独特的起源。但是它的重要性要在很久以后才能体现出来——并延续下去——前提是要先有一个真正的体制。市政府的建立恰好提供了这种体制，它是众人长久以来的经验的结晶，能够使多种文化和谐共生。由于范·德·邓克的不懈努力，施托伊弗桑特的长官迫使他发布了一份公告，宣布“根据命名此市的阿姆斯特丹市的风俗，在国家大局稳定的情况下，允许不断发展的‘新阿姆斯特丹’尽快建立市政府……”以上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功绩。纽约市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随后向四面扩展的，它将影响并塑造美洲大陆和美国人的品格。

头几周里，让新政府应接不暇的两件事构成了移民关注问题——在历史问题和荒谬问题间游移——的两面。第一个忙碌的工作日里，一群本地人吵吵嚷嚷地涌进新装潢的会议室，一个个暴跳如雷。当事人约斯特·高德瑞斯（Joost Goderis）一直饱受精神折磨。他娶了个歪眼老婆的事全镇都知道了，这让他忍不了了。前段时间，他外出去“牡蛎岛”（即埃利斯岛）采牡蛎，回到曼哈顿的时候，碰见他所谓的朋友古里安·德威斯（Gulyam d'Wys）正和一群小混混在海岸上晃荡。德威斯想给他的狐朋狗友找些笑料，便让高德瑞斯“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和其妻子再发生一次性关系”（法庭是这么记录的）。高德瑞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装作听不懂。但是德威斯不依不饶地告诉他，“阿拉德·安东尼（Allard Anthony）早就睡过你老婆了”。跟着德威斯的小混混都哈哈大笑起来，说高德瑞斯被戴了绿帽子，还说他“应该学树林里的牛，在头上戴两个犄角”。高德瑞斯忍无可忍，将这件事告到了地方执法官那里。他希望新成立的市政委员会能够将他从精神痛苦中解救出来。

与此同时，在暗无天日的前线，地方执法官们每天都在处理英国和荷兰共和国之间发生的战争带来的副作用。施托伊弗桑特过去反对成立市政府，现在倒乐于借这个机会分出去一些负担，他目前的工作主要是拿着三个月前从荷兰得来的消息做巡回演讲。和任何一场战争一样，报告都充斥着无端的恐惧、谣言和让人无法理解的行为。从一封信里，施托伊弗桑特得知“英国政府最近的举动很奇怪”。据知情人士透露，英国要求“所有的学徒必须重新戴上蓝色帽子”，而荷兰的领导人还在考虑要不要这么做。很明显，这让这两个国家的美洲殖民地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西印度公司像过去对西班牙一样，又开始张罗着劫掠商船。该公司建议以曼哈顿为基地，用“5～6艘常规但是人员配备齐全的护卫舰”进攻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议会担心会遭到突然袭击，于是对外报道说“他们得到消息，新尼德兰面临巨大的危机，马上就会遭到侵略”，又命令施托伊弗桑特和地方执法官加强防御工作。

地方执法官们和施托伊弗桑特一起开会讨论，然后开始采取行动。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用高高的栅栏和矮防护墙将城市的大部分区域围起来”。为了给这项工程集资，地方执法官请城镇上富有的居民募捐。施托伊弗桑特捐了150荷兰盾，成为捐款数额最高的人。随后，他们便投入了对细节问题的讨论：在该城市北部边界每隔18英寸就插上一根高12英尺的橡树原木，并将其顶部削尖，以构成一个巨大的栅栏。这些原木要钉到地下3英尺的地方，为加强防御，四周再围上高4英尺的矮防护墙。市政府宣称“工人的工钱每周一结，待遇可观”，并派出一名传令员告诉众人，市议会正在为这个工程招标。英国人托马斯·巴克斯特（Thomas Baxter）签署了一份协议，为该工程提供木材，工程预计到7月初能够完工。从长远来看，这个由市政府精心策划的第一个公共工程项目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围墙本身，而在于绕着围墙的那些街道。几乎能百分之百确定的是，地方执法官们就算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到这些高低不平的道路有一天会取代阿姆斯特丹稳固又豪华的交易所，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按照民间的说法，在华尔街外围建造围墙不是为了阻挡印第安人，而是为了隔绝英国人。

曼哈顿居民担心会遭到新英格兰的攻击，康涅狄格、纽黑文、马萨诸塞和普利茅斯的居民也不断听到谣言，说荷兰人会从北部进攻他们。其中一则谣言甚至说荷兰人雇用了印第安人要屠杀正在教堂做礼拜的新英格兰居民。这个消息传到了伦敦，被一个野心勃勃的印刷商恶意扭曲，做成了爆炸性的新闻。三十多年前，在遥远的东南亚的安汶岛即安波那岛上，荷兰士兵屠杀了十名英格兰商人。这件事并没有被英格兰人彻底遗忘，一年前报道该事件的煽动性小册子的再次印刷又唤起了人们对这件事的记忆。现在，在英国的殖民地，似乎有人与康涅狄格或纽黑文地方政府联合在一起，巧妙地利用安波那岛事件煽动新英格兰人进攻他们南面多民族的荷兰殖民地。新的宣传册在英格兰广为传播，甚至被运到了美洲，它的标题为：《安波那岛的悲剧第二部：荷兰人在美洲新尼德兰地区最血腥、最奸诈、最残忍的计划。英国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地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它使得民族仇恨成倍地宣泄出来，英国人谴责“印第安人是血腥的民族”，说他们“是执行这项残忍计划的工具”，同时又赞美一位英国的殖民者，因为“他在一夜之间就消灭了1400名印第安人”。此外，英国人还认为这场阴谋反映了荷兰人与生俱来的邪恶，“安波那岛上的残忍行径从东印度群岛蔓延到西印度群岛，这是在荷兰人骨子里的……”

那本宣传册就是战时虚假情报的典型例子，既能迫使荷兰政府展开调查，否认自己遭到的指控，又能让英国公众舆论的火焰越烧越旺。几个月以前，新英格兰的几位领导登陆新阿姆斯特丹，就此事和施托伊弗桑特会面。施托伊弗桑特向他们保证，荷兰人对英国的殖民地真的没有什么企图。而在曼哈顿，清教徒满眼看到的都是这个港口城市的原始、喧闹和不断发展。看到这些景象，他们深知，他们过去大部分的区域贸易已经成为历史了。如果英国想要算计荷兰的殖民地，并控制内陆和整个海岸的航运中心，那最好要加快行动。贸易战也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整个计划天衣无缝，不执行就太可惜了。除了把这些材料写到“安波那计划第二部”的宣传册里，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总督们还亲自写信给克伦威尔，他们预测，如果能够占领哈德逊河河口的小岛，所谓的“西部计划”（通过该计划，英国就能将太平洋沿岸的平原连到一起，使之成为大英帝国的开端）就能够成功执行。克伦威尔刚被封为护国公，有了这个头衔，他就掌握了国王的生杀大权。他很欣赏这个宏伟的计划，认为是时候实行了。于是他回信说，他会派出由四艘护卫舰组成的小型舰队和一支军队去波士顿，它们会给“征服曼哈顿人带来极大的帮助”。

在这个节骨眼上，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终于回到了曼哈顿。我们找不到他回国的任何记录，这虽然让人失望，但是一点也不奇怪。大家视他为英雄，他代表曼哈顿居民在海牙的各种行为大家也一一效仿。新上任的地方执法官把自己的工作归功于他，还视他为革新党的领袖。但是大家都不敢公然表现出这种情感，因为谁也不想触怒施托伊弗桑特。尤其让人心烦的是，我们只能想象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和施托伊弗桑特碰面的场景，其中肯定包含了各种复杂的情感。上一次他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施托伊弗桑特以叛国罪为由，监禁了阿德里安·范·德·邓克。从那以后，这个受庇护者在荷兰共和国待了四年。在这四年里，他一直威胁政府免去施托伊弗桑特的职务，并获得了成功，只不过这个决定最后又被撤销了。孤注一掷却满盘皆输的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只好回来，任凭施托伊弗桑特处置。唯一一条记录显示，他回来后不久曾请求施托伊弗桑特让他查阅殖民地的记录，因为他想把有些内容添加进他写的书里。那本书还等着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呢。施托伊弗桑特以公司董事的建议为由，拒绝了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这些董事警告来自“梅斯特·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新的麻烦”，害怕他“会用公司的武器来对付他们”。施托伊弗桑特是个极度危险的敌人，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每走一步都不得不十分谨慎。这时候他没有被写进官方记录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远离政治。当然，他一回来就忙于处理各种家事，比如重新熟悉自己的房产，帮刚来美洲的亲戚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等。他的母亲搬进了珍珠街的一幢房子里，那里可以越过“东河”看到布鲁克林牧场。他的嫂子也需要人帮她管教一下她那个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那个家伙确实让人头疼［他名叫吉斯伯特·范·德·邓克（Gysbert van der Donck），经常和科内利斯·梅林的儿子混在一起。他们加入了黑帮，也就是之前嘲笑约斯特·高德瑞斯被戴绿帽子的那一伙人］。但是按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性格，他确实不会满足于处理这些家庭琐事。

事实上，他似乎重新开始了在海牙中断的事业，只不过现在转为幕后工作罢了。他回来的前几个星期里，又爆发了一场反对施托伊弗桑特的政治起义。随着殖民地不断扩大，邻近曼哈顿的城镇（后来都被并入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也在不断发展。其中有些城镇，比如格雷夫森德（Gravesende，今格雷夫森德）、弗利辛恩（今法拉盛）、米德尔伯格（Middel-burgh，今纽敦）、亨姆斯特德（Heemsteede，今亨普斯特德）、新阿默斯福特（New Amersfoort，今弗雷特兰斯）、布鲁克林（今布鲁克林）、米德渥（Midwout，又称弗拉克博斯，今弗雷特布希）的领导者们开始叫嚣着要获得他们应有的权利。海盗活动也引发了争议。这在殖民地时有发生，是源于当地人的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这些人没办法通过正当的业务获得成功，所以就去做海盗了。最近臭名昭著的恶人是为“围墙工程”提供橡树桩的托马斯·巴克斯特，他在长岛湾一带抢劫，偷马匹。偏远城镇的居民聚集到一起发表声明说，如果西印度公司保护不了他们，他们就不会再交税。

一些历史学家将施托伊弗桑特和长岛城镇之间关系的裂痕解释为英国和荷兰的较量。这些城镇里有许多居民是英国人，而当时荷兰和英国正在交战当中。根据推理，他们认为这种动乱其实相当于一种内部反抗，是一种协助英国取得战争胜利的方式。这一段小插曲也助长了一种普遍的观点：在荷兰殖民地，所有要求获得政治权利的呼声都来自英国居民。这是对整个事件的一种误读。人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困惑，大概是因为12月交给施托伊弗桑特的请愿书是用英文写后再翻译成荷兰语的。在这封题为《来自新尼德兰省殖民地和村庄的抗议及请愿书》里，殖民地居民控诉了施托伊弗桑特的“专制政府”，而且请愿书虽然是用英文写的，但遵循的是荷兰的法律形式。19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翰·布罗德黑德（John Brodhead）一直在搜集有关范·德·邓克在海牙事迹的记录，而且他对范·德·邓克的写作手法非常熟悉。他注意到当前这封请愿书与范·德·邓克的《新尼德兰请愿书》在语气上极为相似，都勇敢地反抗施托伊弗桑特依靠法令维持的统治。研究这个时期的另一位早期的历史学家也注意到这封请愿书和基夫特时期的一些控诉书在风格上相似。本书的第七章和第九章详细讨论过这些控诉书，它们充分证明了范·德·邓克的参与。

长岛城镇的英国和荷兰居民要求在与他们相关的事务上享有发言权，他们有这样的反应并不是因为英荷战争，而是因为新阿姆斯特丹直辖市的成立。事实上，新阿姆斯特丹的执法官不仅支持他们给西印度公司写请愿书，还号召那些领导者穿过树木茂盛的平原和山谷，渡过布鲁克林渡口，在省会和他们集合，以起草一份正式的请愿书。换言之，施托伊弗桑特在1653年底将要面对的这场小规模叛乱是由范·德·邓克在海牙取得的成果直接导致的。这也是这项工作的延续，将施托伊弗桑特和西印度公司进一步推向政治改革。该事件在范·德·邓克刚回来的几周内就发生了。他非常适合当英国和荷兰领导人之间的调解人：他的妻子是英国人，他的岳父弗朗西斯·道蒂——煽动了这场叛乱的英国牧师——现在是法拉盛的执行牧师，而法拉盛是联名写控诉书的城镇之一。请愿书的执笔人也是范·德·邓克的熟人——乔治·巴克斯特，他同范·德·邓克一样，从基夫特时期开始就是施托伊弗桑特的英文译员。在范·德·邓克接受审讯期间，他还为施托伊弗桑特的委员会服务。尽管他曾和施托伊弗桑特关系密切，但后来也像范·德·邓克一样，同施托伊弗桑特分道扬镳了。

最后一份证据显示，施托伊弗桑特曾向他的长官抱怨过，说范·德·邓克有可能就是最近这次叛乱的幕后操纵者。在一封如今已经丢失的回信中，董事们说：“我们不知道你这样怀疑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对他所有的指控都没有任何依据，全都只是怀疑和臆测。但是我们也不会偏袒他，我们只是说，鉴于他以前的良好表现，我们才把他推荐给你。如果他违背自己的诺言，有什么不端的行为，我们照样会谴责并惩罚他的。”

眼前浮现的画面并不是英国人入侵殖民地，潜伏数年，然后像特洛伊木马计一样，在交战的时候突然冲出来打得荷兰措手不及。的确，与英国居民的接触中，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渴望英国政府的领导。就像他们在控诉书里说的那样，他们逃到这些地区来就是为了躲避英国政府。他们希望能够在曼哈顿周边的地区扎根，享受荷兰共和国更为自由的司法体系。他们写道，荷兰政府是“由全球不同地区的多个国家组成的”。他们想要的就是范·德·邓克为之奋斗多年的东西，即终结西印度公司的统治，通过殖民地城镇的发展让居民都能享受到广泛的权利。用范·德·邓克欣赏的格劳秀斯的话来说，抗议书声明的这些权利是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的。

因此，范·德·邓克发起的这场运动至此时仍鼓舞着殖民地的人们，事实上，这场运动还在蔓延。进行政治改革这种长期存在、持续不断且有理有据的呼吁，并非来自英国，而是来自近代欧洲大陆的中心。

然而，此次运动收效甚微。施托伊弗桑特用他一贯的手法来处理这次抗议。他宣称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就是“该省绝对的主人”。请愿被拒绝了。施托伊弗桑特非常顽固。

施托伊弗桑特也承担着失败的风险：这种剧变不断地给殖民地施加压力，同时争论也还没有平息下来。没有人知道，克伦威尔派出的舰队已在1654年2月从英国启航。新阿姆斯特丹很快就会被征服，因为西印度公司在该殖民地部署的守军过于分散，而由于荷兰的入侵威胁，成百上千的新英格兰居民早已成为惊弓之鸟。他们宣布他们准备服从一名英国军事首领的领导，先发制人。

但偏偏天公不作美。由于受到暴风雨的影响，舰队6月才到达波士顿港。舰队的指挥官罗伯特·塞奇威克（Robert Sedgwicke）带着“900名步兵”和“一队骑兵”在波士顿登陆，准备进攻曼哈顿。当天，他在写给克伦威尔的信里这样说道：“一艘英国船驶来，带来了各种印刷好的英国和荷兰间的和平宣言。”扬·德·维特和克伦威尔达成了一项协议，把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交给了英国，但保留了在地中海和亚洲的贸易霸权。第一次英荷战争结束了，北美地区情势未变。入侵舰队也被召回国了。

有些人或许会说，就是在这个历史时刻，曼哈顿才成为曼哈顿。有了一个初步的代议制政府，这个小岛快速繁荣起来。虽然该岛还是在施托伊弗桑特和西印度政府的官方管辖之下，但是那些商人，包括皮货商、烟农以及法国红酒、代尔夫特瓷砖、盐、马匹、染料木和其他各种商品的托运商，不管他们是英国人、荷兰人还是其他国家在殖民地的代表，都已经如愿以偿做起了生意。商业领袖在市政府当中谋得了职务，成了政治领导，其他行业的人，比如面包师、餐馆老板、教师、牧师就跑过来投靠他们。这些联盟巩固了新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反过来，市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大动作。道路全部铺上了鹅卵石；砖房代替了木质房屋；瓦质屋顶投入使用（大部分是红色和黑色，让小镇看起来干净整齐），而茅草屋顶被禁止使用，因为它可能会引发火灾；珍珠街那边还建了一个正规的码头；一个道路交通调查委员会被任命。这个城镇在重新发展起来的过程中沿袭了一个典型的荷兰特征——整洁。街道和门廊被扫得干干净净，树木被修剪得很有美感，公园都是规整的菱形、椭圆形和正方形。政府还下令让农民拆除占据路边重要位置的猪舍和鸡舍。对在主要街道上有空置土地的人，政府征收额外的税费，鼓励他们开发房产。经过城市中心开挖的沟渠被适当加宽，形成一条运河；河堤用木桩加固，河上又架起了漂亮的石桥，加上有山形墙的建筑，整个画面让人联想到小镇的名字。镇上小酒馆的数量比以前多了，但是那种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少了。现在酒馆是商人们会面的俱乐部，是他们交换信息的地方，当然也可能是某些人尝试新灵药——咖啡——的聚集地。

这里仍然是一个港口城市，它的触角遍及全球。在这里，海盗、嫖娼、梅毒疤和刀疤是很常见的事。但你也可以瞥见任何社会都向往的平凡生活的美好一面，以及其安静、虔诚的被官方记录忽略的日常。傍晚，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父亲在读《圣经》，认真地把里面的重要事件记录在封面上；一个牧师给欧洲的家人写信，描述自己每天经过布鲁克林渡口，穿梭于新阿姆斯特丹、长岛和“施托伊弗桑特的鲍威利”的教堂之间的情形；孤儿院的院长也描述了自己管理上的进步。

曼哈顿还在不断发展成熟，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市政府的领导。它让人们感觉到这个位于荒野边缘的小岛虽然曾经总在没有法纪和过于专制这两种情况之间左右摇摆，但现在它是可以让每个家庭实现梦想的地方。

殖民地最狡猾的一个居民，也是基夫特和施托伊弗桑特长期以来的亲信科内利斯·范·廷霍芬在这个时候突然消失了，这还挺引人注目的，或许是一个很好的预兆。他曾在海牙反对范·德·邓克，然后又从那里逃走，后来又带着一个年轻的情妇在曼哈顿露面，成了大家的笑料。我们只能想象他的太太会怎么“招呼”他。施托伊弗桑特雇用了他一段时间，但是很快他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麻烦。他常年欺压殖民地的居民，有人还觉察到他在公司的账目上做手脚。随着麻烦事达到了一个高潮，1656年的一天，他突然就消失了。人们在岸边找到他的帽子和手杖。施托伊弗桑特急切地想要掩盖这件事，好让人们忘记他和这个人之间的联系。所以他很快就宣布科内利斯·范·廷霍芬淹死了。但是大家觉得这件事没这么简单，因为还有另外一件事发生——同样卷入了金融违法事件当中的范·廷霍芬的哥哥，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消失了，但之后他又在巴巴多斯（Barbados）出现了。究竟科内利斯·范·廷霍芬身上发生了什么，到现在还是新尼德兰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然而，曼哈顿并不是殖民地里唯一一个多事之地，1653年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不止这个岛的首府。在市政府成立的前一年，为了平息与上游直辖领地伦斯勒斯维克的争端，施托伊弗桑特按照规章，在奥兰治堡附近打桩标出了一个区域，创造了一个新的小镇——贝弗韦克。这个名字来源于这里的海狸贸易，这个行业现在还很兴盛，整个社区仿佛一夜之间就出现了。镇上分布着磨坊、砖厂和瓦厂，为小镇的建设生产原料。虽是小镇，但是这里的人很有城市居民的意识，他们建造了一座救济院，作为社区的第一个工程。到1660年，这个小镇成为殖民地的第二个城市，有1000位居民。与新阿姆斯特丹相比，这个城市保持了遥远的、荒蛮的美洲西部的感觉。查阅记录，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印第安人作为城市生活的普通参与者的痕迹。他们寄宿在居民的家里，傍晚的时候拿青灰色的杯子装满啤酒，坐在炉火边；有时候又会手拿钱包，出现在面包店买面包。1659年，莫霍克族的两位酋长曾成功请求法院开庭审理一个不同寻常的案件——他们控诉荷兰人虐待他们的族人。在演变为奥尔巴尼镇之前的12年里，贝弗韦克一直是一个贫瘠的地方，处在阴森森的群山和宽阔的河流之间，工作台上“咚咚”的加工海狸皮的声音就是商业的先声。但它也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区，这里的法院和新阿姆斯特丹及荷兰的法院一样有效地运行着。就人口成分来说，荷兰人多于新阿姆斯特丹人，还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来自联合省份以外的地区。相比新英格兰城镇，这里的人口更混杂，有德国人、瑞典人、法国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挪威人和非洲人等。

与此同时，在阿姆斯特丹，像赛思·费尔布鲁日（Seth Verbrugge）和迪尔克·德·沃尔夫这样的商业巨头开始利用曼哈顿刚刚形成的稳定局面。他们发型整齐，衣着考究，坐着红皮椅子，伏在精致的雕花桌子上，经营着他们在欧洲的生意；墙上挂着的镶有边框的地图，显示着他们在全球的商业版图；他们的妻子穿着领子上镶着花边的衣服，上面还嵌着宝石。代理商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更大的支配和采购权力。这些代理商还利用英国和荷兰商人在加拿大、弗吉尼亚、牙买加及巴西的商业关系，将他们的岛港发展成为大西洋贸易的中心。药物、测量设备、锦缎、优质书写纸张、橘子、柠檬、长尾小鹦鹉、鹦鹉、藏红花、黄樟、撒尔沙植物等出现在新阿姆斯特丹商店里的新产品，反映出居民的生活变得更精致了。

曼哈顿市政府进行了一项革新，其产生的影响之深远超过了殖民地本身存在的时间，同时也让这个小岛的遗产印在了美国人的性格中。回想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居民享有一种地方性的公民权：英国的城市称其为自由民，荷兰的城镇称其为市民。阿姆斯特丹最近在实行一种新的双层级的体系，曼哈顿市政府马上就开始效仿。所谓的大市民是指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且有影响力的商人，作为交换，他能获得贸易权，在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还有发言权。不同的是它所提供的小市民的身份。几乎每一个新阿姆斯特丹的居民都会申请获得这种身份，即使是身份最卑微的人，比如鞋匠、烟囱清扫工、裁缝、铁匠、帽商、修桶匠、碾磨工、石匠等都能在社区中获得股份，这其实就是一种为少数人提供的股东身份。这个体系鼓励居民相互扶持，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流动商人。这些流动商人总是蜂拥而至，快速获取利润之后就马上离开。这也让新阿姆斯特丹成为一个比新英格兰更平等的地方。在新英格兰，自由民或市民的数量从来没有超过总人口的20%。而在新阿姆斯特丹，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无论是衣冠楚楚还是衣衫褴褛，几乎每个人都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当港口的运输量增加时，所有的人都能从中获益。再补充一点，从中世纪起，殖民地的工人就从未团结起来组成公会在欧洲形成影响力。这也许是因为西印度公司竭尽全力设置各种障碍，它害怕工人的力量。但是用这种形式来打击公会带来了一定的好处。手艺人拓展了他们的业务：面包师可能会拥有土地，投资烟草运输，能像军人一样有额外的收入。以卑微的手艺人的身份进入殖民地的年轻人可以进入更高的阶层，向更高层社会流动的通道就此产生。弗雷德里克·弗利普森（Frederick Flipsen，又称菲利普斯）从弗里斯兰省来到曼哈顿。1657年，成为一个普通市民之后他就签约成了一名卑微的木匠。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通过各种渠道钻营取巧，到1702年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了。他在上游的房产，著名的菲利普斯堡庄园占了韦斯切斯特县的9.2万英亩土地（恰好也包括了阿德里安·范·德·邓克之前拥有的全部土地）。

这种新的工作关系也伴随着对语言的继承。相比传统公会中的工人，弗雷德里克·弗利普森的工人和殖民地的铁匠、车轮制造商、面包师、枪托制造商等人的助手与他们上级的关系更为松散。一个车轮制造商的学徒也可能会在酒馆里倒酒或是在面包房里帮忙烘烤面包。那时候，一个典型的荷兰单词“baas”指的是“主人”，但是在新世界，这个词有了不同的内涵，美国主义开始形成。没有哪个词比“boss”这个词更具美国风格，甚至是纽约风格了。从特威德到科里昂再到斯普林斯汀，早期的老板都是美国人，而且都是纽约人。随着新阿姆斯特丹改名为纽约，这个词对英国殖民地居民也有了一种自然的吸引力，因为改编之后的用法很坦白地将其从古老的英国权力系统中区分开来，并阐明了一套不同的权力关系。它仿佛在说：“不，我们这里没有阶级制度，但是有人负责。我不是你的主人，也不是你的统治者，我是你的老板。去工作吧。”

在这个发展期和活动期，还出现了其他的风俗和惯例影响着美国文化。它们本来都是微不足道、本身毫无意义的，但其表明荷兰殖民地从来没有真正消失，反而变得更广大了。1661年10月，该城市出现了粮食短缺的情况，市政府发布命令，限制城中的面包师烘烤面包，禁止他们做“小蛋糕（koeckjes）、小糕点（jumbles）和甜蛋糕（sweet cake）”。这本是一件小事，但是请注意这个荷兰单词“koeckjes”，它的发音是“cook-yehs”，字面意思是“小蛋糕”。一个多世纪以后的1796年，随着第一本美国烹调书《美式烹饪法》的出版，阿梅莉亚·西蒙斯（Amelia Simmons）将当时的标准用法印成铅字。因为第一批曼哈顿人是这么命名的，所以美国人吃的不是饼干（biscuits），而是曲奇（cookies）。

人们还在等面包师烘焙甜品的时候，新阿姆斯特丹的主妇们会拿起一棵卷心菜，把它切得很细，然后蘸上醋和熔化的黄油，旁边再配上一盘有熏肉或小牛肉丸的梭子鱼。她们直截了当地为这道菜取名为“卷心菜沙拉”（Kool-sla）。一个世纪后的1751年，一个瑞典的游客来到哈德逊谷，他描述了他的荷兰女房东为他做过的一道菜。从此，书面语当中又多了一个词，虽然保留了原始的荷兰读音，但是在语音方面遵循了美式的拼写：cole slaw（菜丝沙拉）。

随着城镇的扩张，一些周期性的惯例和仪式也发展起来，主流文化也开始盛行。我们可以想象，殖民地最具标志性的遗产是怎么确立的：每年的12月初，在新阿姆斯特丹非荷兰籍的家庭里，孩子们会因错过了好玩的而噘嘴生气。因为在荷兰，孩子们放声高歌：

圣尼古拉斯，善良又圣洁的人

披上你最华丽的外套

然后奔向阿姆斯特丹吧！

12月的第六天，也就是圣餐日这天，这些孩子一睁眼就会发现圣尼古拉斯给他们留了礼物。这在有些人看来是无法忍受的；在曼哈顿的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家庭里，父母都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于是他们也继承了荷兰的传统，但还是将这个节日往后推了几周，和被广为庆祝的圣诞节连到了一起。所以圣尼古拉斯开始了他在美洲的旅程。

孩子们在打闹，面包师们在烘焙面包，商人们在尽力往社会上层爬——在荷兰统治的最后十年里，曼哈顿进入成熟期，各种活动愈发频繁。关于曼哈顿在市政府成立后的几年里是如何繁荣兴盛的，直到最近才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还多亏了有查尔斯·格林的翻译作品。但讽刺的是，正是这个时期的殖民地生活活动繁多，使得翻译的工作放缓。2002年的某天，在纽约州立图书馆格林博士的办公室里，我坐在一边看着他工作。这时候他对我说：“17世纪50年代后期，我所翻译的法律书更加复杂。”他的桌上堆满了书，都是18世纪对荷兰语、拉丁语和法语法律术语进行入门指导的书。他身后的书架上摆着厚厚的40卷《荷兰语词典》（Het Woordenboek der Nederlandsche Taal）、关于1500年荷兰语的权威历史词典，以及10卷本的聚焦16世纪的《中世纪荷兰语词典》（Middelnederlandsch Woorden-boek）。“因为人口越来越多，法律活动也越来越多，”他说，“而且争端也会越来越多。早期土地资源充足，所以土地的界限很模糊。但是现在，人们的居住环境越来越拥挤，他们会为了界线争吵。所以施托伊弗桑特不得不聘请测量人员。然后你可以看到，市政府画了一幅街道图，标明了所有建筑的位置。”

从以上描绘的画面来看，荷兰统治时期的曼哈顿并不像人们以往听说的那样是个杂乱无章的居住地。尽管贸易和航运细节显示该地区在不断繁荣发展，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点。有哪些人住在这里，他们是如何相处的，又是怎么融合的，这些才是殖民地被埋没的遗产。他们从法国大西洋沿岸，丹麦的松树林、伦敦的大街来到曼哈顿。由于市领导发起了一项颇有远见的计划，他们一下船就发现有人主动为自己提供“市民”的身份。如果交不起会费（“价值20个荷兰盾的海狸皮”），他们可以分期付款。最终，他们或许会找到一条致富之路，赚取足够的荷兰盾、海狸和贝壳串珠，然后就能说服自己，留下来是值得的。

这个时候建立的哈莱姆村（新哈勒姆，以荷兰的哈勒姆市命名）位于曼哈顿的北端，是未来美国社会的缩影。这个社区最初的32户人家居住在两条小路的两边，他们来自欧洲六个不同的地区——丹麦、瑞典、德国、法国、荷兰以及现在的比利时南部，说五种不同的语言。在这个荒凉的大陆上，他们家家户户挨在一起，比邻而居。在欧洲，这些家庭会分散在不同街区，而在这里他们聚在一起，学会一门通用语言。

没有什么比异族通婚更能体现定居过程中的融合的了，这种现象在各个殖民地都是史无前例的。浏览一下新阿姆斯特丹归正会的婚姻记录，你会发现在这个小地方发生的文化融合的程度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德国男人娶了一个丹麦女人。一个来自威尼斯的男人娶了一个阿姆斯特丹的女人。来自“弗兰克瑞克（Vranckryck）的卡利斯（Calis，也就是法国的加来）”的艾萨克·贝斯卢（Isaac Bethloo）和来自“东印度群岛巴达维亚（Batavia）”的莉丝贝特·博特斯（Lysbeth Potters）结了婚。在英国雷丁（Reading）附近的乡村长大的塞缪尔·艾德萨尔（Samuel Edsall）来到曼哈顿，追到了一个名叫珍妮特·韦塞尔斯（Jannetje Wessels）的姑娘，而她的童年则是在德国边境的格尔德兰一个荒凉的乡村度过的。挪威人和德国人结婚，瑞典人和英国人结婚，丹麦人和瑞典人通婚，普鲁士人和德意志人联姻，德国人和丹麦人结婚，法国人和荷兰人结婚。总之，在新阿姆斯特丹教堂举行的婚礼当中有四分之一都是异族通婚。异族通婚在非洲居民当中也时有发生，比如说来自圣托马斯岛（St. Thomas）的男人和来自西非的女人结合。还有黑人和白人通婚的例子。

很容易想象到，范·德·邓克刚从欧洲回来，在新阿姆斯特丹四处走动，一定会把新阿姆斯特丹街道上的各种文化碰撞跟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水坝广场上发现的文化融合相比较的。他回来见证了一个他自己促成的东西：美洲第一个文化大熔炉的形成。恰巧在这个大熔炉里，每个人默认的通用语言是荷兰语。17世纪荷兰人感性的一面——坦率、虔诚、热衷商业、眼界开阔且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成了社会的黏合剂。一种社会形态正在形成，外来客对它的评价是：世俗、傲慢、自信、喧嚣。当然，平等并不是这个多元社会的组成部分，也算不上它的理想。包容（或者称之为“勉强接受”）是近来人类文明的重大飞跃，影响了荷兰共和国和曼哈顿殖民地这两个社会的形成。但是在17世纪，没有人会认为白人和黑人、男人和女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是平等的，或是应该平等地对待他们。生活在不平等的底层的是非洲人。殖民地的奴隶就是牲口一样的人。为了弄清楚非洲籍曼哈顿人的生活状况，有必要将你脑中成熟的奴隶制度清除掉，因为那是19世纪早期存在于美国南部的事情。当时奴隶制刚开始，荷兰人坚决认为，买卖人口是不道德的。所以，在殖民地的记录中，你会很惊讶地发现有一系列对非洲人和他们的生活状况的看法。虔诚的教士乔纳斯·米迦勒形容在他家工作过的妇女“是偷偷摸摸、懒惰又无用的垃圾”；还有就是施托伊弗桑特这个典型的奴隶贩子，他曾控告一个女奴是小偷，又谴责一名男性奴隶“懒惰又不听话”，并下令将这两人贩卖，“好为公司争取最大的利益”。但是也有不少的例子显示，奴隶主们在数年之后重新归还了奴隶自由，因为他们认为奴隶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个别情况下，还有记录显示欧洲人曾为重获自由的非洲人工作。一些非洲人有地产，而且施托伊弗桑特在一份尚未发布的文件中宣称：“他们的所有权是真实而自由的，他们也享有这种特权，因为大片的土地本来就是要赋予这个省的居民的。”奴隶也享有一些合法的权利，他们多次出现在法庭上，状告欧洲人。

需要牢记的还有殖民地奴隶制度的规模。曼哈顿远离巴西和加勒比海的甘蔗地。在那些地方，劳动力非常重要。奴隶制刚开始的十年里，同一时期不过才几十个奴隶零星地分布在殖民地；等到英国占领该地时，奴隶的数量已经多达300人。记录中更值得注意的，不是曼哈顿的奴隶，而是西印度公司奴隶贸易的发展。一开始，该公司拒绝奴隶贸易，怕被玷污了名声，但是后来由于在进行其他的商业投机活动时失利，又看到贩卖人口带来的利益，便转头加入了这一行列，成为历史上最丑恶一幕的重要参与者。

库拉索岛变成了成千上万被束缚的、疾病缠身又晕船的西非人的处理站。记录显示，在管理北美殖民地的过程当中，施托伊弗桑特的头衔一直是新尼德兰、库拉索岛、博内尔岛（Bonaire）和阿鲁巴岛（Aruba）的总督，他通过在库拉索岛的副总督马塞斯·贝克（Matthais Beck）来进行管理。阅读他们信件的过程中会引起争论的是那些在大西洋周围匆匆忙忙搬来搬去的各种货物。1660年8月，一艘到达库拉索岛的船上装载了“724块松树木板，1245磅的英国压缩饼干，2桶烟熏肉，价值75金币的豌豆”和“10个”价值“130枚八片币”的黑人。

非洲人并不是唯一一个处在不平等地位的群体。对多样的文化进行管理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最缺乏的工作技能。可以肯定地说，看到曼哈顿的街道变成民族文化的万花筒，施托伊弗桑特并没有多兴奋。宗教是其根源：施托伊弗桑特鄙视犹太教徒，厌恶天主教徒，对贵格会信徒敬而远之，又暗暗讨厌路德教会教徒。也就是说，他是典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17世纪中期的欧洲人。宗教偏见是社会的主流，新英格兰北部的四个殖民地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纵观整个欧洲，人们都认为多样性会削弱一个民族。当然，人们认为荷兰的联合省份是个例外，但是他们对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就没那么宽容了。这个以曼哈顿为基础的殖民地是早期美洲宗教自由的摇篮，然而奇怪的是历史赋予它的唯一认可却是有偏差的。当然，也并不是说它完全错误，只是需要好好梳理一番。

荷兰的包容性在整个欧洲是出了名的，但是这种包容性在他们本国内不断引起争议，且每十年左右就会给主流文化风潮带来一次转变。其中一次转变发生在1651年。当时荷兰的总督威廉二世意图发动政变，结果未遂，尔后身亡。此后，荷兰各省的领导在海牙举行了一次大集会。这是继1579年之后第一次举行这样的集会，当时是独立的各省的代表为创建一个共同的国家而聚在一起。集会的主题本应和总督之职的空缺有关，却变成了对包容性的辩论。正统加尔文教的一派教徒选择利用这次集会施压，他们认为荷兰的包容性已经失去控制了。事实上，在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毒品窝点早就遍布荷兰的大街小巷了，甚至连卖淫都合法化了。一股强硬的情绪在荷兰弥漫开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天主教徒、路德教徒和犹太教徒的镇压非常盛行。

在这种氛围下，内心强烈反对多元化的施托伊弗桑特开始采取行动反对这些因殖民地发展而增加的宗教团体。当时，荷兰归正会的牧师们请求他阻止路德教做礼拜，理由是这样的仪式是在“给其他教派铺路”，这样下去荷兰最终会“成为异教徒和宗教狂热分子的庇护所”。施托伊弗桑特欣然应允。1654年，23个犹太教徒来到这里寻求庇护，他们当中一些人是从荷属巴西殖民地逃出来的。你几乎可以想象到施托伊弗桑特摇头的情景。他每天都有成堆的事务需要处理，现在又来了一群犹太人。他的反应很冷淡，但这很符合他的个性。他认为犹太人是个“奸诈虚伪的民族”，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话，这些人会把这种奸诈虚伪“传染”给殖民地的人。“出于一些重要的原因”，施托伊弗桑特还禁止其中一个犹太人购置土地。他甚至不准犹太人和市民自卫队一起轮流站岗，理由是“自卫队的市民因要和犹太人成为战友而感到厌恶和不满”。他在一则简短的命令中告诉雅各布·巴西蒙（Jacob Barsimon）和阿塞尔·莱维（Asser Levy）：“如果他们不满这种待遇，随时都可以离开，去哪都可以，我们绝不会阻拦，只要他们高兴。”但是犹太教的领袖亚伯拉罕·德·卢塞纳（Abraham de Lucena）和萨尔瓦多·丹卓达（Salvador Dandrada）熟知他们在荷兰法系里应享有的权利，于是向荷兰共和国求助。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社区向历史悠久的政治传统施压，最终成功维护了自己的权利。施托伊弗桑特的上级高傲地提醒他，法律规定“任何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还告诉他，一些有势力的犹太人给西印度公司投资了大量资金），命令他不要再插手此事。

逼得荷兰人将这种包容性发挥到了极限的是英国贵格会的教徒。他们跟随其他教派从旧英格兰逃到新英格兰，然后向南进入荷兰的领地。在占长岛大部分说英语的城镇中，他们开始劝服居民改变宗教信仰。正因为他们处处说教，又爱嘲弄别人，还时不时疯疯癫癫（人们常叫他们疯子），这些行为都招致了施托伊弗桑特的鄙视。在他的印象中，这些人会威胁到殖民地的和平和稳定，也许他们就是疯子。施托伊弗桑特觉得自己算是宽宏大量了，因为他没有驱逐这些人，只是派了位英国的牧师过去。此人正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的岳父弗朗西斯·道蒂。但是他们并不买施托伊弗桑特的账，依旧我行我素，继续保持他们前卫的行事方式。当施托伊弗桑特禁止弗利辛恩镇支持这些人时，31位英国籍的村民依照荷兰抗议书的格式写了封陈情书给施托伊弗桑特。他们提醒施托伊弗桑特，宣扬“爱、和平和自由”的法律是荷兰外省的骄傲，它同样适用于“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埃及人”。因此，他们恭敬地拒绝遵从施托伊弗桑特的要求。所谓的《法拉盛宗教自由陈情书》被认为是美国自由的基础文件之一，是《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的前身。它确保了政府“不会为任何宗教机构制定法律，也不会干涉这些机构的自由运作”。但是历史将它写成了一个关于荷兰和英国的故事。英国扮演的角色热爱自由，而施托伊弗桑特代表着非英国殖民地，成为反动的傻瓜。事实上，殖民地暗潮汹涌，真实形势更为复杂。荷兰既是这种极具包容性的法典的源头，有时候又无法实行这一法典。如果说第一修正案可以追溯到《法拉盛宗教自由陈情书》，那么这封陈情书明显是建立在荷兰宪法文件中的宗教自由的保证之上的。

同往常一样，施托伊弗桑特对这封英文陈情书的反应是逮捕并监禁了许多人。他的正统思想在这些行为中表露无遗：为了让自己视为家园的殖民地和岛屿最终变得纯粹，他在拼命抵抗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如果有办法，他或许早就把这些外来的宗教流派一一拔除，把它们一个个全都吓跑，直到殖民地变得和他所欣赏的新英格兰一样——拥有单一的宗教文化，成为加尔文教徒在新世界的一片绿洲。

但是这个地方有它自己的个性，并且在迅速地进化。三十年后，施托伊弗桑特的一位继任者托马斯·唐根（Thomas Dongan）总督无意中提及当时在纽约殖民地迅速发展的各宗教流派——除了英国国教人员、荷兰加尔文教徒、法国加尔文教徒、荷兰路德教教徒、罗马天主教徒以外，还有“吟咏的贵格会教徒、演说的贵格会教徒、严守安息日的人、反对守安息日的人、再洗礼教派的教徒、无教派人士和犹太教徒”。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清晰，他又补充说：“总之，在各种观点当中，一些观点或者大部分观点根本言之无物。”要是施托伊弗桑特听到了，恐怕要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

殖民地发展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让施托伊弗桑特头疼的事，但是也会给他原本就不平静的生活带来机会甚至快乐。1655年夏末的一天，艳阳高照，脚下的甲板在摇晃，风刚好鼓起了船帆，施托伊弗桑特的发丝也在随风飘动。他又想起了自己在加勒比海那段辉煌的日子。那时候他整天在海上，率领一支有7艘炮舰和300名军人的小型舰队袭击敌人。后来，他在34岁那年进攻西班牙圣马丁，敌方的炮火太过猛烈，他们被击败，他还被炸掉了一条腿。现在他已经45岁了，掌管着这个繁荣的省份，他决心要找回昔日的风光。

沿着船的右舷望去，是一片狭长的背靠森林的海滩。50年前，亨利·哈德逊正是在这片海滩沿着相反的方向航行的。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还是和当年一样荒凉。绕着五月角前进，进入一个多浅滩的海湾，尔后逆流而上，就来到领地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区域。他在西岸两个瑞典堡垒之间抛了锚。施托伊弗桑特在此处精密部署，将他手下的人马分成五队，派出其中一支50人的分遣队出发去占领该区的唯一一条道路，好切断敌人在两个堡垒之间的联系。剩下四支队伍留下来修建一堵高6英尺，离较近堡垒有投石之距的低矮防护墙。他派了一位名叫迪尔克·史密斯（Dirck Smith）的海军少尉进入该堡垒，由一名鼓手陪同。少尉带来的信息是一条直截了当的命令：无条件投降。

英荷战争结束了。整个殖民地迎来了又一拔的繁荣。近期，随着巴西落入葡萄牙人手里，西印度公司最终才姗姗来迟地致力于经营以曼哈顿为大本营的殖民地，派遣军队和船只前往那里。施托伊弗桑特终于可以密切关注南部地区了。迄今为止，瑞典人在这里生活了17年，他们零星地分布在该区域，其中一部分是他们带来的“森林芬兰人”（forest Finns）。几十年前，这个特殊的芬兰人群体住在俄罗斯的边境地带，后来瑞典人鼓励他们到瑞典中部的一个边远地区居住，因为瑞典政府想要在这个地区开荒。芬兰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刀耕火种”，就是用火烧的办法清除一片森林，然后在此基础上耕种，所以这个小群体非常擅长于开垦茂密的原始林地。结果他们把这项工作做得“太好了”，当他们拒绝对这种生活方式加以节制，不愿意停止对森林的破坏时，瑞典人只好把他们送到美洲。瑞典人和“森林芬兰人”一起定居在“南河”，和该地区的印第安人发展起了稳定的皮毛贸易，这激怒了基夫特和施托伊弗桑特。瑞典人还控制了“南河”上的一个荷兰堡垒。现在，施托伊弗桑特开始提要求了，他的原话是“归还我们的财产”。

等待了片刻，瑞典的指挥官出来查看列队的敌军有多少，随后他请求施托伊弗桑特允许自己跟另一座堡垒里的长官沟通一下。后来施托伊弗桑特带着得意这样记录道：“我们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很不满地离开了。”最后，瑞典方面的代理人冯·埃尔斯维克（Von Elswick）到场谈判，他和施托伊弗桑特在堡垒下的一块沼泽地碰面。盛夏时节，蚊虫围着他们嗡嗡乱叫，施托伊弗桑特的铠甲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他自信的肢体语言表明他身后有成百上千名士兵的支持。很明显，他们的交谈中掺杂了好几种语言。为了准确表达意思，他们开始用外交官惯用的拉丁语交谈。他们都知道施托伊弗桑特集结了强大的军队。现在，事情变得很简单：瑞典人是要战斗到底、白白送死，还是向荷兰人投降，然后将德拉瓦河地区拱手相让？

冯·埃尔斯维克别无选择，只能妥协。但在投降之际，他还不忘在言语上攻击一下施托伊弗桑特。他用拉丁语预言“Hodiemihi，eras tibi”，意思是“今天是我们倒霉，但早晚会轮到你们”。他意在立下誓言，瑞典有朝一日定会卷土重来。事实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预言，因为九年后，另一个政权以更强大的身份出现了。就像施托伊弗桑特对待瑞典人那样，它到时候也同样会给施托伊弗桑特下最后通牒。

施托伊弗桑特回避了他的嘲讽，将那两个堡垒占为己有。新瑞典在历史上消失了。他立即采取行动，让人到这个地区定居下来，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有希望继续控制这个地区。当年瑞典人将芬兰人带进来当劳工使用，施托伊弗桑特也准备从这群芬兰人入手。他决定邀请芬兰人在此居住，实际上，他是用奖励的手段鼓励他们继续开荒。这个决定就跟曼哈顿殖民地其他方面的事务一样，扰乱了几个世纪的平静，就像奇怪的回声一样，对美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芬兰人真的在这里扎了根，在荷兰统治的最后十年里，随着定居的消息在这个古老的国家广为传播，有更多的芬兰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从18世纪早期到19世纪早期，他们的后代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谷迁徙，穿过南部，来到这个新国度的中心地带。他们带来了开垦丛林地带的技术，毫不夸张地说，这项技术开拓了美国的边疆，事实上，它的意义还远不止如此。芬兰人凭借他们处理丛林的方式在欧洲北部闻名遐迩。他们走到哪儿，就把技术带到哪儿，而且大受欢迎。一长串证据——V型切口、屋顶构造，以及一种模块式房间布局——都显示根植在阿巴拉契亚地区、塑造了亚伯拉罕·林肯在印第安纳州童年生活的小木屋，出自瑞典中部的芬兰人之手；在施托伊弗桑特和冯·埃尔斯维克在德拉瓦河蚊虫乱飞的沼泽地进行了拉丁语-荷兰语-瑞典语的谈判之后，这种小木屋就被人们广为利用了。

准备返回曼哈顿的时候，施托伊弗桑特得意扬扬。他的殖民地一片欣欣向荣。（很大程度上这是他奋力抗争的半代议制政府的功劳，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和新英格兰人签署的边界协议开始生效。最终，他不费一炮一弹又再次控制了南部地区。他准备登上旗舰的时候，假肢带来的疼痛肯定也减轻了几分。

如果说施托伊弗桑特此刻正享受着难得的高枕无忧的日子，那么，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在离北部150英里的水域，从黎明前开始就有独木舟快速前进，船桨划破了平静的水面。1655年9月15日，600名印第安人在曼哈顿岛的最南端、堡垒的下方登陆，然后涌入曼哈顿的街道。他们射出利箭，挥舞着斧头，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惨叫连连，惊恐万状。本土和史坦顿岛北部也遭受了类似的袭击。印第安人烧毁了房屋，杀害了数十名欧洲人，还挟持了大量人质。

这场短暂的“战争”发生的时候，施托伊弗桑特恰好到南方去对付瑞典人了。历史学家们一直认为这是个奇怪的巧合。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些史学家翻出了一桩事故：一个印第安妇女因偷桃子被一个荷兰人杀死，这则事故被认为引起了那次袭击，于是后者被命名为“桃子战争”。但究竟是什么引起了突袭，从记录当中可以找到证据。新阿姆斯特丹的欧洲居民可以区分该地区不同的部落，在报告1655年9月的事件时，他们注意到袭击者来自四面八方，比如“麦库阿斯（Maquas）和马肯德斯（Mahikan-ders），来自‘北河’上下游的印第安人”，他们写信给施托伊弗桑特。奇怪的是，他们注意到明夸斯吉尔或者瑟斯昆汉诺克斯一族（“南河”地区，准确地说是施托伊弗桑特起航处的一个部落）的酋长也在出现在该事件中。这样一个多文化的印第安人集会毫无道理可言，除非你能像最近那些历史学家那样，换个视角，从印第安人的角度看问题。

我们总是习惯透过随后几个世纪的层层迷雾来看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遭遇，所以我们很难理解17世纪印第安人把他们自己看作主导者的情况。在“南河”的明夸斯吉尔一族看来，他们花了17年时间和瑞典人建立了贸易关系，不料却被施托伊弗桑特和他的士兵破坏了。所以这些印第安人进行了报复。他们这么做实际上是在保护瑞典人，因为瑞典人给他们带来了宝贵的物资，而且他们比印第安人弱，应该受到保护。而且近些年来搞清楚的一点是，东海岸的印第安人定期和边远的部落结成联盟。如果我们把他们想得复杂一点，那么曼哈顿人的报告就说得通了：这一突袭是明夸斯吉尔一族的酋长精心策划的，这也是施托伊弗桑特遣散新瑞典人直接导致的后果。

这个被误称为“桃子战争”的事件在曼哈顿殖民地的生活当中只是一个小波折，几个星期之内这个风头就过去了。但在这个故事当中，它的意义却远不止如此。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里我们又得靠猜测来填补其中的空白。我们必须想象，一群印第安人从远方来，袭击了欧洲人。在曼哈顿北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他们瞥见了文明社会的一角：一间农舍、一个锯木厂和耕作中的土地。他们袭击了这个房屋，屋子的男主人站出来保护家人。他一直都和本地区的印第安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是这些印第安人从别处来，他们也不会去区分白人当中哪些是朋友，哪些是敌人。男主人被杀害了。他的妻子逃了出去，也许被囚禁了一段时间。很快，一切都结束了，昭示着生命的终结的喊叫声和反抗的哭声，都被茂密的山林吞没了。

这个被杀害的男人就是阿德里安·范·德·邓克。在人生的某些阶段中，他的存在感极强，性格非常生动鲜明，他就像是从历史文献中走出来的三维立体人物。但从欧洲回来以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形象就变得单调又黯淡无光了。关于他的死，相关记录也很简略，甚至可以说没有记录。我们只知道，1655年夏天范·德·邓克还活着，但是在1656年1月之前，他就不在世了。1655年9月的多部落袭击当中，他的房子被印第安人洗劫一空。我们只能把这些残存的记录拼凑到一起，然后加以推测。有趣的是，我们竟然是从施托伊弗桑特口中才得知范·德·邓克死亡的消息，因为他间接地提到了此事。就在曼哈顿人想弄清楚印第安人的袭击事件时，施托伊弗桑特告诉理事会成员，有一个维阔斯盖克族的印第安人会从范·德·邓克家附近赶来，跟他们说一下他了解的情况。施托伊弗桑特提道，这个印第安人“曾是范·德·邓克的好朋友，已经帮范·德·邓克照看牛群有段时间了”。话里动词的时态充当了范·德·邓克的死亡通知，而且他的名字是和袭击联系在一起的，这又成了证明他死亡原因的另一份证据。施托伊弗桑特并不理解自己在“南河”的军事行动和曼哈顿附近的袭击可能有关系，所以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应该为他曾经对手的死承担间接的责任。

范·德·邓克的妻子玛丽幸存下来了。她的父亲弗朗西斯·道蒂教士此时供职于弗吉尼亚的一座教堂。丈夫死后，玛丽搬到了她父亲那里。她找到了一份执业医师的常规工作，帮助病人清洗、发汗、正骨、接生等。最终，她和一个叫休·奥尼尔（Hugh O'Neale）的英国人结了婚。但奇怪的是，在之后的记录里，人们还是继续称呼她为范·德·邓克夫人（别名奥尼尔夫人）。放弃了范·德·邓克名下曾有规划的大片地产，玛丽把它转赠给了自己的弟弟，她弟弟又把土地都卖了出去。所以，享年37岁的阿德里安·范·德·邓克身后没有子孙，也没有财产可供人们回忆他的生平，他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但这话也不完全正确。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奇特的转折。他写了本叫作《新尼德兰实录》的书，本来已经批准出版了，但由于战争又耽搁了。最后，大约在他离世的那段时间，这本书终于在荷兰出版了。范·德·邓克将自己在殖民地的见闻都记录到了这本书中，书中描绘了那里的风土人情、草木鱼虫、山川河流、微风细雨、皑皑雪景，也讲述了那里的重重危机和不灭的希望。该书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第二年又再版。范·德·邓克死后又激起了人们对于一个名叫曼哈顿的遥远小岛的兴趣。在那里，普通的欧洲人可以摆脱社会等级、公会和教派的陈旧枷锁；在那里，各色各样的人（克罗地亚人、普鲁士人、佛兰芒人、林堡人、哥本哈根人和迪耶普人）可以牢牢地坚守自己的梦想。

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出版商在前面附了首诗，来歌颂作者和他的书的主题：

亲爱的读者，若对此地心生向往，不妨怀着愉快的心情前来。

尽管它也被称作荷兰，却远胜于荷兰。

这样的旅行难道不吸引人吗？看看范·德·邓克的书吧，

它像一颗明星，照亮了那里的土地和人们，

还会告诉你，荷兰通过关怀可以统治新尼德兰。

这首诗虽写得并不怎么样，但最为准确地表达了人们对范·德·邓克的纪念：他是第一个看到曼哈顿岛的希望，梦想曼哈顿的未来并且一生致力于实现这个梦想的人。

范·德·邓克对新世界殖民地的热爱没有随他的去世而消失。他死后还不到一年，紧接着那本书的出版，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整合了一份详细的殖民地计划。300位居民签署了移民协议，市政府还起草了一份很长的启动时期的物资清单：400双鞋、“50双普鲁士蓝色长筒袜”、“100顶红色鲁昂帽”、“8桶食醋”、250磅奶酪、15只火腿、30条烟熏猪舌头，这些都是他们的装备。受到施托伊弗桑特征服瑞典人的鼓舞，他们决定在“南河”施托伊弗桑特的一个堡垒附近安置一个新的定居点。一切都重新开始了：一批新居民来了，带来了新的希望。“在丛林中待了五六个小时，我就觉得内心充盈，”一个新移民，也是一位校长在登陆之后不久这样写道，“我看到美丽的橡树和山核桃树，还有适合耕种的良田……我已经开始办学了，目前招了25个学生。”他们把这个定居地称作新阿姆斯特尔。这就是如今特拉华州的纽卡斯尔市。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有一座17世纪晚期荷兰风格的小房子，它是用坚固的砖块建成的，还装着红色的百叶窗。这座房子见证了人们为了向范·德·邓克致敬所做的迟来的努力。人们现在的愿望是开发殖民地的潜力，然后跟上英国在北美地区的扩张步伐——前者可以实现，后者则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