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起义军的各部首领当中，被官军貌似强大的力量所吓倒，受明廷的引诱而堕入投降“受抚”骗局的人很不少。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仅从形式上看问题，以为凡是接受“招抚”的就都属于背叛之列。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要作出正确的评判必须认真地考察这些首领人物在“受抚”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罗汝才都是明末农民战争中的著名领袖，在“受抚”以后不久又重新起义，为推翻明王朝的反动统治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他们在湖北谷城和房县“受抚”的情况更有必要进行仔细的分析。

先来看张献忠“受抚”期间的表现。

张献忠“受抚”以后，曾经接受了明政府授予的副将箚付，领取了一些粮饷。在同明政府官僚的接触中他也尽可能遵守明朝官场的惯例。根据可靠记载，张献忠曾到沔阳港拜见总理熊文灿；明湖北巡按御史林铭球来到谷城时，张献忠也跪拜如仪。但这些都属于表面的形式，实际上张献忠在谷城始终保持了农民起义军的独立性。他虽然伸手向明政府要粮饷，却不接受明政府调他去镇压其他农民军的命令，也不接受改编或遣散。据明朝湖广按察使同佥事王瑞栴当时的一件文书说，崇祯十一年“五六月，忽十闯天七八股尽奔唐、邓间，距襄不二百里遥”，熊文灿等人“勉献忠提兵征剿，给以资粮，督以监军”。张献忠却一味推托，“口然而心未必然，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终不肯出门半步也。”“近七月初九日，献忠复投一揭，即欲连请七、八、九三月之粮，以养其一万一千之兵；如无粮则于湖广所属每府量给银二万以赡众口”，故意给明政府出难题。表面上他同明朝地方官员和当地乡绅时有礼节上的往还，内心里却处处戒备，保持着高度警惕。他在“受抚”的掩护下做了许多重新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军事上，张献忠起义军在“受抚”期间仍然“人不散队，械不去身”，并且不断操练士马，保持着临战体制。“又每日置造战船，已积至百有余号，及打造极精军器。”“买马制器，日夜整办，惟恐不及。”正如当时一个明朝官僚所说，张献忠“受抚”并没有“解散徒党，卖剑卖刀，安意耕耘。”

在经济上，张献忠在谷城实行过屯田，“取民间有主之腴田而耕。”他勒令当地地主把收来的租子交充军粮，“差马兵手持张副总票（张献忠接受了明朝副将箚付，副将即副总兵，亦可称副总），四出于光（化）、谷（城）、襄（阳）、枣（阳）之间，迫分秋粮。”“初犹每石分六斗，后则全掠之矣。”他还改谷城王家河为太平镇，在镇上设立关卡，往来货物一律征收一半，充作养兵费用。又“于湖广襄阳、枣阳等地方与小民平买平卖。”，不仅保护了民间贸易，还为起义军获得了必要的物资装备。

张献忠招揽了一批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作为参谋人员，帮助策划军机进止。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湖北应城县生员潘独鳌和谷城的徐以显、王秉真。这些人大抵是在明王朝统治下感到受压抑而参加起义军的。如潘独鳌就是因同本县乡绅争夺田产，败讼后愤愤不平才投入张献忠队伍的。不管他们参加义军的背景如何，但当时在政治态度上是倾向农民军的，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据说徐以显就曾给张献忠讲解《孙吴兵法》，帮助义军制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指导布设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献忠大欢乐之，颇用其计谋。”

这些事实说明，张献忠的谷城“受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明政府官员的举措又不断使矛盾激化。总理熊文灿在担任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时，通过招降“海盗”勒索到大批财宝。张献忠受抚以后，他又故伎重演，贪求无厌，“责赂黄金蹏褭千，珠琲盈斗，他瓖货累万万。”张献忠对部下笑道：“这是把我当作郑芝龙了。”他已经看清楚，除非自己也同流合污，否则是无法满足熊文灿等人无穷欲壑的。明政府官僚不仅是勒索财货，一些对起义军怀着疯狂仇恨心理的人，还一再秘密策划并向朝廷建议，趁张献忠部屯扎谷城的机会，调集重兵加以歼灭。明谷城知县阮之钿竟准备用下毒的办法谋害张献忠。地主阶级把已经“受抚”了的张献忠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从反面证明了张献忠在受抚期间并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

再看罗汝才房县“受抚”的情况，史籍记载，罗汝才“受抚”后，“文灿会诸将大宴汝才等及所部于迎恩宫署，供费不赀。奏授汝才游击，分驻之于上庸、房、竹溪、保康。自言不愿受官领粮，愿为山农，耕稼自赡。而潜与献贼相应。”“文灿檄令解散诸众，简骁壮从征立功。汝才不听。”明政府郧阳抚治戴东星在奏疏中说：“曹操就抚，分插其众于房、竹诸邑。乃不从解散之令。且曰‘愿为百姓耕田’，此目前盗铃之说耳。”又说，“罗汝才诡占屯部，未尝放兵作田，此带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所以他极力主张乘机剿杀，“以臣愚计之，贼散则难追，合则易殄。今犹槛羊阱兽，围聚于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邬郢之卒，督臣扫关陇之兵，乘其不意，衔枚疾至，打张燕于黑山，烧曹操于赤壁，岂不快哉！”只是由于明廷当时“兵马俱以边警尽撤，仅有步兵数千，断非胜敌之着”，才勉强维持着抚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明朝廷何尝不想利用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在一个狭小的地方居而不流的形势，来个一网打尽，仅仅是因为满洲贵族军队拖住了它的手脚，实在无暇他顾，才只好俟诸来日。

从当时明政府房县知县郝景春留下的禀帖来看，罗汝才“受抚”时同当地官府订立了“无相侵害之盟约”，但他对总理熊文灿颁布的条约却“实款款违悖”。罗汝才在“受抚”期间都干了些什么呢？据郝景春的报告是，“近各贼于初一日分派地土，将房县十五乡民居、民田公然视为己物，屯粮积草，为图储裕饷之计。”对附近穷苦百姓还“给予本钱，令做生意。”这就很自然地受到当地群众的支持，出现“竞相信从”，“相率投入各营”的场面。郝景春明确地指出，罗汝才的受抚是假抚，“从此假抚之后，斗大房城已是若辈囊中之物，直待时以收之耳。”

事实说明，罗汝才在“受抚”期间拒绝接受明政府的官职，不要粮饷，不放下武器，既不听从明政府的调遣，也不允许明朝官僚干预义军的内部事务。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没收了地主的田产，实行屯种积累粮草，招纳贫苦群众参加起义军，在人力和物力上为重新起义作了必要的准备。这就充分证明罗汝才在受抚期间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