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最简明的叙述是这样的：

1804年7月11日早晨，阿伦·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当时正乘着不同的划艇，横穿哈德逊河，他们要去的是新泽西州维霍肯镇附近的一个隐秘地点。就在河岸上某处，根据决斗规则，他们在相隔十步远的地方相互用手枪射击。汉密尔顿被击中右肋，第二天就死掉了。伯尔尽管没有受伤，却发现自己的声名受到了致命损害。在这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中，汉密尔顿和伯尔都成了牺牲品。

尽管这段叙述的全部信息都是正确的，但它那令人敬佩的精练导致了不幸的历史错误。不论如何，若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决斗算得上美国历史上类似交锋中最著名的一例，那么我们就应当能够想象出这个戏剧性的时刻，想象出一个文字内容更加丰富的“决斗”图景。只有更详细的描述，才能让这个被称为“维霍肯见面”的事件，在诸如《O.K.镇大决斗》（Gunfight at the O.K.Corral）或者经典电影《正午》（High Noon）这样备受吹捧的竞争对手面前，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对这种事件而言，简洁的叙述是绝对不行的。因此，为了让这段历史插曲呈现出必要的细节，为了再现当时的场景，我在下文对其进行了全面描述，并试图将所有留存下来与之相关的、无可争议的证据囊括其中。

1804年7月11日，第一道曙光刚刚划破天际，阿伦·伯尔就离开了他靠近曼哈顿南部、位于里士满山（Richmond Hill）上的住所。那天晚上他和衣睡在长沙发上，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毕生都是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如下这句格言的忠实信徒：绅士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只要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自己的风度。因此，伯尔上校——这个军衔是他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骄傲象征——就这样体面地穿着类似丝绸的衣服（实际上是羽绸做的），带着冷淡沉静的表情来到了哈德逊河岸边，就好像一位天生的贵族正在赶赴一次与命运的约会一样。

他的祖父、著名的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曾经说过，我们都是可怜的动物，都不过是悬在永不熄灭的火焰上面不断挣扎的蜘蛛而已。但是，伯尔的一生可谓是一只精明的蜘蛛，他可以让自己跳出地狱般的困境，同时编织好罗网让其他人落网。没有人确切知道，当桨手划着小船，送伯尔及其追随者威廉·范·内斯去对岸时，伯尔心里到底想了什么。后人的判断是，伯尔终于用自己的恶魔之网捉到了汉密尔顿，现在他开始行动，准备杀死自己的猎物了。

与此同时，里士满山北部、靠近如今华尔街的地方，汉密尔顿登上了一艘小船，船上有两个桨手，其中一位是他的医生大卫·霍萨克，另一位则是他的忠实朋友纳撒尼尔·潘德尔顿。与伯尔一样，汉密尔顿穿着得体，脸上带着绅士般的冷傲。他也有自己的荣誉军衔——“汉密尔顿将军”。这个称呼得于他的最后一次任命，即1799年他被任命为新军“督察将军”，这样他的军衔就高于伯尔的军衔。他已经四十九岁了，比伯尔年长一岁。同时，和伯尔一样，他身材矮小，身高为五英尺七英寸，只比伯尔高一英寸，手脚都不大，骨架有些柔弱，但头部和面部非同寻常。他被称作“联邦主义的小狮子”，就是因为他的确比较矮小。

然而，上帝认为按他俩的头颅把他们区分成对立的两极，再合适不过了。伯尔遗传了爱德华兹家族的特点，肤色较深，黑发从前额向后生长，眼睛的黑褐色看起来就像鹰眼和乌鸦眼的混合色。汉密尔顿的肤色则是淡黄色的，眼睛是紫蓝色的，头发是红褐色的，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就像一团摇曳的火焰，伯尔却像一个固定不动的影子。如果说伯尔的整体仪态是压抑的，就好像新英格兰清教主义正挤压、盘绕着他的内心，那么汉密尔顿则好似一股活力四射的能量，这股能量不断地以一次次色彩明亮的爆发来展示自己。

他们不同的家族背景也造就了气质上和风度上的反差。伯尔血统高贵，这让他的贵族式举止显得底蕴深厚、与生俱来。相反，汉密尔顿那种锐气、无畏的风度，是他有意识培养出来以克服自己的贫贱出身。看不起汉密尔顿的约翰·亚当斯曾说他是“一个苏格兰小贩的乳臭未干的私生子”。尽管亚当斯这句话的目的是要侮辱他，但从字面上看，亚当斯的确是正确的。

汉密尔顿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是一个运气不佳的、具有法国血统的美女和一个嗜酒成性、破产的苏格兰商人的私生子。可能是因为他的卑贱出身，汉密尔顿似乎总是要证明自己，他需要向上司证明自己的卓越能力。不论是带领一队步兵攻打约克镇的英军据点（当时他第一个跨过矮墙与英军展开刺刀搏斗），还是向不那么情愿的联邦政府推销自己设计的全国财政计划，汉密尔顿都将现实问题看作个人挑战，看作可以一展身手的目标。这时，他往往会做出略显浮夸的勇敢举动。尽管并不是他提议要与伯尔决斗，但是，汉密尔顿一生中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他以冷静而极度优越的姿态拒绝这种挑战。因此，他之所以默默地穿过哈德逊河沉寂无言的河水，是因为他不认为自己能够拒绝伯尔发出的挑战。

关于汉密尔顿这个时候的所思所想，我们确实知道很多。前一天晚上他草拟了一份个人声明，并将它和自己的遗嘱放在一起。在这份个人声明中，他说自己诚心希望避开这次交锋。他还宣称自己“除了政治分歧之外，对伯尔上校并无任何恶意；而且，政治意见上的不一致，我相信也完全是出于纯粹的、正当的动机”。另外，他决定让自己置身于伯尔的射击之下而不予还击：“我已经下定决心，若我们之间的交锋是按通常方式进行，我相信上帝会很高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保留或射偏自己的第一枪，我甚至打算放弃自己的第二枪，这样就可以给伯尔上校一次冷静思考的机会。”他并不认为这种行为等同于自杀，而是认为这不过又是一场他一定能获胜的、勇敢的赌博而已。

人们通常认为的决斗地点，即维霍肯平原，是具有误导性的。实际上，人们若沿着伯尔和汉密尔顿的路线前进穿过哈德逊河，然后在现在的林肯隧道上游不远处登陆的话，人们将看到一座高150英尺的悬崖峭壁。任何试图翻过这座峭壁的人，到达顶部后都不可能再进行什么决斗了。决斗的真实地点是一个狭窄的平台，大约10英尺宽、40英尺长，离水面只有20英尺。这是个经常发生决斗的地点，因为它相对来说与外界隔绝，而且要到达这里也比较困难。根据事先约定，伯尔一方于早上将近7点时先到。他们一到达就开始清除平台上那些杂乱的灌木和石块。

不久之后，汉密尔顿一方也到了。伯尔和汉密尔顿双方的助手，也就是范·内斯和潘德尔顿一起重新审查了事先约定的见面规则。之所以称作“见面”，是因为决斗在许多州都是非法的，纽约州也是如此。因此，除了早已确定的决斗礼仪之外，那些资深决斗者还发展出了一套难懂的术语，现在我们称之为“否认之语”。这样一来，所有的决斗参与者若事后被法院审判的话，都可以宣称对决斗并不知情。例如，桨手们当时就不被允许走到这个平台上来观看决斗。汉密尔顿的医生大卫·霍萨克，也被要求不得知晓此次决斗的程序。

由于是伯尔向汉密尔顿提出决斗的，因此由汉密尔顿来选择武器。他选择了一对定制的、装饰精美的手枪，这对手枪的主人是他的妹夫约翰·丘奇。除了华丽的外表之外，它们还有两个特别之处。第一，它们已经在两次决斗中使用过了，其中一次发生在1799年，当时丘奇射落了伯尔外套上的一枚纽扣；另一次发生在1801年，当时汉密尔顿的大儿子菲利普，就是在离维霍肯决斗点只有几码远的地方，为了捍卫他父亲的尊严，受了致命伤。第二，它们都内设了一种秘密装置，即可以扣动的微力扳机。若没有微力扳机，要大约20磅的压力才能扣动并射击。配以微力扳机后，就只需要1磅的压力了。汉密尔顿知道微力扳机的存在，但是伯尔并不知情。

这两把手枪是滑膛枪，用的是很大的点54口径子弹。潘德尔顿和范·内斯给它们上膛之后，潘德尔顿对汉密尔顿耳语道：“我是否要设置好微力扳机呢？”汉密尔顿回答说：“这次就不必了。”因此，在伯尔和汉密尔顿准备好去各自的指定地点之前，他俩都带着火力十足却极易走火的武器。若被这样的武器在近距离击中要害，受重伤甚至丧命的可能性极大。但是，滑膛枪固有的射击不精确性，以及启动击锤、点燃火药以将子弹推向目标所产生的强烈震动，都意味着与当时的大部分决斗一样，决斗双方即使受伤，也不可能是重伤。

接着，伯尔和汉密尔顿来到平台中央，听取对他们的最后指示。汉密尔顿作为被挑战方，优先选择位置。他选择了上游方向或者说靠北的那边。这可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因为早晨的阳光和河面反射的阳光会正面照射在他的脸上。按规定决斗双方必须相隔十步远，因此他俩几乎都到了这个平台的边缘。根据事先约定，当两个决斗者都准备好时，潘德尔顿会说“举枪！”，接着两个人都可以举起手枪，朝对方射击。若其中一人开枪先于另外一人，那么未开枪一方的助手会说“一、二、三，射击！”若决斗者在这之后还是没有开枪，那么就丧失了一次机会。当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双方都射击但均未击中对方时，双方则要开会决定，是继续下一轮决斗，还是认定决斗的光荣义务已经完成。

在到达指定位置之后、发出最后命令之前，汉密尔顿要求先暂停一会儿。他从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了眼镜，调了调后戴上。然后，他逆着炫目的阳光，眯起眼睛，举起手枪，对着几个假想目标做瞄准动作。最后，他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整个过程中，伯尔都耐心、冷静地等待着。没有证据表明，伯尔知道汉密尔顿放弃第一次射击或故意射偏的意图，而且，汉密尔顿在这个最后时刻的举动，显然似乎并非出于善意。若他不想击中伯尔，为什么要戴眼镜呢？这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是一个更难解的谜。实际上，关于之后四五秒时间的各种矛盾的叙述，可以作为后现代主义观点的证据：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客观真实，历史真实不过是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谜和无数不确定的观念。为了让我们的叙述沿着一开始就确立的无可争议的路线继续下去，我们现在必须跳过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在叙述完这段历史插曲之后，再回过头来探讨这四五秒钟的情况。

人们听到了两声枪响，汉密尔顿被击中了。那颗一盎司重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肋，形成了一个直径两英寸的洞，这个洞离臀部四英寸。子弹击毁了他的胸腔，从肋骨上弹离，接着向上穿过肝脏和横膈膜，击裂了第二节腰椎，并最终停留在那里。即使利用现代医学的全部知识，汉密尔顿体内受到的伤害也足以让他死亡，最乐观的情况也不过是终身残疾。考虑到当时医学的局限，汉密尔顿根本没有任何生还的希望。汉密尔顿也立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当霍萨克医生冲过来检查他的伤势时，他平静地说道：“这是个致命伤，医生。”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与此同时，伯尔似乎有些惊讶，并对自己开枪射击造成的后果感到懊悔。他冲向倒下的汉密尔顿，但是范·内斯拦住了他，并且引领他离开现场，向划艇走去。整个过程中，内斯都用一把伞遮住伯尔，这显然是出于否认知悉决斗的目的，以使汉密尔顿一方可以在法庭上宣称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沿着那条通往河边的路走到一半的时候，伯尔停了下来，坚持要回去看一下。他央求道：“我必须回去，和他说上几句话。”但是范·内斯拒绝了他的要求，继续领着他上了船，穿过河面，回到了纽约市。

霍萨克几乎认为汉密尔顿就要死在现场。然而，经过几分钟的抢救之后，失去意识的汉密尔顿开始正常呼吸了。因此，他们抬着他来到了河边。在回去的途中，汉密尔顿曾经醒过来一次，对霍萨克咕哝着：“潘德尔顿知道我第一次并不想射中伯尔上校。”当一个桨手想移开汉密尔顿的手枪时（当时手枪放在椅子上），汉密尔顿警告他说：“小心这把手枪。它还没有退膛，扳机还没有扣下去。它可能会走火伤人。”这显然意味着汉密尔顿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把枪已经开过火了。到达靠近纽约市那边的河岸后，他们抬着汉密尔顿来到附近的詹姆斯·贝阿德家中。贝阿德是汉密尔顿的老朋友，也是他的政治追随者。在那里，霍萨克给他用了大量的鸦片酊，然后就只能束手无策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汉密尔顿在1804年7月12日下午两点溘逝，当时他的周围有纽约市大主教本杰明·摩尔、大卫·霍萨克、妻子伊丽莎白和七个不幸丧父的孩子。

两天后的葬礼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哀悼活动。红木棺材由汉密尔顿的那匹灰马拉着，空荡荡的马鞍上横放着汉密尔顿的靴子和马刺。棺材后面是他的妻子和孩子、纽约市的政治和法律领袖、哥伦比亚学院师生、银行总裁、陆海军军官、地方神职人员和外国显要人物。此外，还有几百名普通市民跟随在他们身后。汉密尔顿一家的老朋友、联邦党人加瓦尼尔·莫里斯，在人潮涌动的三一教堂发表了葬礼演说。

公众的普遍看法是，伯尔残酷无情地谋杀了汉密尔顿。报纸上充斥着反伯尔论调，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新闻文章编造出各种看法（比如伯尔当时为这次决斗特别制作了一套衣服，这套衣服的布料可以使子弹发生偏转），还添油加醋地讲述了一些戏剧化的阴谋情节（例如，当汉密尔顿的遗孀和孩子为汉密尔顿的死而悲痛欲绝时，伯尔所表达的唯一遗憾就是，他当时没有击中汉密尔顿的心脏）。一幅决斗的蜡制品将当时的场景刻画成汉密尔顿遭到了伯尔和一个躲藏起来的共犯的伏击，中弹身亡。蜡制品底部的说明文字是这样的：

哦，伯尔。哦，伯尔。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开枪打死了伟大的汉密尔顿。

你躲在一片蓟丛后面，

鬼鬼祟祟地伸出一支大口径手枪，

置他于死地。

由于当时面临着因决斗和谋杀而定罪的危险，由于报纸编辑们将他比作本尼迪克特·阿诺德这样的叛国贼典范，由于牧师们都在布道中称他的行为是中世纪正义观念的粗暴再现，伯尔灰溜溜地逃离了纽约，声名扫地，马不停蹄地逃往佐治亚州。

因此，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汉密尔顿得到了安葬，而且变成了具有传奇色彩的烈士；伯尔偷偷溜出纽约，最终在美国西部有了一番奇异经历，然而在政治上已经被人遗忘了。这似乎是我们试图再现“决斗”这幅著名历史图景的最恰当结局了。

当然，前面叙述中缺漏了两次枪响之间的四五秒钟时间。推迟对这个最重要时刻的分析，不仅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根本就没有一致意见，而且也与我们的叙述所基于的唯一证据——那场辩论——的历史时间相符。也就是说，在决斗发生不久之后，决斗现场的目击证人之间发生了一场言语决斗。这种决斗起初主要发生在潘德尔顿和范·内斯之间，然后就不可避免地扩大到支持汉密尔顿和支持伯尔的人之间了。这些人的叙述充斥着当时的报纸和传单，他们各自都找出证据来佐证己方观点。

然而，就在事后对决斗的不同叙述最终变成另一场决斗之前，两位目击证人潘德尔顿和范·内斯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这份声明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汉密尔顿和伯尔都严格遵照决斗规则行事，因此尽管决斗本身是违法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正人君子之道。在说明这一点的过程中，潘德尔顿和范·内斯在几个重要细节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这几个细节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们给我们理解具体事实经过带来了一丝光亮。

首先，潘德尔顿和范·内斯同意，两个人都开枪了。有两次枪响，而不是一次。这是一个需要确立的重要事实，因为汉密尔顿的朋友对这次决斗的多种叙述，都想当然地认为汉密尔顿根本就没有开枪。这很显然受到了汉密尔顿在决斗之前写下的决定不向伯尔开枪的影响。由于霍萨克和桨手们都听得到枪响，即使他们看不到，因此这一点是不大可能错的，除非当时两次射击是同时发生的。而潘德尔顿和范·内斯都认为，两声枪响并不同步。

这就将我们引到了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共识上——两声枪响之间的确间隔了“几秒钟”。至于到底是几秒钟，他俩意见不一。然而，他们确实一致认为，两声枪响之间的时间间隔是可以明显辨别的。其中一个人先开了枪，而另一人则故意等了一点时间，然后再开枪。这两声枪响不是在瞬间同时发出的。

就这些达成一致意见的方面来看，要完全解释汉密尔顿一方对决斗的叙述，并不那么容易。汉密尔顿一方的关键点是，伯尔先开了枪。如果我们赞同这个假设前提（潘德尔顿和汉密尔顿的追随者认为事实就是这样的），那么，既然汉密尔顿来维霍肯决斗时已经下定决心不向伯尔射击，他就不可能先开枪。相反，是伯尔在汉密尔顿还举着手枪的时候，开了枪。接着，伯尔射来的子弹给汉密尔顿带来的冲击让他扣在扳机上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从而射出了子弹。但是，子弹却越过了伯尔的头顶，没入了树丛中。范·内斯宣称，自己曾在第二天重返那个决斗平台，发现伯尔站立点后方约4英尺远、12英尺高的地方，一棵雪松的一根树枝被打断了。这种叙述和汉密尔顿后来在船上说的话相吻合，当时他似乎认为自己的手枪中还有子弹。显然他没有意识到伯尔的射击已经让他不经意间也开了枪。然而，若我们接受汉密尔顿一方的叙述，又应该怎样解释两次枪响的时间间隔呢？如果汉密尔顿一方的说法是正确的，两次枪响就应当几乎是瞬时同步发生的。

尽管伯尔一方的叙述也有问题，但与前文提到的目击证人达成一致的内容更相容。根据范·内斯的说法，汉密尔顿瞄准了伯尔并先开枪射击，但是射偏了。接下来伯尔停了大约“四五秒钟”，让汉密尔顿周围的烟雾消散，同时他也在等潘德尔顿开始说“一、二、三，射击”。但是，潘德尔顿当时只关注汉密尔顿的情况了，根本就不记得要在这个时间里说什么。这样，伯尔自作主张地开枪射击，而不是放弃射击。汉密尔顿应声倒下。范·内斯坚持自己对事情经过的看法：“我认为，当时能听到枪响的人都认同，两声枪响之间有时间间隔。大家还认同的是，汉密尔顿将军在伯尔先生开枪的瞬间就倒下了。这与那种称伯尔先开枪的说法相矛盾。”范·内斯继续说道：

就谁开了第一枪而言……我是最有信心的。若人们还存有任何疑问的话，那么这种疑问也将因下面的情况而烟消云散：当汉密尔顿将军开枪时，我注意到伯尔先生的身体抖动了一下，或者说轻微晃动了一下，我当时认为他肯定被击中了。但当我马上看到他仍岿然不动地站在原地时，我想他受的伤可能不是那么严重。带着他已经受伤的印象，后来我有机会问他被击中了哪里。当我向他解释我认为他受伤的原因时，他说当时站在了一颗石子或者一块木头上，让他感觉痛，脚踝也扭伤了。

换言之，伯尔对汉密尔顿射击的反应是向后退缩和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事后他为了表明自己当时并没有丧失镇定，于是就将之怪罪于脚下的一颗石子或者一块木头。

尽管伯尔一方的描述听起来颇有道理，尽管更符合两次射击间有短暂间隔的判断，但还是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如何解释后来上船之后，汉密尔顿对潘德尔顿和霍萨克说他根本就没有开枪，而且当时他显然是出于诚挚的信念呢？其二，若汉密尔顿确实向伯尔射击了，如何解释伯尔后方的一根雪松树枝被打断了呢？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合理且非常有说服力的答案，而这个答案将使我们能够合理但更具猜测性地回答第一个问题。这个可能解开决斗谜团的关键答案是，双方都在利用对自己有利、具有误导性的假设来组织叙述。汉密尔顿一方需要将倒下的汉密尔顿塑造成一名烈士：到达维霍肯时，汉密尔顿已经下定决心吃伯尔的子弹而不回击。伯尔一方则需要宣称他们的英雄在当时的举动是体面的，是完全符合决斗规则的，而且在差点丧命于汉密尔顿的子弹的情况下，他不过是以眼还眼，瞄得更准罢了。汉密尔顿一方需要歪曲交火过程，以维护汉密尔顿死后的显赫声名。而伯尔一方则需要歪曲汉密尔顿那令人起敬的意图，为伯尔做出的致命反击提供正当性。极有可能的是，两方都曲解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汉密尔顿确实是有意识地开了枪，而且是先开枪的。但他故意不瞄准伯尔，让子弹射向伯尔身后上方的雪松。这样，虽然他没有保留自己的第一枪，但确实故意射偏了，从而遵守了他在决斗之前写下的决心。同时，不了解汉密尔顿想法的伯尔，确实知道汉密尔顿的子弹已经呼啸地从他的头顶飞过，击中了他身后的雪松。根据决斗规则，伯尔此时做出反应，瞄准汉密尔顿的要害并开枪射击，是完全合理的。

但他真的是这样做的吗？这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明确回答的问题。可以说，在那个重要时刻，这个秘密就已经永远锁在伯尔那谜一般的心里了。但还要考虑以下一些间接证据：杀死汉密尔顿，伯尔不仅得不到任何东西，反而会丧失一切。当时他肯定知道这一点，而且事后发展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伯尔对汉密尔顿应声倒下的主要反应，如潘德尔顿和范·内斯描述的那样，明显是惊讶和后悔，后来还坚持要和负伤的汉密尔顿说话。此外，在决斗前协商时，当汉密尔顿一方提议让大卫·霍萨克担当双方的医生时，伯尔同意了，说一个医生就足够，随后又补充道：“甚至连医生都不必要。”当决斗者希望让对方轻微受伤时，他们最经常瞄准的是臀部和腿部。因为偏离了大约二三英寸，伯尔的子弹未能仅造成汉密尔顿臀部的皮肉之伤，而是击中汉密尔顿的肋骨后反弹，从而击伤了他的要害器官。

到了最后，我们还是无法下定论。极有可能的情况是，伯尔内心郁积的对汉密尔顿的憎恨当时已经达到极点，以至于当那个人站在自己的视野之内时，伯尔根本就无法理性计算自己的得失。几乎可以肯定，也与所有可以获得的证据相吻合的是，汉密尔顿先开枪了，但故意射偏。他在船上说手枪中依然有子弹的唯一合理解释是，他当时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或者，可能性更小一些的是，这是潘德尔顿和霍萨克编造出来支撑他们对决斗的叙述。有可能但无法获得相关证据的是，伯尔自己也射偏了。也就是说，他那致命的一枪是一次意外。实际上，伯尔一方的叙述最能解释疑问的特征之一是（这个特征提高了该方叙述的总体可信度），该方认为伯尔是经过思考之后才有意识地开枪。（若想减轻伯尔的罪责，为什么要强调两次射击之间的时间间隔呢？）在瞬时即逝但致命的几秒钟，伯尔脑海中的想法能够解开人们对其个人品格的全部疑问。但是，这些想法和伯尔的大部分隐秘想法一样，永远地遗失了。

我们集中精力讨论决斗平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汉密尔顿一方的叙述在历史记载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而这种叙述却极可能是错误的。当我们顺藤摸瓜地来挖掘这个历史插曲中的事实因素时，不经意间忽略了一个最明显的问题。这两位美国著名政治家为什么要到那个平台上来？没错，他们之所以到了那里，是因为伯尔向汉密尔顿发起挑战，而汉密尔顿认为，若拒绝伯尔，自己的名誉将会受损。问题是，汉密尔顿到底做了什么而激怒了伯尔？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两个人都甘愿冒这么大的风险？

对此，最简明的答案是，正如真正决斗之后发生了言语决斗一样（这场决斗的最终获胜者是汉密尔顿的追随者），决斗之前也发生过言语决斗，而在这次决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则是伯尔。更详细一些的答案是，两人在决斗之前进行的言语交锋是长期个人敌意和政治分歧的高潮。这种敌意和分歧是共和国早期那种超动力政治文化的自然产物，而且事后看来，几乎是必然产物。

毫无疑问，决斗之前的那场言语交锋是伯尔先开火。1804年6月18日，伯尔让汉密尔顿注意两个月前发表在《奥尔巴尼快报》（Albany Register）上的一封信。这封信的作者是查尔斯·库珀博士，他回忆了汉密尔顿在1803年2月的一次指责伯尔的演说。伯尔当时正在竞选纽约州州长，汉密尔顿攻击他不够资格。汉密尔顿到底说了些什么，库珀并没有细说。然而，信的结尾这样写道：“我可以细谈汉密尔顿将军表达过的认为伯尔先生更卑劣的看法。”让伯尔感觉被冒犯的是“卑劣”这个词。伯尔要求汉密尔顿解释或者否认这个词：“尊贵的先生，你可能也认为有必要马上不附任何条件地确认或者否认，曾经使用过任何足以让库珀博士提出此种说法的任何言语。”

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伯尔的要求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导致了那场致命决斗。然而，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库珀的信和伯尔的要求中，都没有提到汉密尔顿到底说过哪些中伤之语。毫无疑问，“卑劣”绝不是什么恭维之词。它到底所指何物，或者汉密尔顿到底说了伯尔什么，却是不清楚的。这种指控的核心完全是空洞的。因此，在这个时刻，汉密尔顿必须做的就是否认说过任何关于伯尔的、可以被称作“卑劣”的话。汉密尔顿还可以说，新闻界将这种可鄙的暗示归咎于他，他个人表示万分遗憾。这样，伯尔除了接受这种解释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了。

然而，汉密尔顿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实际上，他利用这种冒犯性言论的内在模糊性，来回避对伯尔做出任何正面回答。他解释道：“我做出任何在您看来必要的承认或者否认，都会显得不合时宜。”而且，那个关键词“有无数含义，从最光明正大的到最黑暗可耻的，应有尽有。我们如何能判断该词所指的程度呢？”在对语法和句法的多样性进行简要论述之后（这种论述就是为了激怒伯尔），汉密尔顿开始进攻。他感到自己必须“从原则上”反对“接受因别人推断或引申我说的话而进行的调查。此种推断或引申可能是他人在我十五年的政治生涯中，从对任何一个政治对手所说的任何话中摘录出来的”。因此，伯尔写给他的信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因为信中提出傲慢要求的理由“含混不堪，您居然据此给我写了这封信”。汉密尔顿确信，若伯尔恢复了理智，“您将以和我一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事件”。如果伯尔无法恢复理智，那么“我只能对此表示遗憾，并甘愿接受任何后果”。假如伯尔的目的是要以决斗来威胁汉密尔顿，那么，汉密尔顿可不是那种会消极屈从于这种威胁的人。他会发出自己的威胁。

在汉密尔顿寄出这封信的一瞬间，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他不仅错过了否认自己对伯尔说过冒犯性话语的机会，还以轻蔑的语调和毫无必要的挑衅性威胁，加剧了言语攻讦。伯尔的回复简洁锋利。“经过认真的考虑，”他写道，“我发现您坦言珍视的诚实与优雅风范，在您的信中没有丝毫的体现。”然后，他将这种攻讦提升到更激烈的层面：“我原来相信，军人的坦率和绅士的真诚会让我看到一份直率的声明。”但是，将此种希望寄托于汉密尔顿这样一个口是心非的人身上，无异于与虎谋皮。汉密尔顿缺乏“敢做敢当的精神和宽宏大量的胸怀”。

此外，汉密尔顿的抱怨——他不可能记住在“过去十五年的政治斗争生涯”中说过的每一句话——不经意间又打开了另一个新的、更大的冲突领域。在给范·内斯的指示中（这次决斗中范·内斯是伯尔的代表），伯尔解释道，库珀那封信是汉密尔顿诽谤他的最近事例。伯尔宣称，尽管被政敌攻击时，他总是尽力保持克制，然而“汉密尔顿先生却从来没有任何友好的表示。几年中，他的名字总是被用来支持对我的恶意诽谤”。实际上，两年前，伯尔称自己曾因为汉密尔顿不断污蔑自己的人格而与他交涉过，当时汉密尔顿承认自己言语不慎。尽管汉密尔顿道了歉，而且明确承诺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但不久后他又重新开始了对伯尔的诬陷。根据伯尔的说法，最近这次事件只是表明，汉密尔顿的诽谤行径已经无可救药。现在，“这些事情必须有个了结”。

结果是，伯尔此时要求汉密尔顿做出的补偿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让汉密尔顿在报纸上发表简单声明了。范·内斯于1804年6月25日转达了伯尔提出的新条件：“伯尔上校要求汉密尔顿将军公开否认，在他的各种谈话中，曾经有过任何损害伯尔先生的意图。”伯尔现在已经要求汉密尔顿对此前所有的轻率言词做出全面道歉。他承认自己提高了要求，但是考虑到汉密尔顿傲慢的回避态度，“现在必须比最初做出更多要求”。

这时，潘德尔顿已经作为汉密尔顿的代理人介入了谈判。他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事实上，这也是决斗规矩所要求的——来找到一个打破僵局的办法。在潘德尔顿的敦促下，汉密尔顿同意发表一份声明，否认记得库珀在信中提及的任何针对伯尔品格的谈话。那次谈话，按照他现在的记忆，“纯粹是对政治原则和伯尔上校观点的一些评论……根本就没有提及伯尔先生过去的任何行为或个人品格”。汉密尔顿认为强调一下他的核心意思是必要的，“库珀博士提到的那次谈话完全是关于政治话题的讨论，我并未谈及伯尔上校有过任何不体面的行为，更未提及其个人品格”。

严格说来，汉密尔顿的退让应当让整个事件平息下来。当时，名誉纷争应当只包含人身攻击。至于政治或者意识形态上的歧见，不论分歧有多深，也完全落在一个绅士可以要求对方做出补偿的范围之外。汉密尔顿对人身攻击和政治批评做出区分，目的就是要让他与伯尔之间的争议由一个荣誉问题转变为一个政见分歧问题。从技术上来说，根据决斗规则，伯尔应当接受汉密尔顿相当于道歉的解释。

现在伯尔已经气血上涌了。若汉密尔顿早些时候对人身攻击和政治批评做出区分，这个事件可能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现在除了全面、无条件地对此前关于其个人品格和政治观点的所有言论道歉之外，伯尔是不会满意的。“现在，单纯的否认或者声明已经不顶用了，”范·内斯解释道，“除非这种否认或声明是全面的，可以完全打消人们的这种观念：那些有损伯尔上校名誉的谣言是从汉密尔顿将军那里开始的，或者是从他所说的话正当引申出来的。”汉密尔顿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他必须进行一揽子道歉。“以不具体指明时间和地点的方式，撤回或者否认所有此类声明，或者否认有任何指责伯尔上校的意图，”范·内斯最后说道，“是汉密尔顿将军可以做的唯一补偿。”此后，当双方通信中的这部分内容被公开时，脾气古怪的弗吉尼亚州政治家、决斗老手约翰·伦道夫评论道，汉密尔顿当时已经成了“一只垂死挣扎的狐狸”，伯尔则是“一只健壮的老猎犬”，坚决要捕获它的猎物，“要坚定不移地追捕下去……绝不让自己被引开或者迷惑”。

正如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决斗最终都不是以死亡或严重受伤结束的那样，那个年代中大部分荣誉问题的谈判，最终也不是以决斗结束的。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的争论注定要在这两个方面都成为例外。当伯尔将要求扩展到他的整个政治生涯，接着又拒绝接受汉密尔顿对人身攻击和政治批评的传统区分时，汉密尔顿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困境。双方又交换了更多信件，这个过程中潘德尔顿一直在寻找一个体面的退出途径。他抗议说，伯尔的要求“已经改变很多了，并扩大了原来提出要求的基础”，实际上是要求汉密尔顿为“自他与伯尔认识之日起出现的任何谣言负责”。但是伯尔没有退让，反而再三强调汉密尔顿十多年里“说的那些有损他名誉和荣誉的话”，要求他做出无条件的道歉，而汉密尔顿所坚持的区分和限定“就是他确实给我造成了那些伤害的证据”。1804年6月27日，伯尔的耐心已经耗尽。“双方往来通信的时间已久，这就证明令我方满意的补偿……是不可能获得的，”范·内斯解释道，“他认为除了我在这里有幸传达的简单信息之外，再提出任何其他建议都是徒劳无功的。”这个简单的信息是：“到维霍肯见面。”

汉密尔顿要求推迟这次见面，这样他可以完成一些尚未完成的法律事务，并且安排好个人事务。两个人都立下了遗嘱，留下了让我们看到当时他们内心图景的足够证据，尽管这种图景上弥漫着一层迷雾。伯尔给他心爱的女儿西奥多西娅和她丈夫写了信，并让女儿承诺会继续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古典文学。接着，伯尔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若发生了任何未预见的事情，他的女儿和女婿一定要将他的敬意转达给他以前的情人——当时她已婚，住在古巴。

7月4日，在辛辛那提协会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独立日宴会上，伯尔和汉密尔顿坐在同一桌。艺术家约翰·特朗布尔也在场，他叙述了当时的情景：“他们奇怪的举止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伯尔一反常态，一直沉默不语，脸色阴暗、愁眉不展。而汉密尔顿则兴致盎然地加入宴会中来，甚至还唱了一支老军歌。”汉密尔顿唱的是《沃尔夫将军之歌》，据称这支歌是沃尔夫这位杰出的不列颠将军于1759年光荣战死在魁北克外的亚伯拉罕平原的前一天写下的。因此，这支歌就成了一支不祥的预言之歌，特别是如下一节：

为什么，士兵们，为什么

我们忧郁伤怀，朋友们？

为什么，士兵们，为什么？

我们的使命就是死亡！

什么！叹气？呸！

去他妈的害怕，继续饮酒作乐吧，朋友们！

不是他，就是你，要么就是我。

汉密尔顿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发生了几件同样让人感到辛酸的事情，尽管在决斗马上就要到来时人们才意识到这一点。7月3日，也就是辛辛那提协会举行宴会的前一天，汉密尔顿在自己的新农庄举行了一次宴会。赴宴的客人包括威廉·肖特，他曾在巴黎担任托马斯·杰斐逊的私人秘书，是杰斐逊的终身门生。被邀请的人还包括阿比盖尔·亚当斯·史密斯及其丈夫，他们是约翰和阿比盖尔·亚当斯夫妇的女儿和女婿。杰斐逊是汉密尔顿的主要政敌，亚当斯则是他在联邦党内的最主要反对者，汉密尔顿曾经公开宣称亚当斯精神错乱，根本就不适合担任总统。从对客人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汉密尔顿以这种方式向人们声明个人攻击和政治批评并不等同。大约同一时间，他还为长子写下了《论谨慎》一文。这篇文章说，若谨慎“算不上什么杰出的美德……它至少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美德”。接着，他写下了自传式的警告：“有时候最杰出的人就是因为缺乏这种美德而黯然失色，或者无法获得他们本应获得的成功。有待养成这种美德的人，还易于结下众多敌人，而且有时候还会陷入……莫大的困境和险境之中。”

所有这些都表明，就要到来的决斗让汉密尔顿重新思考自己过去秉持政治异见的激烈程度，以及在高度个人化的辩论中所表现出的不谨慎。那些倾向于从汉密尔顿的最后一些日子中寻找自杀意图的人，可能会对此类花絮大做文章。然而，外人可见的、可获得的主要证据，不过表明了汉密尔顿正在质疑自己那种过分张扬的个性，这种个性在一定程度上让他陷入了今天的僵局。汉密尔顿并不认为去维霍肯与伯尔见面就意味着他要见上帝了。但是隐约迫近的受伤甚至死亡的危险，使他将注意力放在了自己那种好挑起事端的处世风格之上。他并不是想自杀，而是感到后悔；他脑海中出现的不是死亡，更多的是反省。

然而，这种后悔和反省并没有出现在阿伦·伯尔身上。这里我要列举的证据，根本就不需要人们做出什么猜测或者费尽心思的细致分析。汉密尔顿写下了《关于即将到来的决斗的声明》来回答人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成熟而杰出的政治家，怎么会受伯尔驱使，最终与其相距十步之遥玩相互射击的幼稚游戏呢？“这个事件具有内在困难性，”汉密尔顿在他的声明中写道，“这种困难根植于现实。不可否认，我对伯尔上校的政治原则、个人品格和观点的指责一直都是非常严厉的，以至于对这位绅士的某些具体私人行为也进行了非常不受欢迎的批评。”换言之，伯尔称汉密尔顿多年以来一直在诽谤他，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伯尔上校要求我做出全面的、无条件的否认声明，我是无法做到的”。他若道歉，就势必撒谎。最终，让汉密尔顿无法道歉或者收回以前说过的话的原因是，汉密尔顿坚信自己对伯尔的全部指责都是正确的。“我并没有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不可靠的推断而责难他，”汉密尔顿最后写道，“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有理有据的。”

这么一来，那个重要问题——这两位著名政治家为什么要到维霍肯见面呢——的答案就比较清楚了。伯尔之所以到达决斗地点，是因为汉密尔顿在他们重叠交叉的职业生涯中一直诽谤他。尽管此前承诺不再进行类似的诽谤，但汉密尔顿还是本性难移。伯尔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汉密尔顿之所以到那里，是因为他无法真正否认伯尔的指控，他相信自己的言论把握了这个人的品格核心。而且，汉密尔顿还相信，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要在未来的公共事务危机（这种危机看起来是很可能发生的）中发挥自己的能力。不论是以这种能力来抵御伤害还是从事善行，都很可能受到社会公众对决斗这件事的偏见的影响”。换句话说，他如果不回应伯尔的挑战，就相当于否认自己已经广为人知的信念，进而可能会丧失他所仰仗的那些政治同僚的尊敬。这无异于要他退出公共生活，而他还没有打算这样做。如果说伯尔是带着沮丧去维霍根，那么汉密尔顿则是带着雄心和不安全感。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意味着汉密尔顿变成了日渐衰微的联邦主义事业的烈士，伯尔则成了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以来最为人不齿的全国政治领袖。实际上，决斗后不到一年，伯尔就与不列颠官员进行了秘密接触，这种接触的目的是要占据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大部分，使其落入不列颠的控制之中，并由伯尔担任这片土地的总督。或许伯尔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他已经被人们看作又一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了，何不好好享受一下类似叛国行为所能带来的丰厚果实。

同时，牧师、大学校长以及其他一些自封的公共道德代言人，利用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决斗，在北部各州发动了一场反对决斗行为的运动。曾经虽然非法但很光荣的决斗，不久前还萦绕着贵族式魅力，披着中世纪武士的盔甲，现在却被人们看作一种病态的仪式：那些所谓的绅士在这种仪式中相互开枪射击，双方的幼稚与不成熟尽显其中。尽管当时决斗在南方被保留下来，而且还以更加平民化的连续射击形态存在于西部边疆，但伯尔与汉密尔顿决斗的污名，让决斗行为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这并不是说决斗会完全消失，决斗还会因某些非理性的欲求而苟延残喘：这些非理性欲求藐视任何文明的约束，在边疆地带、地下犯罪世界和少数民族聚集区盛行不衰，这些地方的法律权威根本就不名一文。然而，伯尔和汉密尔顿的决斗，确实使潮流转到了反决斗的一边，因为这次决斗为决斗反对者们提供了一个聚焦点，并且提供了决斗是自我毁灭的生动教训。伯尔和汉密尔顿的决斗之所以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并蒙上传奇色彩，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警告人们不要进行决斗的最难忘的事例。

然而，它的传奇地位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将此次事件称为“决斗”而不用担心别人会混淆、误解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决斗双方的显赫地位。伯尔是联邦政府的第二号人物，汉密尔顿则是继乔治·华盛顿之后，联邦党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此外，汉密尔顿的拥护者还会加上一点：他是以华盛顿为象征的政治能量的知识源泉。他们之间的交锋，代表着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中非暴力对抗模式的一次短暂崩溃。

其他国家在民族主义运动之后，比如法国、俄国的革命运动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独立运动，取得成功的革命领导层都开始以大规模杀戮来打击报复，而且这种杀戮往往达到了种族大屠杀的程度。但是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的冲突，尽管激烈却并未流血，国家独立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并没有使它将自己的孩子吞食掉。伯尔和汉密尔顿的决斗构成了这个一般规则的唯一例外。或许这就是亨利·亚当斯以其独特的风格描述这次事件时的所思所想：“夏日早晨的阳光照射在岩石堆叠、树木散布的高地之上，河水宁静安详，天空淡泊遥远，隐藏着所有的……道德阴暗、双重背叛和政治绝望。”他将这个时刻称为“合众国早期政治最引人注目的时刻”。

在亨利·亚当斯看来，使决斗如此引人注目的并不是纯粹私人争执所带来的沉痛后果，而是其政治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念，它们让这次交锋显得那么沉重，那么具有象征性。除非能够恢复合众国早期遗失的价值观念，正是这些观念的遗失使伯尔和汉密尔顿互不信任、相互憎恨，否则人们不可能把握这次决斗的全部意义。这次决斗牵扯了更多东西，远不止这两位争夺个人荣誉的野心政治家那悸动的自我。汉密尔顿认为——他有大量的理由来支持自己的这个观点——这关涉尚在襁褓之中的合众国的生死存亡。理解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想法，是理解这次决斗的核心意义的关键所在。

当伯尔最初要求道歉时，汉密尔顿拒绝道歉，称自己不可能记住过去十五年中说过的每一句关于伯尔的话。实际上，从年轻时担任大陆军军官算起，伯尔和汉密尔顿相识几乎有三十年了。汉密尔顿所说的“十五年”是对他们成为政敌的历史的精确估算。两人之间的敌意产生于1789年，当时伯尔在协助汉密尔顿竞选纽约州州长之后（汉密尔顿失败了），从新任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那里接受了纽约州司法部长的职务。伯尔在忠诚于谁这个问题上的快速转变——这是伯尔政治生涯中多次类似行为的第一次——引起了汉密尔顿的注意，致使他发表了第一次有记录的斥责伯尔的言论，他认为伯尔是个缺乏政治原则的人。

若说第一次关系破裂发生于1789年的话，那么真正的决裂则在两年之后。1791年，在竞选美国参议员的过程中，伯尔击败了汉密尔顿富有的岳父菲利普·斯凯勒——他通常被人们视为汉密尔顿的支持者。当时纽约州宗派式、准封建式的政治生活中派别林立，各个派别联合起来将在任的菲利普·斯凯勒赶下了台。两人的关系自此就每况愈下了。伯尔利用自己在参议院的地位来反对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然后又对纽约州内一次有争议的（可能是非法操纵的）州长选举做出了对汉密尔顿支持的候选人不利的决定。因此，汉密尔顿于1792年反对伯尔竞选副总统，两年之后又成功阻止他被提名为美国驻法国大使。最具戏剧性的冲突发生在1800年，当时伯尔与杰斐逊共同参加总统竞选。伯尔作为杰斐逊的竞选搭档，拉来了纽约州选举团的大多数选票，最终使杰斐逊竞选获胜成为可能。由于选举团选举出现了巧合（这种巧合已经被第十二修正案修正），伯尔和杰斐逊得到了相同数量的选举团票，这样就无法确定到底是谁获胜，致使选战最后打到了众议院。汉密尔顿游说众议院的联邦党人议员，让他们支持杰斐逊而不是伯尔。这个举动可能对最终结果有着决定性影响。最后，1804年，在纽约州州长竞选中，汉密尔顿又成功阻止伯尔竞选一个他本来就没有希望获得的职位。

简要回顾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的敌对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背景知识，但是要充分明白伯尔最后为什么会提出那些指控，以及汉密尔顿为什么私下承认这些指控是正当的，我们就必须知道，汉密尔顿究竟具体说了伯尔些什么。这整个期间，汉密尔顿结下了大量政敌，他对他们提出了极端严厉的批评（反之亦然）。实际上，汉密尔顿的主要政敌是杰斐逊而非伯尔，其次是约翰·亚当斯。这不仅符合逻辑，也符合政治，因为杰斐逊是当时处于反对党位置的共和党的名义领袖，而亚当斯则是联邦党内温和派的领袖。这些人认为汉密尔顿的政策有时候过分了，而且他那种好炫耀卖弄的处世风格总是令人不快。但是在汉密尔顿的无赖名册中，伯尔总是占据着头号位置；汉密尔顿对他的评价，确实非同一般。

汉密尔顿对杰斐逊的主要指责是，他是一个秉持一套误导民众的政治原则的空想政治家；对伯尔的主要批评是，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原则。伯尔是“毫无原则的，不论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还是私下里，都是如此”。汉密尔顿宣称：“这个人唯一的政治原则是，利用一切机会爬上全国政治的最高层，现实能让他爬多高，他就会爬多高。”汉密尔顿对伯尔品格的零星指控几乎也是同一腔调：“在私人生活中毫无原则，在经济上陷入绝望之境”“日常举止是暴君式的”“已经无可救药了”。这些言论都散见于汉密尔顿1790年代的书信中，而且它们可能不过是他向联邦党同僚表达的、未记录的对伯尔全部评论的一小部分。

汉密尔顿对伯尔全面且记录更完整的指责发生在1800年末和1801年初，当时众议院正在就伯尔和杰斐逊的总统竞选僵局进行辩论。每个人都知道杰斐逊是汉密尔顿不共戴天的政敌；杰斐逊简直就是上帝安排的让汉密尔顿难以捉摸的人物，其使命就是颠覆汉密尔顿旨在建立一个强大联邦政府的宏大计划。因此，汉密尔顿对杰斐逊的强烈支持，并称“目前来看并不是一个那么危险的人”，而且拥有“还算正直的品格”，都不过是他蔑视伯尔的潜台词。“至于伯尔，则几乎一无是处，”汉密尔顿这样说道，“甚至他最亲密的朋友也对他的个人品格不敢苟同。除了打劫国家，他无法在经济上翻身。除了个人扩张之外，他的政治原则没有任何其他源泉或目标……只要可能，他肯定会搅乱我们的制度，以获得永久权力和随之而来的财富。他就是美国的喀提林。”

我们有必要在汉密尔顿提到喀提林的地方做个短暂停留。一方面是因为当代读者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以至于无法把握他的意思；另一方面在于独立战争那一代的政治领袖们对这个词是如此熟悉，以至于根本就不需要做什么解释。将伯尔比作喀提林，汉密尔顿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终极指控。喀提林腐化堕落、奸诈阴险，几乎颠覆了罗马共和国；其举止作风放肆、浪荡，致使西塞罗发表关于美德的演说，这次演说被数代美国学生熟记于心。共和国早期的政治领袖中，没有人需要被提醒喀提林到底是什么人。他才华出众，却是共和政府的恶意颠覆者。如果独立战争那一代的每位政治领袖都自认为是古代希腊或罗马英雄的当代化身，那么华盛顿会是加图或辛辛纳图斯，亚当斯会是梭伦或西塞罗，但是绝没有人会希望自己是喀提林。

伯尔符合喀提林这一角色吗？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指控是真实的吗？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然而考虑到伯尔那无与伦比的掩盖动机、隐蔽路线和销毁私人信件的技能，要清楚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不现实的。但引起汉密尔顿注意的伯尔的政治行为，绝对容易让他被人指责为美国的喀提林。不论是在纽约州的政治迷宫中，还是全国层面上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党争中，伯尔都有着让自己处在敌对派别中间位置的绝对天才：这样他就可以随时投靠最需要他的那一边了。

1800年的总统选举是伯尔此种行为最显著也最具政治意义的例子。伯尔让众议院对选他还是杰斐逊为总统进行了三十六次投票，但在整个过程中，选举团的大多数人早已明确表明倾向于选择杰斐逊。伯尔可能以没有积极寻求联邦党的帮助来为自己辩护。然而，他也从来没有拒绝这种帮助。毫无疑问，他这种难以理解的沉默带来了不良后果，因为这使众议院做出安排的时间延长了，而且也使杰斐逊确信伯尔是永远不可信任的。

他将自己置于政治派别斗争的中间地带，可以说这是他具有独立性的迹象。就像华盛顿一样，为伯尔辩护的人可能这样说，伯尔拒绝让自己的政治信念为任何党派服务。然而，当华盛顿试图超越1790年代的意识形态战争时，伯尔似乎倾向于在敌对阵营幕后活动，然后突然出现在承诺给他更多好处的一方中。若华盛顿是那种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典范式领袖，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伯尔就是华盛顿的对立面：他利用公共利益来为自己高深莫测的目的服务。

至少在汉密尔顿看来是这样。好像是为了证明他在1801年总统选举危机中的可疑行为并无任何不妥，伯尔在1804年竞选纽约州州长时又重复了这种行为。尽管当时还是杰斐逊的副总统，伯尔已经意识到，共和党人打算在杰斐逊竞选总统连任时甩掉他。因此，当纽约州的联邦党领袖找到他，希望他能够成为纽约州州长竞选的候选人时，他表示愿意改变党派关系、以联邦党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就是这个决定让汉密尔顿再一次将伯尔比作美国无原则的喀提林，而这番话又导致了含有“卑劣”这一冒犯性词语的报纸文章。

但是，这不过是这个故事的一半而已。那些新英格兰的联邦党领袖之所以愿意招纳伯尔，是将伯尔当作他们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其目标无异于要瓦解美利坚合众国。（当亨利·亚当斯说“合众国早期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时刻”时，他指的就是这个计划。）他们计划让新英格兰在杰斐逊连任之后脱离出去，同时占领纽约；接着与分离主义运动联合起来，建立一个联邦党控制的、由北部诸州组成的邦联。伯尔在形式上的确拒绝做出将纽约交给分离主义者的任何承诺，但他同样也不会拒绝这种阴谋。

汉密尔顿知道这些联邦党人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不是什么由边缘人物炮制的半生不熟的计划。实际上其参加者包括新英格兰的几位联邦党参议员，而且前任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也卷入其中。“我这里要表达的只有一个观点，”汉密尔顿警告那些联邦党同僚，“这个观点是，分化我们的帝国将是一个重大损失……不会有任何可以抵消这种损失的好处。”当汉密尔顿被告知，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正在等待他这位老牌领袖做出支持这个分离主义计划的表示时，汉密尔顿清楚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告诉他们，这是我说的，也是我请求的。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停止这方面的讨论，停止分裂国家的威胁。只要可能，联邦就必须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以联合整体的形式存在。”决斗前一天晚上，汉密尔顿写了最后一封信，这封信的目的是要驳斥那种萦绕在那些联邦党人脑海的组建独立北部邦联的妄想。事实上，这个妄想直到1815年哈特福德会议使之暴露无遗，才彻底失败。

因此，汉密尔顿似乎认为伯尔在很多方面都和自己很像：野心勃勃、精力充沛，具有一种天生的战略直觉，而且愿意冒政治风险。汉密尔顿清楚伯尔的影响力，因为他感到自己体内悸动着相同的个人品质。两个人都对这个刚刚建立的共和国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有着敏锐的把握。汉密尔顿反对伯尔时使用的夸张语调，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对伯尔的强烈厌恶本身，而是源于这种担忧：这个不稳定的襁褓国家可能无法抵御伯尔的聪明才智。在这个向一个稳定形态摸索前进的政治文化中，伯尔呈现出汉密尔顿那样肆意的勇气和能量。

汉密尔顿区分人身攻击和政治批评的核心原因就在于此。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汉密尔顿意图的精确表达。伯尔好色之徒的名声和总比债权人早一步、大手大脚花钱的风范，并不让汉密尔顿感到忧虑。而让汉密尔顿无尽担忧的是伯尔的政治手腕，这种手腕与一个法律和制度尚未健全的国家简直是天作之合，因为国家为它提供了为非作歹的温床。

然而，汉密尔顿的区分是有问题的，因为那种假定的人身攻击和政治批评或者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之间的界限，总会被现实选择所超越。要抵御公共生活中的各种迷惑，个人品格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就伯尔而言，政治生活中的诱惑包括：1801年，支持还是背叛杰斐逊；1804年，决定与其他联邦党人密谋促成北部邦联；或者几年之后，将美国西南部从美国分离出去。在这些选择之中，个人品格都发挥了作用，因为共和国形成时期的政治形势所造就的种种诱惑，让国家领袖的道德素质接受了真正的考验。

至少，在汉密尔顿看来，是伯尔的独特之处才让他每次都未能经受住考验。尽管独立战争那一代中没有人希望扮演喀提林的角色，然而，伯尔似乎在每个机遇到来之时都试着扮演了这个角色。换句话说，若伯尔和汉密尔顿之间的纠纷在法院而不是在决斗场上解决的话，若人们承认这一法律原则，即所言为实就能成为对诽谤指控的合法抗辩（有趣的是，这个原则正是汉密尔顿在生前最后一个案件中坚决主张的），汉密尔顿几乎肯定会取得胜利。

我们要完全理解在汉密尔顿眼中伯尔到底带来了多大危险，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人的共和政府实践是注定要成功的。我们知道，这样设想和建设的国家可以而且确实存活了下来，并且日益繁荣，成了世界历史上存活时间最长的共和国。汉密尔顿及其同时代人不仅不知道这些，而且他们眼前的政治图景是一片危险的流变地带，国家法律和制度都没有形成稳固的架构。或者，如果人们愿意从生物学角度而不是建筑学角度来思考的话，政治机体还需要发展自己的免疫系统，以抵御会侵害所有新成立国家的各种政治疾病。因此，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批评若显得过分夸张，这并不是因为汉密尔顿是个妄想狂，而是汉密尔顿对这个被称作美利坚合众国的幼小植物的真实脆弱性所做的切实反应。这场决斗确实关涉良多。

探索这场决斗的全部意义引导我们回溯历史，超越了纯粹的个人嫉恨，穿过了许多在那个致命之日、在维霍肯平原上发生的不解之谜（这些不解之谜只能得到部分解答），并最终超出了决斗这一奄奄一息的制度的历史。我们游历了早期美利坚合众国问题重重的政治世界：当时这个国家盛行种种真实的而不仅仅是想象的阴谋，这个政治实体的生命力还处在飘忽不定的状态。就深深植根于某个特定历史时空的任何事件而言，或多或少正确的是，这次决斗的真实意义超出了事件本身，超出了俯瞰着哈德逊河的那个平台。它延伸至伯尔威胁的但汉密尔顿认为自己正在保卫的整个新兴世界。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说：“一个伟大人物就是一次历史运动中的战略要点，而他的伟大部分缘于他适时出现在了彼时彼地。”伯尔与汉密尔顿都认为他们是这样的伟人：正好在那场被称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运动中成年并成为战略要点之一。到1804年夏天，历史已经离他们远去。伯尔这位副总统背离了杰斐逊及获胜的共和党，他以联邦党人身份竞选纽约州州长时遭受了大溃败。汉密尔顿当时已经九年没有担任国家职务了，他领导的联邦党人事业已经深深陷入了被人遗忘的境地。即使在他的家乡纽约州，如约翰·昆西·亚当斯所言，联邦党人都只算“少数派，而且这个少数派中，只有少数人是汉密尔顿先生真实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两个人都没有太多的政治前景了。

但是到维霍肯平原下见面的时候，他们都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时势做了最后声明。荣誉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品格是重要的。而品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共和政府实践的命运还依赖于有道德风范的领袖能够存活下去。最终，美利坚合众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法治之邦，并确立能够抵御腐败或无能政府官员的制度。但是，当时还没有到达这种地步。它需要可敬的、尚德的政治领袖。伯尔和汉密尔顿之所以到那里见面，都是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被后人视为这些人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