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这个故事中的所有风风雨雨，在阿姆斯特丹堡的议事厅和楼上的行政办公室里，以曼哈顿为中心的新尼德兰殖民地的历任秘书都尽了他们的本分：做记录并归档文件。土地买卖、房屋建设、牲畜被盗、打架斗殴、酒精税征收以及财产损失等，事无巨细，全都被记录在案。鹅毛笔在进口的粗纸上书写时发出沙沙的声音。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发布了他们的命令，殖民地的领袖们写下了他们的抗议。一封封书信流向库拉索岛、弗吉尼亚、波士顿、阿姆斯特丹。鹅毛笔被放进墨水瓶里蘸了蘸，又开始书写，纸上出现了一行又一行异常卷曲的荷兰语字母。

理查德·尼科尔斯的军队占有这些资料之后，它们的下落如何？这里不得不用一句老生常谈的话来总结：历史往往是由成功者写就的。英国人没有将荷兰殖民地的相关记录载入美国早期历史，其中或许掺杂了英国人对荷兰人的怨恨。17世纪爆发的三次英荷战争让这两个互为对手的国家嫌隙更深。用英文发表的冗长文章中，有一篇的标题是这样的：“荷兰人的家谱或亲属关系显示他们是靠装在黄油盒子里的马粪喂养大的”。这足以提醒我们，英国人对荷兰人的憎恶简直已经到了一种近乎荒唐的地步。这种厌恶还体现在英语中一系列与“荷兰”（Dutch）有关的短语上，比如“各付己账的聚餐或娱乐活动”（Dutch treat）、“酒后之勇”（Dutch courage）、“莫名其妙的话”（double Dutch）、“不公平的交易”（a Dutch bargain）、“AA制”（going Dutch）和“得不到感激的安慰”（Dutch comfort）等。这些短语都有贬损之意，而且都是17世纪流传下来的，后来又从英国传到美国。

其他早期殖民地的书面记录都得以保存并用来创作美国的起源故事，但那些非英属殖民地的资料被随意对待，遭人驳斥，最终被人遗忘。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里，那些断断续续的记录讽刺又戏剧性地反映了这个殖民地本身是多么不受重视。就像电影《变色龙》里多变的主人公一样，这个档案总是和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685年，詹姆斯国王下令整顿殖民地，于是，这些资料被扔到马车上运往波士顿。三年后，新国王威廉和玛丽推翻詹姆斯的统治，这些资料又被送回纽约。也许就是在往返途中，一些卷宗遗失了（1638年以前的资料全都不复存在，1649～1652年范·德·邓克向总议会陈述殖民地案件这一重要时期的资料也都不见了）。1741年，保存这些资料的阿姆斯特丹堡（现称乔治堡）被人付之一炬，多数人认为这是奴隶策划的一起阴谋事件。尽管门房被烧毁了，但是卷宗被一位有心的秘书扔到窗外，得以幸存。那天刮着大风，许多书页被吹走了，但是大多数资料仍保存完好。

革命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纽约市一片混乱。成群的激进分子无所不用其极，妄图扰乱英国政府的管理。有人甚至以殖民地的皇家总督威廉·特赖恩（William Tryon）的性命相要挟。1775年12月1日早晨，威廉·特赖恩准备处理公事的时候发现自己在纽约港“戈登公爵夫人号”摇摇晃晃的甲板上，离本该在他管辖之下的民众已经有几百码的距离了。当天，还有一个新麻烦同样引起了威廉·特赖恩的注意，而且当时威胁他性命的那个激进分子也牵涉其中。于是，他给该省的副部长写了封紧急信件：

阁下：

我得到可靠消息，康涅狄格一个民众组织的头目艾萨克·西尔斯（Isaac Sears）很快就要闯入纽约城，想要依靠暴力抢夺秘书办公室里的公共档案。因此，在我和议会商议出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些资料之前，为了国王的利益考虑，我要求你立即将你管理的法案和记录放到“戈登公爵夫人号”上去。其中，有关土地专利权和公共委员会的档案是重中之重，应该被最先转移到船上。

您忠实的仆人

威廉·特赖恩

泰伦急于保护的不仅有英国殖民地纽约的文献资料，还有早期荷兰殖民地的文献资料。战争期间，这些资料一直留在泰伦潮湿的船舱里，长了很多霉菌，现在还能明显看到书页上有发霉的痕迹。从法国作家让·埃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弗克写给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信来看，当关乎纽约市和各殖民地命运的战斗达到高潮时，这些资料又被转移到伦敦塔里了。最后，获胜的殖民者又把它们要了回来。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文件在动乱的战争中居然能保留下来。虽然最后纽约州的首席部长报告说，许多书页都“发霉得很厉害，而且严重损毁”了，但他补充说，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护这些资料，经常把它们拿出来晒太阳、通风，有几次还一页页地擦拭过”。

下个世纪之交，这些文件里的信息看起来似乎能够载入史册了。1801年，纽约州议会委员会宣布“应该立即采取行动，翻译部长办公室里那些用荷兰语写的纽约州的文献资料”。众人或许都认为这个法令能被认真对待，因为它是立法部的掌权人阿龙·伯尔颁布的。当时阿龙·伯尔马上要离开纽约，去担任托马斯·杰斐逊的副总统（三年后却因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而变得声名狼藉）。但直到1818年，这些资料的全面翻译工作才开始。被选拔出来进行这项工作的是弗朗西斯·阿德里安·范·德·肯普（Francis Adrian van der Kemp），他是个上了年纪的荷兰牧师，当过兵，曾移民到纽约。四年后，他完成了整整12000页的译本。

事实上，这个小插曲在殖民地记录的历史中类似于一出闹剧。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成书速度的。此外，范·德·肯普的英文水平有限，而且那时候他快要双目失明了。为了在飞速翻译时保住眼睛，他只是匆匆浏览了一下那些文件，还时不时地中断翻译工作，服用颠茄制剂（一种致命毒药）。范·德·肯普最终的“杰作”就是24卷的翻译手稿，这些手稿完全是败笔——集合了大错小错以及大量无法解释的空缺。这样的结果远比翻译手稿没有价值还要糟糕，因为所有人都以为这些手稿翻译得很精准，于是把它们收藏在奥尔巴尼的州立图书馆里，准备供历史学家使用。上天有时候还是很仁慈的，最终，这一整套手稿（从未出版过，只有原稿）在一场大火中付之一炬，没能进一步混淆历史。

20世纪早期，再次有人试图让美国的这段历史重见光明。他们极力寻找一名能够准确理解17世纪荷兰语的译者。最终，他们找到一个腼腆、敦实、在荷兰出生的工程师，他有语言天赋，而且在译文的准确性方面非常执着。可惜的是，范·拉尔的翻译工作刚开始两年，1911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了纽约大厦，而纽约州立图书馆也在这座大厦里。大量的书卷被烧毁。不过所幸这些关于荷兰的记录再次逃过一劫。原因有些讽刺：这些记录被认为不太重要，于是被放在底层的书架上，所以书架倒下的时候，上层的英国殖民地记录恰好护住了它们，这才没有被烧毁。尽管如此，经过火灾和水淋，有些文件还是被毁了，另外一些也严重受损，范·拉尔两年的工作成果也付诸东流了。就像小说人物的反应一样，他看似陷入了极度的惊愕，但火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像往常一样继续去工作。不过他的工作地点变成了一堆烟熏火燎的废墟，还是露天的，而他就在这堆废墟中翻翻找找，看有没有残存的书页。之后，他继续受雇于纽约州档案馆，最终译出了四卷本的荷兰语资料（这些资料半个世纪里都没有被出版）。但是那次火灾让他精神崩溃，于是就慢慢退出了这个庞大而且厄运连连的项目。

到了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水门事件发生时期，人们再次开始努力破解这些荷兰语手稿中的秘密。当时，杰拉尔德·福特战胜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任命刚刚完成第四个任期的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为副总统。前往华盛顿之前，洛克菲勒投了一小笔资金到该项目中。随后，寻找译员的工作又开始了。

整个翻译工作远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荷兰语在3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世纪，荷兰语的书写风格也有了转变，因此，现代说荷兰语的人经常看不懂18世纪以前写就的文件。那么，这项翻译工作需要大量的技术性知识，比如度量衡方面的问题，一个aam里有多少mengelen，一个daelder实际上和一个Carolus guilder等值，但又低于一个rijksdaelder。由此看来，这份工作简直是难上加难。

当负责寻找译员的资深的图书管理员彼得·克里斯托夫在一次会议上遇到查尔斯·格林的时候，两人都十分震惊。当时格林已经完成了日耳曼语言学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研究荷兰语。回忆起他们见面时的情景，克里斯托夫告诉我说：“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他就问我，‘在你这个圈子里，有没有工作机会给研究17世纪荷兰语文件的人？’我回答说：‘天啊，巧了。’”

那是1974年。从那以后，格林只有一份工作，就是翻译殖民地的档案。与其他所有非营利事业发展遇到的阻碍类似，这项工作每年都会出现资金不足的状况。意料之内，该项目的大部分资金都是由有荷兰血统的美国人捐赠的。另外，国家人文基金会也有一项相匹配的拨款。随着格林的翻译成果相继出版（迄今已出版18卷），他也成了美国殖民研究的一位核心人物。格林不仅成功地将美国在非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记录展现给研究者们，而且还拓宽了殖民研究的范围，使其不再局限于仅以英格兰为研究中心。为了对他的努力表示敬意，1999年，美国国家内务部宣布将这12000页的荷兰殖民地手稿列为国家珍宝。除了给这些烧焦的书卷一份迟来的尊严，国家还拨款用于书卷的保存。

近年来，撰写有关荷兰殖民地的博士论文和学术论文的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一课题的重要性。他们的成果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格林和珍妮·维尼玛（荷兰历史学家，过去的18年都在给格林当助手）。我同样十分感激他们，不仅因为他们的翻译让这些记录变得能够理解，而且他们还允许我在他们身旁工作，耐心回答我的各种问题，为我指引探索的方向，甚至允许我自由查看书架和文件柜里的资料，饱览他们花费多年才搜集来的奥秘。同样有价值的是，相比仅从书上汲取的那些信息，跟他们在一起让我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殖民地人民的存在。纽约州立图书馆坐落在奥尔巴尼市中心，在一座20世纪70年代的死气沉沉的建筑里。但是他们所在的拐角处的办公室的一隅处于伦勃朗和维米尔时期。待在那里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自己过得更充实、更疯狂。当查理·格林滔滔不绝地讲述17世纪的航海风险时，他口中那些荷兰的航海术语已经几百年没有在荷兰出现过了。他有个很动人的习惯，总是用现在时来谈论人物：“范·廷霍芬有很多肮脏的秘密，但他也是曼哈顿岛上最狡猾的人。”他这样描述一个在1656年最后一次在曼哈顿出现的人。

受到他们的感染，我觉得这些文件就是珍贵的工艺品，上面承载着无法言说的故事。坐在珍妮·维尼玛身边，浏览着那些英国占领曼哈顿之前写成的、发黄的、布满霉点的书页时，我发现其中有一页和其他的截然不同。典型的书写员的字体比较圆润，还带一些复杂的小花饰。而这一页上的字体笔画很粗、参差不齐且上下起伏。“哦，这肯定是施托伊弗桑特写的，”珍妮不假思索地说，“他当时肯定写得很匆忙，又没有秘书在身边。”此人的字迹和他的性格之吻合令人惊讶，而且这封还未公布的信确实显得很紧急。他是写给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的，目的是告诉他们英国的护卫舰已经到达港口了，后者的大炮已经瞄准了这座城市。在信的末尾，施托伊弗桑特补充说，他会把信交给一位船长，此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地狱之门”，然后出海。但是如今这封信在我手中，这就证明此人并未出海。长岛失守了，施托伊弗桑特通知他的上司说，新英格兰人大举跨过河流，准备进攻曼哈顿岛。而曼哈顿城里此时粮食短缺，弹药不足，士兵纷纷表示不愿意为一个不肯援助他们的公司冲锋陷阵。从信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施托伊弗桑特的愤怒：他不停地在寻求援助，可是公司那些头目对此视若无睹，使他陷入绝望的境地。这时的施托伊弗桑特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固执的、挺过各种残酷打击的殖民地管理人了，他只是个被无能的官僚机构困住的可怜人。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表明这些饱经风雨的卷册如何揭示了人类生活的片段。奥兰治堡（奥尔巴尼）的前哨有自己的行政部门。多年来，一个名为约翰内斯·迪克曼（Johannes Dijckman）的人一直担任秘书，负责做会议记录。关于此人，我们知道的并不多，他只是个普通人，没在历史上留名。但是别的地方提到了他酗酒的问题。“随着时间流逝，你会发现他的字迹越来越难辨认，”格林说，“之后，1655年的一天，在会议中途，会议记录上的字迹变了。一个新人接手了这份工作，从此就再也没见到原来的字迹了。”不久之后，迪克曼出现在执事的账簿上。他在领贫困救济金，而且余生都在领取这些救济。“迪克曼做的最后几页记录上面全是污渍和斑点，”维尼玛说，“没人知道那是什么，也许只是水，也许是酒，还有可能是他的眼泪。”

去新尼德兰旅行

这本书部分参考了“新尼德兰项目”的翻译资料，这个项目设在纽约州立图书馆。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登录这个机构的网站（www.nnp.orglai）了解到更多相关情况，上面有这个殖民地历史的信息，并可以虚拟化地游览新尼德兰（也可以了解到我写的这本书）。同时，那些想要支持这个重要的非营利事业的人也可以通过“新尼德兰的朋友”（a Friend of New Netherland）在线做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