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属下几个师团长一个接一个要求乘胜追击的电报，已经遥遥看到南京城的日第十军军长柳川平助也是无比烦恼。“二二六事件”中的叛乱部队基本都来自第一师团，而当时第一师团师团长就是“皇道派”的主力柳川平助。事件之后，柳川像松井石根一样被解职，打入了预备役。当此危难之际受命而出，正是一雪前耻、重建功勋的天赐良机，可眼看着就在嘴边的肥肉吱吱冒油却不让吃，让人实在是爽不起来。

柳川马上致电日本国内，强烈要求立即对中国宣战并下达攻克敌国首都的命令。在电文里，柳川指出，不能让溃败的敌军有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是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如果不正式对中国宣战，日军在中国的作战就显得师出无名、不伦不类。更重要的是，如果逼近了敌国的首都而不去占领，会使日本国内的民众对军方的战力产生怀疑，同时也会极大地打击官兵的士气。

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连老酒都明白，日本政府和军方当然也不是傻子，他们比一介武夫柳川平助和一介书生老酒考虑得更多。战而不宣，不但在军事上不能尽情发挥，那些占领区的行政系统也无法正常运作，扶植起来的那群汉奸也就直不起腰来。不宣战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可能使得中国政府怀疑日本的战争之心而继续负隅顽抗，一切似乎都说明日本必须立即对中国宣战。

但日本确实有难言之隐，内阁最后研究的结果依然是“不能宣战”。道理也同样并不复杂：世界上并非只有中日两国。一旦日本对中国宣战，势必受到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这还可以死皮赖脸地不管，关键是日本赖以支持战争的大量战略物资，比如石油、钢铁、棉花、有色金属等都必须依赖进口，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来自美国。按照国际法条例，一旦日本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美国极有可能首先停掉对日本战略物资的供应。

原本认为平、津、沪相继陷落之后中国肯定会乖乖地屈服就范，但这种结果却迟迟没有出现。中国就像一个踉踉跄跄的拳手，尽管挨了无数的重拳打击，但是背靠圈绳，双手抱头，就是不倒下，也不扔白毛巾。首先憋不住的竟然是日本，1937年10月21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会见了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愿意和中国进行谈判。狄克逊迅速将日本的意见发回国内。前面提到的原因，和中日两国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德国人也不希望两国的战争继续下去且不断扩大，因此很乐意充当两国的调停人。

11月2日，广田弘毅向狄克逊开出了日本与中国谈判的条件：内蒙古自治，扩大华北非武装区到北平、天津以南，扩大上海非武装区，中国停止抗日、共同防共等。这些条件很快被通知给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

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接受日本提出的这些条件。他还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九国公约》缔约国会议很快就要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显然违反了《九国公约》，蒋介石希望会议能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定。

11月3日，包括《九国公约》缔约国九国在内，以及后来加入该组织的十九个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会议。和以前大家都抢着当主席不同，由于都知道会议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棘手的中日战争问题，各大国纷纷谦让，不愿充当大会主席。开个会总不能没有主持人，最后还是东道主比利时外交大臣背起了黑锅。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暴行，要求各国从道义、物质和经济上给予中国援助，对日本实施制裁。前文提到的原因，各国除苏联坚决支持，意大利坚决反对之外，其余各国都“顾左右而言他”。会议最后不了了之，没有达成任何对日本制裁的决议，甚至连中国提出“将日本定为侵略国”的意见都不敢接受。事实证明，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临死前最后的声音。日本军方领导人对这堆废纸漠然置之，他们在中国加紧战争，这场战争将决定主宰中国和太平洋命运的到底是日本，还是西方列强。这次会议之后，国际联盟已名存实亡，再也没有召开过任何会议。

11月17日，日本战时大本营宣布成立，向中国和全世界表明了“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仅仅三天之后，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迁都公告，宣布将首都迁往大后方的重庆。其中军事机构迁移至长江中游的武汉，在那里建设起中国中部的防守基地，以此向日本表明：老子不怕你，咱们就耗吧，耗死你小鬼子。

蒋介石在随后的《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指出：“我前线将士自兹一心杀敌，更无顾虑，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11月22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再次致电参谋本部要求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松井表示，“除非南京的态度有所改变，停止抵抗，否则日军的铁蹄将继续西进，开往南京、汉口乃至陪都重庆”。

其实早在之前的11月11日，柳川平助的第十军已经越过了参谋本部规定的“制令线”。随后上海派遣军也越线与第十军一起向前攻击前进。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11月24日，东京大本营废除了“制令线”。12月1日，松井和柳川翘首以盼的《大陆命第八号命令》终于来到：“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我们在谈论一个战略要点时，最喜欢说的第一个词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二个词就是“易守难攻”。从十朝古都南京的地形来看，这里却绝对是“易攻难守”。中国历代的军事家无不认为，只要攻占了南京外围的几个战术要点之后，背靠长江的南京城就将成为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瓮中之鳖——原来的背水一战，竟也可能置之死地而不生！

对于首都南京的弃守，蒋介石连续召开一系列军事会议进行研究决策。

李宗仁认为南京不可守。他的理由是，南京位于绝地，敌人可三面合围，而北面又阻于长江无路可退。何况我军新败，兵无战心，以受挫部队困守孤城又无有力增援，抵御士气正旺的敌军精锐之师，南京必被攻破。倒不如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军的烧杀抢掠。最优之策就是将有生力量撤退至长江两岸，既可以阻止敌军沿津浦路北上，也可以防止其沿长江两岸快速西进，孤零零一个南京城的丢失，对长期持久抗战当无大碍。

“李白李白”，名不虚传，白崇禧的意见是，德邻兄说得非常好！

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指出，南京守不住，但作为首都，“有必要进行象征性的防守”，在“做适当抵抗后主动撤退”，也好给全国民众一个交代，在兵力使用上刘斐认为，“十二个团最多十八个团就足矣”。

刚刚从前线战场撤下来的陈诚认为，敌人虽然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已经落入我们事先设计好的圈套，开始逐渐走向失败。南京孤立且无现代化要塞设备不易坚守，我军应速速脱离战场撤至皖南，以南京为前卫阵地，贯彻我持久战之方针。

似乎不守的意见占了上风，但马上就有了不同的声音，训练总监部部长唐生智慷慨陈词：“南京为我国首都，全球瞩目，又是孙总理陵寝所在，如果不战而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必当坚守也！”

蒋介石马上接住了唐生智的话，那就守一下，就由你来守。

唐生智表示：“抗战以来，中下级军士牺牲甚多，鲜见有高级将领牺牲者，卑职愿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当即宣布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部队司令长官，指挥15个师约10万人马进行南京保卫战。

此时的蒋介石可谓是感慨万千。193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南京举行了结婚十周年纪念。他在日记中写道：“结婚已经十足年，党国前途艰难重生。以后第二之十年，究不知变化。”12月7日凌晨4时，蒋介石起床做了一次祷告。5时，携夫人乘坐“美龄”号专机从明故宫机场起飞，离开了注定会沦陷的首都，远处南京近郊的枪炮声已经清晰可闻。专机经停武汉前往庐山。蒋介石后来说，这是一次令他“几欲心碎”的痛苦旅程。

攻击南京的日军由两路部队组成。朝香宫鸠彦的上海派遣军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第十六师团和第十旅团，柳川平助的第十军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和第九旅团。

对于南京这个中国当时的首都来说，劫难已经不可避免。南京外围修建的几条防线已经在溃兵和追兵的轮番冲击下土崩瓦解。经过混乱的外围战，南京很快就直接暴露在两路日军的兵锋之下。南京背对长江，日军可以在北面用军舰封锁江面。地面上从芜湖突进的日军已经从西面包抄上来切断了南京与后方的联系，东面和南面也已被日军合围，南京已经成为一座死城。12月6日，唐生智下达了全城戒严令。

12月9日，日军已进抵南京城下，并用飞机向城中投撒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对松井的劝降不予理睬，命令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

为了防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生智采取了背水死战的办法。他下令把各部队控制的船只统统交给司令部，还命令第三十六师封锁从南京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挹江门，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了隐患。

12月10日，眼见劝降未果的日军开始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守军节节败退，南京外围主阵地很快失守，而复廓阵地立足未稳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敌军突破。当涂附近已有日军渡江直扑浦口，守军的唯一退路也岌岌可危。

战局的急转直下让蒋介石心急如焚。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日军围歼，蒋介石于11日中午开始考虑让南京守军撤退。他电令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当即电令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但由于唐生智是自己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亲自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位副司令研究后决定，于12月14日夜开始撤退。

12月12日，日军5个师团对南京复廓阵地及城垣全面发动猛攻。中午前后，日军攻破中华门，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城中秩序开始出现混乱。唐生智等决定提前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唐生智出示了蒋介石命守军相继撤退的电令，并下达了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

下定破釜沉舟决心的唐生智，之前根本就没有安排撤退船只，仓促下达的撤退命令，甚至没有通知到担任督战任务的第三十六师。结果第三十六师不允许各部撤退，双方甚至还发生了交火。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长、师长大都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撤退，而是在散会后立即部署部队突围，个别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个撤退电话，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乘渡船，先到江北。

部分国民党军将领的提前逃跑，更加重了撤退的混乱。由于城中各部多沿中山路向下关撤退，而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抢过互不相让，不少人因挤倒而被踩死。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各自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沉没，大部分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落江丧生者不计其数。

由于担负掩护任务的乌龙山要塞守军私自撤走，12月13日拂晓，日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得以迅速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第十六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十六师团的火力杀伤。与此同时，继日军第六师团在师团长谷寿夫率领下，最先从中华门攻进南京城之后，其余日军各部也相继突入城内。

骑在白马上的松井石根率兵闯入南京，宣告“帝国方式闪射着光芒”，并宣称“亚洲新的复兴的曙光即将来临”，首都南京沦陷敌手。

10多万中国守军，除了很少一部分突围出去，大部分溃散。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亲自签署了“杀掉全部俘获人员”的命令，日本军队随即在南京进行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进城的日军兵力约50000人，而执行军纪维持秩序的宪兵却仅有17人。日军除了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进行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屠杀方法有机枪射杀、集体活埋等，手段极其残忍。

12月15日，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当天晚上，又有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

12月16日，位于南京安全区内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射杀后弃尸长江。

12月17日，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

12月18日夜，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中国难民共57418人驱赶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百人者为胜。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人，“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都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看谁杀满150人。这些暴行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两人也因此被称为“皇军英雄”。日本投降后，两人均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共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共15万人。在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超过30万人，古都金陵血流成河。

据统计，国际红十字会在南京城内外掩埋尸体43121具，南京红十字会收埋22371具，慈善机构崇善堂收埋112267具，慈善机构同善堂共埋尸7000余具，鸡鹅巷清真寺王寿仁以“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名义掩埋回族尸体400余具。仅此5个慈善团体，收埋尸体就达185000余具。中国平民芮芳缘、张鸿儒组织难民30余人掩埋尸体7000余具，湖南木商盛世征雇工收埋上新河地区死难者遗体28730具。

日军侵占南京期间，强奸了成千上万的妇女，估计当时发生的强暴案超过了20000宗。

连冷酷的德国军事观察家也说，在这次有组织的大屠杀中，日军简直无异于“一群野兽”。

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之南京，位列老酒“十大悲惨场景”之首。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许多文化珍品也遭到大肆掠夺。仅仅一个月内，被抢走的各类图书文献就达88万册，已经超过了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就在南京陷落的第二天，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接到攻克南京的捷报，在我们为这必然的胜利欢欣鼓舞之时，站在同文同种的5亿民众之立场，我们不能不为他们不可救药的迷茫而感到悲哀。”

就在南京阴云密布、血流成河的同时，1937年12月14日，古都北平一个名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伪政权宣告成立，一帮傀儡的名字分别是王克敏、汤尔和、齐燮元等。

同一天，日本召开了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与会的所有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打到哪里中国才会屈服？主战派和主和派经过了几天的争吵之后，最后统一了对华继续强硬的立场，此后由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所进行的调停最后破裂。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对外宣布：“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昭和十三年。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第一次近卫声明”。

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奉命回国。

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召回驻日大使许世英，中日断交。

就在南京陷落的第三天，1937年12月15日，蒋介石发布了《为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指出：“中国之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精神一日不灭，我国家民族亦一日不亡。抗战到底为本务，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唯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

日本妄图通过攻占南京迫使中国屈服的美梦，再次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