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3日，就在田中内阁宣布总辞的第二天，年仅27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

我们想说一个人好的时候，往往是不遗余力，极尽溢美之词，把他形容得跟一朵花似的完美。而想说一个人坏的时候，那就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一无是处。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其两面性，坏人不是天生就是坏人，很可能也做过好事，好人也未必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正确，张学良也是如此。上任伊始，可能是迫于压力，也可能是想树立威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年少气盛的张学良迫不及待地做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东北易帜”。

主政之后的张学良立即成为日本人和南方政府的争取对象。日本为把东北完全变为它的殖民地，利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张学良在东北独立。为此，日本曾多次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同时，日军关东军在沈阳附近频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借此向张学良示威。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党军则敦促张学良早日“易帜”实现全国统一。蒋介石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他不但对张学良所处的环境表示理解，给予多次宽限，而且许以高位和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借助英、美的势力对日本施加压力。在当时全国各地日益高涨的反日浪潮推动下，迫于蒋、冯、阎、李百万大军压境的巨大军事压力，同时考虑到自己年纪轻轻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毅然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沈阳城头挂上了青天白日旗，此即为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不管我们如何评价张学良后来的所作所为，不可否认，“东北易帜”确实是张学良做的一件大好事。此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统一，挫败了日本攫取东北的阴谋，也使民国政府第一次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第二件，通过一系列手段，巩固自己东北少帅的地位。

张学良接掌东北政局时还不到28岁，在大家眼中，俨然毛头小伙儿一个。当时东北的军政要人虽然表面上拥戴他，但仍有不少人持观望态度。个别和张作霖一起“创业”的元老重臣就根本不把“小张”当回事。这其中尤以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杨宇霆以及常荫槐两人为最。关系极为密切的杨、常二人均掌握着东北的重权，张作霖在世时视二人为左右手。张作霖死后，二人对张学良俨然以教父自居，对其轻则教训，重则叱骂，张口“小六子”，闭口“大烟鬼”。当张学良向杨询问事情或发表主张时，杨经常以斥责的口吻说：“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大脑袋”常荫槐对张学良也非常藐视，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张学良发表了两句不同意见，他竟当场指着张的鼻子辱骂道：“鳖犊子，你懂个屁！”杨、常二人结党营私，大事小事自作主张，很多事情都是先办，后再找张签字认可。东北地方官僚政客见杨的势力急剧膨胀，也对其极力巴结讨好，当时的杨公馆一时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到后来基本上所有的事务都被杨宇霆包揽了，老百姓戏称东北“只知杨皇帝，不知张少帅”。

就“东北易帜”之事，杨、常也是竭力反对，原因是一旦“易帜”，势必会破坏他们的既得利益，杨宇霆甚至公开拒绝参加“易帜”仪式的合影留念，以示不满。

从一件小事就能看出张学良在杨宇霆及东北官员眼中的地位。1929年1月7日，杨宇霆借为其父祝寿之机大摆宴席。这老杨面子也真大，担任门口迎宾的，竟然是原来的军阀巨头孙传芳，曾任国务总理的潘复也亲自跑到大连迎接京剧名角程砚秋到杨府唱堂会助兴。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等关内的实力派人物都派代表携重金前来祝寿，日本政界亦派了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为代表来凑热闹。作为东北名誉首长的张学良当然也不例外，他备了重礼亲往祝寿。当他步入大厅时，参加祝寿的东北高级官员正在赌钱，张的侍卫副官谭海高声喊道：“副总司令到！”少数人还略欠欠身子，多数人只是坐在原处瞄了一眼，接着旁若无人地高声嚷叫，继续赌钱。而当杨宇霆步入大厅时，那些文官武将则集体肃然起立，全场鸦雀无声，杨摆摆手示意众人落座时，这些人才规规矩矩地坐下。对张学良亲往祝寿，杨宇霆竟以普通礼节待之，只是淡淡地说了句：“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吃过饭再走。”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张学良杀心顿起。

三天之后，1月10日，如少年康熙诛杀鳌拜，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借谈公务之机诛杀杨、常二人，此段逸事被老东北人戏称为“杨常而去”，老虎厅还因此成为今天游人到大帅府参观必看的一个景点。

第三件，“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原由俄国修建。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日本控制了长春以南的路段，也就是南满铁路，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也就是当时的苏联控制。早在1925年年底，奉军与冯玉祥开战之时，苏联因支持冯玉祥拒绝奉军利用中东路运兵南下，已经与张作霖结下了梁子。1928年6月，南京国民民政府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和铁路权等。用张学良自己晚年的话来说，他所以想借机去挑战苏联，是因为“那时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想要通过这种办法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张学良把这一目标定在了老毛子控制的中东路上。

张学良自认为颇有几分胜算。他判断苏联当时正面临严重的饥荒，国内形势不稳，西方各国也仇视当时唯一的苏维埃政权，在外交上根本不承认苏联。这是收回中东铁路的绝佳时机。在同苏联进行了数轮谈判未果之后，他决定“武力吓唬一下苏联”，向斯大林发起了挑战。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派武装军警包围苏联驻东北的领事馆，拘捕有关人员39人。从7月开始，继续进一步驱逐中东铁路的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1929年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交。8月6日，苏联为准备可能到来的战争成立了苏联红旗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官为瓦西里·布留赫尔，也就是先后担任过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军事顾问，后来又在张鼓峰之战中重创日军的著名元帅加伦。苏军的总兵力有3万人。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虽号称有27万人之众，但真正能用来对苏作战的只有不到10万人。

1929年8月，苏联沿中东路一线向中国进攻，战争打响。在随后三个多月的战斗中，东北军遭遇惨败，大片大片的国土沦丧。糟糕的战局让张学良不得不在1929年11月26日主动向苏军求和。1929年12月20日，张学良被迫在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力，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协议签订后，苏军撤出中国东北，但继续占领中国领土黑瞎子岛等地。

“中东路事件”的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远远超过了1969年的“珍宝岛战役”，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战争中双方人员伤亡相差悬殊，东北军自己的说法是战死1690人，负伤2210人，被俘6900人，失踪1800人。苏联一方的资料则显示中方被俘人数就达到了9500人。苏联自己公布的损失是阵亡281人，受伤729人。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事先答应给张学良撑腰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给予张学良实质性的帮助。对于伯力协定的签订，南京国民政府一直持反对态度，不予承认。作为象征性的安慰，南京只是给张学良、于学忠等东北军将领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

“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1990年，张学良曾向唐德刚口述自己的一生并由唐整理出版。该书涉及“中东路事件”的仅仅139个字。一定程度上说，这一事件也严重影响了几年之后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决策判断。

苏联借“中东路事件”强行占据了中国的黑瞎子岛。该领土争议一直持续到2004年才以协议方式解决，中俄各得到黑瞎子岛的一半。2008年10月14日，黑瞎子岛西部174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式从俄罗斯移交中国。

“中东路事件”中，有两个日本人自始至终冷静认真地观摩了整个战争进程，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看完双方并非十分激烈的争斗之后，石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付张学良这种人，连我的家传宝刀都不用，仅用竹刀就足够了”。石原同时还做出了一次预言：“我敢断定，如果一旦有事，关东军不用两天时间就可以占领奉天。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的就是准备和等待，行动的最终实施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后来的事实证明石原错了。他没有等足两年，日军占领奉天所用的时间也不是两天，而是仅仅12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