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的一天，在驻东京的美军占领军司令部出现了一个病恹恹的日本老头儿。老头儿个子不高，却目光炯炯，口气更大：“我是来自首的。本人认为只有我才最有资格作为甲级战犯，满洲事变的中心人物就是我石原莞尔，我才是大东亚十五年战争的真正发起者。可惜日本战败了，如果当初由我来当参谋总长，根本轮不到你们在这里吆五喝六，耀武扬威。”一席话说得在场的美国人个个目瞪口呆，他们真以为遇到的是一个疯子。

纵观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日军始终缺乏明晰且能贯彻始终的总体战略。老酒曾经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在20世纪30年代的10年时间里，日本曾经先后出台各种“纲要”“要领”“指南”“方针”，有30多种。如此频繁的变动，正说明了日本对于战争并没有真正的战略指南。换言之，日本缺乏真正的战略家。

此言也不全对。就有这么一个人，始终对整个远东的战争进程有着异常清醒的分析和判断，后来事实证明这些判断基本正确。他就是被称为日本陆军大学“有史以来第一大脑”、昭和三大参谋之首、“昭和第一兵家”的石原莞尔。作为日本陆军中的另类和天才的谋略家，可以说，日本侵华“功劳”的一半都要算在他的头上。

1889年1月18日，石原莞尔出生于日本山形县鹤冈市，其父石原启介曾任鹤冈市警察署署长，也就是当地的公安局局长，属于高级公务员类别。石原启介从小就用“武士道”精神教导石原莞尔要勇敢而不惧艰险，还算不错的家庭环境也使年幼的石原养成了不信邪、飞扬跋扈、颐指气使的蛮横作风。后来石原的经历也表明，不管他到什么地方任职，总是与顶头上司闹得很僵，这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板垣征四郎。

1902年，石原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学习。1905年9月，转学到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并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在学习过程中，石原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哲学以及人物传记类书籍。石原尤其喜欢有关拿破仑的书籍。天资过人的石原在考试时总能以最简洁的语言完成复杂的答题。世间大凡有天赋之人都会有些特立独行，也就是所谓的“智商爆棚，情商为零”。由于太多的与众不同，石原在同学的眼中也成为一个另类，被称为“七号”。“七号”在当时就是精神病患者的代名词，类似于“二百五”。当时的学习成绩分为学科（理论知识）和术科（体育、马术、军事技能等），石原在学科上往往出类拔萃，在术科上却成绩一般，纯粹属于“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类型，这可能与他身体素质较差有关。

1907年6月，石原进入步兵第三十二联队当士官候补生，并于当年12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最后以第二十一期步兵课第六名的成绩毕业。按实际成绩石原是第三名，但因为与教官的关系恶劣，被评定为第六。据说，当时的前五名都能拿到天皇御赐的银手表，石原正好是第六名，拿不到。“陆士”毕业后，石原莞尔回到原来的步兵第三十二联队，但由于与联队长关系不佳，很快被一脚踢到了新成立的步兵第六十三联队。

从一定意义上，不能说石原天生就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其实石原也曾经非常同情中国并关注过中国的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时，石原当时在朝鲜的春川任职。听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时，石原把手下的几个士兵带到一处小山上，对天鸣枪，喊出了“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年轻的石原觉得，同在东亚的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作为有色人种的代表只有一个日本的话，那肯定是会被西方列强吞并，消灭。如果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强大起来，那么日本就算有了一个兄弟。

但后来，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军阀混战的乱局让石原莞尔大失所望，他的观点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中国逐渐由希望到失望，再到仇视。石原认为，既然你自己管不好自己，那就让我来替你管理吧。

在大学里，老酒不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但也不算很懒，学习成绩当然也一般。可就有那么一种人，你玩的时候他在玩，你学习的时候他还在玩，你听课的时候他打瞌睡或者根本就没听，他只在考前翻翻书就大摇大摆地进了考场。你刚答了一半就看见他晃晃悠悠地交卷了。考试成绩出来后，你刚过线，他几乎满分。毕业的时候，你背着行李卷四处找工作，他还在挑人，看那几个都想招他当研究生的教授谁更合适。

石原莞尔就属于气死老酒的这种人，并且堪称这种人中的精英。1915年，石原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第三十期。石原在“陆大”入学时的口试，有这样一道题目：机枪应该怎样使用。石原的回答是，装在飞机上对地上的步兵扫射，一边说一边比画着射击的动作。要知道，这是在飞机刚刚出现不久的1915年，不能不说石原的眼光独到。

当时“陆大”的功课相当重，学员通宵达旦学习属于家常便饭。可石原好像永远是无所事事，吃了饭就到处串门。石原绝对是个不修边幅的另类，和前面提到的明石元二郎一样常年不洗澡，还把满身的虱子捉起来放在铅笔盒中观赏。口才极佳、知识渊博的石原特能吹牛，所以大家对他是又喜欢又讨厌。讨厌他的邋遢，喜欢听他侃大山。日本亲王梨本宫守正元帅检阅“陆大”时，特立独行的石原故意不穿正式军装，为的就是给学校抹黑。石原就是在大家的非议声中这样轻轻松松地从“陆大”毕业，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第二名，属于“军刀组”。实际上，石原应该是“首席”，但由于在校的恶劣表现，被剥夺了第一名的荣誉。要知道，第一名有机会见到至高无上的天皇，石原因此失去了觐见天皇的机会。后来在被问及为何在“陆大”只拿到第二名时，石原的回答是“陆大没有品行分”。

从“陆大”毕业后，“军刀组”的石原莞尔并没有被分到人人向往的参谋本部，而是到了并不很重要的训练总监部任职。到这里他仍然“恶习”不改，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再次交恶。训练总监马奈木敬信中将称，聚在石原莞尔周围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会一样的人，稍微正常点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来。至此，石原获得了“正常人无法与之合作”的坏名声。

1920年4月，石原被派往驻汉口的日军华中派遣队。他用一年多的时间考察了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搜集经济和军事情报。为了收集信息，他甚至化装成苦力在码头上与中国劳工一起扛大包，现实目睹了恶势力和警察对普通民众的盘剥。一次，他与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竟扒光了他的衣服搜身，抢走了他身上的最后一个铜板。也就是在这里，石原初步形成其“大陆扩张”的侵略思想，并总结出了对付中国军阀的办法——“比起武力征服，收买、宣传具有更大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石原遇到了他后来在东北的黄金搭档板垣征四郎。作为日本陆军中的少壮派精英，两个人在满洲的合作可谓是天衣无缝。后来石原还推荐板垣出任陆军大臣，只是由于板垣资历不够才未能成功。卢沟桥事变之后，冷静的石原反对扩大对华作战，与板垣强力要求扩大侵华作战的意见南辕北辙，二人因此分道扬镳。

毕竟“军刀组”的成员都是日本陆军的精华，后来石原受命留学德国。当时，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被誉为军事界的经典巨著。这本书，老酒的书架上也有，也看过不止一遍。说实话，每一个字都看得懂，每一段也看得懂，每一章似乎也看得懂，但是看完后把整本书合起来，脑子里一片空白，原来什么都没懂，这就是素质。这本书类似于科学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真正能看懂的没几个。石原就是能够看懂《战争论》的两个日本人中的第二个。第一个叫东条英教，陆军大学第一期的“首席”，后来大家都熟悉的东条英机他亲爹。

相比东条英教来说，石原更牛，他不但看得懂，还发展了《战争论》。结合对日本未来前途的思考，石原写了《最终战争论》一书。其实这本书只是根据石原1940年在京都一次演讲的记录稿整理的。完整地体现了石原战略思想的是《战争史大观》，最早是石原1929年在长春的一篇讲话提纲，后来经他在1938年和1940年两次修改，于1941年正式出版。在这些“著作”中，石原提出以下观点：

一、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冲突。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日本不可避免地要和作为西方文明代表的美国进行一场所谓的“最终战争”，以此来决定未来人类历史的走向。

二、在这场“最终战争”的较量中，日本在战略地位上处于不利地位：国土没有纵深，缺乏战略物资资源。为了打赢这场决定东方人命运的最终战争，日本急需找到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

三、石原经过思索，替日本找到了这个基地，那就是“满蒙”。这就是“满蒙生命论”的由来，也是《田中奏折》中“必先征服满蒙”的理论基础。

石原的“满蒙生命论”一出炉，由于与当时日本陆军的思路恰好吻合而被大肆吹捧，成为关东军后来策动九一八事变的理论指南。日本《每日新闻》曾连发30多篇社论为这一理论摇旗呐喊。

在《战争史大观》中，石原还提出了一系列惊人的预测：他强调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决定作用，同时指出原子核裂变产生的巨大能量很可能应用在未来的军事战争中。石原说，“使用这种能量的破坏力可能使战争在一瞬间就决出胜负”，“怪力光线武器的突然出现也很有可能”。今天看这些话，我们可能觉得平平无奇，但是你能说出30年后人类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吗？果然是牛人，石原竟然一语成谶，后来果然有了原子弹，可惜挨上这种“弹”的恰恰是日本人。

石原还认为：“中国虽有自古以来的高度文明，但其物质生活又极为原始，各个地方高度自给自足，这些都成为打持久战极为有利的条件。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则一定要速战速决，日本要尽快逼迫中国进行战略决战，在最短的时间内使之屈服，绝对不能打成持久战。但是会不会变成持久战则主要取决于中国的意志。”这就道出了石原对未来中日战争的担心。

“皇姑屯事件”4个月后，1928年10月，石原莞尔赴关东军出任作战主任参谋，很快板垣征四郎也来到满洲接任了河本大作离开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

刚刚上任的石原很快就提出组织所谓的“北满现地战术”参谋旅行。由于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正在等待“皇姑屯事件”的处分，石原的建议无法实施。新关东军司令畑英太郎到任后，立即命令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前后组织了三次“参谋旅行”演习。

三次旅行都是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带队。第一次是1929年7月3日至12日的“北满参谋旅行”，主要是研究日军在哈尔滨附近地区进行攻防战的问题。第二次是1929年10月组织的“南满辽西参谋旅行”，主要课题是研究日军在锦州地区进行作战的问题。第三次就是1931年7月进行的再次“北满参谋旅行”，研究课题表面定为“对苏作战结局之研究”，其实是为了对北满地形地貌进行实地军事探测。经过三次参谋“旅行”，他们对长春、哈尔滨、海拉尔、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国军队的军情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第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就开始初露锋芒。他向参加者分发了三篇论文：《战争史大观》《回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和《关东军满蒙领土计划》。

这三篇论文主要观点有三：一、为了解除日本国内的不安定要素，需要对外进出；二、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是为了日本的利益，也是为了大多数中国国民的利益，“为了正义”，日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满蒙”属于中国，不如说应该属于日本。

石原的三个观点简单明了。石原的第一点说的是实话，为了从当时的经济危机中脱困，日本也只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可以选择。石原的第二点则是所有侵略者的陈词滥调，将自己的行为美化成为被侵略者的“利益”而“迫不得已”地发动的战争。关于第三点这个“历史的观点”，石原自己也没有做详细说明。

1931年2月，为了给“历史的观点”寻找依据，石原莞尔特地回日本拜访了当时日本中国问题的头号专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博士。

石原：“从历史上看，满蒙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

内藤：“中国的。”

石原：“不能说是日本的吗？为了这块宝贵的土地，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我们付出了10万人的生命代价。”

内藤博士摇摇头：“那是另外一回事，日本守卫自己的生命线是当然的。但从历史上来看，所有的文献都只能证明满蒙不是日本的领土。190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明东北疆域辩误》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那篇论文在学术界得到的评价很好。”

石原：“是这样吗？那太遗憾了。”

内藤：“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非常想主张满蒙是日本的领土。但历史就是历史，是不可以随便歪曲的。”

乘兴而来的石原只好败兴而归。在这里，老酒真想为内藤博士点个赞。

也就是在第一次参谋旅行中，当时的石原中佐对随行的关东军参谋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理论。在一边听着的板垣大佐十分钦佩，将石原的观点全部认真记录在笔记本上。回奉天后，板垣就找来石原再次认真研究。于是，一个小团队自发建立了，成员包括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几个雄心勃勃的少壮派军人开始定期碰头，专门研究占领并统治满洲的问题。

石原以三次参谋旅行为基础，制订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计划预计在1932年12月之前完成对满洲的占领。据他估计，张学良在东北的部队大约有22万，其中沈阳附近有2万精锐部队，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等先进武器装备，而当时奉天附近的关东军只有10900人，从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这个“以寡制众”的计划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尽管实力悬殊，几个人还是决定铤而走险。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他们密谋之后所促成的“满洲事变”，中国人叫“九一八事变”，就是后来被称为昭和时期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其余两件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策划的“诺门坎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实施的“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事件”，将在后文再做详述。

应该说，石原和板垣是在筹备一场豪赌，其出发点就源于在之前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中，他们已经看清了当时东北主政者张学良外强中干的本来面目。九一八事变后来被很多人看作是军事史上的奇迹，从而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英名”，都拜“张大少爷”慷慨所赐。

称石原是“昭和第一兵家”，就在于石原不仅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做好了充分细致的分析和判断。石原认为——

第一看英、美。对于日本抢占满洲，英、美不会直接插手。因为北方苏联红色政权的建立，英、美等国正担心赤色浪潮在亚洲的蔓延，如果由日本来控制东北，正好形成了一道赤色势力南下的屏障。

第二看南京国民政府。当时的东北虽然名义上归属国民党中央，但蒋介石根本指挥不动，对于这些面和心不合的异己分子，老蒋肯定不会真正大力支援，“中东路事件”中蒋介石的表现就是最好的佐证。石原认为蒋介石很可能会袖手旁观。奉系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一股军阀力量，如果能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或者削弱奉系的力量，对于中央军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第三看苏俄。石原判断苏联此时正在忙于国内的五年工业计划和集体农庄建设，平复内战的创伤和巩固政权，一时还腾不出手来南进。况且之前的“中东路事件”张学良早把苏俄给得罪苦了，它不趁火打劫，屁股后边捅刀子就算烧高香了。

石原当然不会忽略国内的因素。对于关东军所采取的行动，虽然日本政府一直持谨慎态度，但军部一直是默许的。行动一旦能冒险取得成功，日本政府和军部是不会拒绝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的。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后来事实证明石原的判断完全正确。

光有这些似乎还不够，除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之外，石原还和陆军中枢机关的少壮派军官永田铁山、建川美次、小矶国昭、冈村宁次、桥本欣五郎等人互通了消息，取得上层的支持或默认。但石原也知道一旦真打起来，这些人除了声援吆喝两声，不可能干更多的实在事。鉴于关东军万余人与张学良几十万大军的差距实在太大，石原很早就想串通离东北最近的朝鲜军在必要的时候越过鸭绿江，对关东军进行支援。最初，朝鲜军的司令官是胆小的南次郎中将，对于石原的请求大摇其手，表明没有上峰的命令不敢擅自越境。1930年12月，朝鲜军司令官换成了林铣十郎中将，这一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通过石原和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的积极游说，林铣十郎答应届时将日本驻朝鲜军调至朝中边境，在危急关头随时越过边境支援关东军。

在这里，石原的“善谋”与板垣的“善断”得到了尽情的发挥。相对来说，石原冰山一般的冷静更加可怕。九一八事变之后，在长春当地的一个日本牙科诊所，牙医小泽开作正在为自己新出生的儿子起名。他太崇拜那两个“英雄人物”了，就从这两个人的名字中各选出一个字进行组合，作为新生儿的名字——这个婴儿叫小泽征尔。这个小孩长大以后，迷恋音乐，后来与印度的祖宾·梅塔、新加坡的朱晖一起成为东方三大指挥家。搞音乐的朋友可能会熟悉这个名字。

目前对于板垣和石原来说，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