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当即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迅速采取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使中国东北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9月30日，国际联盟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务必于10月14日前从中国的东北占领区撤兵，恢复事变前的状态。对于这样的决议，日本根本置之不理。

由英、法等国操纵的国际联盟，实际上对日本采取的是纵容态度，在随后多次做出的决议中，连公开谴责日本都不敢，更谈不上去有效地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了。事变发生近三个月之后，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的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并向国联提出报告，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成员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因为团长是英国人维克多·布尔沃·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代表团允许中、日各派一名顾问参加：中国派出的是前外长顾维钧，日方的吉田伊三郎曾任日本驻沈阳总领事。

调查团临行前，国际联盟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之前日本多次坚称，鉴于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政府已经不能履行它的责任。同时特别强调，这个政府不能保护外国在中国，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利益。

1932年2月3日，李顿调查团由法国起程前往远东。调查团的行程不是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先去探询各个西方大国对事变的态度。他们先是到了伦敦和华盛顿，2月29日到达日本。日本对于调查团的接待工作十分“细致”。日本天皇、首相犬养毅、外相芳泽谦吉、陆相荒木贞夫等人轮流会见李顿等人，连日设宴盛情款待，并组织游览东京近郊及京都风景名胜。离开日本的代表团一直到3月14日才抵达上海。3月26日，李顿在南京先后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党国大腕会面，之后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来了个中国“免费一月游”，4月21日才抵达事发地沈阳。

趁着调查团周游列国的这段时间，日本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并炮制出了伪满洲国。日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迫使李顿调查团以及国际社会承认既成事实。这样调查团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与撤兵同等重要的内容，即对伪满洲国的鉴定问题。

调查团进入东北也并非那么顺利。甚至有日本军官给板垣征四郎出馊主意，提出当调查团进入东北时安排“土匪”绑架他们，然后再由关东军出面于危难之时“英雄救美”，以此赢得调查团的“芳心”。听到这样的“高见”，板垣气得差点都哭出来了。为表明是独立国家，伪满洲国在日本指使下向代表团发出声明，拒绝中国顾问顾维钧入境，调查团当即警告日本，如中方顾问不能同行，调查团就准备撤走不再去东三省。日本这才假惺惺地出面为“双方”调解。经过日本的“外交斡旋”达成的妥协方案是，李顿等部分团员走陆路，而顾维钧等人则取海道从大连上岸进入东北。

调查团在东北先后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名义元首”溥仪及其他官员会晤，调查团当然不能忘了去看看九一八事变的现场。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外，为了使调查团难以看到事变真相，关东军将调查团将要调查的地方都粉刷一新，做得极为周详。当时，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国联调查团抱有很大期望，各界人士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

李顿调查团先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45天的调查，期间克服了日方的种种阻拦，从不同途径收集到各界投送的书函1550余件。调查团于6月4日离开东北，并于9月4日完成了调查报告书。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称《李顿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报告书共分10章，长272页，约14.4万字，也算是费了不少笔墨纸砚。其主要观点有以下几条。

一、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凡不承认此点或忽视日本与该地区历史关系之解决不能认为满意”。

二、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根深蒂固”，不容否认。

三、东北的确有排日倾向。但说中国军队主动挑起事变不能成立，事变是日军有预谋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日军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

四、否认伪满洲国的合法性，东三省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九一八事变之前也从未听说过满洲有“独立运动”，所谓的“独立运动”完全是日军操纵的结果。因此，“现在的政体不能认为是由真正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的”。

就整体来讲，《李顿报告书》还算客观公正，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承认了东北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指出事变由日本挑起，特别是对伪满洲国的否定，揭露了日本欲利用调查团迫使国际联盟承认伪满洲国的阴谋。

报告书最后建议，在满洲地区成立一个中国主权下的自治政府，由各国派出顾问加以维持指导，同时该地区列为非武装区。

1932年10月11日，国际联盟在总部日内瓦召开大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提交的报告。日本代表团团长就是被称为“智力体操运动员”“五万言先生”的松冈洋右。我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还要重点介绍这位风云人物。松冈身后站着的那个人好像很面熟，不错，他就是九一八事变的“总策划”石原莞尔中佐。不，现在应该叫大佐。两个月前，8月，石原已经由于在满洲取得的“丰功伟绩”晋升陆军大佐。这次能作为松冈洋右的随员来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代表大会，也是对石原变相的褒奖，同时也是日本对欧美各国对日批判的一种示威：怎么样，你们批判“满洲事变”和不承认“满洲国”，我就把制造事变的“功臣”带过来，看你能奈我何？

此前，9月15日，日本政府已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这等于告诉松冈在国联会议上绝对不能妥协，松冈正是带着这一“尚方宝剑”前往日内瓦的。11月21日，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国有被赤化的危险。大日本帝国这次在沈阳的军事行动，与1927年南京事件时英、美等国军舰向南京开炮是同样的道理。”言下之意就是，类似的事情当年你们英国和美国可以做，为什么今天我们日本就不能做？

实际上，《李顿报告书》的建议主要是英国的意见。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历来主张绥靖，所以不想让事态扩大，提出以国际共管的方式来取代伪满洲国。迫于四周一片谴责之声，12月14日，松冈洋右也向国内发出电文，建议接受英国的建议。

但日本国内此时对伪满洲国的建立一事正处于狂热状态，犬养毅因反对承认伪满洲国被激进分子枪杀，接任首相的是海军大将斋藤实。斋藤内阁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拒绝了松冈关于接受英国提案的建议。内田认为，接受这一意见必然会引起国内舆论的抨击，这对政府极其不利。他在1932年8月25日的一次演说时甚至叫嚣：“即使举国化为焦土，也要维护‘满洲国’的独立。”内田致电松冈，激励他“排除一切妥协，坚决贯彻初衷”。在1933年2月7日召开的“对国际联盟的紧急国民大会”上，日本国民慷慨激昂地表示：谨向天地神明宣誓，为了世界和平，宣扬全体国民强烈的意愿，坚持帝国国是，促成“满洲国”建国大业，切望立即退出国际联盟。

1933年1月30日，松冈洋右再度提醒要“适可而止”，日本政府仍然置若罔闻，这么大一块肥肉岂能这么轻易地吐出来？！

2月初，国际联盟开始起草对日劝告声明，日本政府这才慌了手脚。因为国际联盟的决议一旦通过，日本很可能遭到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这对正深深陷入经济危机的日本来说不啻为一种灾难。于是日本政府匆忙间做出了一项饮鸩止渴的决定——退出国际联盟。因为国际联盟无法对一个非加盟国采取经济制裁行动。1933年2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做出最后决定，“如果国际联盟通过《李顿报告书》，日本将立即退出国联”，同时将上述内容立即致电在日内瓦的松冈团长。第二天，也就是2月21日，日本已经决定召回出席国际联盟的日本代表团。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在国际联盟大会上做了不改初衷的最后演说。此后，由45国的出席代表对《李顿报告书》进行表决。记名投票的结果为，赞成42票，日本1票反对，当时的暹罗也就是泰国弃权，智利未参加投票。会议主席宣布：“大会通过《李顿报告书》，对‘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承认。”

闻听这一结果，松冈立即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宣言书：“日本缔造了‘满洲国’，这对维护东方的和平至关重要。目前没有人看到其中的意义，但是三十到五十年后历史会证明日本是正确的。今天的日本就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确信而且坚信，今后世界的看法一定会改变，就像世人今天理解基督一样，我们也会得到世人的理解。”发表完演说的松冈趾高气扬地率领日本代表团离开了会场。

1933年3月8日，日本议会正式批准退出国际联盟。3月27日，日本将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通知国际联盟秘书长，并颁布退出国际联盟的天皇诏书。日本这种破罐子破摔的做法使得国联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刹那间成为一堆废纸。

事后，国联秘书长埃文诺对中国外交人员吴秀峰曾说过这样一番话：“一个国家被别人武装侵略的时候首先要自己奋起抗战，国联才谈得上给它撑腰主持正义。如果它自己都不抵抗，要指望国联为它火中取栗，那是不现实的。”不知道闻听此言的吴秀峰当时是怎样一副尴尬表情。

离开日内瓦后，松冈洋右率领代表团直趋罗马，他视这个法西斯国家为理想中的天国并对之无限向往。在这里他拜见了心中的偶像、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他对墨索里尼的崇敬之情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在随后一次演讲中，松冈说：“一人之去留而定国家之兴亡，这在过去只是传说，但是各位如果想看到现实的话，就请到意大利去吧！”日本代表团之后先到伦敦后又去了美国。在华盛顿松冈会见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4月27日，日本代表团终于抵达横滨。数千日本民众聚集在码头高呼：“万岁松冈，干得漂亮！”《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欢迎松冈全权代表”的长篇通讯，赞扬他为“凯旋的将军”。有12家报纸联合发出了“国际联盟各国没有认识到东洋和平之真正道路”的共同宣言，松冈也因此成为“国民英雄”，退出国际联盟的行动也被称为“日本自主外交的里程碑”。

如前所述，两年后，1936年，日本再次宣布退出伦敦裁军会议，从此自绝于国际社会，成为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

此话也不确切，他们随后很快就找到了“好友”——德国和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