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演讲的第一个演讲中，我将美西战争作为20世纪上半叶外交的一个前言来谈论。现在，我希望讨论美国外交史中的另一个事件。在世纪之交的同一历史时期，这一事件也具有同样的前言性质：海约翰（John Hay）门户开放照会的发送。

我想你们都会记得这一事件的基本性质，因为在美国，这一事件已经得到普遍的理解。事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当欧洲列强开始瓜分中国并侵占中国的一部分为自己所独有的时候，美国国务卿猜到它们的目的，先发制人，通过发出照会部分地挫败了它们的计划。该照会要求它们在中国遵循门户开放原则——各国权利均等的原则——以及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原则。当时公众舆论对该事件的解释今天被载入教科书，马克·沙利文（Mark Sallivan）在其题为《我们的时代》（Our Times）的论文中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

“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美国观念。该政策的提出与其他国家实行的势力范围政策形成对照……

“门户开放”是美国外交史上最值得称赞的事件之一，是善意的冲动与力量以及精明的谈判技巧相结合的一个范例。没有一个赞成海约翰政策的政治家和国家想要这样做。这就像要求每一个相信真理的人站出来——说谎者不得不第一个站起来。海约翰彻底看穿了他们；对人性的洞察是他的强项之一。

现在，请记住这个解释，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1897年底和1898年初，有一个真实而合理的担忧：中国会被瓜分。在那几个月里，俄国很明显地表露出要在满洲（Manchuria）拥有特殊地位的决心，包括在旅顺港（Port Arthur）的海军基地以及在现在的大连（Dairen）的商港，两个港口都由跨西伯利亚铁路连接；德国加强了对胶州湾（Kiaochow）的控制和对山东半岛的影响力，法国从南边和现在的印度支那赶过来，就港口开放、铁路特许、任命法国人为中国邮政机构负责人和其他一些优惠成功地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

这些偶发事件自然而然地在伦敦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在此之前，英国是中国贸易的绝对统治者。它们拥有对中国80%的贸易；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包括我们美国，只占20%。由于处于一个有利的竞争地位，英国商人总是支持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也就是说，消费商品进口的关税待遇、港口税等各国均等。现在，他们不能确定，随着其他大国获得了势力范围，所有这些如何才能实现。这会将英国贸易排除在外，还是不会？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此前，中国贸易中的主要困难是中国地方当局，而不是世界强国的行动。英国商人一直要求他们自己的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忽视外交礼仪、忽视在北京的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直接进入中国内地，乘着它的炮舰，沿着大河前进，迫使顽固的官吏取消他们设置在商品运输道路上的障碍和苛捐杂税。如果这将是其他强国在它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做的事，那么这也许是一件好事情。或许英国甚至能够从中获利。但是，假设那些强国仅仅是开放内地进行贸易，并将内地据为己有。那么事情就会更糟。

与英国商人不同，英国政府自身有其他一些担忧——这些担忧比英国商人圈的抱怨和愤怒更为严重。这些担忧具有战略和政治意义。英国政治家们不喜欢俄国要在渤海建立海军基地的想法。这一切将在哪里结束？这不会导致俄国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吗？在一封与沙皇政府的秘密通信中，英国外交部非常坦率地说出了它的担忧：

一个与中国有4000多英里陆地边界（其中一部分边境离中国首都很近）的伟大的军事强国，绝不能不对中国地方当局产生相应的影响。女王政府认为以下情形是最为不幸的事情：俄国政府认为必须在渤海湾再控制一个港口，使海湾其他地区无关紧要地继续留在中国主权之下，俄国就控制了通往中国首都的水路，这将使俄国在海上获得与其在陆上已经获得的相同的战略优势。

俄国人并不理会这个通讯，一往无前地实施他们的计划。在大量的担心和争论之后，1898年春天，英国政府从两个方面对这一情势作出了反应：表面上强调在中国维持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性；私下里四处寻求与其他国家或是反对俄国战略入侵中国的国家签订某种特殊的协议。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还有第三条行动路线。当时他们有点不情愿采用这条路线。但是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强烈地催促他们采用这条路线。他们知道，如果其他方法都不奏效，他们就不得不采用这条路线——在长江流域发展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那里，他们自己的贸易规模最大，在那里，他们能够对北京政府施加更为直接的影响。通过发展这样一个势力范围，至少他们能够确保自己不会被排除在中国最重要的部分之外。此外，或许还会有其他优势。

正如我说的，1898年春天，他们依然希望他们不需要采用这条路线，但是他们不是很确定。中国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多年来作为英国政策基本原则的门户开放主义开始普遍地表现出局限性。过去，这仅仅是一个进口消费品为大众分配和出售的问题。对于这种贸易，门户开放政策明显适用，符合英国利益的要求。但是现在，外国对从中国政府获得铁路建设和采矿企业的特许权感兴趣。在这里，门户开放主义并不是真的适用。在战略上和政治上，这些特许权对于那些希望中国政府在批准这些特许权时仅受商业考虑引导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被迫决定在中国的这些地区由这一个强国来修建铁路，在那些地区由另一个强国来修建铁路。让各列强的活动在地理上保持某种程度的分散，而不是所有国家在一起毫无目的地打转，这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如果英国想要参与特许权业务（他们也参与了），他们就标出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他们的特许权是集中的，其他强国的特许权被排除在外。

因此，除了列强本身的不道德之外，这些所谓的势力范围成长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逻辑和必然性。门户开放主义——这一主义是如此的陈旧，以至于1898年英国议会将之称为“这个被引用和重复引用的著名短语几乎是令人生厌的（ad nauseam）”——与新情况并不完全相关。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谈论门户开放政策仍然是有用的，并在新闻界给予公开的承认。因为消费品的贸易，还有特许权仍然大量参与其中；他们不希望看到英国商人在世界各地受到排斥；如果商业“开放”政策受到普遍的尊重，那么它可能会作为一种可靠的约束力量，来约束其他强国的战略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898年3月（美西战争爆发前约一个月），英国政府就门户开放主义问题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接触。英国给总统麦金莱发了一封秘密信函，信中指出了其他强国或许会吞并中国的部分领土的危险性，或是以确保自己获得优厚待遇为条件出租这些领土的危险性。信中询问“他们是否能够依靠美国的合作，来反对列强的任何此类行为，万一意外情况发生，美国是否做好准备加入英国来反对这些措施”。请注意，它们并不反对势力范围。它们只是反对以排除其他国家为条件吞并或出租领土。

没有证据表明英国外交部很重视这次接触，或是对其成功抱很大希望。英国外交官对同一时期他们设法应对的其他提案更加感兴趣——针对日本和德国。我们的方法很显然是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催促的结果。张伯伦有一位美国妻子，他对英美政治合作给予很高的希望。他在国内政治方面很有权威，在实施外交政策的行动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我怀疑，他穿行于外交部以谋取美国在中国的合作。外交部给我们的政府发送照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悦他。甚至可能是为了表明，这个想法没什么；但这仅仅是一个猜测。

无论如何，当时这件事毫无下文。华盛顿全神贯注于古巴问题。当时国务院甚至没有远东部门。国务卿老约翰·舍曼（John Sherman）不活跃，有些衰老，即将停止工作。实际上，美国政府说“不行”，英国政府也没有再以任何正式的形式提出这件事。

正如我所说的，人们不能确定英国外交部对这个回答特别失望。但是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他就是海约翰，我们驻伦敦的大使。当进行接触时，他不在伦敦，他与朋友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一起在埃及旅行。当他回来听到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就坐下来写信给国务卿，要求重新考虑我们的决定，但却被告知时间仍不合适。

可以推知，仅仅是从我们与英国关系的角度出发，海约翰才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海约翰对中国知之甚少，甚至从未去过中国。但是他认为我们不同情英国是不明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帮助他们，或许我们会借此建立某种我们日后也许会用得着的外交信誉。

同年夏末，海约翰被任命为国务卿。毫无疑问，当他回国履职时，他将这件事记在心里。整个夏天，一些英国人，尤其是张伯伦，不时与他谈论此事。但实际上，英国政策本身开始悄悄地偏离门户开放主义。1898年到1899年冬天，这种偏离还在继续。英国政治家对门户开放原则仍然是口惠而实不至。但是，从他们自身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意识到势力范围不会很容易地消除或摒弃。他们继续悄悄地采取一些他们自己的防御措施。为了平衡俄国对旅顺港的占据，他们在渤海的另一端租用了一个战略性的港口。他们大规模地从事铁路特许权生意，尤其是在长江流域。他们还做了一件尤其值得关注的事情，这件事情与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有关。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租用了九龙（Kowloon）。

你会记得，他们已经将香港岛作为直辖殖民地占有。从香港出发，他们与中国内地进行贸易。我担心，一定数量的贸易都是不规律的，在这种意义上，这些贸易逃避中国海关关税；换句话说，就是走私。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Chinese Imperil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是一个国际服务机构，被一个精力充沛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爵士管理着，他的管理注重诚信而有效率。赫德是如此正直，以至于他会像毫不犹豫地申斥任何一个不遵守海关规定的人一样粗暴地对待在中国的英国商人。在他的不妥协和严格的管理下，已经获得了一些缉私船的海关总署环绕在香港岛，使香港岛与大陆之间的活动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为了应对这种情况，1898年6月，英国从香港手中获得了中国内地海峡两岸一部分领土的租赁权——这片领土被称作九龙。占有了九龙，商品就有可以不通过海关监管而从香港直接运往中国内地。这一点很重要，即在获得九龙之后，他们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关闭中国海关（Chinese Imperil Maritime Customs）的税收所。对赫德爵士和海关总署来说，这自然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对德国人和俄国人来说，迄今为止它们没有麻烦。德国人甚至邀请他们在中国胶州湾的港口设立海关，在此之前这里从未有过海关。但是，赫德对俄国未来将会做什么感到非常不安。如果英国要开创这类先例，取消九龙的海关，如果这一先例被他人所效仿，那么势力范围的建立必然导致所有的所谓的势力范围中海关的关闭，这会导致海关本身的崩溃，并导致中国政府的财政崩溃。

当1898年末，海约翰接任国务卿时，他没有关于远东事务的顾问。因此，他把他的朋友W.W.柔克义（W.W.Rockhill）带回了华盛顿。柔克义当时是驻希腊的公使。他曾经在中国工作过，但是这个时候距离他在中国工作已经七年了，他有些不了解情况。尽管关于这一事实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假设海约翰让柔克义做的事情就是让他找到一些回应英国要求的办法。英国的要求就是让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帮助他们。

柔克义于1899年春天回到华盛顿，但是很显然，他不能马上根据以上的思路建议采取任何行动。有一些证据表明，总统仍然不愿采取任何此类的行动。1898年12月，在对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总统传递的信息，好像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自己解决。我们也有道理怀疑柔克义自己并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实际上，英国没有重申他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要求，他们对此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英国大使，遵循当时的古老习俗，去新港度假，不能进行磋商。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对中国的行动方面，英国政府在中国的行动迅速地偏离门户开放政策，并且当时英国政府或许不怎么愿意提及门户开放政策。

因此，大事发生了。6月中旬，柔克义的一位好朋友从北京来到华盛顿：这个英国人名叫贺璧理（Hippisley）。他是中国海关的“二把手”，在赫德爵士之下。贺璧理正在休假，不在中国，在去英国的途中路经美国。他的妻子是巴尔的摩（Baltimore）女孩，也是柔克义先生的朋友。或许被英国在九龙的行动伤了感情，以及保持海关总税务司对中国进口物品的控制权的必要性，他竭力主张美国政府“竭尽所能针对中国的普通商品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他说，利益范围是存在的，而且应当被视为是一个既存的事实。只要它们只适用于铁路和采矿特权，那就一切正常。但是，如果人们开始将这一概念扩展至海关待遇，那么就将出现危险了。带着这个想法，他主张美国政府与其他欧洲列强接触，从它们每个国家得到保证：在它们的利益范围内，它们不会干涉条约口岸（也就是海关总税务司设有机构的口岸）；中国的条约关税应当不加区别地适用于所有进入各自势力范围的商品。

柔克义赞同这些想法。但是最初他认为，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些想法都是难以实施的。海约翰也这样认为。海约翰当时在新罕布什尔（New Hampshire）州休假，但他就此事与柔克义一直保持通信联系。8月7日，海写信给柔克义，“我充分意识到你所说的事情的至关重要性”，“我已经做好了行动的准备。但是部分‘议会和人民’的无知的偏见迫使我们谨慎行动”。

然而，不久之后，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由于某种原因，国内政治中对行动的阻力似乎已被克服。8月24日，海约翰授权柔克义去推进贺璧理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贺璧理起草的备忘录的基础上，柔克义起草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被呈交总统并得到了批准。以此文件为基础，依次起草了一系列照会，这些照会发给了很多在中国有利益的列强。海约翰从新罕布什尔州回来有足够的时间签署这些照会。这些照会被按时发送出去。海约翰返回新罕布什尔州度假。夏季的低迷再次笼罩着华盛顿。

照会以对背景的讨论开始。讨论体现了贺璧理的一些想法，也包含了柔克义自己的一些想法。它包含美国政府完全拒绝承认势力范围，但是贺璧理说势力范围是客观存在的，挑战它们毫无用处。但是，照会的核心在于一个具体的“三点式”规则，措辞非常专业。这些规则几乎一字不差地出自贺璧理的备忘录。没有证据表明，美国政府给予这些原则以任何认真的批判性的研究，或是当用来衡量中国的事件时，美国政府做出任何努力来评价其本该具有的现实意义。考虑到它的起源和措辞，在我看来这有可能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一份精心准备的关于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愿望的总结。很有可能这份照会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英国的。通过获得政府的支持，贺璧理很显然找了一个便利的迂回的方式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使英国政府以对中国海关利益威胁较小的方式行动。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柔克义或是海约翰意识到了问题的这一方面；没有证据表明，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他们知道贺璧理的规则在何种程度上会与英国的政策相冲突。他们怀疑英国稍微有些偏离循规蹈矩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似乎是可信的。但是，我怀疑，他们知道他们偏离了多远，以及该照会中所包含的规则对英国来说是多么的不愉快。

退一步说，各国政府对照会的反应是冷淡的。英国没有表现出热情，针对在九龙使用这一原则争论了很久之后，英国最终表示有条件的赞同——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各国同意这些原则，那么我们也同意。由于其他各国都提出了相同的条件，因此看这些答复是否有效，就要看最薄弱的环节。最薄弱的环节显然是俄国。俄国答复中的语言是令人困惑和推诿的。我们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警告海约翰，俄国政府“根本不想回答你的提议。它最终很不情愿地给予答复”。尽管有这样的警告——这样的警告让人想起很多后来来自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警告，这些警告反对过于信任苏联政府的口头保证——1900年3月20日，海约翰仍然义无反顾地宣布他已从所有列强那里收到了令人满意的保证，他将这些保证视为是“最终的和可靠的”。借此，他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欧洲强国在中国做了坏事而就要侥幸逃脱惩罚时，它们由于美国政府的及时干预而受到阻碍并感到挫败。美国取得了彻底的外交胜利。这种印象很快为美国公众所接受。

顺便说一句，通过如此作为，海约翰开创了一个先例，这个先例从那时起注定会折磨美国外交实践至少半个世纪，或许——就我所知——仍将在另一个五十年里继续折磨美国外交。我们会在下一个演讲中看到这一先例的一些本质和重要性。

门户开放照会的故事还没有完，还有一个结尾。海约翰宣布他从列强那里收到了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令人满意的保证，这碰巧与义和团运动（Boxer Rebellion）开始的时间几乎完全一致。你还会记得，这是一场暴力、狂热的排外运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默许。这场运动导致外国财产的大量破坏、大量外国人被杀、成千上万的人从内地逃走，导致对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的一次正式的军事攻击。这些公使馆被包围，被迫在几周内用武器自卫，直到救援队到达北京。

这一年是美国的总统选举年。对北京公使馆的包围于6月20日开始，8月14日结束。6月19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在费城（Philadelphia）召开。7月4日，民主党政党大会（Democratic Convention）在堪萨斯城（Kansas City）召开。空气中充满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的声音，“帝国主义”一词源自美西战争期间的决定。政府不想过度卷入中国的军事冒险，不想在那个夏天受到外交政策上的任何更多的轰动性的事件的侵扰。7月3日，民主党政党大会召开前一天，海约翰向各大国发出另一份照会，这一次——在这次照会中显然倾向于使用流畅和没有争议的词汇——根据中国目前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界定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在第一封门户开放照会中，他提到保持中国完整的愿望，但是没有强调这一点。现在，在1900年7月3日的照会中，特别声明“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为了寻求……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这次提及的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一直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对最初门户开放照会思想增添的一个新的注解，使政府致力于保护中国领土不受外国的侵犯。这的确是对门户开放照会的一个解释，并在接下来的五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被美国政府所遵循。因此，门户开放照会普遍被认为是1899年夏天发给各大国的照会，再加上第二年夏天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发出的照会。

实际上，没有一个照会有任何看得见的实际效果。事实上，后一个照会在我们美国之外几乎根本没有被注意。没有什么理由指望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义和团运动，伴随着外国军事干预，注定会导致在中国的外国政府权威的净增长，而不是降低。俄国人利用它来加强自己对满洲的控制。强加在中国政府身上的赔款迫使中国政府增加向一个或另一个列强借款，因此也增加了中国对它们的依赖。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发起人们很快就对该政策感到失望。似乎在事件的进行过程中，门户开放政策几乎消失了。对贺璧理来说，义和团运动意味着中国的不可避免的崩溃，反过来意味着门户开放的终结。柔克义作为美国政府特派员前往北京，以帮助在叛乱后重组中国事务。据说在第一次门户开放照会发出仅两年后，他写道：“我相信，在美国进入另一个这种性质的混乱之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海约翰本人而言，1900年12月，就在他宣布他将致力于支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仅五个月之后，他秘密命令我们驻北京公使设法为美国获得中国福建省三沙湾（Samsah）的一个海军装煤港。但是，几个月后，因俄国加紧入侵满洲而感到忧虑，日本人礼貌地询问美国能否倾向于加入他们，使用武力来保证他们所宣称的原则得到遵守。海约翰答复道，美国“目前还不准备单独，或是与其他大国一起，以任何能够对其他大国表现出敌对性质的示范在东方实施这些观点”。

完全有理由相信，日本人非常小心和谨慎地关注这一声明的重要性。当时，他们一如既往地对真正的，而不是半心半意的军事联盟感兴趣。一年后，他们签署了英日同盟（Anglo-Japanese Alliance），他们在未来多年内的安全都建立于此。三年后，他们拿起武器，把俄国人赶出了满洲南部地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既不指望我们的援助，也不害怕我们的反对。难道海约翰没有说过，我们关于中国的观点，不是那种我们能够以任何对其他大国表现出敌对性质的示范来实施的观点？

因此，这就是海约翰发出门户开放照会时的环境。当你分析这些事件的时候，它们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它们就意味着如下的事情。

1899年夏天，美国国务卿与很多大国接触，要求它们同意旨在管理在中国获得势力范围的国家政策的一套特定原则。

这不是海约翰起草的原则，没有证据表明他完全理解了该政策的实践意义。可以这么说，他的一个助手在未经审核的情况下从一个英国人手中拿过来，这个英国人那年夏天恰好在华盛顿的附近。这或许是对英国向我们提出的要求的一个回应。实际上，它不代表英国当时的政策，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的政策冲突。它或许代表了面临一些威胁到未来的新情况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渴望。它不是一个新政策，而是一个老政策。它不是一个美国政策，而是一个英中关系中长期以来的政策。它总体上不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政策，而是一个过时的、实际上部分地被发展所超越的政策。这不是一个美国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以任何坚决的方式支持的政策，或是如果实施，这不是一个我们准备好为其结果承担特殊责任的政策。最后，正如事件很快表明的，它甚至不是一个我们在自己的殖民地倾向于遵守的政策。在我们获得菲律宾和波多黎各之后的几年里——尽管我们做出了相反的勇敢承诺——我们在这两个新获得的领土上设立了歧视性的制度，这些制度与门户开放原则冲突。

没有证据表明，海约翰意识到了这些现实（就它们是当时的现实来说），或是能够预见它们（就它们与未来有关来说）。或许没有理由假设他本能够如此。这个规则具有高尚的和理想主义的口气；它在国内听起来很动听；很显然它符合美国贸易的利益；英国支持该规则已为人所知——就他所知，依然支持——很难看到在其他大国那里运用会产生什么伤害。他这样做了，他收到了预期中的勉强的、尴尬的、推诿的答复。虽然他被警告这些答复缺乏实质内容，但是他找不到理由不去求助美国公众并且通过把这些答复描述成外交成功而好好地利用它。

尽管如此，我不责怪他，也不想谴责他。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个有尊严的和敏感的人——一位伟大的美国绅士。他为创建一个政府架构而努力，但实际上这个政府架构并不适合一个大国外交事务的行动。他在尽力利用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环境。

但是，我确实想强调的是（这是讨论的中心观点），美国公众很容易就把这种行动视为一种重大的外交胜利。公众的想象力被点燃，公众的钦佩获得了胜利。在情感方面，海约翰被塑造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政府外交政策的受欢迎程度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

当时，不仅取得了这样的效果，而且还创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注定在至少半个世纪里在美国思想中繁荣发展。不是明显缺少实际效果，也不是海约翰及其他相关人员的醒悟，不是我们不愿以任何强制的方式支持该政策，不是我们自己随后偏离了该政策——所有这些情况都没有以任何方式动摇美国公众已经确立起来的观念。在这里，在门户开放照会事件中，该事件是对美国政策在国际社会取得的胜利的一个极大支持——对美国观念的美国式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