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的历史上，是颇有些“奇人”的。他们或许并不是站在舞台的最中央，但自始至终，都处于一个重要的“推手”位置。比如这个故事里这位，如今知道他名字的人已经不多，但当初，说他“无人不知”也不夸张。有人把他称为“民国第一奇人”，而他经历之复杂、结交之广、转变之多，也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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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变化，其实发生在他10岁的时候。

那一年是1885年，他的父亲杨懿生去世，他被过继到自己的伯父杨瑞生家。如果那时候有“微信”的话，就是他的“家族群”发生了变化。

杨家祖籍湖南湘潭，世代务农，到了杨度的祖父杨礼堂，带着长子杨瑞生入湘军李续宾部，一路做到正四品都司。1858年11月，湘军与太平军对阵三河镇，湘军大败，李续宾被杀，杨礼堂也在战中阵亡。（“三河之战”发生在今天安徽省肥西县的三河镇，是太平天国晚期取得的一场重要胜利。湘军在此战中受挫甚大，李续宾阵亡消息传来，胡林翼吐血，曾国藩茶饭不思。）儿子杨瑞生死里逃生拣回一条命，继续留在湘军。因朝廷抚恤杨礼堂家属，杨瑞生之后被一路提拔，最后官至总兵。

杨度被过继到杨瑞生家的时候，就是杨瑞生做总兵的时候。此时的杨家家境富裕，而这位伯父又对自己这个过继来的侄子照顾有加，给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

杨家这一辈几个兄妹，学问都相当不错，杨度的弟弟杨均和妹妹杨庄都是诗、书、画俱佳，而最出挑的，还是杨度。杨度从小天资聪慧，能诗能文，很小就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了。

1892年，17岁的杨度考取了秀才，并在第二年中了顺天府乡试的举人。但他的仕途之路远没有那么一帆风顺，在之后的两年，他在两届会试中均落榜。不过，第二年的会试恰逢1895年，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对中国读书人而言堪称大事的事件——公车上书。当康有为和梁启超率京师数千举人联名上书的时候，杨度也是那些举人中的一分子。

虽然最终落榜，但杨度通过这次“串联”，在自己的“朋友圈”新加了一批好友，这批人后来在中国近代史上都留下了名字：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

当然，这批好友当时还只是“点赞之交”。

21岁的杨度回到了湖南，拜了个老师，叫王闿运。事实上，是王闿运知道杨度的才气，亲自登门到杨家将他招入门下的——也就等于主动要求加“微信”。

王闿运，做过曾国藩的幕僚，相传曾劝曾国藩起兵反清，自己称帝。他门下有一批颇有名声的徒弟，包括齐白石

王闿运也算一代名儒，在经学、史学和文学方面都颇有造诣，不过对杨度影响最大的，是王闿运的另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可以说影响了杨度的一生。

那就是“帝王术”。

2

1902年，27岁的杨度命运再一次发生改变。

那一年，感觉在国内已经学不到什么新东西的杨度，迫切希望能在时代的大变局中一展身手。于是，他不顾老师王闿运的强烈反对，自费留学日本，入了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在那里，杨度的“朋友圈”又多了一个很重要的同学，他的名字叫黄兴。

杨度的第一次日本留学之旅，在大半年后就结束了。回到湖南后，受王闿运的推荐，他的“朋友圈”里第一次多了一个重量级“大佬”——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对杨度的才学十分欣赏，推荐他去报考当时清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

在这场考试中，杨度一举考取了一等第二名，取得第一名的，是来自广东的梁士诒，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华民国财政部次长。杨度眼看着自己的从政愿望即将成真，却又横生枝节：有人对慈禧太后说，梁士诒不仅来自广东，而且他的名字是“梁头康尾”。一直恨不得生啖梁启超和康有为之肉的慈禧太后立刻决定将梁士诒除名。但第二名的杨度非但没有因此占了便宜，反而还受了牵连：有人举报杨度在日本留学期间经常有攻击朝廷的言论（发朋友圈从来不注意屏蔽，或者在微信群发言被人截图带来的后果），又来自湖南，很可能是之前造反的“自立军”唐才常的同党。

于是，杨度的第二名也被除名，他还被通缉。

长叹一声的杨度只能再度留学日本。

年轻时的杨度

第二次留学日本，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让杨度挖到了成名的“第一桶金”。

首先，杨度的才气开始为天下所知。

去日本留学后不久，杨度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两人谈起国事，唏嘘不已。杨度读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有感之后，作了一首《湖南少年歌》，经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全文发表，轰动一时，成为当时“朋友圈”的千万级刷屏爆文。其中的一句更是至今仍被不少人提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杨度还创作过另一首诗歌《黄河》，由沈心工谱曲，也是当时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歌曲：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这首歌当时与李叔同的《送别》齐名，更因为歌词里有家国情怀，排名还在《送别》之前。

其次，杨度的“朋友圈”一下子深化和拓展了。

杨度和梁启超原来只是“微信”好友，最多是个“点赞之交”。但在日本却开始惺惺相惜，一度被称为“天下至好”，而梁启超更是曾称杨度为“国士”。

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又加了两个同学好友，一个叫汪精卫，一个叫胡汉民。此外，当时另外有一个留日学生与杨度的关系最好，每个休息日都要到杨度家吃饭聊天，两人经常在“朋友圈”互相点赞，这个学生的名字叫蔡锷。

当然，在杨度的这批日本“朋友圈”里，名气最大的还是孙中山。

黄兴在整个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可谓不可或缺

在东京，杨度和孙中山曾就中国革命的问题讨论过无数次，有时候通宵达旦。杨度并不赞成孙中山“暴力革命”的观点，但非常尊重孙中山，所以把自己在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的同学黄兴引荐给了孙中山。

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当时和孙中山约定：“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最后，杨度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威望。

杨度满腹才气，热心国事，对各路同学又关爱有加，很快在中国留日学生群体中树立了威望，被推举为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长。1905年，杨度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长兼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回国拜见张之洞，提出“官绅筹款自办”的方法，最终助力清政府收回粤汉铁路自办。经此一事，杨度在留学生圈中的声望更加如日中天。

已到而立之年的杨度，其实已经具备了一切条件，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从政的机会。

3

1906年，这个机会来了。

那一年，清政府派出去欧、美、日考察“宪政”的五位大臣回国。既然是考察，回来肯定要交报告，但有意思的是，五位大臣写不出报告，反而派人找来根本没有去考察过的“枪手”捉刀。

杨度和梁启超两个当时的大才子，就这样被选中了。

梁启超当时写的是《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而杨度写了两篇，一篇是《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一篇是《实行宪政程序》。基于这几篇文章出台的“宪政考察报告”最终定下了清廷的调子：预备立宪。

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了《中国新报》（相当于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自任总编辑。此时的杨度，已经完全代表留日学生中的“君主立宪派”，表示“不谈革命，只谈宪政”，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同时，湖南成立了宪政工会，杨度担任会长。

1908年，33岁的杨度终于等来了他的功名：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这个官位看上去不高不低，但他由此有机会出入颐和园，从“线上”转到“线下”，亲自给那些皇族亲贵讲解什么叫“立宪”，什么叫“法治”。

1911年5月，清廷推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内阁”，而杨度在“内阁属官”中出任统计局局长——36岁的他已经当上了中央干部。

然而，这个内阁名单一出台就被舆论嘲讽为“皇族内阁”，因为内阁中只有6名汉人，清廷根本不想认真“立宪”的意图昭然若揭，这也使得一批原本还倒向立宪的人开始转而支持革命。

于是，杨度这个“统计局局长”的位置还没坐热，辛亥革命就爆发了。

革命爆发后，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清廷顿时土崩瓦解。但杨度却并没有太惊慌，因为聪明如他，本来也对清廷的“君主立宪”并不抱太大希望，他寄望能够让他施展“帝王术”的人，根本就不是乳臭未干的宣统皇帝，更不是那帮昏昏庸庸的亲王贵族。

杨度的老师王闿运早就告诉过他，“帝王术”的施行，是有诸多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有“帝王相”的可托付之人。

杨度觉得自己已经找到了这个“天选之人”。

那就是袁世凯。

4

杨度和袁世凯，早就是一个“朋友圈”的了。

杨度当初进京当四品官，就是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合保荐的，而他能进颐和园给皇亲贵族们讲课，也是袁世凯从中协调的。所以，杨度也一直认为袁世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

在光绪和慈禧相继归西之后，袁世凯在朝廷上受到排挤，被载沣赐了个“回乡养病”。当时袁世凯的势力颇有“树倒猢狲散”的架势，朝中权贵都吃不准风向，开始和袁世凯保持距离，连平时“点赞”都不敢给一个。袁世凯离开北京时，竟然没什么人去送他，但杨度不管不顾，跑到火车站月台去送行。

袁世凯回到老家后，敢去看望他的少数人中，就有杨度。武昌起义爆发后，杨度索性连京城的官也不做了，直接跑到袁世凯老家，做了他的幕僚。不久之后，清廷被迫重新重用袁世凯，希望他派兵攻打武昌的起义军，袁世凯的北洋军打打停停，不断向清廷索要筹码，这背后很多时候都是杨度在出主意。

志得意满的袁世凯

等到孙中山的革命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南北对峙的时候，因为杨度和孙中山、黄兴、汪精卫这批人在日本时都是一个“朋友圈”的，所以他成了袁世凯当时派出的代表之一，进行“南北调停”。

而“南北调停”的最终结果，就是孙中山低头和让权，袁世凯最终如愿以偿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按理说，杨度此时也应该功成名就了。但这并非他希望看到的终点，因为他的“帝王术”需要辅佐的，是一个真正的“帝王”。而且最关键的是，杨度通过各种细节体察出，袁世凯的内心也是有这方面渴望的。

当时，一切形势的变化似乎都在助推：1913年3月，最有可能挑战袁世凯权力的宋教仁被暗杀；7月，仓促起事的“二次革命”被镇压，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地区大多被北洋军攻陷，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流亡海外；1914年，国会被解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废止，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袁世凯手上……

杨度觉得，时机差不多成熟了。

1915年4月，杨度抛出了他精心准备的一篇文章——《君宪救国论》，认为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这篇文章一出来，果然挠到了袁世凯的最痒处。

袁世凯立刻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称这篇文章为“至理名言”，还专门给杨度送了块亲笔题字的匾额——“旷代逸才”。

得到鼓励的杨度再接再厉，索性就自己“拉群”了：他在同一年成立了著名的“筹安会”，自任理事长，拉了刘师培、严复等一干人打出了“筹安六君子”的名号，开始各种运作，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做准备。没多久，从“线上到线下”的“闭环”就形成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出现了各种请愿变更国体的“请愿团”，其中包括“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以及“妓女请愿团”。

人一旦陷入周围人有意构成的“信息茧房”，失去了清醒的判断和有效的制衡，对权力的欲望就会如决堤之水喷泻而出。聪明如袁世凯者，因为“朋友圈”里的好友都是杨度这样的人，所以在他们营造的“全国劝进”画面前开始变得自信满满，最终走上了“称帝”的蠢路。

1915年年末，“洪宪帝制”出台，袁世凯的人设一夜之间崩塌，顺带带上了杨度。

一帮“朋友圈”的旧友首先就和杨度决裂，互相“拉黑”。

蔡锷（左）和杨度（右）是当初留学时最好的朋友，最终反目。但蔡锷在临终时还是专门为杨度开脱：“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当年最好的朋友蔡锷立刻成立“护国军”，宣布独立；当年以“国士”相称的梁启超，直接在“朋友圈”公开说杨度是“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甚至在杨度的家乡湖南，他也成了人人唾骂的对象。

而且，杨度发现即便袁世凯称帝，他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帝师”梦想，袁世凯仅仅只是给了他一个“少卿”的职位，一帮他认为功劳远没他大的人都封了“中卿”乃至“上卿”。所以，杨度的老师王闿运也发表了一条“朋友圈状态”：“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意思是杨度什么好处也没捞着，白白被全国人民骂了一顿。

当然，杨度也没想到，袁世凯经此一难，那么快就一命呜呼了。而且让他伤心的是，据袁世凯的儿子回忆，袁世凯在临终前还发了一条“朋友圈”——呼喊的是“杨度误我！”（另有说是“他误了我！”）

对此，其实杨度心里也是有想法的。所以，他给袁世凯写的挽联是：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意思是，究竟中华民国适合不适合搞共和，我们千年之后再来看；究竟袁世凯是不是扭曲了“君主立宪”的本意，建议他九泉之下再仔细想一想。

由此可见，到了此时，杨度还是认为自己主张的“君主立宪”并没有错。

5

如果杨度的一生就到这里结束，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他无非就是个身败名裂的“帝制党”领头人而已。但是，如果就这样结束，他的人生又怎称得上“百转千回”呢？

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一上台就弄出了一张通缉“帝制党”的名单，排在第一个的就是杨度。

据说杨度当时还义愤填膺，准备去自首，和黎元洪讲讲道理。他曾说：“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

黎元洪

不过在身边人的规劝下，杨度还是没有进京去“讨说法”，最终避居青岛。

在避居青岛的时候，杨度似乎看穿一切，开始钻研佛法，并给自己取号“虎禅师”，重新思考人生和反思过去。他钻研佛法后觉得，“禅”的精髓就是无我，所以他提出了“无我主义”的新理论。

换句话说，他把自己的“朋友圈”设置为了“不可见”。

1917年，张勋率五千“辫子军”在北京复辟，他和康有为派人专门来请当年“帝制党”的领袖杨度重新出山，而杨度却给两人发了信息：“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那么，杨度是真的看破一切，遁入空门了吗？

并没有。这从他给自己取的号“虎禅师”就可以看出来。1918年，杨度被宣布特赦，才43岁的他心思又开始活了起来。只是，经过几年的反复反省和思考，他的思想已经由立宪转向了共和。所以，他这次找到的人，是当年在东京和他通宵达旦激辩的孙中山。

孙中山当年并没有拉黑杨度，而杨度找孙中山，也是为了帮他。他凭借自己在方方面面的人脉关系，帮孙中山渡过了不少难关。比如陈炯明与孙中山反目后，他作为孙中山的特使，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帮助陈炯明，帮了孙中山一个大忙。而军阀张宗昌策应北伐，背后也是杨度在帮忙牵线。

孙中山特别感慨，曾说过：“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这个“诺言”，就是指当初杨度在东京对他立下的誓言：如果我失败了，就来帮你。

1922年，杨度在上海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为此，孙中山特地在整个国民党的“大群”里发话，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不过，还没等杨度怎么施展手脚，孙中山就在三年后病故了。

在国民党陷入内斗的时候，杨度也有了自己新的方向。

6

杜月笙

1928年，53岁的杨度移居上海，成了一个人的门客。

这个人，就是当年号称“上海皇帝”的杜月笙（杜月笙的故事请参看《历史的温度》收录的《“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

当时上海有报纸说杨度拜杜月笙为师，入了青帮。杨度很不以为然：“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为杜先生，他称我为皙子兄。我不是青帮，我是靠卖字画为生的‘清客’而已。”

换句话说，他和杜月笙只是互加好友，互相仰慕而已。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杜月笙对杨度非常尊敬，专门给了他一幢宅子，每月给500大洋花销，而他求杨度做的，就是写一些文章和字而已。杜月笙的人生达到顶峰的一件事是他的“杜家祠堂”落成，而杨度是他的筹办委员会秘书长，还专门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落成颂》。

但是，杜月笙并不是杨度新的方向，甚至可以说只是他的一个幌子而已。因为，他的“朋友圈”又加了一个人。

那个人，叫李大钊。

李大钊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杨度就对李大钊的文章有深刻印象。在上海，杨度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一番谈话下来，杨度深受触动。之后又和李大钊多次交谈，他深深记住了李大钊的一句话：

“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

杨度认为，自己蹉跎半生，终于还是找到了光的方向。于是，他开始为共产党人做了很多事。事实上，他后来之所以到杜月笙家去做门客，也是经过共产党组织批准的，目的就是利用这个身份，结识三教九流的人物，为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提供各种有效的情报。

但是，在此之前，他“朋友圈”中的李大钊头像，永远变灰了。

1927年4月，张作霖在北京东交民巷逮捕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数十人。事实上，杨度在前一天通过自己的渠道已经知道张作霖要抓人，急忙找人通知了李大钊。但当时李大钊不信张作霖真的敢冲进俄国使馆抓人，最终没有转移。

杨度的字

李大钊被捕后，杨度把所有精力乃至身家都扑在了营救他出狱的工作中。他找到包括当时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及教育总长章士钊在内的各界社会名流，一起为释放李大钊奔走游说。为此，杨度还把自己在北京的宅子“悦庐”公馆作价4500元大洋卖掉，把经费全部投入运作之中，甚至还策划过劫狱。

但是，各路营救最终都没有成功，李大钊在4月28日被张作霖派人绞杀。李大钊牺牲后，杨度非常悲痛，与妻子商量后，又把自己在青岛的宅子卖掉，把换来的钱全部用来接济李大钊以及其他被害人员的家属。所以他后来到上海确实手头窘迫，也确实一度要靠卖字为生。

1931年，56岁的杨度其实身体已经很差了，但他还是在做两件事。

一件事，是他根据孙中山的建议，想写一部《中国通史》。为此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并且写好了大纲。

另一件事，就是帮助杜月笙完成杜家祠堂的落成典礼。这场典礼虽然最终办得颇为圆满，但也彻底摧垮了杨度的身体。典礼落成后的两个多月，杨度就倒下了。

9月17日，之前就有肺病和胃病的杨度没有挺过去，在上海租界病故。

杨度去世后，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今宋庆龄陵园）

7

但杨度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在杨度去世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以一个“帝制党”的形象出现。直到1975年，有一个人说出了杨度晚年的那些故事。

这个人，也是杨度当年“朋友圈”的好友。

他的名字，叫周恩来。

1975年冬天，饱受病魔折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交代一些后事。当他知道《辞海》正在筹备正式版的时候，专门让秘书转告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王冶秋当时大吃一惊，一面转告上海的《辞海》编辑部，一面向很多还健在的老同志打听，结果没有人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

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夏衍回忆，当时潘汉年给他介绍过一个老者，说是自己的同志。过了很久夏衍才知道，这个老者居然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杨度

但是，周恩来说的并没有错。

杨度是在1929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就是周恩来。由于杨度从事的工作有特殊性和危险性，所以杨度只和潘汉年单线联系。除了潘汉年和周恩来，其他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由于潘汉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遭遇冤狱，所以这段历史就沉没了。

1978年7月30日，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周恩来，将杨度在晚年加入共产党的内情第一次披露。随后，夏衍、李一氓等遵从周恩来生前的嘱告，分别在《人民日报》上发文，将杨度晚年入党以及所做之事公之于众：杨度在晚年不仅为共产党提供大量准确的情报，甚至还利用自己杜月笙门客的身份，掩护过很多地下党的同志。

1928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红旗》第二期，“红旗”这两个字就是杨度写的

在王冶秋、夏衍这批人的回忆文章出来后，很多人又都回想起了杨度当年在弥留之际，给自己写的一副挽联。

那副自挽联，是杨度人生最后一次的“朋友圈”状态更新：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馒头说

说“朋友圈”只是开个玩笑，但杨度的社会关系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杨度的寿命并不算长，但在整个民国史上，有他这样丰富经历的人，着实不多。从这个角度，说他为“民国第一奇人”，也无不可。

有人曾说，杨度一生投机。这点我倒真的不太认同。

当然，不能否认他有成就自己事业的想法，然而这很正常，每个人都会有。他大半生所坚持的“君主立宪”，主要还是基于他自己真心觉得这样的方式更适合当时的中国。后来转向共和，也是痛定思痛的结果。

至于因他晚年加入共产党，就给他套一个“投机”的帽子，逻辑就更说不通了。

1929年是“白色恐怖”的高潮时期，共产党人被大肆捕杀，很多人躲避“共产党”三个字都来不及，但杨度却在此时选择入党，并把母亲送到长沙乡下，妻子送到苏州，坦言自己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他曾对和他接头的共产党人说过：

“别人说我一生投机，我这次是投杀头的机，投灭族的机。”所以，他也是发自内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多少理解加入“筹安会”的严复——他可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批中国人之一，是《天演论》的翻译者，怎么会昏头到去“拥立帝制”呢？（关于严复的故事，可以参看《历史的温度3》收录的《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但实事求是地说，当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时，即便是有识之士，头脑也是蒙的。我们用现在的视角回过去看，会轻松得出结论：“哎呀，怎么那么傻？这都看不明白？”那是因为我们开了“上帝视角”。

而那时候的这批中国人，就是在不停地摸索，尝试，彷徨，挣扎。有的人展现了气节，有的人露出了丑态，有的人找到了道路，有的人撞到了南墙——当然，如果撞到南墙后肯回头，也是完全值得认可的。

所以，由这批人勾勒出的中国近代史，才如此悲怆，如此曲折，如此富有张力，如此引人入胜。

这也是我当年从讨厌读近代史，到喜欢读近代史的原因。

本文参考来源：

1.《从帝制祸首到中共秘密党员：晚年杨度的华丽转身》（左玉河，《党史博览》，2013年第2期）

2.《帝师毕竟是书生》（陈曦，《中国企业家》，2014年第12期）

3.《杨度：清末民初第一奇人》（“寻匠之美”，搜狐网，2018年1月14日）

4.《帝王术的最后传人——杨度的故事》（中国历史网，2015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