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你是“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派的成员或者哲学家黑格尔的追随者，否则，认为英国人必然夺取曼哈顿岛的看法就很可能是错的。罗马的衰落、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败、美洲殖民者赢得独立战争、协约国打败希特勒——我们往往会认为过去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大事件，必然会按照历史上的情况发生。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那就是认同了这样一种理论，即我们的行为并非出于己愿，我们只是机器中按照预设指定行事的齿轮。

然而，回头来看，英国人夺取曼哈顿岛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史书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描述这一事件的，因此我们就有了这样一种印象：新英格兰人有如一股无法阻挡的自然之力，就像杯子里漫溢出来的水，在不知不觉中涌向南方的荷兰殖民地。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你可能会说是殖民地抛弃了它的荷兰开拓者。亨利·哈德逊播向遥远岛屿的那颗种子已然生根发芽，而且其成长速度确实超过了母株。英国人是那么渴望得到这座岛，这对于曼哈顿岛——对于美洲——来说是再幸运不过的事，尽管当时人们还看不到这一点，但荷兰帝国已经江河日下，而大英帝国才刚刚崛起。范·德·邓克的使命就是揭示历史的力量，他的呼吁是为了让荷兰政府的领导者们留意这一点。然而，维持荷兰黄金时代运作的体系并不能绵延长存。与此同时，英国人，尤其是那些在美洲的英国人，却在尝试用华丽的辞藻阐述自由主义、自由理性和人权思想，并且乐此不疲。将两大要素——17世纪荷兰人的宽容和自由贸易原则与18世纪英国人的民主自治思想——相结合，就是建立新型社会的方法。我们几乎能够看到指挥棒从一个17世纪的强国手中交到了另一个强国手中，而权力转移的中心就是曼哈顿。

但在这件事上，在荷兰殖民地——乃至新英格兰——都无人能预见结局。这并非新英格兰人浩浩荡荡、横扫南方所致。当时发生的一切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是全球范围内的人们共同参与的结果，而且，就像所有戏剧中精彩的最后一幕一样，来了几次大逆转。

当然，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施托伊弗桑特的主要对手是一个他永远不会见到的人——此人早几年曾在史书上首次亮相，但那只是惊鸿一瞥。1642年，施托伊弗桑特还在库拉索岛炙热的太阳下发号施令，基夫特掌管着曼哈顿，在北部担任治安官的范·德·邓克还在属于阿姆斯特丹钻石商基利安·范·伦斯勒的大庄园里四处漫游。与此同时，在波士顿村外，九个年轻人从一栋简易的隔板建筑中走了出来，踏上了杂草丛生的漫长道路。四周是奶牛牧场和苹果树，再往外就是广袤无垠的荒野，但在几个世纪的英国传统的影响下，他们和聚在他们身边的那群人透过文明的透镜预见了事件的走向。这九个年轻人是由一位清教徒牧师拨款建造的大学的第一批毕业生，这位牧师名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

主持毕业典礼的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斯罗普，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将会和他有密切的关系。但有个人在设计夺取曼哈顿中发挥的作用比其他人都大，此人也是那九个在初秋的早晨来到新英格兰的年轻学者之一。他的名字叫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是一个表情冷酷、体格健壮，有着侵略野心的19岁少年，而且，他恰巧是温斯罗普总督的外甥。

跟哈佛大学第一批毕业生中的大多数人一样，唐宁也十分向往伦敦。在典礼结束不久之后，他就乘船抵达伦敦。在那里，他看到内战初露端倪，宣称自己是一名清教徒革命者，和议会党人们并肩作战。新政府成立时，奥利弗·克伦威尔发现这个年轻人才智过人，而且像斗牛犬一样气势汹汹，于是派他出使海牙。在海牙，唐宁将自己身为英国人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荷兰人深恶痛绝。确实，除非你是打算刁难这个国家而不是平息事态，否则让他担任外交官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外交上，温文尔雅的举止通常是很有必要的，但唐宁唐突无礼，固执己见。扬·德·维特和其他荷兰政府的领导都觉得他令人厌恶，而且他在英国政府的同僚也不待见他。在他手下工作的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也坦承（尽管是在日记里）他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无赖”。

但是，唐宁拥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的外交手腕。在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登上王位之后，他对于自己命运的掌控能力体现得淋漓尽致。一直以来，唐宁反对王室的态度最为强硬。他曾大力追捕斯图亚特家族的朋友，而如今皇室却已再度执政。为此，他赌了一把。他壮着胆子投靠新任国王，请求他原谅自己当年支持克伦威尔的任性之举，并且将错误归咎于自己在局势动荡的新世界的成长经历。接着，为了向国王表明忠诚，他设陷逮捕了自己的三个朋友，他们曾判处查理的父亲死刑。唐宁的无耻行径得到了国王查理的重赏，他不仅再次被任命为荷兰大使，后来还受封爵位，最后，伦敦的唐宁街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剑桥大学唐宁学院是他的遗赠，因此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于是唐宁又在海牙待了下来。他又开始强烈反对荷兰人及其贸易霸权，并因职责所在从中找寻漏洞。与此同时，在新英格兰，那些在神学思想方面比母国清教徒还要严厉的领导人跟唐宁一样被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搞得晕头转向，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像唐宁一般擅长见风使舵。60年代早期英国殖民地领导人之所以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美国历史上因多种原因赫赫有名），正是他们在权力和领地上相互争斗的结果。马萨诸塞湾长久以来有皇家特许状保护，根基最为牢固；而康涅狄格和纽黑文这两个南方殖民地则是因移民者们向南涌向荷兰人已经宣示主权的领地而偶然形成的，当时他们还未获得英格兰的正式认可。如今，他们必须向他们一直看不起的皇室低头请愿。对于纽黑文这样一个清教思想最纯粹的地方来说，这是很难堪的，所以领导人们都犹豫不前。

然而，美国康乃迪克却有个人处事更灵活。这个人便是该殖民地长官约翰·温思罗普。他是马萨诸塞湾总督，新英格兰全境清教徒的长老，老约翰·温思罗普的儿子，也就是乔治·唐宁的表兄。老约翰·温思罗普早已去世，这让曾经指望他在荷兰与新英格兰领导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提供支持的彼德·施托伊弗桑特懊恼不已。如今，带着重大的判断失误，施托伊弗桑特将希望寄托于小温思罗普，希望他能在领导头脑发热的清教徒时保持冷静。小温思罗普在历史上的形象一直是个安静、谦逊的成功者，他永远活在父亲的阴影下。这个男人仿佛一把黑色小刀，他的成就和政治谋略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

1661年，温思罗普强压住反对保皇党的冲动事件，提议前往伦敦为该殖民特许状向查理请愿。从他急于出发的表现和告辞的方式就能看出他的狡黠之处。在向纽黑文总督威廉·利特（William Leete）许诺，他也会为这个临时拼凑起来的殖民地递交请愿书、申请特许状之后，他马上乘船出发了，把手里还握着相关文件的威廉·利特一个人留在岸上。接着，他没有选择从波士顿离开，而是与他的朋友彼得·施托伊弗桑特计划好从曼哈顿乘船出发。当然，这座岛是重要的交通枢纽，然而乘荷兰的船只出发便意味着要先到达荷兰，然后必须穿过荷兰到达英格兰。施托伊弗桑特似乎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

7月8日，温思罗普乘船抵达荷兰港口。一到港口，堡垒发出的炮火声就把他吓了一跳。不过他很快转惊为喜，原来这是他的朋友施托伊弗桑特在以地方长官之礼接见他。（据荷兰语的记录记载，当时为了“向温思罗普总督致敬”而花费的火药不少于27磅。）施托伊弗桑特很喜欢温斯罗普，他似乎对所有的英国人都颇有好感。哈特福德虽然发展很快，但杂乱无序。施托伊弗桑特自豪地带着温思罗普参观了在他的治理下井井有条的小省会：这里是堡垒，这里是用砖砌成的施托伊弗桑特新私邸（施托伊弗桑特认为他在堡垒外和远方的农场都应该有房子），这里是北部防御带沿线新建的加固墙，如今还加上了保卫塔和大路上的中心大门。温思罗普显然很兴奋，他一直滔滔不绝，不断发问，称赞着这位总督在治理其城镇方面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温思罗普在新阿姆斯特丹待了13天，到临走的时候，他已经在笔记上对该地做了详细的记录，其中包括它的防御工事和军队数量。

想到施托伊弗桑特此时的困境，人们不由得对他生出了几分同情。他清楚英国人正在打他的殖民地的算盘，他也一定对西印度公司未能派遣军队前来守城而感到十分气愤。然而，当他的同胞也同样因被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感到愤怒时，他只能维护上司们的决定了。

虽然施托伊弗桑特对英国人有所提防，但他还是忍不住想要和温斯罗普就他们各自殖民地的情况互相交流。他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新英格兰那种单一文化社会形态的羡慕之情，同时还抱怨他自己所管辖的人都是来自不同国家，鱼龙混杂。压力越大，他似乎就越来越喜欢孤独，说到这，很容易想到他的一个怪癖。热带鸟类是他的一大快乐源泉，这是他在加勒比海地区时养成的爱好。几年间，他命令库拉索岛上的官员们给他寄来各种鸟（其中一个装箱单上写着“致尊敬的P. 施托伊弗桑特总督大人”，“两笼鹦鹉共4只”，“24只长尾小鹦鹉”），所以那个时候他一定给这些鸟儿造了一个大鸟笼。在他的农场里，伴随着鸟儿们清亮的鸣叫声，他一定也在苦思冥想该如何对付那帮英国人，权衡是该相信他们还是该持怀疑态度。

施托伊弗桑特对温斯罗普的友好招待一直持续到后者离开：后者的船驶向大海时，55名士兵排列在港口旁以全套军礼恭送他。而在旅程的另一端，温斯罗普安排了一次与西印度公司总督们的会面。他以新教徒的身份与这些总督攀扯关系，于是这帮一直比较保守的生意人都被他说服了。“温斯罗普一直都是我们国家的好友”，这些总督在写给施托伊弗桑特的信中这样说道，并希望他能相信温斯罗普。

温斯罗普提议接下来要从阿姆斯特丹去海牙，如果有人觉得这一行程安排有可疑之处的话，那可能温斯罗普将其解释为家事就糊弄过去了。乔治·唐宁，这位驻海牙的英国外交官毕竟是他的表兄。他们上一次见面是在新英格兰，两人之间还有些交情。唐宁的一毛不拔是众所周知的，后来温斯罗普还给唐宁写过几封信，斥责他一直让自己的母亲生活在贫困中。由于这次协商是秘密进行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两个人于1661年9月见面时的具体情况，但温斯罗普所画的那幅新阿姆斯特丹的防御工事图很快就在政府中流传开来。因此，从逻辑上来推断，荷兰殖民地当时的军事状况信息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泄露给英国当局的。

接着——这一具有历史重要性的行程进入了下一阶段——温斯罗普来到了伦敦。查理二世的加冕礼刚刚在五个月之前举行，这座城市刚刚摆脱了清教统治的沉重枷锁，沉浸在复辟的狂欢之中：喧嚣的酒馆，俏丽的女仆，剧院中挤满了观看戏剧《哈姆雷特》《可惜她是个娼妓》以及嘲讽清教主义的木偶剧的人群。在这一片欢庆的氛围之下，温斯罗普却悄悄地将视线移开，开始谋算该怎么赢得皇室的宠幸。

温斯罗普——这个身形矮小，单调乏味，长着鹰钩鼻，一副弯弯的眉毛看起来颇具讽刺意味的男子，跟富丽堂皇的会晤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个秋冬他经常卑躬屈膝，对于微小的侮辱一笑而过（还老是被人当成普利茅斯殖民地的约西亚·温斯洛，在讨论的半途中发现国王竟然认为“马萨诸塞湾”和“新英格兰”是同一个地方）。他带来了一份包含着他全部愿望的文件，这些愿望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尤其是他新英格兰的同僚们。当特许状最终被授予他们时，这帮人都吃了一惊。查理国王同意将康涅狄格的范围从马萨诸塞湾的南部边界开始拓展，其中还包括荷兰的领地以及西边一直到“太平洋地区”的土地。温斯罗普秘不告人、谦虚低调的野心现在总算是露出真面目了。他想要的是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之间的全部土地，他想要自己的土地能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即便没人明白这有多远。他想要一切，并都得到了。

温斯罗普提议吞并纽黑文殖民地，这让当地的官员们怒火中烧。但是木已成舟，因为温斯罗普拿到了国王的签字。而且的确，他在处理这件事上面态度很好，十分耐心地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以至于跟他持相反态度的利特总督也很快屈服了，这就让将来的美国没有一个叫纽黑文的州。该殖民地的那帮饱受痛苦的清教徒叫嚷着要孤注一掷逃向荷兰人的领地，因为他们知道在那里他们是受欢迎的，但他们的领导者也清楚那里正是温斯罗普的下一个目标。

与此同时，施托伊弗桑特也听闻温斯罗普已经获批特许状。于是他就写信给温斯罗普，请他确认是否会遵守十几年前他们在《哈特福德条约》（Hartford Treaty）中划定的边界。然而，温斯罗普的回复却闪烁其词。西印度公司向施托伊弗桑特建议，鉴于“您对温斯罗普总督近期所获批特许状心生焦虑”，所以他应该加强防御。尽管他向公司请求予以增援，但是他们并没有给他军队和船只。

除了温斯罗普所带来的麻烦，施托伊弗桑特还有其他烦恼。自新阿姆斯特丹市的特许状颁布以来，八年间这座城市迅速繁荣起来，但施托伊弗桑特和西印度公司对掌管这座城市越来越没有信心了。在范·德·邓克回来后的几个月中，施托伊弗桑特本有机会支持人们所要求的改革，在整个殖民地上营造一种尊重民意的表象，即便如此，西印度公司也未必会允许这样做。但无论如何，那是他获得民心的最后希望。很快，在长岛和大陆上的那些曾经发誓忠于新尼德兰的英国殖民者开始背弃他们的誓言并宣称自己是康涅狄格的居民。温斯罗普对此持鼓励的态度并且参与策划了这一举动。施托伊弗桑特向总督们抱怨长岛和“西彻斯特”正成为英国人的土地，而且已经侵犯到了乔纳斯·布朗克（Jonas Bronck）和阿德里安·范·德·邓克曾经的地盘。虽然这座城市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但整个殖民地，他写道，正处于“令人悲伤且岌岌可危的境地”。

现在温斯罗普准备开始大动作了，他要将整个荷兰殖民地纳入自己的统辖之下。大陆上的城镇一个接一个地都被命令向康涅狄格“俯首称臣”，并且开始向哈特福德交税。温斯罗普与施托伊弗桑特之间的友谊也不复存在了；现在他以及他在康涅狄格的同僚们就是一副“不仁不义、厚颜无耻、固执己见”的嘴脸。新尼德兰正在土崩瓦解，而施托伊弗桑特却束手无策。

但结局并不是这样，新尼德兰并非死于来自北边的入侵。在参与这场最终角逐的人当中，温斯罗普是最狡猾的那个，只有一个人能出其右，那就是他的表兄——乔治·唐宁。唐宁从温斯罗普处得到了曼哈顿岛的消息，但将这一消息用作他用。身在海牙市的外交办公室，唐宁看待事情的视野更加开阔。他看到了荷兰的贸易路线交叉相错遍布全世界。散落于印尼群岛上的荷兰哨站像胡须般点缀在印度海岸。当时的日本列岛闭关锁国，荷兰是世界上他们唯一愿意与之交易的国家。荷兰控制了香料、棉花、靛蓝染料、丝绸、蔗糖、铜矿、咖啡以及其他几十种商品的交易。而现在，随着荷兰人向西非进发，唐宁发现他们即将在一个会打破未来几十年平衡的商品上抢占先机：人类。

1661年6月，唐宁出现在荷兰议会前，代表其国家请求拓展版图。他巧言说道，英格兰和荷兰共和国必须“精诚合作，互不伤害”。贸易问题确实十分棘手，但他以一副圣人的模样建议道：“世界很大，足够我们两国做生意了。”这简直都是废话。在与扬·德·威特协商了一份贸易协定之后，他又去了伦敦，立即不屈不挠地劝说国王如今正是攻打荷兰的好时机，可以派遣军队、战船和大炮全力攻打。亲身经历过荷兰的黄金时代，他看到了一拨拨财富给荷兰带来的变化——原本庄严肃穆的加尔文教派服饰换成了绫罗绸缎和法国花枝招展的潮流服饰，田庄里立着人造的罗马式圆柱，有钱的商人家的孩子跟小猪一样长得白胖粉嫩（许多肖像都可佐证）——他认为荷兰人已经变得软弱了。夺取他们位于环大西洋地区的领地的时机已到，可以从其西非的奴隶港口突破。“向几内亚进发吧，”他歇斯底里地怂恿国王的议会，“如果您在那儿重击他们，他们就会向您俯首称臣的。”

据塞缪尔·佩皮斯记载，唐宁巧舌如簧，让整个王廷都陷入“向荷兰开战”的狂热。然而，真正起关键作用的那个人却踌躇不决。登上英国皇位的第二个查理·斯图亚特是一个有着广泛兴趣爱好的人。他着迷于钟表，喜欢重新设计皇家园林，而且经常会把玩他的“皇家御管”（他的望远镜）直到深夜。他喜欢狗、马、唱意大利歌曲、打网球（他每天都会打）以及性爱［可能每天都会做——臭名昭著的内尔·格温（Nell Gwynn）是他众多情人之一，而且宫廷中还有一类开销就叫“皇家私生子”］。他的宫廷是皇室们放浪形骸的缩影，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他还是个少年时，反皇势力就以重金悬赏其人头。之后的许多年里他一直在畜棚、森林和他国的宫殿里躲躲藏藏，现在他终于回到他该待的地方了，准备尽情享受了。他也关注着外交政策，但似乎没有一套总的指导方针去领导这个国家该何去何从。他并不是非常喜欢荷兰人，但崇敬他们，而且对于他们曾经愿意在海牙收留他还心怀一点儿感激之情。对于是否要发动军事突袭，他还是犹豫不决。

但他的兄弟已经拿定了主意。28岁的詹姆士·斯图亚特不仅在身形上要比国王强壮，而且比国王还要会唬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运动健将，一生戎马，喜爱打猎，富有侵略性，堪称男人中的男人。人民并不是很拥戴他，而且一些历史学家还将他冠以丑角之名，但他身上有一样他兄弟没有的精神——不屈不挠。即便他后来开始转信天主教，那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他仅在位三年就因信奉天主教而被罢黜，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再次改变宗教信仰。克伦威尔曾提出要缔造一个英吉利帝国，而正是詹姆斯看到了这一想法中的魅力所在。他的兄弟任命他为海军总司令，上任后他就下定决心要实现克伦威尔所提出的梦想。

1661年，计划初见端倪。第一步，政客、皇室以及商人等处于伦敦权力中心的人物，都认为因国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内战上而被放任自流的美洲殖民地需要重新整顿了。查理和詹姆斯并不信任那边的清教徒领导们，而且就在国王用特许令打发走温斯罗普不久，他们就发现让新英格兰人掌管曼哈顿岛和哈德逊河廊道是一个错误，因为通过这两个地方能够进入大陆内部。

接着，唐宁就率先提出要制订一个涵盖整个环大西洋地区的总体规划。通过阅读与之相关的文字、备忘录以及军事指令，我们惊讶地发现这么多的历史事件——曼哈顿岛的转变，美洲殖民地的合并，奴隶贩卖兴起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产业，西非、加勒比海、南美洲以及北美洲的变革——都是通过在1661～1662年由一小群人在伦敦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精心策划并发动的。

詹姆斯支持这一计划并催促国王签署批令。战争是这位亲王的看家本领，也正中其怀。在其多年的流亡生涯里，他自告奋勇在法国对抗西班牙的战争中帮助法国人英勇奋战，带领骑兵们在法国北部白雪皑皑的高原上冲锋陷阵，还获得了将军的军衔。然而世事弄人，当这位被流放的英国皇室成员被要求为西班牙而战时，他也毫不犹豫地改变自己的立场又以同样的英勇为西班牙而战。他曾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目的多次冒生命危险，而面对眼前的这件前所未有的大事，他已做好了充分准备。第一个目标就是从荷兰人手中攻占其位于西非的奴隶港口。詹姆斯亲王组建了一个公司为这次行动提供经费，公司起了一个十分花哨的名字“皇家冒险队非洲贸易公司”。（为了纪念詹姆斯开拓几内亚海岸的壮举，皇家铸币厂铸造了一种广为人知的名为“基尼”的新型货币，在贸易结束之后依然流通了很久。）以“英国皇家非洲公司”的名字重组后，这个企业成了从非洲向美洲运输奴隶最多的供应商。（这家公司1667年平淡无奇的上市宣言与其带来的绵延几世纪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英国皇家非洲公司清楚地认识到，为了满足种植之需，给英国在非洲的种植园供给充足稳定的黑人奴隶这一点有多么重要。而且他们也已经在向海外输送黑人奴隶了，在上帝的允许下，按照一个平稳的速度，在八天之内驶向非洲海岸的船只至少能给这些种植园提供3000名黑人奴隶，而且不时还会继续向这些种植园提供一批又一批奴隶……”）

在执行该公司的首次任务时，詹姆斯选了一个名叫罗伯特·霍姆斯（Robert Holmes）、浑身流氓习气的爱尔兰人。詹姆斯命他带领两艘船突袭佛得角（Cape Verde）群岛并沿着几内亚海岸而下。霍姆斯完成了所有任务：詹姆斯的首次企业探险以荷兰奴隶哨岗的溃败而告终。荷兰大使向查理国王表达了其政府的强烈愤怒（毕竟这两个国家当时还处于和平状态），而国王则试图顾左右而言他：“拜托，佛得角是什么地方？那是个肮脏之地。这样一个地方难道如此重要，需要引起这么多纷扰吗？”同时，这场漂亮的胜仗鼓舞了詹姆斯亲王和外交官的士气，让他们着手实施下一阶段的计划。唐宁此时还确信他光凭一张嘴能开脱一切。“不管荷兰如何攻击他们，”在写到詹姆斯的战舰时，他这样写道，“让他们加倍回击，剩下的事交给我从中调解……”

查理现在对地缘政治这一张开局牌有了一些信心，接着他给了唐宁和他的兄弟詹姆斯第二张牌去打。解决北美事端早已成为一项主要的长期目标，奴隶贸易也跟这一目标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1664年3月，查理国王签署了一份十分特别的文件，慷慨地将北美洲大片土地赠予“我们最亲爱的兄弟詹姆斯约克公爵以及他的后代和财产继承人”。（“……一并赠予的还有所有的土地、岛屿、土壤、河流、港口、矿山、矿物、采石场、树林、沼泽、水域、湖泊、鱼类以及猎鹰、狩猎和捕鸟等权力，再加上以上所说几处岛屿、土地和房产的赋税、利润、商品和地产等……”）那份文件中提到的土地——从缅因延伸到特拉华——是他最近才赐予温斯罗普的康涅狄格殖民地的。赠予他的兄弟这份大礼是为了消除那个过错。这份“公爵特许令”是为了将那条“哈德逊河”单独分出来，而正是由于这样，那些白厅里处理惯全球经济大事的人才会特别感兴趣。

就像一头大象站在黎明中一样，欧洲殖民地依附了40年的这块大陆的全部轮廓逐渐明朗。同样明显的是，到目前为止，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处境就像被置于架子之上，四周都是陆地，未来发展的潜力形禁势格。东北部的海狸正濒临灭绝；未来的希望就在西边，这意味着，首先要沿哈德逊河而上。而其中的关键就是曼哈顿岛。事实证明，他们自己的大量贸易都要经由曼哈顿岛，英国的领导者计算了一下，每年单单运送烟草都要花费他们10000英镑。认识到曼哈顿岛是美洲殖民地的关键所在，1664年1月白厅的一个委员会决定有必要迅速拿下曼哈顿岛。而且，他们希望这座岛能落入到自己人的手中，而不是新英格兰人手中。

一旦做好决定，委员会就立刻行动起来。3月，签署特许令；4月，詹姆斯召见一名叫作理查德·尼科尔斯的人。尼科尔斯40岁，做了一辈子的保皇党人，在詹姆斯王子被流放期间也伴其左右并和他在法国并肩作战。此人精明能干，正是合适的人选。詹姆斯将北美洲殖民地的事项委托给他，他将带领4艘炮艇和450名士兵在当月内出发。不久之后，詹姆斯亲自下海，在一次海军演习中巡航了英吉利海峡，从大海的气息中嗅到了今后战火的所向，充分意识到在曼哈顿岛这一战之后，更多对荷兰人的攻击必须跟上。

与此同时，尼科尔斯向西行驶。这支分遣队出发时状态良好。到第16天时，他们遭遇“漫天大雾”，被侧风和恶劣的天气状况侵袭。尼科尔斯站在他那艘配有36门炮的“几内亚号”舰船上根本看不到另外两艘船。从朴次茅斯（Portsmouth）出发十周之后，这支船队登岸，其中两艘从科德角登岸，另外两艘船则在南边的皮斯卡特维（Piscataway）登岸。

尼科尔斯在波士顿登岸时，派人骑马将查理国王的信件递送给新英格兰的总督们，通知他们准备为“我们在美洲的种植园的福利和发展”采取行动。据说，当中对尼科尔斯的到来最为震惊的不是施托伊弗桑特而是约翰·温斯罗普。詹姆斯已经命令尼科尔斯“要旁敲侧击试探温斯罗普先生……要注意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因为国王已经违反自己的承诺了。温斯罗普心中那个坐拥整个跨大陆的康涅狄格殖民地的梦想就这样被一击而碎。但是，温斯罗普是一位精明的政客，他很快就调整了其目标。当时马萨诸塞湾的领导们对于将权力上交给皇室一直辗转推托、怨声载道、心有不满，而温斯罗普却愿意代劳与施托伊弗桑特进行交涉。对此，尼科尔斯同意了。

此时，施托伊弗桑特正在位于曼哈顿岛北部150英里的奥伦治堡，那里正有莫霍克人侵扰。这支分遣队的到来并没有使他猝不及防，但他被误导了。其实通过他的一个英国朋友，在这支英国分遣队抵岸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并准备掘壕固守城池，做了一系列的防御工作——安排看守侍卫、准备防御工事、派人沿着长岛海峡（Long Island Sound）打探船队抵达的消息。接着从阿姆斯特丹来了一封非比寻常的信。在这支分遣队出发之前，唐宁出人意料地通知荷兰政府这支分遣队的存在——他称这是为了让荷兰人放下戒心，觉得他们的殖民地没什么可担心的，英国只是派了一名指挥官来盘查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政务而已。

荷兰领导者们完全上了当，董事会让施托伊弗桑特不必有所警戒，尼科尔斯的任务不会影响到他，而且至于那些荷兰殖民地上的英国居民，他们“今后不会再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麻烦了”，因为与其冒着被“他们之前逃离的政府”迫害的风险，他们宁愿“在我们的管辖下过着和平、自由、充满良知的生活”。所以施托伊弗桑特放松了防卫的警惕，按照计划沿着哈德逊河而上，但刚到达他北部的前哨，他就听到了这个灾难般的消息。当他回到曼哈顿岛时，发现整个岛已经一片混乱。英国的炮艇就泊在下游港口的入口处，将哈德逊河和曼哈顿岛隔断。从布鲁克林来的船只上下来的人们说那些英国城镇的居民已经自发组成了步兵队。在格雷夫森德海湾（Gravesend Bay）抛锚的一艘荷兰船上的水手们报道称，英国的舰队已经向他们开火。

施托伊弗桑特步履沉重地走进奥伦治堡，给殖民地大臣尼科尔斯传去口信，质问他到底有何目的，而且义正词严地告知他，说自己绝不会“姑息任何针对他们的不公正行为”。尼科尔斯的回复第二天早上就到了，信使递交给施托伊弗桑特的信上写道：“以国王陛下的名义，我要求将被称作曼哈顿的岛上的港市锡楚埃特（Scituate）以及全部所属要塞归服国王陛下统领，并由我代为守护。”国王陛下并不想见到“基督徒们鲜血横流”的场景，但如果荷兰人冥顽不灵的话，那他们将“诉诸战争”。

虽然这封来信有如当头一棒，但施托伊弗桑特的反应相当高明：他以这封信没有署名为由将信退了回去。于是尼科尔斯又写了另一封：

致尊敬的曼哈顿岛总督

尊敬的总督大人：

先前由杰奥上校（Colonell Geo）递交给您的那封未署名的密封信函是在下的疏忽，如今在下已经绳愆纠谬。但首先在下想要声明的是之所以产生这一过失，是因为急切地想回复您19号和26号的来信。除此之外，在下没有别的要说了，因为在上封信中已有所提及。所以请您迅速予以回复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感激之至。

您恭敬谦卑的仆人

尼科尔斯敬上

一时之间，谣言四起，市民们在大街上奔走相告。在这种情形之下施托伊弗桑特反而很镇静。他分析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相关情报：在新阿姆斯特丹大概有500人能持枪上阵；而尼科尔斯的兵力却将近1000，还有聚在长岛上一共1000多人的兵力，再加上其战舰上的火力。虽然堡垒上配有大炮，但火药不足，所以这些大炮就无用武之地了。情势大概已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施托伊弗桑特似乎已下定决心要至死相抗。他告知市政府的领导者们，除了奋死抵抗之外的任何行为都会被祖国“不齿”。

就在这个关头，一艘挂着白旗的小艇划向了岸边。船上的不是别人，偏偏就是温斯罗普还有其他几个新英格兰人。他们请求会面，于是施托伊弗桑特就带他们到了一家酒馆。温斯罗普极力怂恿他的“朋友”投降，并且将一封写着尼科尔斯条件的信交给了他。这些条件十分慷慨——几乎奢侈——然而施托伊弗桑特依然丝毫不为所动。接下来，在市政大厅，新阿姆斯特丹的官员们要求看这封信并且要将这封信公之于众。但施托伊弗桑特了解这帮人：一旦他们听闻这些有利于他们的条件，抵抗就会瞬间瓦解。所以他将那封信撕成了碎片。

此时，大厅里的人们都开始沸腾了。一直被压抑的不满情绪爆发了。西印度公司、施托伊弗桑特自己还有殖民政府——所有这一切都是虚假的，自始至终都是这样。这么多年来，他们一再递交申请，要求在政府中得到话语权，但每次施托伊弗桑特都轻蔑地拒绝了他们，骂他们都是一群无知的蠢货，根本不明白政府的复杂性。而且一直以来，施托伊弗桑特就像一名言听计从的士兵，盲目地执行这个腐败的官僚机构下达的命令。现在他又希望他们能按照他自己的指令去奋死抵抗了。但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明知道西印度公司对他的请求置若罔闻，拒绝派兵增援，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去抛头颅洒热血，抵御侵略者呢？如果西印度公司拒绝他们要求整改的请愿是因为它的办法要更好，那是另一码事，但事实上它从未拿出任何方案。

最后，市领导者们再次要求查看信件。滑稽的是，施托伊弗桑特把碎片给了他们，而尼卡西斯·德·西勒（Nicasius de Sille）则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碎片粘了回去。

同时，没有得到施托伊弗桑特回复的尼科尔斯命令其战船前进，进入这座城市的射程。长岛上的英国居民们，一个个扛着步枪和长矛，聚集在布鲁克林岸边。这一区域的法国武装民船听闻这一消息也立马赶到了现场。

接下来的一幕几乎就像是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一样，施托伊弗桑特步履沉重地爬上了堡垒上的城垛，他站在那儿，凝视着那一门门向他的城市瞄准的大炮，其长发随风飘扬。这一刻，他似乎将永远被定格在历史中，离悲剧英雄的形象几乎只有一步之隔。他的领导力以及他性格中的长处和短板，一方面使这座城市的发展令人惊叹，另一方面也导致他自己的人民对他倒戈相向（其中还有家族背叛的情节，他17岁的儿子巴尔塔萨也站到了城市领导者们这一边。）他的身边只剩下一名炮手，正等着他下令点火放炮。当时他一定很想下令吧。敌军的船只就停在城墙之外，虽然只有一门大炮但也足够了。只要一发炮弹，敌人就会万炮齐发，整座城市就会被战火吞噬，结束这一切折磨，按照它原本就该结束的方式去结束这一切，一劳永逸，来终止流血和战火。

就在他最悲壮的这一刻，教会的人给他带来了安慰。城里的两名牧师来到了他的身边。这两名牧师是一对姓梅格普兰斯（Megapolensis）的父子，这个超长的姓氏读起来铿锵有力。这个时候很难不去想到施托伊弗桑特的父亲，想象一直以来在他的内心里有两种极端的信念在交战：一方面，由于他的父亲是牧师，他对教会有着坚定的虔诚之心；另一方面，他的骨子里又有一股桀骜不驯的反叛精神。但也许是教会动摇了他，也许是从军事考量上来看，对岸的那些战舰、大炮、法国武装民船，以及闪闪发光、排成一排的武器也让他有所动摇。他明白那些入侵者的长矛和虎视眈眈的目光意味着什么。长久以来在战争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被包围的堡垒开炮的话，那攻击它的敌军们就能肆意烧杀抢掠，这样一来，整座城池就会被踏为废墟。他已经与这些人共同生活了17年之久，他真的愿意让他们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吗？

牧师们低声跟他交谈了一会儿，接着这三个人就走了下来。

但他还是没有妥协。他又费尽心机向尼科尔斯写了另一封信，信中提到了荷兰人统领这片土地的历史，声称“我们有义务捍卫我们的领地”，他还告知尼科尔斯自己已经得到从荷兰发来的关于两国之间缔结条约的消息，并建议尼科尔斯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先与其内政部进行核实。也许这只是他虚张声势的恫吓，但施托伊弗桑特认为英国的这一步棋走得很草率，这一点是正确的。与大使唐宁向查理国王保证的恰恰相反，荷兰人将奋战以保卫他们的权益。而此时，伟大的荷兰海军上将米歇尔·德·勒伊特（Michiel de Ruyter）正准备远征西非。当他的大军横扫西非之后，被詹姆斯抢占的那些荷兰前哨除一个之外其余所有又将重新回到荷兰人手中。全面大战一触即发，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荷兰人将赢得第二次英荷战争，阻止英国走向霸权之路。

但我们将镜头转回到大视角来看的话，其实英国那时正进入如日中天的历史阶段。1664年夏末所发生的这些事件使得曼哈顿岛即将成为时代运转的中心轴。那些象征荷兰人的宽檐帽、维米尔的室内设计、“享乐人群”的肖像以及蓝白相间的代尔夫特瓷砖都会成为过去式，而站在前方的则是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英国军队以及拨弄历史潮流的大不列颠帝国。

到了最后，施托伊弗桑特的处境真的是孤立无援了，所有人都背弃了他。新阿姆斯特丹的那些主要人物中一共有93人（其中还有他自己的儿子）联名请愿要求他避免由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悲伤、冲突、对妇女们的羞辱以及对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们的扼杀，总之一句话，不能让这1500名无辜的人家破人亡、死于非命”。读到这份请愿书的施托伊弗桑特也许意识到，这证明了他一直以来都是对的：这是个多种族的杂乱社会，所以人们才会毫无骨气，缺乏爱国精神，迫不及待地想要摇旗投降。不同宗教、不同种族的人混在一起削弱了大众的意志，而这就是证据。我们不能去认为这座城里都是一帮毫无忠心的人，但他们确实又很实际，而且不管怎样，他们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他们在向施托伊弗桑特递交的最后一份请愿书中清楚地表示他们愿意支持他们的邻居和殖民地，但西印度公司让他们孤立无援，所以抛弃公司对他们来说不会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

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新阿姆斯特丹的1500名居民以及新尼德兰殖民地的10000名居民纷纷向一直忽视他们的西印度公司倒戈相向。就连格里耶·雷尼耶曾经阿姆斯特丹的酒吧侍女，后来曼哈顿岛上的第一个妓女，也抛弃了西印度公司。连同一起的还有她的丈夫“土耳其人”安东尼·范·萨利，他有一半的摩洛哥血统，曾经是海盗。现在他们生活在长岛上，是有钱的地主了，而且他们的四个女儿也都嫁给了新阿姆斯特丹中一些有前途的商人。约里斯·拉帕里和他的妻子卡特琳娜·特瑞科曾经是这片殖民地上的金童玉女，而丈夫拉帕里此时刚去世不久，留下他的妻子，他们的孩子也都已经长大成人，有了各自的家庭，一家人宁愿同意抛弃西印度公司也不愿就这样死去。曾经为犹太人的权利而向施托伊弗桑特抗争的波兰籍犹太人阿塞尔·莱维也是如此，而且现在他在曼哈顿岛上开了第一家犹太洁食肉店。不愿意就这样死去的还有“巨人”曼努埃尔·赫里特，这位曾在1641年从绞刑架上逃脱一死的非洲人在过去五年里一直在施托伊弗桑特的农场旁做一个自由的小农场主。对于所有这些人来说，英国的亲王向他们许诺可以按照他们原来的方式平静地生活，在他的统治下比战死要好得多。

于是施托伊弗桑特妥协了。他说“我宁愿你们抬着我的尸体出去”，而大家确实都相信了他。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钦点了六名使从跟英国人见面讨论投降条件。他们在施托伊弗桑特的农场会面。于是第二周的星期一上午8点，施托伊弗桑特穿戴着胸甲，带领着一支军队跛行而出。尽管已经54岁了，但他的体格依旧壮实，他的那双小眼睛透着悍光。一旁的鼓手敲着锣鼓，投降的旗子飘扬着。

接着，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海滨，看着尼科尔斯带领他的主力军队靠岸时，一小部分英国士兵进入了弃堡。堡垒外面，站满了混杂着不同民族的人群，海港凉风习习，英国的国旗顺着旗杆飘然而上。尼科尔斯宣布以赞助人约克和奥尔巴尼公爵的名义重新命名这座城市。与此同时，在堡垒内，几名士兵爬到了位于大门上方的殖民大臣的办公室内。在历代政府的更迭中，获取执政记录是第一步，因为掌握了一个社会的重要文件就是把握了它的过去和未来。士兵们发现了他们要找的东西：一排排用牛皮订好的笨重书卷，一共48本，其书脊上的字母按照从A到Z再从AA到PP依次编号。所有的遗嘱、契约、会议记录、通信、投诉书、请愿书、对证书以及协议都被小心翼翼地保存在这里，上面记录着美洲的第一个混杂社会的每一日及每一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