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许多史籍的记载相反，明末农民起义军在组织上的统一，是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逐渐实现的。大量的原始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那种把高迎祥描绘成前期的各部义军的共同领袖，在他牺牲以后李自成又被推举为“闯王”、继承领袖地位的说法，根本违反事实。直至我们在这里所述说的各部义军建立统一领导之前，各部之间只有偶尔的协同作战，而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统一领导。然而，统一毕竟是大势所趋。从崇祯十五年夏天起，经过长期时分时合流动作战的各支起义军，终于在李自成的周围逐渐走向统一。攻取开封时，李自成已被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到南下湖广襄阳等地区时，李自成的威望进一步提高，被推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元帅”，从而出现了百川分流，同归于海的兴旺发达局面。当时，除了张献忠部以外，各支起义军都听从李自成的号令。罗汝才在实力和威望上仅次于李自成，被推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但不得向全军发布号令。统一号令是义军实现统一的一个重大步骤，但是统一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克服农民阶级的狭隘性和保守性。各营领袖长期习惯于各掌各的盘子，遇事自作主张，现在要转到遵命而行；原先是平起平坐的战友关系，各营之间是合则留，不合则去，保持着行动的完全自由，现在却要改为严格的上下级从属关系。这对于具有小生产者狭隘性的农民领袖来说，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象罗汝才和革、左五营中的马守应、贺一龙这几位实力最强的领袖来说，更不容易做到放下架子，听命于人。从李自成和罗汝才的称号中，就预示着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一个称“奉天”，一个称“代天”，天岂可代？这种不稳定的统一终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爆发为公开的对抗。最终不得不以李自成处死罗汝才、贺一龙的方式来解决统一过程中的这个矛盾。

罗汝才和贺一龙被杀的经过，由于是起义军最高领导层中的内部斗争，确凿情况不易为外界所知。各种史籍的记载因消息来源不同而分歧甚大。大致情况是这样的：三月初，李自成以设宴为名，请罗汝才、贺一龙到老营赴宴。罗汝才心怀疑惧，借故谢绝；贺一龙却应邀而至。席间，李自成即命埋伏在左右的士卒把贺一龙处死。次日清晨，李自成亲领精骑一百余人来到曹营，说是有重要事情同罗汝才商量，进入罗汝才的卧室后即将罗杀死。接着向曹营的将士宣布罗汝才“通敌”的罪状，说明处决是迫不得已。

在李自成领导下实现起义军的统一，适应了形势发展的要求，具有历史的进步性，是应当肯定的。为什么在统一过程中采取的手段竟是如此激烈，以至于演出了一幕幕血光剑影的场面呢？除了农民阶级本身的局限性以外，地主阶级的插手，多方施展反间计也是个重要的原因。崇祯十五年八月，明督师侯恂在《论中原流贼形势疏》中说到，“贼中联营各部，如曹操一支，窥李自成有兼并之心，阴相猜贰。”说明明政府早已侦知李、罗之间存在隔阂的情报。他们当然不会放过机会去扩大和加深义军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挑起义军内部的火并。侯恂在疏中就建议，应该“伺隙设间，溃其腹心，贼必变自内生。”在这以前，大学士薛国观为朱由检起草的诏书，就曾经“谕河南总兵左良玉、陈永福，以数千金行反间，使自成杀汝才。”崇祯十五年义军围攻开封时，河南巡抚高名衡即伪造了一封给罗汝才的“覆信”，信中说：“前接将军密书，已知就中云云。及打仗时又见大炮苗头向上，不伤我兵，足见真诚。一面具题，封拜当在旦夕。所约密机，河北兵马于九月初三日子夜由下口渡河，专听施行。”送信时故意让它落到李自成手里。“闯信之，后解围，于襄阳遂杀曹。书稿得于西门公馆书箧内，人始知公计也。”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卷九中，也记叙了一个黄州生员陈某，混入义军后在李自成、罗汝才之间游说离间，企图“以口舌令二贼相图，可并灭也。”他先“说自成曰：‘汝才必为变。’自成不应。过汝才曰：‘将军苦人以恶马易善马，盍以字烙之，令识别自为群耶？’汝才曰：‘善，生其为我行之。’陈生故分‘前’、‘后’，‘左’、‘右’烙马字，而先烙其左为一群。报自成曰：‘罗营东通良玉，马用左字为号矣。’自成侦之而信，遂杀汝才。”这些事实说明，起义军内部斗争的激化，同明政府的反间计是有密切关系的。

罗汝才、贺一龙的被杀，在起义军内部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存汉录》说：“汝才部下初多不服，自成百计笼络，半月始定。”《平寇志》说，汝才被杀后“一军大譁，闯贼以大队兵胁之，七日始定。”这些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在罗汝才被处死以后，他的部将杨承祖、王龙等同李自成结下了怨仇，竟率所部向明陕西总督孙传庭投降。明大学士蒋德璟在这年五月初三日的揭帖中说：“顷见秦督孙传庭驰报曹操部将杨承祖投降一疏，内称其敢战多谋，为操骁将。操既被闯杀害，其部下哨目精兵与闯自相携贰，真天欲亡闯一机。惟加衔都司出自该督给札，似当即下兵部径以实衔与之，庶益知感奋用命。其余部混天狼及刘副将军，皆可乘机招致。自此贼势益孤，便易为力。……”蒋德璟的揭帖，反映了明廷妄图利用罗、贺事件削弱义军的侥幸心理，也证明义军中曾经出现过局部混乱的事实。我们在分析“罗、贺事件”时，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既要看到地主阶级从中插手，挑拨离间；也要看到它主要反映了农民阶级的狭隘性和动摇性。决不能为了歌颂李自成，就把罗汝才、贺一龙说成是农民革命中的叛徒、分裂主义头子。甚至违反事实地把罗汝才、贺一龙被杀后一度出现的混乱，描绘成全军欢腾，一致拥护李自成的果断措施。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封建社会中原来互不统属的各支起义军走向统一的时候，不可能按照近代的民主方式来实现，而往往是依据实力的大小、采取火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也不能因为李自成在实现农民军统一的过程中采用的手段过于激烈而多所指责。

在一些史学论著里，把罗汝才同李自成之争说成是路线分歧，认为罗汝才是“流寇主义”的典型代表，而李自成则是着手克服“流寇主义”的错误，双方在应否“专土”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执。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吴伟业的一段记载：自成“置酒燕，语挑之曰：‘吾与汝起草泽，不自量至此。今当图关中，割土以分王。’汝才粗疏，时又醉，张目答曰：‘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自成意色大忤。”罗汝才是否满足于“横行天下为快”，反对“专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来看，在崇祯十五年底到十六年初，李自成积极延揽人材建立地方政权的时候，罗汝才依靠他的重要谋士玄珪，也在从事着同样的工作。如崇祯十六年正月十三日，罗汝才部占领湖北安陆后，“用絃圭为考试官，遍拘诸生。”攻克承天活捉明钟祥知具萧汉后，罗汝才也曾劝他投降：“吾知汝清官，能降我，当不失富贵。”萧汉顽固不化，“伪参谋絃圭者又诱之曰：守死者腐儒之迂谈，行权者达人之妙用。”由于罗汝才、玄珪不久就被处死，我们对罗汝才部义军在占领地区的设施了解不多。但从这些片段的史料中，可以说明罗汝才也是重视地方政权建设的。

革、左五营的另一位著名领袖老回回马守应。在“罗、贺事件”发生时正率部向澧州（今湖南澧县）进军。李自成授予他“永辅营英武将军”的称号，颁给四十八两重的金印一颗。马守应推辞不受，意在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李自成几次调他带领部众回襄阳，马守应不想蹈罗、贺的覆辙，把队伍拉到长江以南的松滋一带地方，与李自成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甲申年春天，张献忠义军由湖广入川，马守应在彝陵病死，部众随张献忠入川。五营的其他三位领袖即贺锦、蔺养成、刘希尧则成了李自成的部将，在推翻明王朝的宏伟事业中作出了贡献。

经过一个很短时间的动荡之后，明末农民大起义中原来各支独立的队伍，终于在李自成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张献忠虽然在行动上仍然我行我素，但也曾在一段时间里于名义上承认李自成的领袖地位。他在湖广直至入川后的战斗中，从战略上都有力地配合了李自成起义军。

“罗、贺事件”发生后不久，李自成又平定了袁时中的叛乱。

袁时中，河南滑县人，崇祯十三年在开州聚众起义。十四年渡过黄河转战于河南、安徽、江苏的部分地区。由于河南原先有袁老山为首的矿民起义队伍，所以袁时中的队伍被称作“小袁营”。在河南府县的地方性农民起义中，小袁营是流动性最大也是发展得最快的一支。崇祯十五年，李自成部已在各支义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袁时中也应邀同李自成等部联合作战。在李自成的部署下，他所率领的小袁营立下了一些战功。当李自成、罗汝才和革、左五营南下湖广时，袁时中部仍然留在河南。由于袁时中本人的不坚定，经常动摇于起义军和明政府之间，明朝地方大员也多次拉拢他，希望把他拉过去搅乱李自成部的后方。李自成发觉了他同明政府的勾结以后，曾经派扶沟庠生刘宗文向他提出劝告。袁时中却自以为羽翼已成，李自成的主力远在湖广荆襄一带，鞭长不及马腹，奈何他不得，竟然把刘宗文逮捕送往明河南巡按御史苏京处，借以表明心迹。接着他又袭击李自成部义军的游骑数百人，除杀死一半外，被俘者也送往苏京处杀害。这种背信弃义的举动，激起了李自成的极大愤慨。他只好派出部将，领兵急速驰往袁时中驻地河南睢州，在崇祯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左右，出其不意地一举击破小袁营。袁时中被擒处死，部众除散去一部分外都参加了李自成起义军。

袁时中的被擒杀，同“罗、贺事件”相隔只有两个多月，它们虽然同样都加速了明末农民起义的统一过程，但在性质上是有重大区别的。“罗、贺事件”已如前述，是以特殊形式解决农民起义在客观上需要统一的问题；而消灭袁时中，则主要具有镇压叛乱的性质。它防止了袁时中威劫所部起义军投靠明政府，对于稳定李自成起义军对河南地区的控制起了良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