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身处一场革命，一场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最彻底、最出人意料、最具重大意义的革命。

——约翰·亚当斯1776年6月9日写给威廉·库欣（William Cushing）的信

由杰曼勋爵以及他在政府中的追随者们一手策划的英国的入侵，看起来像是一场跨越大西洋的赛跑。在6月上旬最先出发的是威廉·豪将军以及他带领的经历过波士顿围城的9000名老兵。他们驶离哈利法克斯，贝齐·洛林（Betsy Loring）的一头金发在风中飞扬，旁边的豪虽然大腹便便但仍利落精干，他唯一的担心就是华盛顿不肯固守纽约。沿南卡罗来纳海岸一路向北驶来的是一支规模稍小的舰队，统领着船上2900人的部队的是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将军，他刚刚从攻占查尔斯顿（Charlestown）的战役中铩羽而归，并且迫切地想要在纽约洗雪前耻。作为王室总督的他是在纽约出生并长大的。

最后离岸的是海军上将理查德·豪，以及当时最大的舰队——150多艘船上满载着2万人的军队以及足以支撑6个月的食物和军需。到一战中的美国远征军（the 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出现之前，这一直是横跨大西洋的舰队中最大的一支。尽管那时还没有现代通信工具这类东西，但杰曼最后总算是克服了空间和距离的重重阻碍，参与到这场兵分三路的进攻当中。这样一来，三支队伍——如果不是同时的——仅仅在几周之内就在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齐聚会师。在此之前，还不曾有过这等规模和范围的跨大西洋军事行动，它所展现出来的迅速敏捷也有力地证明了英国皇家海军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

英国的军事力量在不断集结，而北美方面的政治力量也在四处发力。大陆会议于5月15日通过的决议是一种迫切的呼吁，它敦促殖民地的议会就独立问题进行直接表决。有数个殖民地坚持认为这一问题应该具体到县镇级别的地方政府，并因此让这场辩论走出首都范围，扩大到乡村地区。例如，马萨诸塞在5月末和6月向各县镇发出意见征求，并收到了58份回复，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对“所谓的居民……是否都郑重地赌上他们生命财产从行动上来支持［大陆］会议”这个问题的回答。

在英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好几次议会发布请愿或宣言以限制或终止君主权力的事件，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英国内战（the English Civil War）时期发生的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因此，处理涉嫌违反与臣民所订立契约的国王的法律先例得到了很好的确立。的确，如果你是国王，而人们又在你面前亮出一份以“有鉴于”（Whereas）开头的文件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一连串的麻烦事即将来临，并且应该意识到你的统治很可能就要走到头了。但是大陆会议现在所要求的这种广泛而影响深远的授权是没有先例的，它看起来像是标准的全民公投，类似于某种不受约束的民主的实现途径。

实际上，英国内阁和大陆会议看待这场危机的方式就好比是透过同一副望远镜两端的不同镜头进行窥视。这实际上准确地反映出他们相互对立的政治设想。英国的方式很明显是帝国式的，是从最顶层的乔治三世，通过杰曼勋爵，一直到达所有集结中的战舰和人员。而北美的方式则毫无疑问是民主制的，是自下而上的。它依赖于有着广泛基础的大众的赞同，而这种赞同来源于那个被称为“人民”的神秘实体。我要再重复一遍的是，之前还从未有人尝试过如此彻底的民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发动人民起来投票，差不多只能得到模棱两可或者各说不一的回应，或者是更糟的情况，即一团混乱的杂音。

而看起来最有历史意义的（至少在回过头看的情况下）事情是，每一方都对自己所宣称要为之而战的核心价值如此忠诚。这是帝国的压制性力量与羽翼渐丰的共和国的民授权力之间的对抗。历史没有提供太多对这种对立的政治选项的纯粹呈现，但是在1776年的夏天，它们都走上了历史舞台。两种观点在军事方面所进行的谋划也为在哈德逊河口的一场对抗做好了准备。

如果大陆会议要求的是就北美独立的问题进行全民投票，而它也的确如此，那么它得到的回应简直就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马萨诸塞作为叛乱的摇篮的确是名副其实，它发表的是一份几乎全体赞成的决议。阿什比镇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尊敬的大陆会议，为了各殖民地的安全，宣布从大英帝国独立。对此，阿什比镇的居民将郑重地赌上他们的生命财产从行动上来支持他们。”

马萨诸塞在过去一年里饱受英国的军事骚扰，加上它拥有最长久的深入到镇的全民参政的传统，所以这个海湾边上的殖民地的投票率是如此之高，达成的决议也是如此振奋人心。然而，那些农民大多数平时习惯于聚在一起，讨论当地的地界线或是处理猪牛乱跑的规定，现在却聚在会议厅里讨论北美在大英帝国所扮演的角色的命运。这样一幅画面里隐藏着某种哀歌般的东西。

例如，托普斯菲尔德（Topsfield）的居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降临于这个小镇的最宏大也最重要的问题”。他们继续解释道，仅仅数年之前，“这个问题已让我们惊讶不已，而我们也知道，人们是怀着最深的轻蔑来对待它的”。而如今，政治的景象已经极大地改变：“她［英国］并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也不曾受到任何殖民地的伤害，却已经变成他们［北美殖民地］最大的敌人。这些殖民地所遭受的无端侵害；大英帝国朝廷对这些殖民地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压迫我们，不经同意便夺走我们的财产……其残酷和不公已经达到了极点。”

实际上，托普斯菲尔德的呼声与其他殖民地做出的决议是一致的，他们都将自己对独立的拥护描述为近来才出现的、不情愿的发展态势。他们不得不接受这种因为乔治三世及其内阁成员过去一年的种种政策而强加于他们的发展态势。“曾几何时，先生，”马萨诸塞的莫尔登的良民们说道，“我们满怀爱戴和尊敬爱着国王和大英帝国的人民……但是现在，我们的情感已经永远被改变了。”波士顿则不出预料地给出了最具反抗色彩的回复，它将所有和谈的想法都描述为“危险而又荒谬的”，并且认为“对最坏的暴君的忠诚就是对自己国家的背叛”。具体的法制争端被搁置起来，以便于更为根本地对那个父亲角色宣告他已失去爱戴，此人派出了英国海陆两军的精锐，以及一队日耳曼雇佣军，企图冷血地将他们谋害。

这份回复证实了亚当斯的拖延政策的有效性，独立的果实在帝国的藤蔓上已然成熟。这是乔治三世及英国内阁发动战争的意图日积月累产生的恶果，他们的这种意图瓦解了从前的同盟关系，对普通北美民众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外国雇佣军的招募被频繁提及，人们认为那是最终致命的背后一刀。这些决议涌入各个殖民地的议会，最终汇集于大陆会议。阅读这些决议，会让人感觉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政治的丰收，而种下种子并精心培育它的正是英国国王本人。一年以前，独立这件事看起来多少还掺杂着不可能与不现实的因素。现在它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尽管由于不同的人口分布特点，过了威廉斯堡，人们的意见更多的是来自各个县而不是各个镇，但是弗吉尼亚的回馈与新英格兰的一样坚决。实际上，弗吉尼亚大会（the Virginia Convention）率先迈出了一步，甚至在接到大陆会议要求如此做的通知之前，就果断做出了他们对于独立事业的承诺。和他们大部分的殖民地同胞一样，弗吉尼亚人又一次历数了乔治三世及其内阁大臣们在近几个月里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种种压迫政策，以及他们最终派出了“舰船与军队……并且招来外国雇佣军，以协助这些毁灭性的阴谋企图”。

弗吉尼亚还引用了一段对它的处境来说有些特别的怨言，这多少有点尴尬地触及了被禁止讨论的奴隶制问题：“国王在这块殖民地上的代表［邓莫尔勋爵］（Lord Dunmore）不仅掌握着所有事关我们安全的政府权力，而且还重新坐镇战舰，针对我们发动了一场海盗般的野蛮战争，他用尽一切手段鼓动我们的黑人奴隶归顺他，训练并雇佣他们来与主人作对。”邓莫尔实际上已经发布了一道总令，宣布解放所有加入他阵营的黑人奴隶。这同时也自然地激起了种植园主心中对于黑人奴隶反抗的恐惧，此外还暴露出波托马克河以南那些将自己隐藏在自由口号背后的奴隶主们的道德矛盾。

弗吉尼亚大会的决议，以及来自弗吉尼亚治下四个县的指导意见，全都是赞成独立、反对和谈的。这与新英格兰的爱国人士做出的决议很像，但是他们又更具思辨性，更富慷慨陈词，更像是书面的演讲而非法律文书。他们清晰的语气体现出的是，弗吉尼亚将自己视为这场政治危机中最重要的角色，而弗吉尼亚人怀着为其他殖民地设立参照标准的想法，将他们的决议送到了各个殖民地。鉴于到那时为止马萨诸塞在斗争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看法的确相当主观，但弗吉尼亚人有这样的想法实属正常。

至此为止，关于独立的全民投票一直表现得出奇地和谐，但第一批不和谐的声音准会来自中部殖民地，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和纽约。这两个殖民地都拥有相当数量的亲英分子，而不情愿的革命者数量更多，他们仍然紧紧抱着“有可能发生最后一分钟的和谈”这样的想法不放。两个殖民地的议会都指使他们在大陆会议里的代表们——用宾夕法尼亚的话来说——“反对任何将会导致与祖国分离的想法”。在1776年的整个春天里，约翰·迪金森就是利用这样的指示，阻碍着亚当斯在大陆会议里为建立独立统一战线所做的一切努力。随着夏天——以及庞大的英国舰队——不断临近，人们还没有弄清楚的是，面对不断升级的战争危机，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的政治意见是否已经发生了改变。

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的议会的最初反应说明它们并没有改变。在宾夕法尼亚，贵格派精英仍然坚持要不遗余力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而在纽约，许多极度富裕的商人仍然公开宣称忠于英国国王。尽管英国入侵的威胁阴云不散，两地的议会都拒绝改变它们给在大陆会议中的代表下达的指示。

这两处殖民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显示出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潜在的政治力量。在宾夕法尼亚，费城激进的技术工人、托马斯·潘恩的狂热信徒，迅速地受到了附近四个县的请愿的支持。他们都挑战着当时议会的权威，要为人民说话。实际上，他们认为，这些当选的代表已经丧失了他们的统治权，因为他们忽略了最近几个月大众意见在独立问题上地震般的转变。这些技术工人、工匠、普通农民施展出了令人惊叹的政治手段，他们动员到了足够数量的支持者，创造了一个由支持独立的议员主导的临时政府（他们关键的改革就是取消限制投票所需的财产要求来扩大选民群体，这样就保证了在制宪会议和新议会中稳当的多数席位）。在他们最初的行动中有一项就是要反映他们的“意愿并借此在［大陆］会议的选举中宣布殖民地联盟（the United Colonies）是自由而独立的国家”。

类似的事情在纽约也发生了，虽然不像费城的事件那样戏剧性地具有深远影响。与在费城一样，在纽约技术工人也被组织了起来，也受到了来自邻近各县的请愿的支持，并最终发展成为一场挑战民选政府合法性的运动。然而在纽约，独立的反对者却足够强大，他们能够抵制召开制宪会议的呼声，其理由是，请愿者们自己就属于法外组织，“不具有任何当时的公众契约所赋予的任何权力”。尽管在6月中旬形势已经相当明了——纽约市以外的地方议会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众运动所进行的不过是一场正在输掉的战役，但纽约仍然抵制着这种不可避免的形势。一直到7月9日，在大陆会议戏剧性的行动整整一周之后，他们才同意独立，甚至在那时还为“带来了无可挽回的行动的残酷必需品”而悲叹。那时所说的“残酷必需品”指的是帆桅密如丛林的英军舰队，他们正泊靠在长岛海峡（Long Island Sound）。

因此，即使在那些抵抗独立的团体仍然有着强大后盾的殖民地，支持独立的力量也依靠过人的组织手段和更强的政治能量控制了政府。如果被分发到长岛民兵部队手中的长矛是大陆军的军事前景的不祥预兆，那么宾夕法尼亚与纽约两地的独立支持者对政治局势的掌控速度则是对大英帝国未来走势的不祥预兆。

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先前殖民地联盟的新的州政府最终都被掌控在那些全力支持北美独立的忠实爱国者手中。这并不是对全体大众意见的准确反映，全体大众意见更为分化。也许在哈德逊河以南有少数人只是期待着这场危机早日结束，所有军队都消失无踪，然后他们就能有滋有味地继续他们的平静日子。但是在当时，对政治的掌控依赖于那些有着更高积极参与意识的地方领导与市民。如果要相信他们的话，那么他们的转变以及接下来对“这项事业”的参与，不过只是被乔治三世那些没有商量余地的政策和迫近的英军舰队及外国雇佣军逼迫的结果。

约翰·亚当斯本来难以想到更好的结果。随着各种决议和请愿在5月末和6月纷纷涌入大陆会议，这些文件差不多快要在赞同独立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正如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短篇小说所说的那样，不吠之犬同样能够取悦他。这就是说，所有这些殖民地的回复都提到了点子上，说明他们都聚焦于核心的独立问题，没有再多列出任何会让形势更加复杂的要求，比如结束奴隶制，赋予妇女相应的权力，或者是取消投票所需的财产要求。大家的普遍态度是，独立是当前最紧要的问题，其他与未来的北美共和国的形态相关的附加问题应该留到日后讨论。正如托普斯菲尔德的市民确切表述的那样：“创新总归是危险的，我们衷心希望［马萨诸塞］特许状［the（Massachusetts）Charter］里的古老律令能够得到严格遵守，直到这片殖民地上的全体人民在这样的事务上，正如他们在独立过程中那样，拥有表达自身情感的自由。”

唯一的例外似乎是费城的技术工人，他们正忙于起草宾夕法尼亚的宪法。这部宪法呼吁扩大选举权的范围，将工匠和他们这样的技术工人也包括进来。让无产者加入市民的队伍中来，这并不会让独立问题阴云笼罩或者复杂化——这是亚当斯最怕的事情——它只会增加爱国者的力量。的确，没有他们的话，宾夕法尼亚也许将会是独立之路上的巨大障碍。亚当斯因为争取到了宾夕法尼亚而太过高兴，以至于他暂时放弃了他长期坚持相信的对投票所设的财产要求。“宾夕法尼亚这个地方……不久将会成为邦联政府的重要部分，”他在给纽约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数量众多的人民将拥有更大的权力和重要性，以及一群无产者的私党。然而我希望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公正。”

近一年来，亚当斯都想象着这个风云变幻的时刻的到来。他在脑海中想象着事件发生的合理顺序，这样的顺序容许大陆会议对它们进行有序的管理。首先制定各殖民州的宪法，然后是建立各州邦联，然后与法国结盟；接下来，也只有在此时，在这幅拼图的所有碎片都就位以后，独立才能被宣布。但是现在事情的发展狠狠地嘲弄了这种想象中有序的顺序。大西洋沿岸，各州的新宪法正在激烈讨论之中，遵循各州政府指示出入费城的大陆会议代表正乱作一团，而英国舰队也应该会随时降临纽约。正如亚当斯向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所解释的那样，他现在意识到，他曾经希望能够掌控这场政治爆炸的时间，但是这一直都只是妄想。“现在已经相当清楚了，”他在6月3日写道，“所有这些行动如此迅速地一个接一个发生，也许哪一件事先发生已经不再重要了。”

同样已经“相当清楚了”的是，当历史以这种冒进急速前行时，任何对其进行掌控的努力都会化作泡影。亚当斯并不喜欢这样的事成为现实——这与他的保守个性并不相符——但是他已经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如果不能掌控事件，他至少还能够为后代记录事件——也许这是最终的掌控方式。“在我保留的所有通信中，”他在给阿比盖尔的信中写道，“我从未保留过任何一份抄写件……现在我已经买好了一本单页笔记本，在它的第一页上……我写下了这封信，而且我打算写下［亦即抄下］所有我从现在开始写给你的信。”他让阿比盖尔也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真的认为你的信件比我的更具保存价值。”

他对周围新生事物有着敏锐的感知，正如他向一位以前的波士顿同事解释的那样：“它有着极其重要的目标，它从根本上与我们以及子孙后代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和自由密切相关，它现在就在我们眼前发生。我们正身处一场革命，一场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最彻底、最出人意料、最具重大意义的革命。”

在这个时刻的喧嚣复杂中，亚当斯做出的这种过度的判断应该得到理解。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夸张。之前还从未有人尝试过建立此等规模的共和国——或者说邦联共和国。亚当斯是名副其实地“身处一场革命”之中，在1776年6月，他也确实感受到了自己仿佛站在了风暴的中心，风云变幻的历史在他四周涌动。

正如亚当斯在这段忙碌岁月里写下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当时他脑中思考的几乎都是他作为战争与军需委员会主席所应担负的责任。这些责任涉及的事情有，对于魁北克战役中的失算的事后检讨，关于何处获得供枪炮使用的硫黄和硝石的问题，关于初步创建美国海军的提议，以及对于波士顿薄弱守卫的担忧。奇怪的是，亚当斯对纽约的军备几乎漠不关心，也许是因为他相信，与华盛顿之间的会面已经解决掉了所有突出的问题，因此他也无须再做什么，只管相信华盛顿的领导能力，并等候豪氏的舰队到来。他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心阿比盖尔以及他俩的四个孩子，他们在天花肆虐的情况下搬到了波士顿城外。在政治方面，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未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并寻求将法国作为一个有重要价值的欧洲盟友加以笼络。

他没有提到自己被任命加入负责起草向全世界宣告北美独立的宣言的五人委员会一事。考虑到大陆会议的议事日程表，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是明智的想法。由理查德·亨利·李在6月7日正式发起的关于弗吉尼亚决议的投票，被推迟到了7月1日。这是为了照顾几个殖民地的代表团，他们在就关于独立的投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都必须和所在殖民地议会进行商议。如果弗吉尼亚决议通过了，在那时应该需要备好一份相应的文件，这样大陆会议才能紧接着公布这一决定。亚当斯在6月11日召集这个委员会来起草这份文件。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罗伯特·利文斯顿和罗杰·舍曼。他们没有人认为这次任命有什么重要。所处的形势不同，所面临的当务之急也不同，目前首要的事情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殖民地地方议会中，在费城意见丛生的宾夕法尼亚和纽约代表那里，在长岛和曼哈顿的沿岸。

起草这份文件的不二人选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被公认为北美成就斐然的散文文体家。但是富兰克林拒绝了这一要求，他起初是以罹患痛风为借口，然后他又宣称，基于数次惨痛教训，他已经发誓不再写作任何供某个委员会编辑的东西。亚当斯也拒绝了这一光荣任务，他解释说，他是大陆会议中的激进派领袖，这种身份使得这份文件将面临更多的审核。他作为战争与军需委员会的领导也肩负重任难以抽身。杰斐逊是第二人选，部分原因是他是弗吉尼亚人，而这份决议来自弗吉尼亚，还有部分原因是他比亚当斯更温和友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

在退居蒙蒂塞洛（Monticello，杰斐逊在夏洛茨维尔郊外在建的宅邸）五个月之后，杰斐逊于5月14日回到了费城的岗位上。与他共处四年的妻子正经历着艰难的孕期，他的母亲在3月突然撒手人寰。而杰斐逊本人又饱受偏头痛的折磨，自第一次发病以来，这种症状已经发展为一种慢性病。他刚刚回到任上，就想要离开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正在威廉斯堡发生，位于该处的弗吉尼亚大会正在起草一部新的地方宪法。“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作品，比如每个人都将期待自己的声音能被容纳其中，”他向一位弗吉尼亚的朋友解释道，“实际上，它是目前广泛的争论所要达到的一致目标。”当杰斐逊说起“我的国家”时，他指的是弗吉尼亚，他有着一种以弗吉尼亚为中心的美国观。他认为目前在费城热火朝天进行着的那些重大事件只是一段小插曲。从他5月和6月的通信来看，纽约迫近的大战对他来说似乎从来就不算回事。

差不多正好一年之前，他上演了一出也许堪称地方版的“华丽入场”（the grand entrance）。他乘着一辆名为phaeton（四轮敞篷马车）的华丽座驾驶入费城，这辆马车由四匹马拉动，三个奴隶左右相随。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主阶层严密的等级体系中，他并没能成为上层人物，部分是因为他的年纪——他只有32岁——部分也是因为他出了名的不擅演讲。他身高略微超过六英尺两英寸，一头泛红的金发，站立的姿态被形容为“像枪杆子一样挺直”，有着弗吉尼亚显贵人士的外貌特征，但是他微弱而“尖锐”的声音在宽敞的地方无法传播太远。他在性情方面也显得拘谨，掺杂着冷漠与羞涩，在人群中通常默然而立，双手在胸前交叉，仿佛是想挡开冒犯的人。

他靠写作获得了政治名声。这种名声的获得主要是靠一本题为“英国北美殖民地的权利概观”（A Summary View of the Rights of British America，1774）的小册子，在这本著作中，他第一次辩称英国议会不仅缺乏向北美殖民地征税的权力，而且根本没有立法统治他们的权力（后来人们发现，《概观》一书还包含若干对乔治三世的尖锐批评，这是对《独立宣言》中所做出的更广泛控诉的一次预演）。亚当斯立即意识到，这名大陆会议激进派中的弗吉尼亚年轻人与自己的思想相近，在五人委员会中沉默寡言却忠实可靠，而且他还是一名可以委以起草报告这一任务的“写手”。大陆会议的领导集体选择由他起草一份给乔治三世的信，叫作《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与必要性的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Causes and Necessity for Taking Up Arms，1775）。这项重要的任命显示了杰斐逊作为一个幕后英雄般的文字写手的名声。

杰斐逊当选这份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受人敬仰的著名文件的起草人，这在当时是普遍流程的一部分。他当时已经是大陆会议非正式的文件起草人。但是，我们要意识到的重要一点是，最终笼罩独立事业的那片金色迷雾那时还没有形成。它所有的参与者（包括杰斐逊本人）都未曾注意到它此后的重要意义。所有人都认为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别处进行着，要么是在费城其他委员会的会议中，要么是在杰斐逊在威廉斯堡的事务里。这个标志着伟大创建的时刻被所有人视为微不足道的政治琐事。

最有可能的是（这意味着历史学家们也不确定），在6月11日或稍后的时间里，委员会全体成员在富兰克林的住所会面，共同商讨这份文件的内容和形式。在就它的大体结构达成一致意见之后，他们将写作的任务交给了杰斐逊。又过了很久以后，当《独立宣言》的历史意义已经相当明显了的时候，他宣称他当时“写作时从未参考过任何书籍或小册子”，也没有“抄袭任何特别的或是已出版的文字”。虽然这段评论从本意看来不假，但它却具有误导性，并且逐渐激发了人们对于具有团结精神的杰斐逊形象的神话般的想象，他在半宗教的降神会（séance）中与诸神交会。

实际上，在他的面前，或者至少是在他的脑中，放着他最近为弗吉尼亚起草的新地方宪法。它包含了一份清单，其中列举了诸多对乔治三世的不满。他起草的《独立宣言》扩充了这份清单，遵循的是在英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一套辞令，每当需要限制或者罢黜国王的时候，这套辞令便被频频使用。当读到出版的《独立宣言》时，时任弗吉尼亚大会主席的埃德蒙·彭德尔顿告诉杰斐逊，他送去威廉斯堡的宪法草案中所列举的对乔治三世的控诉很明显已经“穷尽了‘抱怨乔治三世’这一主题，［我］一度也很困惑，想看看大陆会议还能写出些什么……如果没有借鉴的话；［我］发现你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出色”。实际上，从《概观》一书开始，杰斐逊就一直在对《独立宣言》中长长的抱怨部分进行写作练习，随后又在他起草的弗吉尼亚地方宪法中进行了修改和润饰，并向大陆会议确定了他的最终版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最有经验的控诉人，大陆会议可以任命他来负责这件针对乔治三世的案子。

杰斐逊在6月的第三周里完成了《独立宣言》的草案（亚当斯事后回忆道，说得夸张一点的话，也许那只花了他“一两天的时间”）。他将那份草案交给亚当斯和富兰克林过目，这两人是大陆会议最杰出的领袖，他很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只对其中一处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没有采纳“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神圣而无可争议的（undeniable）”，而是形容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self-evident）。杰斐逊接受了这处改动，他显然是将它视为一种改进。

随后，五人委员会在6月28日将这份文件呈给了大陆会议全体议员（挂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里那幅出自约翰·特朗布尔之手、名为《独立宣言》的著名画作，表现的就是这个时刻，而非大多数游客所认为的7月4日）。随后是一场就意在独立的弗吉尼亚决议进行的辩论，约翰·迪金森滔滔不绝地陈述了他认为应该推迟独立的理由，再次念起了他那几套温和派的经文，比如外交手段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比如从英国分离意味着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交战，比如任何对独立的北美共和国面貌的设想在他脑子里唤起的只是一连串的政治噩梦。然而有一样东西，对迪金森的观点来说是不幸的，对于他那愈发变得不合时宜的行动日程来说也的确是致命的，这就是正在斯塔滕岛集结的英军部队和船只，这才是一场真正的噩梦，根本无须设想。亚当斯以他相当西塞罗式的风格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北美独立的时机显然已经到来（这是亚当斯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演说，但是由于发表时没有任何笔记，因此没有任何关于这次演说的记录留存下来）。投票结果几乎是全体一致的12：0，其中纽约的代表弃权，因为他们还受制于地方议会的指示。随后大陆会议立即将自身调整为全体委员会模式（a committee-of-the-whole format）以讨论杰斐逊的草案。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委员会对草案文本做了85处修改和删减，这是非同寻常的编辑工作。许多历史学家总结认为，它提升了最终定稿的文件的明晰度和说服力。另外，杰斐逊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沉默而忧郁地坐在一旁，他觉得每处改动都像是一次破坏。富兰克林一度靠过来安慰了他，他提醒杰斐逊说，这就是他为什么从来不写任何将会被提交给某委员会编辑的东西。在7月4日这天，大陆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版本，《独立宣言》被送往印刷厂准备刊印出版。据杰斐逊后来宣称，当天并没有什么署名仪式。8月2日，大多数会议成员在那份羊皮纸抄本上署上了名字。

主要的文字改动出现在这份文件长长的抱怨的部分，而这正是代表们所关注的部分。不难理解，这毕竟是《独立宣言》的通篇要旨，为独立提供了政治和法理的基础。代表们挑出了针对乔治三世的三点指控，这些指控在他们看来不是太弗吉尼亚就是太杰斐逊。

第一，杰斐逊指控乔治三世“通过反对人们为结束奴隶制所做的努力，对于人类天性本身发起了残酷的挑战”，然后“鼓动这些人［即奴隶］拿起武器反抗我们……其手段是通过谋害他将这些奴隶强加于其头上的那些人”。这就是杰斐逊对备受责难的弗吉尼亚声明所做的解读尝试。这份声明认为，奴隶贸易，含蓄地说就是奴隶制本身，是乔治三世造成的过错，同时他因为邓莫尔勋爵提出解放弗吉尼亚的奴隶而受到指责，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种说法也许在弗吉尼亚能够说得通，因为那里的种植园已经人满为患；所以尽管结束奴隶制本身难以想象，但是结束奴隶贸易的想法很受弗吉尼亚精英们的欢迎。但是在南方腹地，尤其是在南卡罗来纳，结束奴隶贸易意味着财路阻断。对于所有波托马克河以北的殖民地来说，将奴隶制列入控诉事项里，这种事情本来就不被允许，尤其是在与对邓莫尔提议的奴隶解放的谴责一起出现时，它更不被接受，因为这暗含了反奴隶制意味。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相关的整段内容删去，让奴隶制成为大家心照不宣却避而不谈的话题。

第二，杰斐逊试图将一条自己十分热衷的信念放入草案里，他在《概观》中对这条信念有着更为详尽的阐述。他将它叫作“放弃国籍”论。它宣称，到北美来的原英国籍移民是“靠着自己的血汗和钱财前来的；大英帝国没有给予他们任何帮助……但是他们却服从他们的议会而非我们宪法的内容”。根据杰斐逊的理解，北美殖民地人民都是撒克逊人的后裔，这群人发源于日耳曼地区的山林，在那里任何形式的强权政府都会被当作暴政而受到抵制，因此宣称王室或者议会对北美殖民地人民有任何的统治权力，都将构成对这种起源认识的违背。这体现了对于北美殖民地历史的一种“很久很久以前”式的荒谬重写，大陆会议将它作为令人尴尬的浪漫小说式描写予以删除。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占据杰斐逊草案结尾的是一通高度情绪化的对乔治三世的谴责，认为他放弃了自己慈爱父亲的角色，为了侵略并消灭我们，他不仅派来了与我们同种同源的士兵，还派来了苏格兰和外国的雇佣军。父亲的慈爱不知何故已经被暴君的残忍所代替：“这些事实最终击碎了这种令人痛苦的爱，而人性的精神让我们选择与这群冷漠无情的兄弟永远断绝关系。”杰斐逊试图用更多笔墨表达来自各州、市和县辖区的众多决议，它们都为乔治三世从仁慈君主到好战暴君的转变感到痛心疾首。这的确是北美民众要传达的主要信息，将它写入草案，表明杰斐逊正批阅着那些纷至沓来涌进大陆会议的决议，它们都是对5月15日的号召做出的回应。但是杰斐逊对这一信息的表达让大陆会议的大多数成员感到震惊，因为它们过于情绪化。因此这些段落也被删去。

大陆会议的修改辩论中最重大的事件是一件并未成真的事，另一条不吠之犬。尽管代表们执着于长长的诉苦的部分，他们却完全忽略了这份文稿开始的两段，他们似乎都认为那是杰斐逊文采斐然的起笔，是真正要旨之前的华丽收尾。对于以下文字，他们没有做出任何评判：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正因为这些话将注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55个词，成为“美国信念”的起源，成为也许是全部现代历史中最发人深省的话，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为何代表们对它漠不关心、毫无兴趣。但那是因为我们是以后世的眼光在看待它，因此我们知道《独立宣言》关于天赋人权的部分最终将成为什么。从18世纪90年代以来，有好几位杰出的美国人开始注意到了杰斐逊文字的隐含意义，但是对这份文件纲领性的阐述最终于1859年在亚伯拉罕·林肯那里达到了顶点：

向杰斐逊致以最高敬意——在一个孤立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的真实压力下，他有着充分的冷静、远见和才能，在一份仅仅旨在革命的文件中，道出了一条抽象的真理，并因此让它备受尊崇。它认为，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后世，它都将对暴政和压迫再次出现的征兆形成谴责和阻碍。

但是被林肯戏谑地称作“一份仅仅旨在革命的文件”的东西对于费城的全体代表来说却是行动的全部重点，也是这份文件被叫作《独立宣言》的主要原因。林肯所说的“让它备受尊崇”暗示着杰斐逊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真的清楚。他在随后几周里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保证他未被编辑的草案——也就是说，在它没有被与他共事的代表们“弄得面目全非”之前——能够为后世保存下来，但是这就意味着他需要格外注意在诉苦这部分的措辞。

然而，杰斐逊却在无意中将美国革命激进的隐含意图悄悄放入了这份基础性的文件里，这些隐含意图将如种子般发芽开花，推动扩大对个人权利的开明认可，并将最终结束投票所需的财产要求，结束奴隶制，顺应潮流促成妇女投票权，并赋予所有少数族裔应有的公民权利。亚当斯自己为此忧虑成疾，他担心5月和6月各殖民地及县镇的决议书将激起一系列激进的运动，其过程将使最为重要的独立投票复杂化。现在杰斐逊崇高而诗意的文章已经不动声色地将美国革命所潜藏的意图放入了《独立宣言》里，他的手法是如此巧妙，以至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在1826年去世以前，杰斐逊开始走马灯似地回顾往事，他坚持认为“起草《独立宣言》”一定会在自己墓志铭所刻的成就列表中排在首位。

作为对美国最根本原则的核心表述，《独立宣言》中关于天赋人权的部分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正如林肯预测的那样。而它最终经受住时间考验，也因为林肯是最早充分理解它的人之一。

“政府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同”这一思想明显是来源于约翰·洛克对于这种学说的规范化阐述，以及他随后在《再论政府》（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1688）中提出的“革命权”（the right of revolution）。而一个更为乌托邦的维度潜藏在《独立宣言》的第二段中，这一部分展现了杰斐逊的想象力。它预示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它最终摆脱了国王、牧师，甚至政府本身。在这样的乌有乡里，自由的个体和谐互动，所有形式的政治压迫都已毫无必要，因为它们都已经被自愿地内化了。人们追求了各自理解的幸福却毫无冲突，某种形式的社会公平占据着统治地位。正如林肯所意识到的那样，这是一个理想世界，它绝不可能在地球上实现，而只能被接近。每一代美国人都有义务将美国向这个目标的完全实现推进一步，正如林肯的行为所昭示的那样。所谓美国梦，也就是更为广泛的杰斐逊的梦，它深植于在美国历史最喧嚣嘈杂的时刻被写下的文字中，它的作者是一名极度渴望到达彼岸的理想主义青年。

随后出现了比小说更令人难以相信的一系列历史巧合中的一件，那就是在6月28日人们看见载着威廉·豪将军及其麾下9000人马的第一批英军舰队出现在长岛海面，而那天正好也是起草委员会将《独立宣言》呈给大陆会议的日子。舰队逐渐逼近，大陆军的哨兵都为它的规模感到震惊：那是一支由113艘船只组成的舰队，为首的是豪的旗舰“灰色猎犬号”（Greyhound）。“我以为整个伦敦都漂过来了。”一个哨兵惊呼道。他所不知道的是，海军上将豪正带着一支更大的舰队向此处赶来。

在初步侦察了长岛沿岸之后，豪将军认为斯塔滕岛是一个相对较为安全的登陆地点。他的部队在7月2日这一天开始登陆上岸，而那天正好也是大陆会议就独立进行投票的日子；登陆行动在7月4日这天完成，而那天正好又是人们赞成通过《独立宣言》并将它向世界宣布的日子。由于正好遇上风云突变的独立投票，豪氏兄弟很快发现，他们备受关注的和平使者身份变得更加有问题，因为现在他们不能再告诫北美殖民地人民不要去走会招致毁灭的那一步，而是要告诉美国人（他们不会再将自己视为殖民地人民）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

尽管数周以来华盛顿都担忧着纽约的战略上的薄弱，英军现在的大举压境才真正像他最糟糕的噩梦一样击中了要害。他命令全军保持警戒，认为豪打算立即发起进攻，尤其是在亲英派间谍将美方防守的地点及其弱点告诉了他以后。他并没有意识到，豪很谨慎地决定等待他哥哥带着一支更大的军队赶来。

费城的政治风云高潮渐至，现在纽约的战场又硝烟乍起，命悬一线的紧迫感令所有人的神经都为它所牵动。华盛顿很明显受到了震动，而他还不知道费城那边正在公开的事情，他在7月2日的总动员令中集中展现了自己的修辞技能。这道命令有他的个人风格，在内容和语气上也可与杰斐逊的远见卓识相媲美：

眼前的这个时刻也许将决定的是：北美人民将成为自由人还是奴隶？他们是否能够拥有任何可以称得上是“私有”的财产？他们的房屋和农场是否会遭受洗劫与毁灭？他们是否会将自己交付给一个无人能让他们从中解脱出来的卑鄙国家？而今，在上帝的注视下，还未出生的数百万子孙后代的命运就指望着这支军队的表现。……因此，让我们相互鼓舞、相互激励，让我们向全世界证明，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由而战的独立民族，比世界上任何只会听命于他人的雇佣军都要强大。

这是华盛顿自己的宣言，他单刀直入，切中肯綮，并且认识到，如果这场战争在这个夏天输掉了，那么杰斐逊的《独立宣言》将很快被人们遗忘。杰斐逊滔滔不绝地讲述的那些理想被构想为是普世的、永恒的。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它们是会永久流传还是过早消逝，仍然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不久之后将得到解答，但是是通过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士兵，而不是通过书斋里天才的年轻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