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小品里，“上海男人”的形象一度被演绎得走样。有人曾说，姚明、刘翔等一批上海籍运动员改变了全国人民对“上海人”的印象。其实，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让全国人都记住的上海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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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6日下午1点30分，新疆库尔勒的楼兰宾馆大楼前，一场欢送仪式正在举行。

当地旅游局、人寿保险公司、宾馆的诸位领导，依次在一批人的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随后，几位身着艳丽民族服装的姑娘，为他们敬献了“上马酒”。

“上马酒”是给即将出发的人壮行饮用的。

而那位第一个被佩戴大红花、一口饮下“上马酒”的人，是大家今天送行的主要对象——他即将在6月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孤身徒步穿越罗布泊。

罗布泊，位于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在中国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东缘，常年干旱，夏季平均温度超过40℃，在6月的极端温度逼近60℃。

而那位即将出征的汉子，在喝下几碗“上马酒”之后，情绪明显有些激动，泪水夹杂着汗水从脸上滴下：“请大家放心，我一定能实现穿越，打破6月不能进罗布泊的神话！”

话音刚落，现场百余位送行者掌声一片。

罗布泊原为湖泊，因为地形和气候变化的原因，干枯成荒漠。因为形状像耳朵，所以被称为“地球之耳”，但它有个更著名的名字，叫作“死亡之海”——千百年来吞噬了楼兰文明和无数探险者。当年上海著名科考专家彭佳木就于1980年6月17日在罗布泊失踪，尸体至今未被找到

这人是个上海人，名字叫余纯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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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纯顺，1951年12月出生于上海。

童年留给余纯顺的记忆，是苦涩的。余纯顺一家有七口人，但他的母亲、姐姐、弟弟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在余纯顺6岁那年，母亲被确诊患上了精神疾病，住进了医院。而他从小就被人叫“神经病女人的儿子”，在学校里还会被同学嘲笑，甚至羞辱。

余纯顺的出生年份，也注定了他一生坎坷——他是“老三届”中的“老初二”，在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去了安徽的军垦农场插队落户。

回到上海后，余纯顺先是在一些厂里做临时工，后来顶替了父亲，进入上海电器成套厂做了一名普通工人。

在工厂里，余纯顺吃苦耐劳，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他始终还是想圆一个自己的梦想：读书。

当初余纯顺在上海教育学院（现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成人夜校的同学郑则忠回忆，余纯顺是他见过最刻苦的学生。他每天从遥远的上海东边骑一辆自行车过来，从不迟到早退。他上课认真，笔记记得很详细，书包里每次都放个冷馒头，也没有菜，也不就水，一个人坐在礼堂外啃完。每天晚上下课后，余纯顺骑车回自己的家，整理笔记，做完作业再上床睡觉，一般都要超过凌晨1点。第二天一早，他再去厂里上班。

经过苦读，只有初中生底子的余纯顺顺利拿到了中文系本科学位。而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学习和了解，他确定了自己崇拜的人：张骞、玄奘、徐霞客……

但余纯顺命运坎坷：儿子不幸夭折，妻子因为他长期读书冷落自己，决定和他离婚。年近40岁的余纯顺，似乎一下子失去了生活方向。一连串打击，让余纯顺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

1988年7月1日，余纯顺决定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徒步走遍中国。

这一天，他告别了自己的家人，开始向江苏进发。按照他自己设定的计划，先走完海拔较低的华东平原、华北平原、东北林区、内蒙古草原，然后开始徒步走完海拔高的云贵高原、青藏高原，以及气候恶劣的戈壁滩……

这一出发，就是8年。

从1988年到1996年，余纯顺11次过长江，7次渡黄河，徒步走完全国24个省份，访问了全国33个少数民族。他徒步走过川藏、青藏、新藏和滇藏这四条“天险”公路，成为第一个徒步彻底走完青藏高原的人。在8年的时间里，他的行程超过4万公里，穿破了57双鞋，撰写了50多万字的游记，拍摄了6000多张照片，沿途还做了142场主题为“壮心献给父母之邦”的演讲。

青年余纯顺

徒步过程中的余纯顺

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中国都开始知道有一个要徒步走遍全国的人，名字叫余纯顺。

各种采访也纷至沓来，其中，上海电视台专门派出摄制组，希望全程跟拍余纯顺徒步穿越罗布泊。在此前接受上海电视台采访时，余纯顺曾说：“我要一鼓作气把六个沙漠走完，包括‘死亡之海’罗布泊，所以今年是我的沙漠年。”他还表示第二年（1997年）要完成长江源头和黄河源头的徒步。

在一年中最炎热的6月，徒步穿越罗布泊，余纯顺希望挑战自己的极限。

在6月6日离开楼兰宾馆前，余纯顺给自己的好友尚昌平打了一个电话：“昌平！我走完罗布泊和古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全程后，找个山清水秀、与世无争的地方，写感动自己的文章度过后半生……我做好了回归平淡的准备。”然后，余纯顺再次强调了一句：

“我要打破6月不能穿越罗布泊的神话！”

3

1996年6月10日，晚上8点，罗布泊北岸的土垠——曾经的楼兰古城门户。

这是余纯顺准备徒步穿越罗布泊的出发点。6月6日出发后，余纯顺和上海电视台跟拍的摄制组一路经过了龙城、楼兰古城，还到过“老开屏”。在“老开屏”，他们曾发现上千间部队遗弃的营房，这才知道自己可能闯入了曾经的原子弹试验核爆区。当时曾有一位在场的西北石油地质局员工劝告他们不要再往里走，因为里面很可能会进行核试验。但所有人经过商量后，决定不走回头路，继续前行。

余纯顺（左二）和摄制组一起，每晚雷打不动写日记

在龙城，在楼兰古城，余纯顺和摄制组都被壮美的地貌和历史的沧桑震撼，但同时，也感受到了戈壁滩那令人难以忍受的高温：在接近50℃的高温环境下，人只能待在汽车的阴影里喘气，不敢移动分毫，所有户外行动都要等到傍晚5点之后才能开始。

6月10日的晚上，就在土垠的露天帐篷外，随行的摄制组为余纯顺开了一个简单的“壮行会”，用随车带来的12瓶楼兰干白葡萄酒，就着几听罐头，大家围坐一圈，依次向余纯顺敬酒，祝福他穿越成功。

根据随行的导游、探险者彭戈侠回忆，那天晚上，平时很健谈的余纯顺似乎有一些心事，话并不是很多。在喝酒的时候，摄制组的人提出，6月的天气实在太热，“老余，是不是换个季节再来？”还有人提到了“彭佳木”的名字。

当时余纯顺端起一杯酒，仰脖喝下，说了一句话：“这次创造的条件这么好，如果这次穿越不成功，那是天亡我也！”

余纯顺制定的穿越线路是一条“U”形线路：从土垠出发，徒步穿越罗布泊，再到前进桥与大部队会合，全程大约107公里。对这条路线，余纯顺的评价是：“完全没有问题！我走了8年了。从土垠过来到前进桥这段路，我两天半就可以干掉！”

余纯顺的路线用黑色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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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11日，上午9点，土垠。

终于到了出发的时刻。摄制组的人和余纯顺一一握手告别，在和队里的向导、地质工程师，人称“沙漠王”的赵子允道别时，余纯顺再次强调了一句：“我一定会成功穿越罗布泊！”

随后，余纯顺背着他装着帐篷、防潮垫、笔记本、睡袋以及一盒西洋参切片的大背包，大步流星地向土垠以南的罗布泊方向走去，身影渐渐融入灰褐色的湖盆之中。

按照计划，摄制组在送走余纯顺之后，就应该前往位于前进桥的大本营接应点，等待余纯顺顺利走出罗布泊。

但是，随行的上海电视台编导宋继昌那几天一直有些担心余纯顺的身体状况，临时改变了决定：“去前进桥时间推后，下午3点以后追余纯顺。只要他感到身体不适，就把他拽上车，就是拖，也要拖回来！”

中午过后，气温开始直线上升，逼近摄氏50℃。据记载，在中午时分，罗布泊湖心的地表温度最高甚至逼近过75℃。

下午3点之后，温度稍降，摄制组登车，开始追赶余纯顺。

在行驶了大约8公里之后，摄制组发现了之前在余纯顺行进路上事先埋好的第一个埋水点——之前放置的6瓶矿泉水原封不动。由于余纯顺在早上出发时左右裤兜各放了一瓶水，所以大家判断他应该并不渴。

随后，行进中的摄制组发现了第二个埋水点。在这个埋水点，他们发现了两个空的矿泉水瓶子，还有几只烟蒂，附近还有凌乱的军用胶鞋脚印和一处坐痕。

到了下午4点25分，摄制组的汽车终于在湖盆中追上了余纯顺。离早上余纯顺出发已经过去了7个半小时，而汽车的里程表显示开了33公里——余纯顺用7个半小时在高温下孤身徒步了33公里，平均每小时4.4公里。

此时，离余纯顺徒步计划中第一个宿营补给点还有3公里左右。余纯顺满头大汗，汗水已经浸透了衣服和背包。

宋继昌问余纯顺：“身体吃得消吗？”

余纯顺握紧双拳上下挥动：“我没事的！身体这么结实，绝对没有问题。从出发后，我一次没休息，一口气走到这里的。我这不是走过来了吗？我就要打破6月不能进入罗布泊的神话。再走两三公里就到第一个营地了，到了以后我就扎帐篷休息。今天早点睡觉，明天赶早走，你们赶快回吧！”

摄制组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和余纯顺再次告别。在临上车时，余纯顺对彭戈侠说了一句：“老彭，剩下的路我一天半就可以干掉。”众人要离开的时候，看见余纯顺在那里挥手，大声喊道：“咱们前进桥见！”

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那是余纯顺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摄制组和余纯顺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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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6月12日，傍晚。

已经抵达前进桥大本营的上海电视台摄制组和后勤保障队伍，在汽车的阴影里蜷缩了整整一个白天，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停喝水。

罗布泊地区年降水量不足1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在这里，光补充水分没有用，还需要补充少许碘盐和钾盐，否则浑身就像棉花一样绵软，没有力气。

好不容易等到日落时分，众人开始扎营。当大家扎好帐篷，做好晚饭准备分食的时候，忽然平地刮来了一阵狂风。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果然，刚才还透亮的天空，突然之间就昏暗起来。随后，狂风卷起的阵阵沙尘，慢慢形成了一堵厚重的“土墙”。

沙尘暴来了。

按照彭戈侠的回忆，那场沙尘暴的场面让人触目惊心：

“刹那间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风声呼啸，飞沙走石。汽车很快被沙尘雾吞没，沙粒打在车身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这一晚我始终在帐篷里缩守，其余6人早已飞身钻进了汽车，他们的帐篷全被狂风吹倒并埋入沙中，只好同两位司机在车上过了一夜。”

这场沙尘暴从6月12日晚上9点45分开始，一直到6月13日的早晨依旧没有停歇的迹象。而6月13日，是大部队约定和余纯顺会师的日子。

6月13日早晨8点30分，彭戈侠、赵子允等三人决定出发去5公里外的13号标记点，迎候余纯顺。

然而，三个人在标记点轮流用望远镜寻找余纯顺的身影，却一无所获。此时，沙尘暴仍在肆虐，能见度不到10米，大风将漫天的黄沙刮到人的身上，就像针扎一样。三个人一直守候到了晚上7点，依旧没能等到余纯顺，只能失望地回到营地。

回到营地后，他们碰到了愁眉不展的宋继昌——他去了另一个为余纯顺指明方向的11号标记点等候，也一无所获。

晚上8点，沙尘暴终于停了下来。四周一片宁静，气温也下降了一些。但所有人都阴沉着脸，饭菜做好，没有一个人吃得下一口。

余纯顺失约了。

6

1996年6月14日，早上7点。

彭戈侠和上海电视台摄制组的孙鹭，每人背了12瓶矿泉水、4听八宝粥、4听鱼罐头、4只馕饼和两大包饼干，外加望远镜和GPS（全球定位系统）设备，开始前往楼兰方向——余纯顺过来的必经之路——去寻找余纯顺。

中午12点，两人抵达楼兰，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痕迹，失望而归。

与此同时，赵子允等两人再一次到前进桥的接应点去等待余纯顺——依旧没有人影。他们在那里为余纯顺放置了矿泉水、罐头和一顶太阳帽后，同样失望而归。

晚上8点，大家聚集到了大本营。

大家都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但谁也不想开口先说出来。宋继昌在营地里双手背后，不停地踱步，一边踱步一边念叨：“余纯顺呀！余纯顺！你到哪里去了？”

6月15日上午，摄制组和后勤保障队伍知道情况已经非常紧急，于是开通电台，向库尔勒报告了余纯顺失踪的情况，请求派出部队或直升机帮忙寻找。

当天下午，巴州党委、政府向自治区人民政府紧急报告，争取飞机出动。

这一天，大本营派出了三支搜寻小组，分三个方向再一次做了搜寻。在搜寻过程中，焦急的队员们甚至在高温下出现了幻觉：看到树影都觉得是余纯顺的背影。

搜寻再一次一无所获。

6月16日，由于大本营只剩10箱矿泉水，已经快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只能等待政府承诺的17日即将到来的救援团队。

6月17日下午1点30分左右，新疆军区陆航某团的一架直升机从乌鲁木齐飞了过来，由团副参谋长、机长孙刚领衔，加入了搜救队伍。

直升机第一个飞往的地点就是楼兰古城。在绕楼兰上空一圈后，机上人员没有发现余纯顺的踪迹，倒是碰到了一早上大本营自己派出去的四人步行搜救队。

而这四人搜救队带来了一个让人心头一沉的消息：楼兰埋水点里的水一瓶未动，这说明，余纯顺根本就没抵达楼兰。

由于燃料不够，直升机只能返回前进桥大本营。

此时，离余纯顺失踪已经过去6天了。

7

1996年6月18日，上午9点45分。

搜救队员再一次登上了直升机，开始了第二天的搜救行动。这次飞机搜寻的范围更大，覆盖了龙城、土垠等地点。荒漠戈壁寸草不生，倒是给搜救行动带来了视觉上的便利。

上午10点15分，一位直升机上的解放军战士忽然指着下方不远处湖盆里的一个小蓝点，问：“那是什么？”直升机上的彭戈侠看了之后，失声惊叫：“那是余纯顺的帐篷！”

10点20分，直升机在离“小蓝点”20米远的地方降落——那真的是一顶蓝色的帐篷。搜救队员一下直升机，立刻冲向了帐篷，有人边跑边喊：“余老师！余老师！”然而，帐篷里没有一声回应。

走近帐篷，他们发现一把脱鞘的藏刀扔在帐篷门口，而帐篷已经塌落了一角。

掀开帐篷，一股尸体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余纯顺头东脚西仰面躺着，头部肿胀得连五官也失去了比例。他的头发像洗过一样，长而浓密的胡须也湿漉漉的。裸露的上身布满水泡，右胸部的一个大小如乒乓球，尤其醒目。他的右臂朝上略微弯曲，肘下压着草帽，捆扎成一卷的蓝色睡垫放在胯部。”（来自彭戈侠的回忆）

余纯顺的帐篷

余纯顺遇难了。

余纯顺遇难的地方，距罗布泊的湖心只有50多米。而就在帐篷不远处，有两个深达1米的土坑——他应该是想掘地取水的。

那一刻，所有人在余纯顺的帐篷外肃立，没有人说一句话。

中午11点，消息已经传到了前进桥大本营，整个大本营笼罩在一片悲伤的气氛中。

晚上6点，直升机再一次飞往余纯顺的遇难地，飞机上除了搭载搜救队员外，还有两位法医，以及花圈、墓碑、掘土工具。

在法医为余纯顺的尸体进行解剖及化验的时候，其他队员开始挖掘墓地。

余纯顺生前挖的水坑

余纯顺曾经说过：“我死在哪里，就葬在哪里。”他还说过：“只要我死之前有意识，就一定要头朝东方死，因为那里是我家乡上海的方向。”

墓地选在了余纯顺遇难地西北角的一处背风点。墓穴长2米，宽1米，深1米。余纯顺的遗体被放在一条雪白的被单上，上面盖着他那条绿色的睡袋，他被轻轻放入墓穴中。他穿了一路的白底红条T恤、背包、草帽、红色太阳镜、睡垫、胶鞋和那把藏刀，一起被放入墓穴。

在坟墓堆起来后，一块墓碑也被竖了起来。墓碑上的字，是彭戈侠写的：

余纯顺壮士遇难地

一九九六年六月十八日立

余纯顺的墓

8

余纯顺遇难，有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他为什么没能抵达会合地点？

余纯顺遇难的地点，坐标为东经90°19'09''，北纬40°33'90''。经过专业人员的认证核对和比较，发现余纯顺未能抵达会合地点的原因为：余纯顺在行进到罗布泊的一个T字路口（东经90°18'44''，北纬40°34'34''）时，应该向右拐西行。但他走过了这个T字路口，往南偏东方向去了。

换句话说，是余纯顺迷路了。

迷路的原因，众人有很多猜测，也有可能和6月12日那场沙尘暴有关。由于罗布泊没有任何参照物，常规的辨向手段基本不起作用。在出发徒步穿越罗布泊之前，有人曾劝余纯顺带一台GPS，当时上海电视台摄制组带了3台GPS。但由于时间紧迫，余纯顺只能选择放弃：“我走了8年，从来没有用过这玩意儿。现在又有这么多事，哪有工夫摆弄？如果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学会用它！”

第二个疑问，他的死因是什么？

根据法医出具的《关于对余纯顺尸体检验报告》，官方给出的结论是：“胃内未见食物残留及胃液，胃黏膜有小片状褐色出血。……余纯顺的死因，系在高温环境下缺水而引起急性脱水，全身衰竭而死亡。”

这说明，余纯顺在6月11日出发后，除了补充水外，没有补充任何食物。而很可能是因为迷路，余纯顺在高温之下得不到能量和水分补充，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点。

事实上，如果余纯顺能按照预定路线走向T字路口，再往西行3公里，那里有满满一箱矿泉水和一箱食物，完全可以供他饮用和食用。

但是，已经没有如果了。

1997年10月，上海电视台的宋继昌编导，再次带着一群人，重新返回了罗布泊。

他们带了水泥、红砖、木料来给余纯顺重新修墓。

重新修好的余纯顺墓前，竖起了一块大理石墓碑，正中书写了“余纯顺之墓”五个大字，嵌有余纯顺的铜质头像，墓碑左下角是一双旅游鞋的雕塑。

余纯顺的红颜知己徐金玉也去到墓碑前，流着泪用自己的口红将墓碑上刻的字一一描红。摄制组在一年后试图寻找徐金玉，却再也联系不上了。

余纯顺墓碑

之后的20多年，一批又一批的探险者经过余纯顺的墓碑，都会下车凭吊。

余纯顺的墓碑前，被来往的旅人们放了很多鲜花和酒。

而最多的，是水，一瓶瓶满满的矿泉水。

馒头说

有一次，我和上海滩记者圈的“老法师”强荧老师喝酒。喝到酣畅处，强老师就聊起了他的挚友余纯顺，还说了自己对余纯顺死因的不同看法。不过，那次强老师的叙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件事。

那是在2005年，强老师随一个探险团重走罗布泊，来到当年余纯顺的遇难地，发现余纯顺的墓碑被人砸了。当然，原先最早的那一块墓碑还在，被砸的是后来“缅怀者”竖立起来的近十块大理石或木制的墓碑。

都是谁干的呢？都是余纯顺的“缅怀者”们干的。

余纯顺的事迹传遍全国后，“认亲”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个人说自己是余纯顺当年最好的朋友，那个人说自己曾经和余纯顺一起出生入死，而显示友情的最好方式，就是去余纯顺的遇难处再竖一块碑，写上自己的名字。

也不能说这样的行为完全不好，但由于竖碑的人越来越多，竟也引发了攀比之风。你用木头做，我就用石头做；你花3000元，我就花3万元，最终导致相互之间的“敌视”：你前脚立好碑，我后脚就给你砸掉，烧掉。

强老师曾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文末的一句话是：“罗布泊在无声地哭泣。”我想，如果余纯顺在天有灵，目睹这一幕，哭大概不会，哭笑不得倒很有可能。

余纯顺当年曾去上海广播电台做过一期节目，叫《人到中年》。节目中，有听众打进热线电话询问，大意是：“你的朋友们很多都去做生意了，做大老板了，你后悔吗？”余纯顺的回答是：“我一点都不后悔。他们尽可以去做他们的老板，我尽可以完成我自己的追求，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并不是说人的一辈子要像余纯顺那样度过才算“无悔”，但余纯顺心底里一直有一种信念、一种理想，并且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和实现。

这，才应该是余纯顺给人最大的震撼。

我觉得那些竖碑的人，未尝不是真的想缅怀余纯顺，但比起某些形式上的东西，让自己内心有真正的追求，并有所敬畏，才是最好的铭记方式。

在这一点上，余纯顺倒是自己用过句泰戈尔的诗：

“天空未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

值得回味。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余纯顺在罗布泊最后的日子》（彭戈侠）

2.纪录片《生死罗布泊——余纯顺之死》（上海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摄制，爱奇艺）

3.《余纯顺，你永不能赴约》（尚昌平，《中国商界》，1997年第9期）

4.《罗布泊：余纯顺勇士墓碑被砸》（强荧，《文汇报》，2005年10月11日）

5.《探险家余纯顺抱恨殒大漠，纪录片编辑室有幸留遗容——上海电视台〈壮行罗布泊〉拍摄纪实》（杨申庆，《新闻记者》，1996年第8期）

6.《余纯顺在自学中成才》（钱汉东，《上海成人教育》，1996年第10期）

7.《站在壮士的丰碑下》（郑则忠，《人才开发》，1997年第3期）

8.《余纯顺：当代徐霞客》（王东鸿，《民族团结》，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