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剑桥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写道：“人类重大冲突的背后，是一个可怕的人类困境，这一困境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当代人没有看到这个困境，或是拒绝承认其真实性，以至于我们关于它的认识都来自后来的分析。只有伴随着历史科学中一个特殊主体的进程，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存在一个可怕的难题，这个难题几乎超越了人类解决它的创造力。”

我不认为，与任何其他的重大冲突相比，这一观点对二战而言更具真实性。但是，事实上，站在民主这一边战斗的人对它知之甚少，特别是我们自己。我敢肯定，对这场冲突本身包含着什么的理解的缺乏，与在我们使自己适应二战留下来的环境的努力中，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重大困惑和难题有很大关系。

我想，对了解这场最近的战争的最有帮助的事，就是作为一个军事冲突，在开始之前，它遭受偏见的程度——你或许会说，在多大程度上，它是不能完全获胜的。

让我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在战争开始前，世界上陆军和空军武力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三个政治实体手中——纳粹德国、苏联和大日本帝国。所有这些实体都对西方民主国家怀有深深的、危险的敌意。按照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情况来看，如果这三个大国共同努力，在军事事业中团结一致，那么很显然，凭借着手中的甚至是期望中的武器，其余的西方国家没有希望在欧洲和亚洲的广阔土地上打败它们。在欧洲和亚洲，西方民主国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世界权力均势对它产生了决定性的不利影响。

我并不是断言这一切都能被西方政治家所察觉，或是很容易被察觉。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现实。就这一点而论，如果战争到来了，它很显然限制了西方的现实的期望。在这三个极权国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西方国家不用其他极权国家的援助就能令人信服地将之击败的国家。就德国和俄国而言，情况不容乐观。联合在一起，它们根本不能被打败。民主国家只有在与其中一个合作的情况下，它们中被孤立的另一个才能被打败。

但是，这种合作，如果被允许进行到完全胜利，就会意味着合作力量的相对加强，最终它们会作为贪婪的和难以和解的索赔人出现在和平的谈判桌上。不仅如此，如果不让合作的极权国家仅仅凭借着军事行动的磅礴气势占领东欧的大部分地区，这两个极权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参与民主国家一边的战争，都几乎不能战斗至完全和成功的结束。

因此，从1939年的情况看，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处于军事弱势方的不利条件之下。它们几乎不能期望避免付出代价。属于它们的不再是实力的选择。它们手中的牌是如此的不利，以至于在新的世界战争中，任何完全的、清白的民主胜利实际上都是不可预见的。

现在，从事后诸葛亮的有利位置，人们可以追问，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战争前的几年里，西方政治家是否不能更加明智，以使极权国家陷入相互混乱的方法制定政策，以至于使它们自己精疲力竭，使西方民主国家的安全不受损害。这无疑正是30年代苏联宣传机构指控西方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他们的一些行为非常模糊不清和欠考虑，以至于似乎是给指控增添了证据。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这样铤而走险和不择手段的（Machiavellian）事业，那么这是对30年代晚期那些不幸岁月里西方政策活力和敏锐性的恭维。我个人没有找到证据表明，当时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任何负责任的意见希望进行战争——甚至是在俄国和德国。很显然，纳粹与俄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战争仅仅会发生在东欧屈服的小国身上。尽管有慕尼黑的悲剧，这些东欧国家失去独立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如果没有关于此事的其他证据，人们会面对一个明显的事实：毕竟，波兰的独立问题才是法国和英国1939年最终参战的原因。

事实上，出于主观原因，旨在使极权国家陷入混乱互相斗争的政策对民主国家的政治家来说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那些非常渴望民主观念的人们会从这一事实中找到希望或失望的源泉，这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此事。当1939年夏天，战争的阴影笼罩欧洲的时候，正如我们现在回头可见的，西方政治家的困境明显而又不可避免。除非有俄国的帮助，否则没有战胜德国的希望。但是，就是这样的帮助，即使是现成的，西方民主国家也要为战争的军事结果以及在和平的谈判桌上提出的条件付出沉重的代价。换句话说，它们的军事目的是提前抵押的。就德国来说，这些目标或许能够获得，对此会有严重的政治指控。顺便说一句，这不仅仅是一个与苏联合作的问题。民主国家最终注定与维希（Vichy）、弗朗哥（Franco）的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签订的令人苦恼的折中方案都属于这一类型。它们是西方军事虚弱的一部分代价。

认识到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西方国家问题，知道它们1939年所进行的战争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就开始怀疑，西方政治家关于这场世界大战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否就是那些战争时期的错误——它们是否都不是“初期的”错误，或许我们应当说早期的“情况”——这些错误使事态的发展如此痛苦和命中注定地不利于西方的利益。这无疑是更深层次的战争起源问题；我认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面对，因为这种想法会很快使人联想到，面对这样一场如此不祥的战争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办法根本不进行战争。到1939年9月，这无疑太晚了。到那时，法国和英国没有选择，不比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日子里我们在太平洋面临的选择更多。但是，会有一个不是太晚的时间吗？

关于西方政治家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找到一个值得尊敬的学者，就像法国历史学家班维，早在1920年就声称看到了由一战引起的情势中的特殊逻辑，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上，他非常准确地预测了直到并包括二战爆发期间事件的一般过程。这是令人不安的，因为它促使你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没有隐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中；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法国受到的伤害和遭受的削弱远比它们知道的严重；事实上，奥匈帝国和俄国都失去了维持欧洲稳定的能力，奥匈帝国是因为它已经完全消失了，俄国是因为它的能量和资源被极端敌视资本主义民主的人夺去了；事实上，德国人——失败、贫困、因失败而感到痛苦，对他们传统体制的崩溃感到不确定——虽然如此，仍被作为中欧唯一伟大的统一民族而被留了下来。看到这些事情，很容易得出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无可补救，只能任其发展，它不过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你开始追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发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稳定的根源。从这一观点出发，这是免除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西方政治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责任的一个步骤，认为他们仅仅是他们无法编导和补救的悲剧中的演员。

这无疑是一种极端主义。的确，政治家们通常都会从他们的前任那里继承一些窘境和困境，他们对此没有完全的解决办法；他们凭借短期行动改善处境的能力通常非常有限；但是长期看来（二十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总会有一些由他们支配的选择。我认为，公平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它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比以前更加糟糕的后果，显著地缩小了西方政治家们在战后的选择；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除这些选择。换句话说，依然有“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假定这些事情至少是有帮助的，比已经做的事情有更大的可能性去阻止进一步的悲剧。就我们谈论的德国来说，就有两件这样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的事情震撼了我，在这两件事情中，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美国人都能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我们可以试着给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的温和力量以更大的理解、支持和鼓励。如果这没有成功阻止纳粹主义的兴起，那么我们可以对希特勒的早期入侵和挑衅给予更严厉和更坚决的态度。

正是这两个可能性中的后一个，尽早就对希特勒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在西方思想中最为突出，这也构成了对两次战争期间对民主治国能力指责的主要根源。毫无疑问，这种政策会对纳粹体制更为谨慎，并促进德国更为缓慢地实现它的时间表。从这一观点来看，1936年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Rhineland）时，坚定产生的结果要好于慕尼黑协定的时候。但是，与其同类的人根本不能在一个伟大的西方国家掌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相比，我怀疑，我们是否并不倾向于夸大这一问题的相对重要性：一旦希特勒掌权就阻止他。希特勒能够巩固他的权力并在1933～1939年间获得成功，这对西方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失败。但是，当德国人民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心境中，他们没有多少抵抗和抗议就接受希特勒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和主人的时候，实际上，西方国家遭受了一个更加严重的失败。

的确，西方国家更为强硬的态度或许会导致希特勒的倒台，在战争到来之前由一个不那么讨厌的政府来取代他；实际上，有证据表明，如果在签订慕尼黑协定的时候，英国和法国能够洞察分明、站稳立场，那么有可能会爆发一次起义的尝试。但是在这条路上充满重大的不确定性。纳粹主义催眠的魅力对德国人民来说已经很强烈了。如果有人能够推翻希特勒，这些人大概就是将军们。他们是否能够控制后来的局势，打败纳粹和德国侵略性的幽灵，和平地调整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是不确定的。我怀疑，西方国家最大的不幸，不是希特勒，而是德国社会的弱点。这个弱点使希特勒的成功成为可能。就是这一问题将我们带回到西方民主国家对待魏玛共和国的态度这一问题上。

事件进展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几乎看不到德国历史上这段极其有趣的时期——1933年之前的时期，伴随着令人惊讶的文化和知识的繁荣，如此充满希望，但是也如此接近绝望。在20世纪20年代这十年里，柏林是欧洲最具活力的首都，西方民主国家能够从柏林发生的事情中获得利益和指导。我们美国人与德国魏玛共和国签署的和平条约是非惩罚性的。指控美国对新德国有任何的政治冒犯是不公正的。我们甚至慷慨地资助他们，尽管是愚蠢地。但是，我所思考的不仅与我们有关，也与西方民主国家整体有关。这不仅仅是政治和财政，这是一种厌恶和怀疑的普遍态度，与某种社会势利行为混合在一起。这种社会势利行为是如此的奇怪，以至于迟至1927年，德国人仍然被禁止在日内瓦（Geneva）（国际联盟的所在地）使用高尔夫球场。我们没有伤害魏玛德国，但是我们任其自由发展。在有些时候，这还是一个针对其他国家的好政策。但是我担心这不是那种“有些时候”。无论如何，这里是已经失去的机会，很显然，它们在文化和知识领域与在政治领域一样多。

现在，谈谈第二个极权国家俄国。1939年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使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留在我们的对手阵营之外？我很抱歉，我们不能用整个演讲来论述这个主题，因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而且贴近我所讲问题的实质。我不认为，我们必须总是以减少苏联威胁的程度的方式做事。我认为，我们应当做得更多以赢得俄国共产主义者的尊重，如果不是喜欢的话；你的敌人的尊重——我们有时倾向于忘记——没什么可以鄙视的。但是，我知道，根本改变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政治人格，或是缓和其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强烈偏见（凭借这种强烈的偏见，它才得以培养并掌权），对此我们能做的很少。这些事情有着深刻的心理根源，根源于特别的俄国现象。西方民主国家是否在1917年之前做了一些值得引起如此强烈敌意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敢肯定敌意一旦形成，西方国家直接能做的任何事情都几乎不能改变它；我们这一边所能做的最好的反应就是始终保持极为节制、统一和高尚的态度。

至于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战争中，日本是否也反对我们的问题无疑主要是我们的问题，不是法国和英国的问题。我希望为了本次讨论的目的，我们完全跳过它；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离欧洲战争的原因相对远一些，三言两语不容易说清楚。但是，我们同时与日本和德国作战的事实在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中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因素，以至于我认为我们不能轻易将这一问题略过。

充分地讨论这一问题就等于是讨论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前的半个世纪里美日关系的所有后续事件，显然我们在这里不能这样做。为此，我们要加上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针对这些历史中的身后之事，没有任何确定性可言。确实显而易见的是，20世纪的最初十几年过去了，珍珠港事件即将到来，坚持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的美国政治家的选择变得越来越窄。我认为，没有人能肯定，在日本进攻前的最后年月里，我们应当做到的事或没有做到的事能够预见最终的结果。如果能有更令人满意的可能性，那么在更为遥远的过去，这种可能性的数量一定更多。当时，我们的时间分配更加宽裕，外交斡旋的领域也更为宽广。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否真的存在，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力求认真和现实地避免与日本开战以及少受其他动机之累的政策，一定会产生一种与我们实际追求相当不同的行动路线，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但是，我认为，这足以使我们在这里再次记录它们。正如在欧洲战场中，如果有方法能够将战争完全避免，那么可能的方法的确与更遥远的过去有联系：与人们根本不考虑战争，不知道他们正在做的事或是没有做到的事会给他们带来这个未来的巨大的困境的时期有关。

因此，我们再次回到了基本的事实：到1939年，事态对西方民主国家来说真是非常不祥。它们允许出现的局面是一个没有完满解决办法的局面。无论它们是否认识到，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们面临的战争是防御战：这种战争或许会带来眼前的生存，但是几乎不能带来它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稳定性的改善，当然也不能带来民主任何更为积极和更具建设性的目标的改进。当将此铭记于心时，在很大程度上，战争年代的重大决策，其本身会给人一种更加仁慈的印象。

对我来说，这些决策中值得我们首先提及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政策——如果我们可以称之为——不要进入欧洲战争，直到德国人对我们宣战。这无疑与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相差无几。当时，我们避免介入，直到一个公开的德国行动，也就是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将我们带入战争。对我来说，在每个案例中我们的行为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一旦我们正式介入，我们针对这场战争的情感态度的显著改变。从理论上说，如果欧洲战争中的问题真的与我们在1942～1945年自己说服自己的同样重要，那么1939～1941年，它们无疑是同样重要的。实际上，在早期，在德国人进攻俄国之前，英国和法国的事业实际上应当被称为自由和民主的事业，因为西方这边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牵涉其中。但是后来，我们的确发现，在反德事业中，我们的核心利益证实了我们的巨大的军事牺牲。有时，由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加入民主国家一边，事业被描述的非常模糊，被描述为不仅仅是一项防御事业。

在这里，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考虑到民主国家舆论形成过程中的深思熟虑，看起来似乎我们美国人投入战争的感情上的狂热的真正根源不在于对更广泛的问题的客观认识，而在于对这一事实的极度愤怒：其他人最终将我们挑衅到了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拿起武器的程度。这给民主战争的努力赋予了惩罚性的注解，而不是一个权宜之计。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如果这个思想里有任何东西，那么它会有助于解释为了理性和有节制的目的使用武力，而不是为了感性的和难以确定合理限制的目的而使用武力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困难。

一旦我们进入欧洲战争，并承认西方国家当时在战争中所遭遇的重大的军事不利，在整个剩余的战争岁月里，做出决策的人都是那些受折磨的、过度劳累的人，在一系列重大压力的漩涡之下工作，军事的和其他的压力。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很难想起或是想象这些压力。在当今的解释中，我们将战争年代的特殊决策当做是所有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的根源。我认为，我们对事件中的人和历史事业的起因有一些不公平。对战时错误最大声的指控主要与我们对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有关系，尤其是与莫斯科、德黑兰（Teheran）、雅尔塔（Yalta）战时会议有关系。作为一个在这些会议召开的时候感到很不高兴、非常担心唯恐它们导致错误的希望和误解的人，我或许可以说，最近，这些会议的重要性被大大地夸大了。如果不能说，西方民主国家从与俄国的这些会谈中获得很多好处，那么说它们放弃了很多也是不对的。苏联在东欧建立军事力量以及苏联军队入侵满洲并不是这些会谈的结果，它们是战争结束阶段军事行动的结果。除了率先到达那里之外（在当时它们不可能这么做），西方民主国家不能做什么来阻止俄国人进入这些地区。如果罗斯福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没有与斯大林达成共识，那么苏联军队就不会进入满洲，这种暗示无疑是没有意义的。为了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登场，为了从达到目的（这个目的它们追寻了近半个世纪）的机会中获利，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俄国人参与到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争中去。

将雅尔塔协定描述为对民族主义中国的可怕的背叛，这同样也是错误的。这个协定是我们应当将其中某些东西推荐给中国政府的一个协定。当时，中国政府并不反对这些事情。早在雅尔塔会议之前，他们就要求我们帮助他们安排与苏联政府的事务。后来，他们表示对我们所做的非常满意。在他们独立与俄国人进行的随后的谈判中（这些谈判实际上构成了对满洲未来的控制布局），在一些方面，他们在对苏联的让步方面走得比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以及我们的推荐还要远。我们特别警告中国：这样做他们就是在按照他们自己的责任行事，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建议行事。尽管存在这一事实，他们仍然这样做了。

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公平地说，战时会议最糟糕的就是它们有些冗长，在多处导致了一些错误的希望。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记住：这些会议具有独特的价值，是我们乐意和渴望与苏联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真实的例证，是我们这样做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现实证明。与其他耐心和善意的证据一样，它们对档案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参加那些会议，我猜想我们还会听到指责的声音说：“你声称与俄国合作是不可能的。你怎么知道？你甚至从来都没有尝试过。”

一个针对我们对俄政策更加实质性的指控，尽管我们很少听过，与战争后期尤其是1944年夏天之后租借的继续有关。你还会记得，到那时，俄国自己的领土上已经没有敌人了，我们相对于俄国人的谈话位置已经被成功地开辟第二战场大大地改善了。从那时起，俄国军队无论做什么，都注定会对除了德国人民之外的欧洲人民产生重要的政治后果——这一结果远远超出纯粹的德国失败。我认为，能够被充分证明的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不去注意这些发展中的政治问题；当有日益增多的理由去怀疑：除了打败德国之外，俄国在东欧的目标是否是那些我们美国能够同意和支持的目标的时候，没有充足的理由继续实施慷慨地、几乎不加区别的援助苏联的计划。

但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一件是，军事需要的压倒一切的推动力量，我们的政治家就是在这样的推动力下工作。另一件是，他们对这一信念的信任程度：如果有对任何永久和平的希望，那么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冒险假设，苏联的疑心或许会消除，战后与苏联的合作会取得成功。当时，我们中间很多熟悉俄国事务的人都对这一思路感到不耐烦。因为我们知道成功的机会多么的微小，我们找不到理由，为什么一个保持冷静、好脾气和充分军事准备的西方世界，如果不走向政治亲密或战争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就不能继续在同一个世界与克里姆林宫的权力长期共处。根据随后发生的事情，我能看出，我们的观点也不完美。关于苏联权力的本性，我们是对的；关于在历史上的这一阶段，美国民主能够长期忍受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麻烦和军事危险的局面的能力，我们是错误的。或许，当时，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F.D.R.）比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任何事情都取决于苏联政府改变态度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能表明困境比我们任何人真正体会到的还要残酷，我们时代的危机是如此深刻，以至于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巨大的混乱也仅仅是它的部分征兆。

没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在租借或战时会议方面做的有所不同，那么欧洲军事事件的结果会变得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大大不同。我们本可以比原来浪费更少的钱财和物资。我们本可以稍早一点到达欧洲中心，少受我们对苏联盟友义务的拖累。东西方之间的战后分界线本应该比今天更加偏向东方。这对每一个相关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安慰。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基本的困境：希特勒是这样一个人，与他的妥协的和平是不切实际的和不可思议的，与此同时，“无条件投降”或许不是一个可以过多谈论、能够用作战时口号的明智的事情。实际上，无论你是否与你的俄国盟友行动一致，没有充满希望的其他选择，只有追求这种悲惨的斗争直到其痛苦地终结。这意味着，你迟早会在东欧或中欧的某条战线上结束战斗，或许比东欧更加中心，我们自己在一边，苏联军队在另一边，伴随着自从战争结束的这六年里，我们之间关于战争被证明是什么的相互理解。

将这些事情了然于胸后，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追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大的错误是否真的是这些折磨人的和处于强大压力下的决策。这些决策规定了军事行动，使军事行动压力下的盟军内部关系得以具体化——换句话说，它们是否真的是少数身居高位的人做出的决策的错误——它们是否不是我们整个社会关于我们从事的军事冒险的理解和态度的更深层次的错误。首先，人们不记得这场特殊战争的本质上的、不可避免的防御的性质。在这场战争中，我们西方国家起初是弱势的一方。我们仅能实现我们的一部分目标，并且只有在与极权主义对手合作并付出代价的条件下才能实现那部分目标。我们的失败源自我们对我们时代历史进程的普遍无知，特别是源自我们缺乏对特定情势下权力现实的关注。

但是，对我来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的失败，是将战争的局限性——任何战争——当做民主国家目标实现工具的一个失败。这是一个作为民主实现手段的武力和强制的恰当关系问题。我最不能否认的是，它们在民主的国际和国内功能中占有一席之地。直到世界变成一个与我们纵观我国历史所推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仍将是正确的。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在国际领域使用强制工具，没有对其重要性和可能性的全民性理解，那么我们会继续损害自己的利益，几乎和我们促进自己的利益一样多。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人类的残害和屠杀，对人类住所和其他设施的破坏，无论出于哪些必要的理由，其本身都不能为民主的目标作出积极的贡献。对于我们自己国家同样的破坏和对我们的人民同样的屠杀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替代方案。它能够令人信服地保护那些必须得到保护的价值，以及那些无法用其他方法保护的价值。有时，如果以深谋远虑、谨慎和节制的方法使用，它能够以较少的暴力换取较大的暴力，推动人类活动的潮流进入比它原本采取的更有助益的渠道。但是，从根本上说，民主目标不会随着某个人的死去、某座建筑的坍塌或某支敌军的撤退而繁荣昌盛。然而，除非这些事件发生，否则民主的成功之路或许会更加艰难。其中，有将武力的使用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全部正当理由。但是，只有当人的头脑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增进了他的智慧以及与他人真实关系的意识，真实的繁荣才会发生——这些事情使他意识到，无论何时，当另一个人的尊严受到了冒犯，作为人类中的个体，他自己的尊严也因此而减少。这就是为什么战争的破坏性过程必须始终伴随着（或是使之成为附属）一种不同的事业。这种事业的目的在于开拓眼界、改变人类的动机，就其本身而言它绝不应当被当成是希望、热情和改进世界梦想的特有的工具。武力，与和平一样，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不能作为目的和方法的既定框架之外的一个概念来理解和看待。如果更好地理解了这一点的话，就不会出现和平时期困扰很多美国人的对国际暴力的道德排斥，也不会出现战争年代里我们很多人所共有的对武力的强制力和内在动力的无奈抛弃。

我很难说，如果我们的公众舆论和我们领导人的精神面貌构成了对整个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这段时间我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系在一起）这些现实的一种理解，那么我们今天的处境会有多么的不同。很容易想到，战争绝不会以它现在的这种形式降临到我们头上，或者，也许，即使战争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也会做好准备，以更强大的武力尽快投入战争。因此，我们能够以对世界事务的稳定与缓和更为有利的方式结束战争。但是，这一切都仅仅是猜想。历史学家绝不能证明，对现实的更好的理解能够阻止任何特殊的灾难，或是避免任何重大的人类困境。他只能说，按照一般法则，它应该是有所助益的。

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确定，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我们在二战期间所面临的困境的因素，那么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相互之间就会更加冷静、更加团结、更少恼怒。因为我们会更好地为1945年以来发生的事情做准备，不再倾向于将它们误认为是其他人愚蠢或坏信仰的产物。实际上，我相信，但我不能证明，收益要比这走得更远。存在于人类理解中的可能性，与那些存在于黑暗和无知中的东西一样，在假设上几乎是不可论证的；但是，有时它们是令人吃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