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十三年前的这样一个春天，我去芝加哥大学作演讲，一共六讲——作为对我一年多前愉快地接受的邀请的回应。那时我还是一位政府官员——一位外交官员，确切地说——正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度过一个长假。这些演讲是我平生首次应邀发表的学术演讲。这些演讲的主要内容是美国对外关系中的若干历史事件。因为那时我对美国外交史的无知程度比现在更甚，我主要利用自己二十四年的外交经验，努力从经验给我的教训出发考虑所讨论的那几个事件。

令人高兴的是——这些演讲被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以题名为《美国大外交》的小册子正式出版。这个小册子在美国通常似乎被作为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课程的课外读物使用。令我吃惊的是，我听说这本小册子仍在印刷出版。大概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不得不随后在什么地方读它了——它让你快乐还是让你厌烦就不是我关心的问题了。

看过那本小册子的人，无论如何都会想起那些文章就其性质而言，既是分析性的也是批评性的。就这些演讲的分析性意义而言，我努力去发现，当每个美国政治家带我们到这些不同的国际事务中远足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就演讲的批评意义而论，在检查了这些知识和政治动机之后，与当时的现实情况相对照，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认为我们是反应性的；我也与我们所达到的结果相比较，依次来评估这种反应的充分性。

这种探究的结果并不十分令人鼓舞，我担心，它们使这个国家将其所能有效地投入远超其边界的冒险中去。

第一个演讲论述的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我发现在我们所说的参战的所有原因中，“没有太多的严肃认真的思考”和“没有太多谨慎而又有条理地评估我们的国家利益”。我发现一旦我们投入战争，在武装力量的方式上，我们不是受任何深思熟虑的概念——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为什么——的指导，而是受“大众情绪、政治压力和政府内部的阴谋”的指导。

就以在第二个演讲中讨论过的门户开放事件来说，我得出结论：在这个案例中，美国的公众舆论很容易被蒙蔽，将门户开放视为美国治国才能中的一个伟大的外交创新。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外交创新只是我们对所知甚少的情况做出的自命不凡而无用的姿态。

在第三个演讲中，我论述了从1900年到1950年这半个世纪中，我们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我的结论是：这些关系反映了我们自己对待中国的一种好奇的，但是却根深蒂固的多愁善感。很显然，它起源于它给我们的一种愉悦，将我们自己视为那些不如我们幸运、不如我们先进的人们的高尚的保护者、恩人和师长。在这种自我沉溺中，我不禁看到了民族自恋的一种形式——集体的自我欣赏——对我来说，很多美国人都乐于此道。我认为，这种倾向只能掩盖内心深处、潜意识中的不安全感——一种使我们自己安心的需要——与我们自命不凡的外部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因此，在同一个演讲中，我转到我们对待日本的消极的和批判的态度。这些无疑是我们对中国屈尊俯就和关切保护态度的映像。我们对日本的不满，很大程度上似乎集中在当时日本在东北亚大陆上所占据的位置——尤其是在朝鲜和满洲。在法律和道德上，我们将对这些地方的占据视为错误。因为在法律与传统的意义上，这些地方不是日本的领土，却被日本人占领了。我不同意这一观点：指责我们正在努力将我们自己的守法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标准适用到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联系的环境中去。我认为，我们不能自命为他人的道德裁判，最好还是从活跃在那个地区的各种民族主义力量中找到一种稳定的权力均势——俄国人、中国人和日本人——从道德平等的角度看，在他们中间很少能作出选择。在将日本从其在亚洲大陆占领的地方挖出去的努力中，我认为，我们忽略了一个极大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成功了，比起我们搬开日本人，填补这个权力真空的很可能是我们更不希望的某种权力形式。这一点确实已经被证实了。

因此，值得回顾的是，我所谈论的演讲是在朝鲜战争期间发表的。我们早期缺乏对日本利益的理解；当我们不能提出有希望的替代方案时，我们坚持把日本人从他们的位置上搬走。作为对这一切的一种讽刺性的惩罚，我不禁看到，我们已处于朝鲜半岛这个不令人愉快的位置上。基于这个例子，我试图指出：我们在外交政策中的选择并不总是好与坏的选择，更多的是在大与小的恶之间做出取舍。

第四个演讲谈论的是我们所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家也许还会记得，我们参加1917年战争的表面原因是德国人侵犯了我们的中立地位；我指出了参加战争来保护自己的中立地位的荒谬性——为了保护自己的中立地位而放弃中立地位的荒谬性。然后，我也不得不指出，当我们想方设法置身一个当下的国际争端之外时（就像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做的），结果可能是前后矛盾的，可在这种情形——当我们被迫卷入其中——下，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为伟大的道德事业而战，我们文明所有的价值因此身陷险境。如果对抗帝国主义德国的战争真的是这样一种伟业（实际上，不是），那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被迫参加战争，应当自愿进入战争。但是，如果战争不是这样的伟业，那么我们不应使自己因我们的中立地位被破坏这样的琐碎的小事参战。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后一个在演讲中谈论的特殊的美国参与问题。我再一次批评了一旦我们参与其中，美国人就将冲突理想化的趋势。对于这场冲突，我们尽力保持超然物外。由于日本人攻击珍珠港以及随后德国对我们宣战，我们才被迫卷入这场冲突。但是，我也强调我们的失败，实际上，我们拒绝承认：我们在那场冲突中取得的胜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被抵押出去了。由于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友的军力不足，只有在俄国的大量援助下，我们才有希望打败德国。对于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援助，注定要（实际上已经）付出巨大的代价。目前德国和欧洲分裂和不稳定的局面，实际上反映出我们不能比1945年的俄国人更早到达中欧，这仅仅是部分代价。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军事努力的可能结果的可悲的局限——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强大到足以将这场战争引入我们想要的结果——那么我认为，我们就不会用我们的胜利所担保的和平与光荣的国际秩序的美梦欺骗自己。

芝加哥演讲中讨论的事件就说这么多。现在，让我说说在战后时期，我们在远东地区主要参与的活动。我从朝鲜说起。

请记住战争末期太平洋的局势。我认为正确的是，我们坚决拒绝允许俄国在占领战败的日本中扮演任何角色。但是，在朝鲜半岛，正如我们在中欧做的一样，我们以苏联军队在半岛的北部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而告终。我们在南部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是，两个强国之间没有就这个国家的未来达成协议。

战后初期，在确定美国对战败的日本人政策的过程中，麦克阿瑟将军是最具影响的人，似乎当初就设想了一个永久解除武装的、中立的日本。我自己的想法（我仍然认为有充足的理由）是，我们应当坚持这个原则。我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在战后岁月里，日本将不能被作为美国的军事或海军基地，对俄国人来说，这一处置使其占得重大优势，作为对我们同意一个中立、非军事化的日本的回报，俄国可能会同意在整个朝鲜建立一个民选的，大概温和的政府。

但是，到1949年底，华盛顿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对我们所有的战后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于1947年冒昧提出的“遏制”概念，是针对我和其他人所相信的斯大林共产主义的政治扩张的一种危险而提出的——尤其是这一危险，受莫斯科鼓舞和控制的当地共产主义者，或许会在德国和日本被击败的工业城市获得控制地位。我不认为，其他了解苏联的人也不认为，苏联针对主要的西方大国或日本的军事进攻无关大碍。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政治危险，而不是一个军事危险。历史证明了这个结论。但是，出于一些我绝难理解的原因，到1949年，华盛顿的很多人——在五角大楼、白宫，甚至是国务院——似乎得出这一结论：在不久的将来，有一种苏联不受拘束的真正的危险，这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直到今天，历史探究中最有趣的主题之一，就是在当时，为什么这一结论在华盛顿会变得如此流行。我反对这一结论，我的同事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也反对：但我们两人都没成功。我只能将此归因于美国人接受这一观念的困难：有一个政治威胁，尤其是来自一个军事强国，这个军事强国也不主要是一个军事威胁。尤其强有力的是，在军营中，似乎有直接得出这一结论的诱惑：由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领导者对我们怀有敌意，由于他们是全副武装的，并且严重挑战了我们的世界领导地位，因此，他们就像最近记忆中的纳粹，希望并倾向于同我们争战。因此针对他们的政策必须与1939年战争爆发前，应对纳粹所应有的政策模式一致。但是，这一观点无一可取之处。

无论如何，美国舆论的这种变化确实在我所说的时间发生了——1949年底和1950年初。它最早的结果之一，就是在美国军事和政治权势集团中成长起来的一种强烈的情绪：我们不能使日本非军事化——相反，我们必须无限期地在日本驻军，即使这意味着签署一个未征得俄国同意的单独的对日和约。1950年初，这一观点以很多方式公开显现出来。与此同时，我们大大缩减了在韩国的军事存在。俄国以容忍而非鼓励的方式对此作出了即时反应。为了将共产主义的统治扩展到整个朝鲜半岛，朝鲜进攻韩国。如果日本无限期地作为美国军事基地，如果没有对日一致的和平解决方案，如果在日本的局势中，莫斯科没有成功的机会，那么通过赔偿，莫斯科希望巩固它在朝鲜的军事—政治地位。无论如何，对此我们似乎没有给予太多的关心。

依我之见，这就是朝鲜战争的起源，其余的你们都知道。三年之后，5.4万名美国人伤亡，冲突结束了。但是，它是通过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僵局而中止的，很像我们之前的做法——仅仅是美国卷入的更深了。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我认为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我们美国人没有什么兴趣与俄国人谈判，找到解决那一地区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尤其是找到一种方案能够结束我们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我们为什么对此不感兴趣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们已经认定莫斯科已下定决心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为了抵御这场战争，我们需要将日本作为一个军事前哨。而且俄国已经被看成是魔鬼的化身；从国内政治的观点看，与魔鬼谈判和妥协也有失体面。

我想指出的第二点是：当俄国人以授权——或是默许——对朝鲜进攻作出回应的时候，我们绝不愿意，甚至不可能承认我们在日本所做的事和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朝鲜所做的事之间的联系。反之，当朝鲜的进攻到来的时候，华盛顿的即时结论是：这实际上是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扩张计划的第一步，可以与1938年的慕尼黑危机相提并论。慕尼黑危机被认为是纳粹征服欧洲的第一步。波伦和我再一次反对这种解释；但是，我们的反对没有什么进展。这是流行的军事解释。

将这些牢记于心，让我的讨论转向战后时期我们的国家在远东事务中的另一个重大参与，这一参与延续了二十五年，而不是仅仅三年：越南战争。这里我必须假定，你们对我们打败越南共产主义者并在这个国家安插某种反共产主义的政府（他们实际上主要是民族主义者）的这场拖延的、昂贵的、不成功的、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不幸的努力有一些记忆或了解。显然可悲的是，这些努力被误解了。在今天，它很显然被认为是美国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错误。它提出了两大历史问题，今天，我们应当给予这两个问题以充分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起初是如何陷入这场困境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几乎从一开始就能明显地看出所做的努力不会取得成功，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十年多？

对于每一个问题，答案都是复杂的：我不想过分简化一个复杂的情势。但是我只会说：在起初陷入这场混乱的诸多原因中，华盛顿的如下判断起了重要的作用：俄国人，作为他们统治世界的计划的一部分，下决心对亚洲实施军事—政治征服。越南共产主义者在东南亚建立他们政权的努力，是这个假设的“计划”的一部分。

对我们为自己设计的情境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这一看法：胡志明（Ho Chi Minh）及其追随者只是俄国人的傀儡。因此，由他们推翻越南就等于是苏联的胜利。在华盛顿，对以下观点有着普遍的怀疑：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相比，这些越南马克思主义者更容易受到民族主义冲动的强烈驱动。

这两个假定都是错误的。苏联领导人没有征服世界的预设计划。他们的心理主要是防御性的。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莫斯科与胡志明当时在越南掌权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今天，我们知道，当时苏联与东南亚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关系疏远，只是建立了初步联系。胡志明主要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尽管他满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说辞，如果我们鼓励他这样做，他很有可能更愿意在与共产主义世界和与我们的关系中维持某种平衡。

让我就我们的这一倾向稍加详述。我们的倾向是：坚持将它们视为是其他大国的盲目的傀儡，是比较弱小的集团或政权，它们与大国的关系实际上更加复杂，也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险恶。似乎有一种奇怪的美国倾向——始终寻找一个单一的外部邪恶中心，认为它是我们所有的麻烦的根源，而不是认为抵制我们目标和事业的有多重根源，这些根源相对独立。

让我举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在一战期间，爱国的情感主义征服了我们国家，不幸的德国皇帝被看成是这个世界上一切邪恶与应遭谴责之事的根源。由于俄国共产主义者1917年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俄国带出战争，而且因为这对德国人有利，使我们感到不快。整个俄国革命在某种程度上都归功于德国皇帝。很多善良的人开始意识到，列宁及其同伙仅扮演了德国代理人的角色。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带到今天，我们会看到美国一些杰出人物非常不情愿相信，诸如尼加拉瓜或叙利亚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尽管他们口头上讲些粗浅的马克思主义，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独立的政治代理人，主要是按照他们自己所理解的利益行动。他们不是盲目遵从莫斯科的指令和意识形态的压力。换句话说，在很多美国人眼中，罪恶是单数的。同时，美德却被仁慈地允许以复数形式出现。毫无疑问，我们美国人总是站在美德的中心。

但是，让我再次回到越南事件，并简单浏览一下它所产生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对每个继任政府来说，很显然这种努力是没有希望的，为什么我们将这个努力坚持了近二十年？

在这里，答案同样重要。

所有这些紧随着国共内战中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发生。让我们记住，这一新情况，被一群右翼议员以及通常被称为中国游说团的人，制造成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最猛烈的和不计后果的攻击的一个时机——指控内容是，民主党人，尤其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先生“失去了中国”（正如这个词在当时的叫法）。他们是在他们的官方随从人员中的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影响下这样做的，这些共产党的同情者希望共产党获胜。

没有比这更大的废话了。美国政府从未拥有中国。既然如此，哪里谈得上什么“失去”中国呢？使共产党有可能在中国掌权的基本条件是蒋介石（Chiang Kai-shek）政权的软弱和腐败，是这个政府依赖我们而不使自己振作的倾向。不仅指控本身是荒谬的，而且，以它的名义对杜鲁门和艾奇逊发起的政治攻击，与美国政治史能够提供的任何事物一样邪恶和不负责任。实际上，这些攻击与反共产主义的狂热浪潮有密切关系，他们实际上是这一浪潮的开始部分。这种狂热以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而闻名——这个我们公共生活中的可耻事件，就是我们今天谈及它也觉得脸红。

我有这样的印象，那场特殊的狂热情绪的背景依然有待于对其做历史的分析。但是我这里想指出的仅仅是，不仅杜鲁门政府，就是继任的共和党政府，也被这些猛烈攻击吓倒了；被它们在国会和一部分公众舆论中激起的回应的程度吓倒了，使得他们绝不可能使自己正面、理性地面对这些攻击。杜鲁门政府将它们仅仅看做是党派的政治攻击，忽视了它们能够扭曲公众舆论，进而影响外交政策，试图通过对它们攻击的前提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部分地投合它们的声气，来转移其攻击。对于继任的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政府而言，情况也是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走得更远，它牺牲了我们几位最好的远东问题专家，希望以此安抚攻击的始作俑者。

然而结果令人震惊。这些不计后果的仇杀造成的伤害不仅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美国的政治权势集团（在最后一个演讲中我会详细论述），而且它们严重地扭曲了大多数美国人对外交政策的理解。它们的暗含之意是，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的政策总是事件的决定性推手；在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包括中国，我们都有力量阻止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上升到掌权者的地位。因此，如果共产主义者仍然在世界某地接管了政权，这总是被委过于当时执政的美国政府的懦弱、疏忽、盲目，或是缺乏对共产主义的一个适当反击。由于继任的政府没有直面这些肆无忌惮的非难，这些政府屡次成为它们的牺牲品。在越南，也是这样。不仅没有政府愿意被看做是不愿努力反对越南的共产党掌权，而且没有政府——直至尼克松（Nixon）政府——曾经如此这般努力，但最终被迫承认这样的努力没有希望，敢于试着从介入越战中脱身。因为他们害怕被那种愚蠢的指控戴上“失去越南”的劲手枷，游街示众。

在第二个演讲中，我将更全面地论述我在此论及事件的总经验。我只想指出，我们今天早上所讨论的失败主要是那些我们所谓的公众外交，而不是专业外交。这些事件提出的问题几乎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在两个或三个选择中作出取舍的问题。与很多外交事务中的重大问题一样，它们通常都包含难以处理的杂乱无章的相互冲突的意见，为了理解它们，需要对大量的历史背景的了解和大量详细的研究。显然，在政治演说家、新闻记者和电视播音员难以避免的、自然而然的过分简单化处理中，这些复杂问题得不到充分的考虑。难怪这种特别无用、粗糙的陈词滥调竟能胜过精致的分析。这种陈词滥调动辄就会委身而被国内政治利用，而无助于我们对国际问题的澄清。

我认为，这种情况本身构成了一个很大的全国性问题。这正是我想回过头来论述的问题，要是在第二个演讲中我能简要阐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