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介绍一下这六个演讲的概念。这一概念不是源自对历史的抽象兴趣，而是源自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外交政策问题的专注。

半个世纪前，对于他们的世界环境，美国人有一种安全感，正如我所认为的，自罗马帝国以来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模式几乎逆转了——目前，我们的国民意识被一种更大的不安全感所统治，这种不安全感甚至比很多西欧国家的人都要强烈。这些西欧国家离我们关心的主要源头更近，处于更加脆弱的位置上。现在，其中大部分的改变或许是，无疑是主观的——是对这一事实的反应，即在1900年，我们夸大了我们所处位置的安全性，并且对我们处理问题的力量和能力有一种过分的自信。然而今天，我们夸大了面临的危险，并有一种低估我们实际能力的倾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改变客观上也是真实的；在1900年，政治和军事现实正是这样，当时，我们没有什么要害怕的。但是今天，我坦率地承认，我们面临的情势对我而言似乎极度危险和棘手。

是什么引起了这种显著的变化？一个如此安全的国家为何会变得如此不安全？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的错”？这种恶化在何种程度上可归因于我们没有看清或是考虑到周围世界的现实？

换句话说，过去五十年里美国对外关系的记录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正如我们，1951年的一代，被无数麻烦和危险所压迫和包围，我们周围的世界的一部分似乎真的要促使我们灭亡，另一部分或者对我们自己或者对它们自己失去了信心，或者对二者都是失去了信心？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就是这些问题使我去回顾这五十年来国家政策中的一些决定。我当然不能使你抱有这样的期望：这一系列演讲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或是能以没有争议的方式回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希望的是：它将有助于我们再次回到这一时期国家政策的一些主要阶段上去，以回顾什么是它们的选择及其结果的观点再次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这样做。不仅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可见的事情，在仅仅十年前对人们来说就是不可见的事情，而且我希望我们能够赋予这一探究以一种新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是由我们对巨大破坏的回忆以及我们有生之年目睹的牺牲所引起的。比起两次悲惨的世界大战前的日子，这种严肃性更加深思熟虑，更加令人痛心。

我想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美西战争。

今天，站在这半个世纪之末而不是之初，我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了一些基本元素，我们怀疑，美国安全就是以这些元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我们能够看到，在我们的大部分历史中，我们的安全都依赖于英国的地位；对我们国家和英帝国的友好关系来说，加拿大尤其是一个有用的、不可或缺的人质。英国的地位，反过来依赖于欧洲大陆权力均势的维持。因此，没有一个欧洲大陆强国能够支配整个欧亚大陆，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对英国也是如此。我们的利益在于在内陆国家之间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的均势。其目的在于，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征服，攻取广袤土地的航海边界，既是海上强国，也是陆上强国，削弱英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如此——开始进行对我们怀有敌意的海外扩张。这一扩张是以欧洲和亚欧内部巨大的资源为支撑的。看到这些，我们就能理解，欧洲和亚洲周边大国的繁荣和独立与我们利害攸关：那些国家的目光投向外部，跨越海洋，而不是向内征服陆地大国。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些，或是认为我们明白了。但是它们对1898年的美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明白的。那些美国人已经忘记了他们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所知道的很多东西。他们已经非常习惯于他们的安全，以至于他们已经忘记了其安全在我们的大陆以外还有任何基础。他们将我们处在英国舰队和英国大陆外交背后的得天独厚的位置，误认为是避免干涉东半球（Old World）肮脏的分歧的优越的美国智慧和美德的结果。他们没有注意到变化的第一个征兆。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些变化注定会打破安全的模式。

当然也有例外。亨利的兄弟，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或许比他同时代的任何美国人都更加接近某种关于未来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的知识分子的预感。但是即使是他也只抓住了问题的一部分。他看到了英国日益增长的脆弱性——英国经济地位的日益增长的“离心率”（他这样叫它），英国对美国日益增长的依赖——反之，美国日益增长的对英国的战略依赖。他觉察到海军强国和陆军强国之间区别的极端重要性。他隐约认识到俄国、德国与中国政治合作的危险性。但是他的思想被当时的物质主义所扭曲：高估作为人类活动因素的经济和贸易，以及相应的低估作为事件原动力的心理和政治反应——恐惧、野心、不安全感、妒忌，甚至是无聊之类的事情。

当时马汉也在分析国际现实中绘制新路径——这一路径会对美国安全的根源进行更深刻的评价。还有其他人或许会被提到。但是他们总共仅仅组成了一个很小的团体。在当时以及随后的几年里，他们的努力甚至没有被继承。那些努力可谓悬浮在历史的半空中——在美国外交事务思维普遍麻木和沾沾自喜的背景下，这些都是智力活动的孤立的努力。他们所有人——所有这些世纪之交较为深刻和敏锐的思想——终止了对欧洲大陆竞争战场的探究。巧合的是，欧洲大陆是对美国安全来说最重要的事件注定要发生的地方。在欧洲大陆，我们迫切需要对美国利益的因素进行深刻的分析和仔细的辨别。

因此，很显然，我今天所谈论的事件——我们1898年与西班牙的短暂战争——发生在这一背景下：这个国家的公众和政府思考中没有任何关于美国安全全球框架的重大意识。既然如此，幸运的是，从重要性上来说，战争发生的环境以及事件和战争自身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来说都是局部的和国内的。随着我以后的几次演讲，并进而谈到20世纪的情况时，我们将会看到我们的困境和行动的全球性影响，它们随着年华的流逝飞速增长。直到二战，它们肯定是压倒性的。但是在美西战争期间，它们几乎不存在——夺取菲律宾是我们离它们最近的地方。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一场如此无趣的战争值得在今天下午讨论，那是因为它是审视我们这半个世纪以来外交政策的序言，是我们某些国家反应和行事方式的简单的、几乎不可思议的例证。如果我们要成为大国，有能力处理世界领导者的责任，那么美西战争就揭示了我们注定还要走的路程。

我们与西班牙的战争，你们还会记得，源自古巴的一种情况。那些可怕的、悲惨的、绝望的情况中的一个似乎标志着殖民关系的衰落和枯竭。自那以后，我们已经见过其他类似的情况，其中一些就在不久前发生。西班牙在古巴的统治受到古巴起义者的挑战。古巴起义者组织涣散、纪律不严，但是在各个地方按照游击队的经典原则行事，享有游击队在本土对抗不受欢迎的外国敌人的所有优势。西班牙镇压反叛的努力无效而残酷，只取得部分成功。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几十年来一直在零星地发展。二十年前，1875年，总统格兰特（Grant）在一项总统咨文中将其总结得非常好：

每一方似乎都完全有能力对其他人施加重大的伤害和损害，也能够对依赖于这个岛上和平的关系和利益以重大的伤害；但是他们似乎没有能力达成和解。双方迄今都未能取得任何成功，从而一方拥有和控制古巴，将另一方排除在外。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一些机构，或是通过调停，或是通过干涉，似乎迟早是终止冲突的唯一选择。

可以肯定的是，在1875～1895的二十年间，情况有一些改善。但是以后几年，叛乱再次爆发，这次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血腥和悲惨的规模爆发。1896年和1897年，叛乱给我们国家的政府、媒体和公众带来了日渐增长的担忧和失望。

当然，严格来说，我们有可能这样说：这不关我们的事，应当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我们的国家安全，正如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没有受到威胁。但是，美国的财产利益却受到损害。代表叛乱者利益的美国议员和军火销售商的行为给我们的政府带来了很多麻烦。最重要的是，美国公众舆论对古巴的暴力和悲惨深感震惊。我们的情感对20世纪巨大的惨状和残忍的行为尚未厌倦。古巴人民的遭遇震撼了我们的情感，激起了我们的愤慨。他们使美国政治家们深信：从长远来看，古巴的这种状况对我们的利益来说是不能忍受的，如果西班牙不能成功结束这种局面，我们就应当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介入。

1897年秋天，情况有些好转。在西班牙，一个新的、更为温和的政府上台执政。与之前的政府相比，这个政府在解决这些不幸的问题上表现出了更为强硬的倾向。1897年12月，麦金莱（McKinley）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注意到了这一改进，并建议我们给新的西班牙政府一个机会。他说：“我不怀疑它的诚意，也不会不耐烦地阻碍它所承担的任务。”他说，一些困难已经解决了；有理由希望：有我们的耐心以及西班牙政府持久的诚意，还会有进一步的进展。因此，1898年以一个新的希望开始：古巴人民的困境或许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

不幸的是，冬天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局势。首先，西班牙公使在华盛顿写了一封轻率的信，信中对麦金莱总统语出轻蔑，称他是“群众崇拜的投标人”，“一个冒充的政治家……试图在自己身后敞开谈判的大门，与此同时与党内的沙文主义者保持良好关系”。这封信泄露出去，发表在纽约的报纸上，引起了很大的愤慨和怨恨。几天之后，听说军舰“缅因号”（Maine）在哈瓦那（Havana）港沉没，266名美国人死亡，美国公众深感震惊。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事件就其本身而言似乎都不是导致战争的充分理由。西班牙政府不能避免公使的轻率——即使是外交官也经常会举止轻率，这类事情在最优秀的家族也会发生。他很快被解除职务，并否认他有攻击性的言论。就“缅因号”来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班牙政府与军舰的沉没有关系；或是西班牙政府本来会有些关系但却因它应该有些关系的暗示而感到震惊。西班牙当局，包括我们自己在哈瓦那的总领事，都恳请我们当时不要把军舰送到那里，其原因恰恰是他们害怕此举或许会导致麻烦。西班牙政府尽其所能减轻灾难的影响，接受调查并最终将整个事件的责任交给国际仲裁——一个我们绝不能接受的提议。

然而，这或许是历史的判决：这两个事件如此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舆论，以至于随着“缅因号”的沉没，战争变得不可避免。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再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和平解决的办法。这一点非常重要和不幸，因为在“缅因号”沉没到正式开战之间进行干预的九个星期中，西班牙政府在满足我们的要求和愿望方面走得太远。西班牙政府走得太远，以至于到4月10日（开战前11天），我们在马德里（Madrid）的公使——一个明智和温和的人，竭尽全力以阻止战争的爆发——能够宣布：如果总统能够从国会获得权力自行处理此事，那么他就能在8月1日之前找到最终解决方案。最终解决方案是以下列某一因素为基础：反叛者能接受的自治、独立，或是割让给美国。同一天，西班牙女王命令完全停战。在华盛顿的西班牙公使承诺美国政府尽早颁布自治制度，“这样就不会给任何声称更加完备的措施留下动机和借口”。

在两国政府漫长而曲折的通信过程中当然也有孤立的片段。我引证这些只是为了表明，至少在名义上，1898年4月初，西班牙政府很快就接受了我们要求他们的那种态度和行动。尽管如此，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在任何方面受到这些最后关头的让步的影响。它没有采取行动阻止国会的情绪和行动沿着明确走向战争早期爆发的方向发展。

正如人们当时所看到的，西班牙的很多让步确实来得太迟，并不完全可靠。这个时候，叛乱者没有心情、没有纪律以任何方式与西班牙当局合作，这也是真的。但是，人们并没有这样的印象，即这些事情就是对我们政府决定开战有决定性的影响的事情。这一决定似乎更应当归因于美国舆论的状态，归因于国会选举年的事实，归因于一部分美国媒体的厚脸皮和极其不可思议的好战，归因于来自各个政治方面的自由而坦率地施加给总统的政治压力（顺便说一句，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实，即金融和商业圈，所谓的战争的煽动者并没有参与其中，他们通常不赞同我们参与战争的观点）。

如你所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4月20日，国会正式决定，“美国有责任要求西班牙政府立刻在古巴岛放弃权威和统治权，从古巴及古巴水域撤走陆军和海军。美国政府确实也据此这样要求”。这规定和允许总统“使用美国全部的陆军和海军……在必要的范围内”来强制执行这一需求。我们给了西班牙人整整三天的最后通牒来接受这一决议。我们知道他们不愿也不能接受。第二天一早，还没有等到最后通牒发出，西班牙人就声称这一决议“等同于宣战”，并断绝两国关系。同一天，美国政府开战。因此，伴随着国会和民众的赞誉，我们的政府在除战争以外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远没有用尽的情况下对其他国家发动了战争。

关于战争的起源就谈这么多。现在谈谈有关战争的方式，尤其是对菲律宾的占领。你一定还记得，我刚刚引用的国会决议的措辞仅仅提到了古巴岛。决议中没有表明：国会对除古巴以外的领土没有任何兴趣；或是总统有权为了与西班牙撤出古巴无直接关系的任何目标使用武力。现在，该决议于1898年4月20日通过。然而，仅仅11天后，海军上将杜威（Dewey）在清晨驶入马尼拉海湾（Manila Bay），在此进攻并摧毁了西班牙舰队。仅仅几天之后，总统麦金莱（McKinley）批准为派遣占领军做准备。这支陆军的任务就是跟进杜威的胜利，“在那一地区减少西班牙的势力”，“在美国占领该地区的同时赋予该地区以秩序和安全”。该部队向菲律宾进发并在那里投入战斗。到了8月，该部队发起猛攻并占领了马尼拉。随后，在我们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该地区并将它置于美国的完全控制下的最终决定中，这次行动的影响是最重要的，或许是决定性的考虑。因为这次行动粉碎了西班牙在该地区的统治，使我们不可能将该地区留给西班牙。正如不久后我们将看到的，我们除了自己占领以外没有其他令人满意的办法。

现在，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在与西班牙战争的初期没有对菲律宾作战的正当理由，那么其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换言之，为什么我们在1895年5月做这些事情，以至于后来我们几乎不可能不吞并一个大的南太平洋群岛？而在此之前，我们在南太平洋的利益几乎为零。我并不是将这一问题作为当时美国政治家的道德判断之一而提出的，而是将之作为可以激发我们做决定的方式以及美国政府做事情的方式而提出来的。

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也不并不知晓这一问题的全部答案。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年轻的海军助理秘书西奥多·罗斯福（Thedodore Roosevelt）一直觉得我们应当占领菲律宾。我们知道罗斯福设法任命杜威为亚洲舰队的总司令。我们知道罗斯福和杜威都想要战争。我们知道罗斯福与杜威具有某种优先的默契，指出无论战争起源的环境或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杜威都会进攻马尼拉。我们知道，后来，在详述杜威的行动时，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参与其中，麦金莱总统表现出非常贫乏的理解力，并且自称相信许多并不真实的战略前提。麦金莱指出：在马尼拉战争期间，他没有想过要占领菲律宾。杜威的行为仅仅是为了摧毁西班牙舰队，将它作为战争的一个因素而根除。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关于为什么麦金莱在杜威胜利后几天内就允许派遣占领军到该岛屿上，我们仍感到困惑。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真的知道在战争前华盛顿政府和杜威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能说，在这种情况下，看上去似乎美国政府的行动主要是依据一个非常有能力和保密的阴谋，这一阴谋是由少数战略性地安置在华盛顿的人决定的。由于战争的狂热氛围，这种阴谋受到了赦免、宽恕和某种公众祝福——对美国公众来说杜威的胜利是如此的激动人心和令人愉快——但是，一旦结果相反，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严厉的和十分令人不快的国会调查。

因此，关于我们战争行为背后的决定就谈这么多。与战争有关的更为广泛的政治决策是怎样的——这一决策不仅导致菲律宾的最终被吞并，而且也导致了对波多黎各、关岛和夏威夷群岛的最终吞并？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决策。在我看来，在美国政治体系的整体观念中，这代表了一个转折点。1898年对这些领土的夺取代表了美国主权向北美大陆边界以外的重要领土的第一次扩张，除非我们在萨摩亚（Samoa）的统治能够证实这种描述。它们代表了大量人口被我们所统治的第一个实例，这些人没有广泛期待他们能被国家所接纳。在此之前，我们的领土的获取都是相对空旷的土地，人口分布太过稀少以至于没有资格立刻成为一个国家。对他们来说，领土地位被视为一个权宜之计，目的在于使他们渡过苦难时期，直到他们中间充满了我们的人并做好准备进入联盟为止。

但是1898年，在这里，第一次，领土的获得不再是期望获得国家地位，而是宁愿无期限地停留在殖民从属的状态中。在这一点上，扩张的主要倡导者们是非常明确的。他们中最为深思熟虑和善于表达的人之一，怀特洛·里德（Whitelaw Reid）经常表达他的担忧，唯恐人们会将新的领土视为美国州候选者，因为他知道，如果是这样，人们就不大愿意接纳它们。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是扩张主义的反对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攻击里德，“由于你反对将所有这些岛屿作为州接纳，你将遭到驱赶”，他说，“你不得不一个不落地接纳它们”。因此，问题被明确地提出来，并被视作是一个不打算给予联邦州地位的领土承认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冗长而啰唆。其中大部分内容与合法性有关。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权宜之计和智慧。扩张主义的支持者们提出了许多观点。一些人说获取这些领土是我们的宿命。其他一些人说，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对此有至高无上的利益，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有义务改造他们的无知，使这些误入歧途的居民获得新生。另一个论据是，对保卫我们的大陆领土来说，它们是必要的。最后，具有商业头脑的人称，我们必须占领它们（尤其是夏威夷和菲律宾）以确保我们自己成为与东方国家伟大的未来贸易的组成部分。

扩张主义的反对者们在很大程度上用法律词汇进行论证，挑战这种安排的合宪性。但是，他们最强有力的观点是：以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论点为基础，美国人创建了自己的国家，我们美国人有什么权利假设帝国的权力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将他们作为臣民而不是公民纳入我们的体系中，而不顾他们的感受如何。在关于同西班牙签署和平条约的争论过程中，马萨诸塞州议员霍尔（Hoar）说道，吞并国外领土并未经本国人民同意而统治他们是与《独立宣言》的神圣原则完全相悖的，并且是不合宪法的。因为它不促进宪法的任何目的。该议员说，开国者们从未想到他们的后代“会被这些神圣的和令人敬畏的事实所欺骗，穿着被遗弃的冒牌皇帝和傀儡国王的衣服高视阔步；他们从未想到他们的后代会因火药的味道和一次胜利的枪声而兴奋，就像一个小男孩因国庆日早上的鞭炮而兴奋”。

帝国主义者的最强有力的观点实际上都不是我所提到的那些，而是有时被称为偶然中的必然性的观点——除非我们自己占领，否则其他人也会占领这些领土，这将是更加糟糕的。就波多黎各和夏威夷来说，这一观点对我来说似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没有其他任何人干涉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我们自己的安全来说，波多黎各可以很安全地留给西班牙，或是像古巴那样让它独立。就菲律宾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旦我们在岛屿上打败西班牙军队并占领马尼拉，一旦我们打碎了西班牙的统治，那么就不存在将它们还给西班牙的问题了。即使它们是有机会被其他大国放任不管（这是不存在的），这些居民也很难适应自治，这也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占领它们的一个替代方案或许就是英国和德国之间因为所有权问题而争执。这种争执有一种合理的可能性，即会最终达成某种临时协议和领土划分。日本迟早会成为所有权的竞争者。从西南太平洋后来发展的观点来，这是否是不幸的，我还不敢说。在这种推测性的问题面前，历史学家的力量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看不到这非常不利于美国的利益这种可能性，那么我怀疑当时的人们自己能够看得很清楚。如果他们未能看清，他们会问自己，为什么他们需要彻底摧毁西班牙在该岛屿的统治？

俄国作家、医生安东·契科夫（Anton Chekhov）曾评论道，当大量的治疗方法被用于同一种疾病时，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意味着它们都没有任何用处，该疾病是无法医治的。与此类似，当人们注意到扩张主义者为1898年夺取领土提出了大量的根据，给人的印象是它们没有一个是真实的——在其深处都应藏着一些深层次的、难以言表的东西。这些深层次的、难以言表的东西或许是这一事实：当时的美国人，或至少是许多很有影响力的发言人仅仅是喜欢帝国的气息，有一种游走于当时殖民强国的冲动，看到我们的国旗飘扬在遥远的热带群岛，去感受国外冒险的影响力带来的激动，沐浴在被认为是世界上伟大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的阳光中。但是，通过回顾，反扩张主义者警告的力量和真诚以及他们争论的逻辑（从未真正被驳倒）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逻辑是：一个将自己的政治哲学追溯至社会契约概念的国家，没有必要为在社会契约概念中没有地位的人以及应该以臣民而不是公民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人负责。国王能够拥有臣民，问题是一个共和国是否应该拥有臣民。

人们会特别记起一个反帝国主义者弗雷德里克·古金（Frederick Gookin）的言论：“这个国家的人民要考虑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允许帝国主义政策建立，该政策将会对我们自己产生什么影响。”人们主要是依据这个问题来思考我们后来与这些殖民地的经历。

关于波多黎各，我不再说了。最近的事件无疑已经足够雄辩地使我们扪心自问，我们是否真的深思熟虑过一个如此重要、蕴涵善恶两种可能性的关系的所有含义，正如我们国家与波多黎各人民之间的殖民关系。就夏威夷来说，我们认为决策的结果比较成功。但是，我有些担心，因为美国人的血统和生活方式能够完全主宰生活场景；因为本土的生活方式被淹没沦为旅游娱乐的无用的不体面行为，同我们美国印第安人的情况一样。就菲律宾来说，我们回想起在菲律宾被吞并仅仅几年后，这次吞并的首要的和最热情的倡导者西奥多·罗斯福已经幻想破灭，已经对他的提议感到后悔并希望我们摆脱它们。最后，让我们记住，在20世纪30年代，我们决定给他们以自由。最近我们这样做了，但是实际上主要不是为了他们的缘故——主要不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感到抱歉，或是认为他们做好了自由的准备并且认为我们有义务承认他们的自由——而是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对我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微小的不便；因为经济上的亲密关系，它们以我们殖民地的地位存在会让美国国内强有力的利益集团感到明显的不舒服。换言之，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准备长期忍受“白人的负担”这一词中所暗含的那些基本的牺牲。请记住我刚刚引用的古金的话：“问题是该政策将会对我们自己产生什么影响。”

当一个人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会想知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许多明显的政治失败是否并不在于我们在人民的主体和其他人或群体之间建立义务的政治联系的努力。是否是因为我们希望如此或是没有其他的可行的解决办法，我们无法给予他们完全的公民身份。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深层次的意义。如果我们社会真能知晓的仅是被称作“公民”的人的人数这一情况属实的话，那么当它试图处理一定数量的被称作“臣民”的人的问题的时候，就败坏了它的根本，而且我们制度的潜力有限。另外我们的制度只能扩展到我们的同类——在独立和自治这些独特精神下成长起来的人，那些能够接受、享受和满足于我们制度的那些人。当此情势，统治遥远的人不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当此情势，我们美国人应当当心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避免接受对任何人的任何类型的家长式的责任。比如有人要求我们进行军事占领，如果我们能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应极力避免；或者，占领时间不要超过绝对必要时间。

因此，这些就是当我们思考19世纪末与西班牙遥远的、独特的冲突时，令我们震惊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扼要概括一下这些内容。

我们看到，在支配我们诉诸战争行为和决定我们军事行动的特点的诸多理由中，没有多少严肃认真的深思熟虑，没有多少对国家利益的谨慎有序的衡量。当涉及使用我们的军事力量时，大众情绪、政治压力、政府内部的阴谋都起决定作用。麦金莱不想要战争。但是，当面临严酷的现实，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如果对他们有利，没有迹象表明他或是他的国务卿认为有义务反对诉诸战争。出于主观的和情绪上的因素诉诸战争，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一些计划的基础上实施战争的。就我们所知，这些计划从未被认真地审查过，也没有经任何能胜任的官方机构的批准。这些计划只有政府部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并理解。这些计划无疑反映出与国会定义的对外宣称的战争目的不同的别有用心的动机。当源自这些计划的海军和军事行动的成功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并引起外国领土获取的重要问题时，政府的行政部门很少参与讨论。政府行政部门没有做出认真努力，来控制对一位远方的受欢迎的指挥官的功绩的公众反应的影响。批准条约仅是参议院的责任，这引起了大量的问题，并且通过参议员的辩论引起公众的注意，像以前一样慎重和开明。

依我之见，按照回顾的观点，那场争论得出的结论似乎不太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些成为对我们祖先的指责，因为针对他们的磨难和困境，我们都是蹩脚的法官。让我们满足于这一纪录：在他们深思熟虑的过程中，他们偶然碰到的难题和问题对美国文明的兴旺发达来说至关重要。这些难题和问题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仍然需要解答。然而，1898年的人在回答这些问题时犯得起错，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再抱如此奢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