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国人抵制当前克里姆林宫掌权者的观点与做法的特有敌意深刻表明，他们相信，也希望——别的持不同观点和做法的俄国人能够代替我们所知的克里姆林宫现在的掌权者。然而，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心中有没有关于这种新观点和新做法的明晰的概念，美国应该如何作为以促进它们的发展。特别是当前，这个星球上的两种制度已经导致无处不在的紧张与不安，及其对这种情形继续的极端失望。就很多人而言，现在有一种倾向，他们不再对一个更能接受、和往昔不同的俄国心存幻想，或者甚至将这个可以接受的俄国的形象等同于在未来的战争中是否能战胜俄国的问题。仅从对一场可能的战争的思考而言。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回复到美国人主观臆断的坏习惯，仅仅盘算一场可能的战争，认为军事决定具有某种最终的、积极的作用——决定某种事物的结局，而且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而不是某种事物的开始。

当然，除了对战争的流血牺牲的考虑外，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针对苏联的战争可以说成是军事上的相对成功（我们必须牢记，这种战争不可能比相对成功收获更多），就战争本身来讲，它几乎或者根本不能保证取得我们想要的结果。它顶多只会让已有问题的不同方面变得更加紧迫，无论如何，每一个反对苏联行为的美国人必须始终不渝地记住这一点，不管是否对苏联开战。那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种俄国的问题。我们说，这种俄国，我们便于和其共存于世，这样的俄国会允许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秩序，这样的俄国之于我们的追求更加现实和适合。

一个与现在不同的更可取的俄国产生的可能性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战争本身不会带来这样的一个俄国。确实，军事手段之外，除非辅以很多明智和持续的努力，事态不会向那个方向发展。持续没有大规模战争不妨碍不同的俄国的出现。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很多人做其他很多事情。并不是所有这些事情都能由美国人完成。甚至就直接行动而言，很多事情美国人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影响结果的可能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很多时候有能力以不同方式影响这种平衡。因为这种原因，我们与俄国的未来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关注。当我们努力决定这件事时，有两件事最为重要：（1）我们必须知道我们需要什么；（2）我们必须知道如何表现以促成而不是妨碍我们目的的实现。“促成”这个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使用的。因为我们是和一个外国政府打交道，我们的作用充其量只是起到辅助作用，只是对其他国家必须发挥的更加重大的作用的补充。

二

作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伙伴，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俄国呢？

也许这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我们就别指望这样的俄国。这样的俄国——我们没必要指望——是很容易描述和想象的，因为它应该是一个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国家，有着与我们自己的共和政体极其相似的制度。

如果我们首先考虑经济制度问题，我们会立刻发现俄国人很少知道已为我们国家所熟悉的私人企业。甚至在革命前的年代里，俄国政府经常严密控制一系列的经济活动，尤其是运输和军火工业。在我们国家，这些工业传统上，至少正常情况下是私人的。诚然，在俄国历史的早期年代，有很多拥有俄国私人企业的著名家族，因其在未开发地区的相关领域大胆的商业开拓活动而著名。但是总体而言，俄国的私人资本明显主要集中在货币交易领域，而非商品生产方面。大的国内商业集中在贸易行业，而非制造业。商业也不像在西方那样享有很高的声誉。的确有一个传统的、精明的俄国商业阶层，但是这个阶层没有因为自己广阔的视野或他们对其社会责任的任何开明观念而受到普遍关注和尊重。俄国文学中关于这个阶层的描绘总体上是负面和令人沮丧的。占有土地的贵族们的口味与偏见主导社会生活，他们耻于从商，自然避免参与其中。实际上，俄语中从来没有一个与我们的“实业家”类似的单词，俄语中只有“商人”这个单词，但是这个词的内涵并不总是令人愉快。

当俄国在世纪之交以一种突然冲刺的方式变成工业国时，就国家与社会总体而言，显然缺乏一种适当的关于责任与节制的传统，去应对这种新的张力。这种工业发展，其推进主要基于个体企业而非广泛分布的法人所有权的基础之上，其标志就是社会财富突然积累到个人或家庭手中，而这些个人或家庭往往并没有为这种富足做好准备。通常情况下，在他人看来，这种财富消费模式和财富积累手段一样很少受人尊敬。个体的资本家和工人比邻而居——更确切地说，很多工厂主就住在自家工厂的院子里。这种状态与马克思所描绘的工业革命时的早期资本主义更加相似，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情形则相去甚远。这种情况也许与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实现有很大关系。俄国工业资本家通常引人注意：体态圆胖，间或（并非经常）粗俗麻木，同早期共产主义漫画上的一样。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20世纪初，沙皇俄国的任何私人企业，在民众眼里，没有获得任何与老资格的商业国家的私人企业所有的类似的尊重与地位。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获得这些。不过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稳步提高。在革命前的岁月里，俄国事实上存在富有成效并且兼具革新精神的企业管理的成功范例，而且数量不断增加。

但是，不要忘了所有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革命后的三十三年已经过去了。在苏联生活的艰苦环境里，三十二年的岁月见证了整整一代人的离去。在能影响当前俄国事件进程的人中，只有无足轻重的少数人还会议论革命前的这段日子。年青一代对这些事情没有任何理解与概念，只知道苏联政权已经强制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甚至都不事关当前，而是着眼于遥远的未来。

将这些了然于胸，我们会发现俄国人对企业知之甚少，不能建立类似我们所知的私人企业制度。这并不是说这种理解不会有朝一日发展起来。如果环境有利，这种理解也会有所发展。但是它永远不可能发展成为与我们自己的完全一样的制度。没有人能有效地加快这一进程，特别是没有人能从外部施加这一影响。

诚然，多年以来人们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时候，经常将其同“苏维埃”这个词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个词却遭到苏联国内外很多人的憎恨。但是很容易从这种现象中得出错误结论。可以想象，对日常生活的舒适性至关重要的零售业和个体服务业今后也许会大部分归还到俄国私人手里。农业方面，正如我们不久将要看到的，将来肯定会向私人所有制或公民提案权制度大幅度回归。将来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可能性是手工业者之间彼此生产合作制度（合作社）——这个制度特别植根于俄国特殊的传统和人们的相互理解基础之上——有一天能指向一个经济制度，这种制度代表着非常重要的、非常有前途的创新，已解决现代社会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们所知的大部分经济生活，诸如正常省份的私营企业几乎理所当然地长时间由国家掌握，而不管政治当权者的身份如何。这应该不会让美国人吃惊，也不会冒犯任何美国人。除了某些重要的例外（这些下面将会提及），没有理由怀疑为什么俄国的经济生活方式应被看做是一个对外部世界至关重要的事情。

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时，农业问题应受到特殊关照。农业是苏联制度的薄弱环节。将农业留在私人手里，这是对个人自由和个人创造性的让步——这种让步使那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感到厌恶。如果要将农民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生产，强制性集体化需要一个精心设计的管制机构。对农业人口的强制集体化也许是除了警察的极度残暴之外，在今天苏联引起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未来俄国任何进步的政权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废除这种令人憎恶的农奴制度，照顾农民的尊严，以农业私人占有权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能自由处理农产品。集体农庄可能继续存在，因为目前这种制度最令人憎恶的特性不在于生产者合作本身，而在于其约束性质，这构成了集体农庄制度的基础。未来的集体农庄将是自愿合作社，而非强迫婚姻。

让我们转向政治层面。据以上所说，我们不能期待看到一个根据美国模式出现的自由民主的俄国。这一点不能被过分强调。但这也不意味着今后的俄国政权必然是非民主的。俄国没有精致的自由主义传统，有的是早已存在的对权力的滥用。现在很多俄国人和团体已深深地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也会尽其所能使其成为俄国未来的主导因素。对这种努力，我们毫无保留地希望他们能做得很好。如果我们期待更多的事情以更快的速度发生的话，我们不应该给他们任何帮助，或者指望他们能创造出任何同我们相似的制度。这些俄国自由主义者的路不好走。他们将会发现，他们国家的年青一代除了知道苏联政权之外，其他一无所知。即使他们已经开始反感和憎恶这个政权，但他们已经被训练成下意识地以该政权灌输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只要可能成为苏联制度替代物的所有事物被摧毁，苏联制度的很多特性将会长期留存下去。有些特性值得保留，因为没有一种制度存在几十年而完全没有价值。因为已经存在苏联这段插曲，而且它留下了积极的印记，也留下了消极的痕迹，未来俄国政府的任何纲领将不得不根据现实调整自己。未来没有任何俄国政府成员能够从关注他们的西方的教条主义者和不耐烦的祝福者那里得到帮助，因为他们正在为我们今天所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寻找一个像样的替代物，以便迅速创造一个西方民主梦想的复制品。

首先，我们美国人有责任为此去抑制，可能的情况下一劳永逸地根除我们根深蒂固的倾向，即以别人在多大程度上努力像我们一样来评判别人。在我们和俄国人民的关系中，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制度与生活在另一种气候和条件下的人民没有任何联系非常重要，那里的社会结构和政府形式与我们的迥然不同，因而不应该受到责难。这一点以前从未如此重要。为什么这种认识将使我们震惊，没理由对此表示怀疑。1831年，生活在美国的德·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准确地觉察到：“在这个国家我所见越多，我越相信自己洞察了这样的事实：政治制度的理论价值从来没有绝对的，这些制度的效率几乎常常建立在人们已经适应了的原始环境和人们的社会条件之上。”

政体主要由实践的烈火锻造而成，而非源自空洞的理论。它们是对民族性格和国家现实的反映。俄国的民族性格具有伟大的优点。今天这个国家强烈要求一种能更加细致周到地考虑到这一优点的政府形式。让我们希望这种政府形式很快到来。但是，当苏联政权已经自然发展一段时日，或者它的性格和精神开始变化（因为最终结果可能非此即彼），我们不要在追随者面前情绪紧张、徘徊不前，每天对他们的政治观点进行检测，以确定他们是否符合我们的“民主”概念。给他们时间，就让他们保持俄国人的本色吧，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吧。政府中的人们通往尊严与开明之路是构成国家生活最深刻、最隐秘的过程。对于外国人而言，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外国干涉也能发挥作用。正如我们不久将看到的，未来俄国的某些特征是外部世界真正关注的对象。但是不包括政府形式本身，倘若政府只是在规定清楚的范围内行事的话，超越此限度则是极权主义。

三

既然如此，这些特征都包括什么呢？我们本着公正合理之心，翘首以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俄国呢？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作为被赋予探求其他国家，特别是俄国的特性的国家，我们的特性是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期待这样一个俄国政府，在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交往时比较宽容，善于沟通，直率，与现在我们所知的俄国形成鲜明对照。它不再采取这样的意识形态立场：除非不受其控制的所有政府体系均被颠覆破坏，其目的最终就不能繁荣昌盛。它将去除我们所熟知的偏执狂般的猜疑，同意以包括我们在内的外部世界的现实存在和已经存在的客观情况观察世界：既不是全都好，也不是全都坏；既不是全然不可信任，也不是完全可以信任（如果仅仅因为“信任”在外交事务中仅具有相对重要性的话）。愿意承认今天的这个外部世界并非充斥着进攻苏联和对俄国人民造成伤害的残忍的阴谋。以此种方式观察外部世界，未来俄国政治家们在和外部世界接触时就富有耐心、自我克制、通情达理、心情愉快，以一种政治家所必需的方式捍卫他们的国家利益，但是不会主观臆断，认为促成本国利益必须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反之亦然。

没有人要求一种天真幼稚的信心，也没有人要求对所有外国的东西有一种虚幻的热情，也没有人要求本来已经明显真实存在，并且将继续明显存在的真实而又合情合理的人民之间的利益分歧被视而不见。我们必须期待俄国国家利益不仅继续存在，而且能够得到有力而自信的维护。但是，在我们认为的比当前的俄国政府有所改进的政权统治之下，我们期待所有这些都能在情感理智和行为克制的情况下完成：外交代表将不再继续被看做是具有邪恶精神的人，并且以恶人对待；这个政权将承认确实存在对某外国天真而又正当的好奇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好奇心应该被允许得到满足而不会对这个国家的国民生活带来致命的损害；应该承认个别外国企业充满抱负，但它不以摧毁俄国为行为目标；最后，应当承认，那些希望跨越国境旅行的人们也许有，甚至应该被视作合理地拥有个人动机——这些平常的动机，实际上，例如享受旅行或者特别的冲动促使人们希望不时走访亲戚，而非“间谍活动、破坏行为和军事牵制”。简言之，我们希望被称为“铁幕”的这个不适时宜的古怪制度被从这个世界上连根拔起。俄国人民，他们拥有很多可以奉献的东西，也可以获得的很多东西，能够成为世界共同体中成熟的一员，不再遭受某项政策的凌辱，这项政策把他们当做孩童，认为他们在与这个成熟的世界接触时太不成熟，太不堪信赖，不能独自出国。

其次，虽然我们认识到政府内部制度在各种基本方面都是俄国自己的事情，和我们自己的制度相去甚远，我们期待政府权力的行使与极权主义明显不同。我们特别希望，任何自称与当前我们所面对的政权相比更具优势的政权将避免奴役自己的劳工——无论工业还是农业。这是有原因的：这个理由非常充分，甚至比我们目睹这种压迫令人作呕的细节之后所受的震撼还具说服力。当一个政权以这种方式开始奴役自己的劳苦大众的时候，它需要维持设置一个庞大的强制机构，紧随其后强加给人民一个铁幕几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愿意承认它统治人民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其当作罪犯，并待之以罪犯。因此，统治集团常常以指出外部世界的邪恶威胁为其国内压迫做辩护。在这种情况下，外部世界必须被描绘得确实非常邪恶——与漫画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然就一无所成。将现实小心地隐藏在“铁幕”之后，该政权在每一个可怕的、耸人听闻的色调下将“国外”描述给自己的人民，就像焦虑的母亲试图恐吓他们的孩子，加强自己的权威时，常常给孩子们渲染“某物”的邪恶形象，声称“如果你们不小心的话将被它带走”。

以这种方法，国内权力的放纵必然会造成作为万邦一员的该国政府的不合群和侵略行为，这是令国际社会担忧的一个问题。因无尽而乏味的谎言牵涉其中，世界不仅对它上演的这种喜剧深恶痛绝，而且已经认识到它的不负责任和危险性，不管其维持多久，都很容易变成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个主要威胁。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我们认识到所有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区别都是相对的，同时承认其中的百分之九十的事情都与我们无关，只对某一个外国有影响的时候，我们仍然坚持，在一定范围内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在不给自己的邻邦造成最痛苦和重大的问题的情况下前行。正好是在这个范围内，希特勒政权发现自己精于此道，在过去的这十五年里苏联政府也正在这个范围内前进。我们可以坦率地声明，未来的俄国政府除非远离这个危险的区域，否则我们不会与其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双边关系。

我们希望俄国新政府的第三件事是，它能自我克制以免给其他拥有自我维护的资质和能力的民族戴上压迫的枷锁。当我们提及此事时，我们进入了一个微妙的话题。在政治问题的整个语汇中，没有比这更困难和危险的了。在俄国人民和沙皇帝国边境之外的其他民族以及沙皇俄国国内的非俄国民族团体的关系之中，与流行至今的观念相比，没有可信的边界模式和制度安排，将不会在很多地方引起强烈的怨恨和真正的不公。如果世界上的这部分人以过去曾有的思维方式现在继续思考民族边界和少数民族问题，美国人将努力避免就此问题招致任何观点和立场的责任，因为他们倡导的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今后将成为反对他们的一个巨大怨恨的根源，他们也就会发现他们被带进了与人类自由关系较少或者毫无关系的争论中。

明显必要而且值得美国人民鼓励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在所有相关民族中间兴起这样一种精神，以便给予陷入困境的地区边界和制度安排以全新而又大大降低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断定是否会出现这种精神。恰恰因为我们不能对此作出判断，美国人民将会在承诺支持或者鼓励在这一地区任何具体安排问题上极其小心。在构成这种安排之基础的精神明晰起来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些安排的含义。直到我们懂得了关于这些制度安排运行的心理氛围之后，我们才能知道某一个特定的族群是否要求获得一个独立的地位，或者一个联邦地位——一种特殊类型的地方自治政府，或者根本不需要什么地位？有一些不具有俄国民族性格的人民生活在俄国大家庭的边界上，其经济存在方式与俄国人民关系极其密切。未来这种经济联系可能会受到很小的干扰，而这种联系通常会保证一个紧密的政治关系。但是其性质经常取决于流行于边境线两侧的人民的态度：取决于这些民族赖以建立这些关系的忍耐力和洞察力的程度（不仅仅是俄国人民）。

比如说，我们都同意，波罗的海国家绝不会再次被迫违背本国人民的感情和俄国建立不管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如果他们拒绝与一个宽容、非帝国主义的俄国建立紧密的合作安排将是愚蠢的，这样的俄国真诚希望克服以往不快的记忆，希望将他们同波罗的海国家人民的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公正无私的基础上。另外，乌克兰应该因其人民独特的天才与能力，有作为一个语言与文化实体发展的要求和可能性而获得完全承认。就经济方面而言，乌克兰更像俄国的一部分，就像宾夕法尼亚是美国的一部分一样。除非了解俄国的民族特性并做出适当调整以适应它，否则谁能说出乌克兰最终的地位如何呢？就卫星国家而论：它们必须，也将会恢复它们的完全独立；但是如果它们出自对已经分担了其不幸的俄国人民的复仇与憎恨的心理而犯错误，如果其试图将未来建立在对一个心怀善意，努力克服布尔什维主义遗产的俄国的初期困难的利用上，它们就不能确保自己拥有一个稳定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低估这些领土问题的严重性是没用的，即使假定相关民族应该怀有最大的善意和宽容。有些问题的处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做出的（一些国家的政策蓄意将不成熟的临时条款变成了永久条款，致使现在问题更糟），明显代表了当时危险的情势，而非有利于一个和平的未来。有朝一日这些处理必须改变；如果这些变化能够在不导致进一步复杂化的暴力和苦难的情况下发生影响的话，不可否认这需要所有相关方的外交手腕、近乎不可思议的自制。对于那些令人不快的状况，欧洲各民族应该感谢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工于心计的玩世不恭和西方列强和蔼可亲的纵容。

但是希特勒时期德国的最伟大的反对派人士之一，在战争期间冒着生命危险给他在英国的朋友写信说：“战争结束之后对于我们欧洲来说不是前线和士兵的问题，也不再是头重脚轻的组织和伟大的计划的问题……而是一个在我们的同胞心中如何恢复人的形象的问题。”

要是纳粹绞刑架为了现在和将来而宽恕了此人该多好！他言之确凿而又勇敢。如果从易北河（Elbe）到白令海峡（Bering Strait）永远要比过去更快乐的话，就极其需要这样的人。一个美国人想使自己的影响对世界的这个部分有所裨益的话，他最好通过自己或其他人使他在“铁幕”后的国家里可能的朋友们铭记，借助所谓的国家边界和同一个语系里困惑的人们天真的忠诚，进行的令人生厌的、无利可图的、持续的操控在过去被看做是政治家的才能。但是有比疆界的扩张更重要的事情。首先是宽容与成熟，以谦卑之心面对过去的苦难和未来的问题，认识到对于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而言，未来任何一个重要问题将不会完全解决，或者甚至主要是在一个国家的国境之内解决。

那么，这些就是一个具有良好祝愿的美国人期待能从未来的俄国看到的：它永远解除铁幕，它认识到国内政府权力的某些局限，它放弃破坏性的、无价值的帝国主义的扩展与压迫的古老游戏。如果它不准备做这些事情，它将与我们今天所见的俄国没有什么分别，那么加速这样的一个俄国的到来就不值得任何一个美国人关心和思考。如果它准备做这些事，那么美国人就不需要更多地关心俄国的性质与目的。人们关于一个更稳定的世界秩序的基本要求将会实现，在这个区域内的外国人可以有效地思考，其建议也将得到满足。

四

关于我们希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俄国的问题，就谈到这里。那么，作为美国人，为了促成其实现，或者至少朝着一个新的俄国方向上推进一步，我们将如何表现呢？

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仔细区分直接行动和间接行动。直接行动就是我们的行动对铁幕后的人和事产生直接影响；间接行动指的是我们对其他事情所采取的行动——我们说，对于我们自己或我们和别的人民的关系——以拐弯抹角或者偶然的方式影响苏联世界。

很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世界里，以上所讨论的美国人为了最终目的采取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必须以一场可能的战争和当前“无主要战争”的状态来考察。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不测事件中的第一个必须首先讨论，因为它在很多人心中已经成为主要前景。

如果战争来临，为促成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俄国的出现，我们能直接作为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心中保留一个我们希望看到的俄国的稳定而清晰的形象，并确保调整军事行动，使这样一个俄国的出现成为可能。

这个任务的第一部分是负面的：不是我们由于不相干或混乱的战争目标的概念而转移注意力。这次我们可以避免口号的暴政。我们能避免用浮夸的、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无意义的、仅仅为使我们对参与其中的流血的糟糕事件感觉稍好一些所设计的措辞迷惑自己。我们会记住战争，一种破坏性的，充满残酷、牺牲和分离，使国内分裂和社会深层结构弱化的事件。战争就是一个过程，其本身不能实现任何积极的目标：甚至军事胜利只是一些更进一步的、更积极的成就的一个必要条件。其作用是使其实现成为可能，但决不能保证其实现。我们这次可以怀有道德勇气提醒自己，主要的国际暴力，就其对我们文明的价值而言，是我们整体破产的一种形式——甚至对那些自认为正确的人来说亦是如此。我们所有人，胜利者和失败者一样，都必须在比发动战争时更贫穷的状态下走出来，只能使我们离心中的目标更远。因为战争只能意味着相对程度的不幸，即使是最辉煌的军事胜利除了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悲伤和卑微之外，也不会给我们以任何勇气直面未来的权利。通往未来更美好世界的道路遥远而艰难——实际上，比我们有能力避免军事灾难发生之前的道路更加漫长和艰难。

记住这些事情，我们将不太愿意将军事行动作为我们的最终目标，也能够更加容易地以与我们的政治目的更和谐的方式引导它们。如果拿起武器，反对今天掌管俄国人民的当权者的责任落到了我们肩上，我们将努力不使这些人形成这样的印象：我们是他们的敌人，或者我们把他们当成敌人。我们能够努力使他们理解这种艰难险阻的必然性，因为我们不能避免让他们遭受痛苦。我们能够努力经常在他们面前留下对他们的过去和未来的利益表示一种同情理解的证据。我们能让他们觉得我们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我们的胜利，如果它到来的话，将会用作为他们提供在未来塑造他们命运模式的一个机会，这种模式将比他们过去所知的模式更加幸福。对于所有这些而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要记住俄国已经是和能够是什么，不能让政治差异模糊了这一图景。

很难定义民族的伟大。每个民族均由个人组成。众所周知，个人之间没有统一性。一些人可爱，一些人令人恼火；一些人老实，一些人不完全这样；一些人强壮，一些人虚弱；一些人应得尊敬，一些人，根据共识，绝难令人钦佩。在我国是这样，在俄国也是这样。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清楚民族的伟大到底包括什么内容。当然它不包含一个民族自认为其伟大的特性。对一个国家而言，正如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最杰出的美德通常不是我们没有根据地自以为卓尔不群。

然而，作为民族的伟大的一件事情是清楚的，而且毫无疑问俄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拥有这种素质。他们是这样的人民，其走出黑暗与肮脏一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以巨大的苦难为标记，常被令人心碎的挫折所打断。关于人的尊严和仁爱的信仰的星星之火，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这里、在撕扯它的狂风中更加不稳定地闪烁的了。但是它从未熄灭。今天就是在俄国土地上的心脏地带它也没有熄灭；古往今来，无论是谁研究俄国人的奋斗精神，面对那些通过自我牺牲和承受苦难以使火苗燃烧的人们，都会心怀敬佩。

迄今为止的俄国文化的记录已经证明这种奋斗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俄国的传统疆域。它是全体人类文化进步的一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只要我们考察一下在我们中间生活和工作的在俄国出生或有俄国血统的人——工程师、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就会知道这是真的。如果我们基于对苏联观点与政策的义愤导致我们成为俄国专制主义的同谋，而忘记了俄国人民的伟大，对他们的天才与潜力永远丧失信心，将我们置于和他们民族感情相对立的位置上，那将是一个悲剧。当我们想到我们这些苏联之外的人，认为除非俄国人民是我们心甘情愿的盟友，自由事业在与苏联政权的破坏活动的任何一次斗争中也不能取得胜利，这一点的至关重要性就变得甚至更加明晰。以俄国人为朋友，就是寻求和平；以他们为敌，就得面临战争。德国人，虽然那时不是为了自由事业而战，但是从他们的悲伤往事中体会到不能同时与俄国人民和苏联政府作战。

当然，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俄国人民发现自己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臣民，处于一种沉默和无助的位置之上。我们与德国有关的经验表明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并没有非常成功地理解生活在现代专制主义枷锁之下的人们的立场。极权主义不是一个民族现象，它是一种全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脆弱的疾病。生活在这种政权之下是不幸的。它常常因为纯粹的历史原因降临在某个民族身上，但不可追溯到作为整体的这个民族任何特别的过失上。在环境将抵抗力量弱化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的时候，病毒就胜利了。既然个人生活要在极权框架内继续下去的话，它就必须通过与这个政权的和解继续下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默许该政权的目的。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极权政府能够成功地使自己与大众的情感和愿望相一致。因此，极权主义之下的公民与政治当局的关系必然是复杂的：绝不是合适而又简单的关系。不了解这些事情就不能理解我们与这样的国家的人民的关系中什么是利益攸关的。这些现实没有为我们所喜欢的信念留下余地：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民会整齐划一地分为合作者和烈士两类，无一例外。挣脱这种关系的人不会毫发未损：当他们挣脱的时候，他们需要帮助、指导和理解，而不是斥责和布道。

将感情激愤的矛头针对整个民族，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就会一事无成。让我们从这种轻率的、孩子气的反应中走出来，同意将俄国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看做我们的悲剧，并将俄国人民看做在这个多灾多难的星球上我们为建立一个同自己和大自然共处的幸福制度而进行长期艰苦战斗的伙伴。

五

我们做的就这么多，如果与我们的希望和幻想相反的话，一场多次讨论的战争将不可避免。但是假定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持续的没有主要战争的状态呢？那时我们的行动方案又是什么？

首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任何理由去希望，俄国会发生如我们这里所设想的变化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客观标准。不管怎样，没有“证据”。此问题的答案部分依赖于意见和判断，但是另一部分，无可否认，是信仰下的行动。作者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答案：我们确实是以希望，抱着可能发生这种变化的态度来为自己的合理性做辩护。但是在证明这个观点的问题上，也许只能说下面的内容。

任何建立在人性的邪恶和缺点之上的制度都不会有真正的稳定——它试图依靠人性的退化、人贪婪的欲望、仇恨天性，以及易受心理控制的弱点来生存。这样的一种制度只能代表创建它的这一代人，和那些意志薄弱或者不够明智而沦为这种制度的代理人所独有的失败与辛酸。

我这里并不是说俄国革命就如我以上所指的一般。那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历史的逻辑中有着更深的根源。我所讲的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有些事情据称是人类活动中的一个充满希望的转变，指向人类不公与压迫的总量减少而非增加的方向，却演变成为警察国家卑劣的炼狱。只有对个人失败怀有深刻意识的人才能在对其他人做那些事情时获得满足，而那些事情经常被牵连进这样的一个制度之中。不管是谁，只要有机会深深地看着共产主义警官的眼睛，就会在那个训练有素的仇恨与猜疑的深潭里发现微小的闪烁着绝望的恐惧，那就是这一说法的证明。那些人从这些方面做起，把自己对权力的贪求掩藏起来，以弥天大谎进行报复，通过战胜自己使极权主义过分简单化——在一个令人沮丧的、绝望的冲突中将自己高居于受支配的人民之上，将人民的幸福与信仰作为他自己的战场。

这种人能将自己的战斗激情传给继承其权力的亲信，但是继承过程不能走得太远。人们因为一些习惯的力量，凭借间接获得的情感驱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但是当它传递给别人时就不是自己的了。这种冲动推动一代人对自己和人民群众到如此绝望的态度。他们希望自己反映在人民群众中间的是与下一代人逐渐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形象。残忍行为、不实之事、在集中营中实践的对人性无尽的嘲弄：警察国家的所有这些制度，虽然其最初可能拥有可怕的魅力，其所表现的危险与无政府状态经常给一个井然有序的宁静的社会施以影响，然而这些迟早都会结束——就像一些陈旧重复的色情文学——由于使每个人厌烦，包括那些实践者自己。

很多极权主义政权的公务人员，真的是把他们自己贬低到比他们的牺牲者更低的位置，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把自己与任何更好的未来阻隔开来，会绝望地紧抓自己那个不令人快乐的官职不放。但是专制政权绝不会单纯依靠狱卒和刽子手造成的恐惧生存，在其身后必然有一个驱动性的政治意志。在专制权力与一个王朝或者一个继承的寡头政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岁月里，这样的政治意志将会更加持久。到那个时候，出于同样的原因，极权主义政权必须对它所统治的、以劳动供养它的人民抱以仁慈的和有助益的关心。如果仅仅通过它所有的恫吓与贬黜的话，它将不能承担起生存之重负。王朝的延续迫使它承认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责任。

现代警察国家不具备这些素质。它代表的仅仅是一个某一特定历史时刻因各种促成因素所导致的社会动乱。但是社会会极其痛苦而悲哀地因之而患病。但社会——是有组织的，以变化、革新和调整为标志——将不会无限期地停留在这种状态。导致动乱的严重失调终将失去其现实性，人类希望一个更加健康、较少病态、更加有趣的生活的天性将彰显其权威。

以上的反思使我产生了这样的信念：倘若这个星球上其他地方的一种现实存在的文明，作为原有一切的必然替代物摆在了俄国人民面前，这个文明合乎礼仪、富有希望、意义深远，那么，总有一天——或早或晚，不管以渐进的方式还是其他方式——这个使一个伟大的民族倒退了数十年，像影子般压制一切对文明事业之向往的可怕的政权将不再被看做一个鲜活的存在，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被看成信史中曾有的幸存之物和建设性的有机变革中的沉渣。因为，每一个伟大的人类剧变，尽管它的其他表现形式不那么令人愉快，却都设法留存在历史的货架上。

但是那些变革将如何发生是不能被预见的。如果确实有所谓的政治发展规律的话，那么在这里它们肯定也能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到那时候，它们就会是政治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现代极权主义现象的规律，这些规律目前还没得到充分的研究和理解。不管这些规律存在与否，发展将会受到民族性格和无疑在塑造人类事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偶然事件的双重影响。

所有这些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必须承认，就未来的俄国政府而言，我们就像“透过一片模糊不清的玻璃”进行观察。表面的证据看来不能为我们的希望留下空间——我们希望能在莫斯科政府的行为和态度中看到变化，而这些变化能够在权力的持续没有受到暴力破坏的情况下发生，即没有推翻现有制度。但是我们不能确定这种情况。有些比较奇怪的事情已经发生——虽然不是非常奇怪。而且，不管怎样，预先判断这个问题并非我们的职责所系。我们没有必要仅仅为了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的利益，而判定我们显然不可能真正知道的事情。这里我们应该允许所有的可能性，而不排斥任何东西。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心里清楚，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行为体的俄国的国际人格是什么，并将其作为我们同俄国各政治派别——包括台上的掌权者和台下的反对派——所有交往中的指南。如果最终证明是上天的意志，依靠专制主义的侵蚀破损，而不是依靠剧烈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推力，使自由降临俄国，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政策是如此有利于其实现，我们没有因为先入之见、急躁和绝望而妨碍它的实现。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俄国政府的精神与实践方面，没有一个主要是通过外国的启示或建议而发生的伟大而又持久的变革。这样一个真正而持久，外国人民满怀希望地欢迎的变革都必须源自俄国人自身的计划与努力。关于这是历史杰作的观点是肤浅的，这种观点将一个伟大民族生活中的根本变革看做是外国宣传与鼓动的结果。一些人谈到将宣传活动指向苏联宣传机器的集中运作，指向克里姆林宫在世界各地所实施、启发和鼓励的破坏活动的各个方面，以推翻苏联政权，从而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们忘记了一些显著的事实，根据三十三年他们勤勉进行的这些活动的记录，已经证明了他们总体性的失败。最后，军事恫吓和侵略通常是实际扩张苏联所必需的。可能有人会说，中国是这种说法的一个例外，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是苏联体系事实上的一部分，将近些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主要归功于苏联的宣传或煽动，退一步说，是令人心痛地低估了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

任何一个民族直接谈论另一个民族的政治事务的尝试都是一个有疑问的过程，其间充满了误解和怨恨的可能性。当精神与传统迥异，政治词汇不是真正可以翻译时就更是如此。这种认识绝不会削弱“美国之音”的重要性。就其对俄国而言，其作用在于尽可能忠实地反映这个国家的气氛与态度，以便苏联公民对它们能形成公正的判断。但是这与催促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行动完全不同。我们也许对美国社会现实的观点对于苏联公民的含意有我们自己的期望或想法，美国的现实显然就在“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和能够触及他的意识的关于美国生活的其他类似的证据中。我们可能认为根据这些证据我们知道自己将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将太过明确地，并且以这些事情作为给他指出应在他自己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行事的建议和激励的基础的话，我们将犯错误。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而非他的话语，在我们对他的问题与可能性不完全理解的基础上讨论问题。相应的，我们的话语很容易表达与我们想要表达的完全不同的意思。

因为这些原因，美国能够在俄国国内发展方面施加的最重要影响将继续是榜样的感召力：什么样的影响——不仅是对别人的影响，而且还是对它自己的影响。这不是说现在占据公众之心的很多东西不具有绝对的重要性，诸如体力、军备、决心和与其他自由国家的团结。这并不是否认需要设计一项明智和灵活的外交政策的紧迫和压倒一切的必要性，依靠这个政策发挥世界各地的武装力量的作用并有效利用，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力量，就能够使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确信，他们的宏伟设计是一个徒劳而无法实现的计划，固执其中对解决他们的困境与难题没有希望。实际上，如果要避免战争、赢得时间，为了更有希望的武力活动，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必须作为当务之急。但是，如果不是通过预先做某事，比仅仅避免战争和帝国扩张的挫折做的更深、看得更远，赋予它们以意义和内容的话，它们只能保持在毫无结果的消极状态。对此，已有共识；但是“某事”是什么？很多人认为，它只是一个我们催促于人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一个外部宣传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它首先是一个我们敦促自己的问题。它是一个美利坚民族自身的精神与意志的问题。我们试图传递给他人的任何信息只有在与我们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并且足以引人注目、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和信任，才能有效。因为，这个世界尽管物质上困难重重，它还是乐于认可并尊崇精神上的卓越甚于物质上的丰富。

我们的首要关注必须仍然是设法达到这种状态的民族品格。在使别人确信我们已经如此作为上不需要太过担心。国家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不能，也将不会被隐藏。梭罗（Thoreau）写道：“没有不能被驱散的疾病，就像黑暗一样，如果你让更强的光亮照于其上……如果我们使用的光亮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小的蜡烛，大多数的物体就会留下一个比它们本身更宽大的影子。”相反，只要我们使用的是一只光线强烈的蜡烛，我们可以肯定它的光线将穿透俄国房屋，最终发挥其作用，驱散笼罩那里的黑暗。甚至在西伯利亚的最深处，没有铁幕可以压制这样的消息——美国已经摆脱了分裂、困惑和怀疑的枷锁，迎来了一个希望与决心的新机会，正满怀热情、目标明确地着手完成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