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军在崇祯七年底大批进入河南以后，主力向豫东南和皖北方面发展。崇祯八年正月上旬，起义军经河南汝宁府东入安徽，十一日攻克颍州，原任兵部尚书张鹤鸣被处死。这时凤阳的贫苦群众听说义军到了安徽，为了摆脱明政府敲骨吸髓的压榨，主动派人来邀请起义军进兵凤阳。

凤阳在明代是“龙兴”之地，朱元璋的父母埋葬在这儿，称为皇陵；他自己少年时代当过和尚的龙兴寺也在这里。因此，凤阳被定为中都，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尽管这里有金碧辉煌的宫殿，葱翠雄伟的山陵，养尊处优的守陵太监和地方官员，但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却是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下令“复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事实上正是因为这里出了朱皇帝，各种造作、差役多如牛毛，把老百姓压得喘不过气来。“以一日一家而当七役，仍且不免于鞭朴。”农民们“竭力一年之耕”，好不容易打下一点粮食，里役就随踵而来，“一不与则系累其颈，再不与则倒悬其躯，三不与而妻子者移易于他室。民即呼九天，而堂上万里，岂能闻此莫愬之小东乎？”就即便上达天聪，也不会得到皇帝的同情。崇祯四年十一月，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奉命祭告凤阳皇陵之后写的奏疏里，就报告了凤阳地区衰败的景象：

“凤阳号称帝乡，……臣入其境，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罔陵灌莽，一望萧然。尝咨其故，皆言凤土确瘠，在江北诸郡为下下，民居皆涂茨。一遇水旱，弃如敝屣，挈妻担子，乞活四方。而户口既以流亡，逋赋因之岁积。催征则绝其反顾，招集又疑为空言。有司束于正额，不得不以逋户之丁粮派征于见在之赋长。于是赔累愈多，而见在者又转而之他矣。此田土所以日荒，户口所以日耗，正额所以日亏，宿逋所以日积也。……不意祖宗汤沐之乡，乃有竭泽露根之象，心窃伤之。……今天下赋重政苛，民穷财殚，……而臣谓发政施仁，宜先帝乡。即特为蠲减，不过太仓之稊米耳。”

钱士升的请求并不高，蠲减凤阳的赋税不过是太仓一粟。可是，朱由检唯恐凤阳开了先例，各地起而效尤，因此他不作正面答复，只批上一句“其周恤民瘼事情已有屡旨”，用空话搪塞了过去。

朝廷既然不肯开恩，贫苦人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起义军身上。就在起义军围攻颍州的时候，“凤之穷民，远几百里相邀，具以册授贼：某家富厚，某处无兵。于是，贼遂拥众焚劫，震动祖陵。”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清晨，大雾弥漫，扫地王、太平王等部义军突然进抵凤阳。由于明统治者迷信风水，凤阳没有建造城郭。义军战士到了鼓楼，明官僚还蒙在鼓里，把报信的人重加责治。直到义军出现在面前，才吓得鸡飞狗跳。凤阳留守朱国相仓皇领兵迎战，被义军击杀，官军被歼四千多名，剩下一千五百名跪在地上“口呼千岁”，乞求饶命。凤阳知府颜容暄见头势不好，换上囚服躲进监狱，义军释放犯人时被查出。义军首领“黄盖鼓吹坐堂上，杖杀容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起义农民在自己的旗帜上大书“古元真龙皇帝”，欢庆胜利。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放火烧毁了皇陵享殿和龙兴寺，连皇帝的祖坟也敢于动手挖掘。关押在高墙里面的“罪宗”（宗室囚犯）也被释放。三天以后，听说南京等方面的官军快要到了，起义军才从容离去。

起义军的攻克凤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朱明王朝来说，中都告陷，祖坟被挖，在精神上是个极大的打击。当时一个地方官僚就哀叹道，“万世根本之地，一旦竟为骷髅之场，良可痛也，良可恨也。”消息传到北京，兵部尚书张凤翼“惊怖欲仆”，崇祯皇帝更是垂头丧气，为之素服避殿，哭告太庙，下诏罪己，足见震动之大。另一方面，它表明起义农民在政治上逐渐成熟，他们焚毁皇陵，打出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帜，意味着公开宣布同朱明王朝彻底决裂，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