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前外相松冈大人已经回家歇菜了，但之前由他和野村大使主导的美日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使日本的战时经济陷入绝境，特别是石油。第二次近卫内阁最后的行动之一，就是近卫越级指挥，向野村发出了对美国6月21日建议的回复。野村也挺敢做主，他看了回复的内容后，根本就没有提交给赫尔。松冈现在已经下台了，他对赫尔口头声明的反击只会给自己今后的工作带来麻烦，不提交也不会有人来找事。对于美国的正式回复，野村照样没有交出去。野村的公开理由是，内阁变化可能会使原来的政策随之发生变化，其实真正的理由是野村认为那样的内容交出去也白交，美国根本不可能接受，只会把情况搞得更糟。在之前的7月23日，副国务卿韦尔斯已经代表赫尔宣布会谈暂时中止。

近卫首相在听到美国禁止向日本输出石油的消息后，一下子病倒，卧床不起，这可恶的美国竟然玩真的呀！8月3日，他终于向前外相有田八郎承认，他认为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不会招致美国禁运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当新内阁组建时，海军的舰船已经出发，这就好像射出去的箭，已经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他所能做的只有“祈求奇迹和天神的干预”。

在日本，反对向美国做出任何让步的激动情绪随着禁运而变得更加高涨，陆军和海军中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停止日美会谈，发动战争，理由是美国政府只是以会谈为名拖延时间，以便完成自己的战争准备工作，同时用经济禁运不断削弱日本的力量。此消彼长，日本必须迅速开战，取胜的概率才最大。

8月4日，在联络会议连续召开了四次以后，内阁和大本营终于形成了对美国的另一份折中建议。这份建议对罗斯福关于法属印度支那中立的提议避而不作直接答复，如近卫所说，新建议只是想借此恢复一般性的会谈。新建议要点如下：日本同意不向法属印度支那范围之外进军，在侵华战争解决后从中国撤军，保证菲律宾的中立地位；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应停止它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备工作，撤销对日本的各项经济限制措施，为日中两国调停议和，承认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的特殊地位。这些意见很快电传给野村大使。

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使得赫尔对与日本的和谈彻底绝望。8月2日，他从休养地打电话给副国务卿韦尔斯说：“看来对日本的侵略只有用武力才能阻止，问题在于将日美关系维持到欧洲的军事问题解决以前还需要多久。日本已意识到法属印度支那问题会使美国的经济制裁得以全面实行。我们必须知道美国的行动会带来危险，因而要时刻考虑采取一种恰如其分的措施来推迟日本的行动。为此，我打算对日本人讲的话装出一副表示相信的样子。”8月4日，赫尔结束休假，返回华盛顿，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战争准备争取更充足的时间。

8月6日，野村向赫尔递交了日本的新建议，附带口头声明说，“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采取的行动都是属于经济目的和自卫性质的”。赫尔对此深表失望，8月8日他给了野村一个正式答复，扼要地重述了罗斯福之前提出的中立方案，并指出日本的建议“没有对美国总统之前提出的建议做出反应”。也就是说，我以前给你的作业，你还没做，你现在提出的问题，我也不回答，等你把以前的作业补上来再说。野村只好把赫尔的意见发回东京。

对于这样的结果，近卫早有预料，会谈已经近乎在互相扯皮，继续走下去几乎没有达成谅解的任何希望。美国拖得起，而被掐断了油管的日本是万万拖不起的，眼前的烂摊子让近卫焦头烂额、疲于应付。近卫认为，现在能够尽快打开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由他本人直接与罗斯福总统进行首脑会谈，他向富田书记官长说出了自己的决心：“我觉得现在必须说服军部。”近卫和富田都认为，现在和谈的最大障碍不是罗斯福而是军部。近卫为此私下找了内大臣木户幸一。木户赞同近卫的观点，两人甚至商定，一旦首脑会谈达成一致，就立即给东京拍电报，直接请天皇批准，不给军部反对的机会。

近卫再次把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叫到了私宅荻洼庄。近卫询问，如果开战，日本胜算几何？“我个人一直反对与英美开战。如果我们奉命必须这样做的话，”山本对首相说，“还是以前的那些话，我可以保证在头6个月顽强拼搏。但如果战争拖上一年或两年，我对事态发展就没有任何把握了，我希望首相能尽一切努力避免同美国交战”。山本的话更坚定了近卫与罗斯福直接会谈的决心。

因为和谈的压力主要来自军部，因此，在8月6日傍晚，近卫首相在私宅荻洼庄召见了陆相东条英机和海相及川古志郎。近卫提出，现在单靠外务省已经很难打开局面，他想通过亲自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实现和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近卫说：“如果罗斯福总统那时仍听不进道理，我当然会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中止谈判，立即返回。”但他相信，如果双方都能“以宽广的胸怀”来对待高级会谈，达成协议的希望还是有的。他保证自己不会“急于求成”，而会“不亢不卑”，请两位大臣发表高见。

东条和及川都拒绝当场回答首相的问题，提出要回去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海军对于战与和一直是摇摆不定，也缺乏与英美作战的信心，因此仅几小时后，及川海相就回了话，“完全赞成首相的意见”，并预祝会谈取得圆满成功。

东条陆相却颇为踌躇，他认为近卫主动要求会见罗斯福，本身就有点低三下四。他召集手下进行了商议，8月7日，做事一贯认真的东条对首相的建议做出了正式的书面答复，主要内容有三点：

一、尽管首相出访美国会对三国同盟会造成不利影响，但鉴于目前的紧张局势，对首相亲自试图去打开僵局的决心表示崇高的敬意。

二、如果是首相亲自去谈，那谈判对象必须是罗斯福，其余人，比如赫尔、韦尔斯之流的免谈，丢不起那人。

三、若首相亲自出马同美国的会谈最终失败，就必须同意立即进行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应由近卫首相亲自领导。

也就是说，近卫不能以谈判不成功作为辞职的条件。之所以提出这一特别要求，是因为东条认为这很可能是近卫知难而退，为自己体面地辞职找借口。

在回复的结尾，东条提出了悲观的论调，“谈判八成会以失败告终”，“首相应该清楚与美国开战可能仍是最终的结果”，同时指出此举可能诱发国内的动乱。

既然陆海军都表示了赞同，8月7日，近卫的提议在联络会议上自然就不会再有人反对。8月8日，近卫首相入宫觐见天皇，禀报了自己准备亲自出马与罗斯福进行会晤的决心。裕仁脸上流露出一种感动的神色，他对近卫说：“我已经从海军那里接到了关于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全面禁运的消息。情势危急，与罗斯福的会晤应尽快举行。”裕仁希望首相的出访能够取得满意结果。

于是，外务省迅速向野村大使发出训电，训电指出，目前日美关系异常紧张，此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打破危局的唯一办法就是日美两国首脑直接进行会晤。若美国同意，近卫首相打算亲自前往檀香山与罗斯福总统举行友好会谈。

闻讯非常激动的野村大使立即马不停蹄地找到赫尔，提出希望举行首脑会谈的请求。对于这一新要求，赫尔的确要认真思量一番。赫尔认为，虽然近卫很听话地在第三届内阁中剔除了令人讨厌的松冈，但实际上日本的外交政策还是全盘沿袭松冈的方针，换汤没换药。赫尔对近卫的建议半信半疑，这时候，他想到了英国的张伯伦，想到了老张是如何在欧洲被希特勒玩成半身不遂的。

陆军部部长史汀生赞同赫尔的看法，认为近卫“向总统发出的邀请只不过是一块用来阻止我们采取断然行动的遮眼布而已”。大家对之前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行动依然耿耿于怀。8月12日，赫尔对陆海军两位部长史汀生和诺克斯表明：“太平洋的形势发展下去已不是什么外交问题了，随时都会发展成为军事冲突。”

赫尔对野村提出的首脑会晤并不十分感兴趣，可他没有拒绝，也无权表示拒绝。赫尔对野村说，现在还不行，最近罗斯福总统度假去了，我无法擅自做出决定，这事等总统回来再说吧。美国新闻媒体上也的确有类似的报道，“罗斯福总统为了避暑，乘游艇畅游大西洋”。看看人家过得多潇洒。

赫尔的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对的一半是此时罗斯福总统确实不在家，不对的一半是总统没有去度假，而是去赴另一次足以影响世界的重要会谈。

8月初，罗斯福总统离开华盛顿，进行了一次重要的“钓鱼旅行”。最初，他在新英格兰沿海的“波托马克”号游艇上当众垂钓，之后就神秘消失在偏僻的纽芬兰沿海薄雾笼罩的“奥古斯塔”号重型巡洋舰上。8月9日，英国最新式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缓缓驶入了普拉森夏湾。尽管身上仍然带着德国“俾斯麦”号赏赐的累累伤痕，这艘壮观而美丽的战舰还是被美国同行赞不绝口。一位美国将军夸张地说，这艘舰太漂亮了，它根本不需要征战，只要开出来就能把所有人征服，“看见它的话，我们就无法战斗，只能选择投降”。可惜的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可没有美国人那么怜香惜玉。3个月前，在大西洋，“俾斯麦”号就打得它伤痕累累、落荒而逃。没有最黑，只有更黑。4个月后，日本人干脆一通轰炸，把这艘号称不沉的战舰直接送入海底。

“威尔士亲王”号在阿金夏村附近的海面上抛锚，和“奥古斯塔”号靠在了一起。几小时之后，美国总统将和英国首相举行首次会面，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会谈”，是对人类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次会谈。

老罗和老丘都带来了一群大腕。罗斯福身边有陆军上将马歇尔和阿诺德、海军上将斯塔克和金，以及武装部队其他代表，还有副国务卿韦尔斯和特别顾问霍普金斯。丘吉尔的顾问包括英国三军参谋长庞德海军上将、迪尔陆军上将、空军元帅弗里曼，以及外交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由于会议涉及美国对英国的援助问题，8月11日，英国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也匆匆赶来参会。

按照美国海军的规定，军舰上是禁止饮酒的。这次为了接待丘吉尔，除了佳肴之外，罗斯福破例准备了美酒，这让丘吉尔异常高兴。酒喝不喝倒次要，难得的是这份破例的心意。

丘吉尔挖空心思，想尽快把美国拖入战争，罗斯福却无法给丘吉尔何时参加欧洲战争的承诺。他表示，美国参加欧战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是谨慎的罗斯福能承诺的极限。罗斯福对欧洲目前做出的最大动作，就是批准美国的武装护航船只可以前进至冰岛海域。

面对远东日益紧张的局势，丘吉尔向罗斯福建议，由英、美、苏三国联合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威胁日本，如果它胆敢进攻英属马来亚、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三国就要向它开战。罗斯福照样没有同意，因为目前他还做不到，美国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罗斯福指出，美国要继续与日本进行谈判，只要它答应不再进行新的侵略。他希望能借此赢得时间，哪怕是一个月也好。罗斯福认为有30天左右的时间，英国就可以在新加坡巩固阵地。他告诉丘吉尔：“远东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想我能像哄孩子似的哄他们3个月。”

1941年8月13日，在“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的后甲板上，举行了不算隆重的签字仪式，罗斯福与丘吉尔共同签署了联合宣言，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大西洋宪章》，又称《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之后，总统和首相在甲板上一起进行了礼拜仪式。

宣言于8月14日正式对外发布。宪章再次印证了“越是重要的，越是简单的”这一真理。尽管只有寥寥数百字，这却是第一个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初步达成的宣言，也是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基础。

作为一个尚未正式参战的国家，美国与英国一起发表如此方向和目标明确的声明，对德、意、日轴心国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大西洋宪章不仅标志英美两国在反法西斯基础上的政治联盟，也为后来联合国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后来干这事的主要就是赫尔，他除了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外，还赢得了“联合国之父”的荣誉称号，此乃后话。

苏联政府很快发表声明，“赞同宪章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当前必须集中力量，尽快解放被希特勒奴役的各国人民，在战后必须彻底消灭法西斯。

尽管华盛顿的战略专家一开始就预测德国将迅速取得对苏战争的胜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开始展现出坚持不懈的韧劲。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已经开始出现苏联的正面形象。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表示要支持苏联，罗斯福迅速派出特使霍普金斯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这预示着与德、意、日轴心国相对立，美、英、苏三大同盟国终于并肩站到了一起，所差的仅仅是美国找个合适的机会宣战。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一个月后，欧洲有10个国家的政府在伦敦举行会晤，对《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提出支持，并承诺进行全力合作促使宪章生效。除了苏联，其余9个国家的国土都被侵略者占领。他们分别是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以及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宣言于9月24日由上述10个国家签署，《大西洋宪章》已成为同盟国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纲领。

根据之前美英确定的“先欧后亚”的方针，罗斯福和丘吉尔协商两国分别对日本发出声明，以限制日本在远东的继续扩张。由于马来亚、新加坡、香港甚至缅甸、印度等殖民地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丘吉尔的态度十分积极，连美国的声明初稿都是由丘吉尔代为亲自起草的。8月15日，副国务卿韦尔斯携带这一声明先行回到了华盛顿。

为了尽快拉美国下水，丘吉尔措辞可谓严厉无比。赫尔国务卿和国务院的远东问题专家一起研究了这一声明后认为，过于强硬的语调可能引起日本的误解，军部甚至会把它当作挑战书，借机煽动国民情绪挑起战争。大家商量对文件进行适当的修改，使日本能够接受。这边踢一脚，那边就要发个糖，另外附加的一个声明就是告诉日本：美国准备提出一项公正的代用方案，寻求一条和睦相处的道路。也就是变相答应重新开启会谈。赫尔准备在8月17日罗斯福会见野村时把这两个声明一起交给野村。

相对于美国而言，英国已经完全没有收敛的必要。丘吉尔在8月24日回国后，立即在广播上猛烈地抨击日本：“虽然我们希望日美会谈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如果失败的话，我们当然会毫不犹豫地与美国站在一起并肩作战。”面对记者关于美国何时才能参战的提问，丘吉尔非常明确地回答道：“美国现在已经开始活动了，这点希特勒比谁都清楚！”这分明又是空话，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希特勒又能清楚什么？

8月17日是个周末，但下午回到华盛顿的罗斯福还是和赫尔一起约见了野村，罗斯福和往常一样，以极其和蔼的态度与野村进行了会谈。他说，“我、国务卿和贵大使都念念不忘维护太平洋的和平，但有人却不是这样”，之后他表明了赫尔已经准备好的两大观点。

其一，美国、英国，也许还有苏联都希望太平洋是和平的。但有的国家却喜欢战争，这就是在太平洋上没有军舰的那个国家。这无疑是指德国。如果日本政府奉行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对邻国实行军事统治政策和计划，并在今后采取某些手段，那么美国政府就不得不立即采取它认为保护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正当权益、保障美国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手段。简单说就是，你再敢动，我就打你。这是半个月的时间里美国第二次向日本提出战争警告，并且是由罗斯福亲口说出。

其二，针对因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而已经中断的日美会谈，如果日本愿意改变态度停止领土扩张活动，并按照美国所主张的原则去商谈太平洋和平计划，美国可以考虑恢复与日本的非正式探索性会谈。

野村立即向总统提出近卫进行首脑会谈的请求，他说“近卫首相是渴望和平的”，希望能够在美国至日本中途的某个地方与罗斯福会晤，最好是檀香山。罗斯福的态度比赫尔要好得多。往往官越大，脾气越好。罗斯福从来不排斥这样一个观点，伟大的人物做伟大的决定，既能讲求实效又风度翩翩，就像他刚刚在大西洋和丘吉尔举行的会晤一样。他向野村表示，由于健康问题，他是被禁止乘坐飞机的，前往檀香山不太现实，而近卫首相前来旧金山或西雅图恐怕也有困难吧？罗斯福提议，阿拉斯加的朱诺10月中旬的气候不错，是比较合适的会晤地点。闻讯大喜的野村立即向东京发回电文，“勿失良机，速作回复”。

丰田外相也在为首脑会晤做着积极的努力，8月18日下午，他召见了格鲁大使。这位海军大将对格鲁说，相信大使先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现在是以一个海军军官而不是一个外相的身份在和格鲁先生坦率地谈话。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目的是要解决侵华战争而不是出于德国的压力，也不是为了扩张领土，但随后发生的冻结日本资金以及禁运的做法已在日美“长期和平的关系史上留下了一个污点”。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由两国领导人直接进行会晤，使问题能在“冷静和友好气氛中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他说近卫不顾日本国内的强烈反对倡导这种会谈，体现了首相尽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的决心和勇气。丰田提议，为了使日本看来不像是在美国压力之下被迫提出这个建议，能否在举行会谈之前美国先停止其经济制裁措施，或者至少先把这些措施加以修改。

格鲁深为丰田外相的话所打动，他答应立即把上述意见发回国内，之前他并不知道野村大使已经向赫尔提出了举行首脑会晤的建议。格鲁认为，近卫和罗斯福都是出身名门、有教养的人，他们可使问题得到体面的解决。另外，他本人肯定要参加此次会晤，如果能够达成谅解，他格鲁的名字无疑也将被记入史册，这将是自己职业生涯中登峰造极的时刻。

会谈持续了约一个半小时。回到使馆后，格鲁立即给赫尔国务卿发了一封特急电报，指出日本提出首脑会晤的建议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近卫公爵与总统的会晤可能产生的益处是无可估量的，这是两国实现和平的最佳良机，“正如最近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在海上会晤那样”。

几个月来，格鲁一直在警告华盛顿“日军惯于突然袭击”，日本有个传统，“民族的绝望心理会发展成为孤注一掷的决心”，用中国话形容就是“狗急跳墙”。他极力劝说华盛顿，鉴于日美之间爆发“一场全然无益的战争之可能性显然正在日益增加”，为了避免这场战事，应早日举行首脑会谈，不要对日本的建议“未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拒绝。在8月19日的另一份电报中，格鲁说，近卫的建议反映了他高度的责任心和勇气，因为如果这个建议泄露出去的话，他随时有被刺杀的危险。

在这里，也不要忘记日本那几位热心的业余外交家。随着《日美谅解草案》被否决，一段时间来为和谈殚精竭虑的岩畔豪雄大佐和井川忠雄认识到，他们独自进行的外交活动已经失败。7月31日，他们离开华盛顿回国。

回到日本的岩畔大佐深为东京各界人士的好战情绪而震惊，所有人都在谈论如何实施南进。一位海军军令部的军官告诉岩畔：“日本已被ABCD阵线包围，我们不能坐失良机，而今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岩畔想起几个月前他去美国之前，海军还几乎一致主张和平解决与美国之间的问题，由此他得到了一个伤心的结论，“木已成舟”。

原来在陆军省时，岩畔大佐也是铁杆的激进派，经常和服部卓四郎、辻政信比赛谁是高唱南进打到新加坡的第一名。要说这次美国也真没白去，岩畔回国后，彻底变成了一个坚强的反战斗士。他开始四处宣传不能和美国开战的观点。岩畔不断地奔走于军界、政界和企业界的高层人士之间，极力呼吁继续进行谈判，如果发生冲突的话，日本必然以灾难和失败告终。在8月末的一次联络会议上，岩畔把美国与日本的军事潜力作了一个令人震惊而又无可辩驳的对比，他用数据说明美日两国钢铁的比例是20∶1，石油超过100∶1，煤1∶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综合比例为10∶1。国力如此悬殊，日本纵有“大和魂”的强大动力也绝不可能取胜。东条陆相阴着脸，命令岩畔把他的发言整理成书面材料报给他。

第二天，当岩畔到陆相办公室呈上书面报告的时候，东条冷冷地告诉他，他需要马上到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柬埔寨去报到，“你不用再把我昨天要你写的报告交上来了”。既然你认为打不得，那就到最前线去当炮灰吧。

8月28日，岩畔大佐离开东京，前往饭田祥二郎的第二十五军报到，职务是近卫师团第六联队联队长。很多人都来为这位反战斗士送行，岩畔流着泪告诉大家，“你们这么多人都来送我，我很感动，不过当我再次回到东京时——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的话，恐怕我只能独自站在东京车站的废墟上了”。

就在岩畔出发的那天，8月28日，野村收到了来自东京的两份文件。一份是近卫写给罗斯福的亲笔信，一份是表明日本态度的文件。8月29日上午11时，野村访问了白宫，当时赫尔也在，野村把近卫信件亲手交给了罗斯福总统。

在这封私人信件中，近卫宣称，“当此世界动乱之际，掌握国际和平关键的最后两国即日美两国的关系如果继续这样恶化下去，不仅是两国本身的极大不幸，并且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没落。我方希望维护太平洋和平，不单是为了改善日美邦交，也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近卫认为，日美关系之所以恶化到如此令人痛心的地步，是因为缺乏相互了解，这一情况已导致互相之间的猜疑和误会，也助长了第三方面一些国家玩弄种种阴谋诡计。他说，继续举行非正式会谈并把会谈的结论呈交两国政府首脑批准的做法，“不符合当前形势的需要”，因为“目前形势正在迅速变化，有可能会发生出人意料的事故”。因此，近卫认为当务之急是举行首脑会晤，“以远大的胸怀来讨论日美之间，包括整个太平洋区域在内的一切重大问题”。次要的问题可以留到之后由低一级的会谈来解决。近卫最后提议，举行这种会晤越快越好，会谈地点以夏威夷最佳。

野村同时介绍了日本政府的态度：一、日本等到“日华事变”获得解决或远东和平得以实现后就立即撤军；二、日本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并非准备继续南进；三、只要苏联不发动进攻，日本就恪守《日苏中立条约》。

赫尔提出，如果在夏威夷举行会谈，其间，罗斯福总统要在国内签署一项重要法案，根据美国宪法规定，法案必须在10天以内且必须由总统亲自签署，不容许副总统代签。如果会谈地点定为夏威夷，总统肯定赶不回来，所以仍然建议地点选在阿拉斯加的朱诺。罗斯福告诉野村，“大使是海军出身，对大海应该非常清楚吧。朱诺是个不错的地方，那里10月中旬的时候还可以航行。从日本到那里需要几天？”他甚至表示“很渴望能与近卫首相在那里谈上三四天”。喜出望外的野村立即表示，地点不是问题，可以和国内协商。野村还积极表示，近卫首相可以提前5天出发，以保证和罗斯福总统同时到达。在得知近卫首相能讲英语的消息后，赫尔也投桃报李地连连表示“这太好了”。看来，两国首脑会谈即将成为现实。

其间，野村暗示，中国问题能否暂不列入会议的议程，赫尔没有像韦尔斯那样拿哈姆雷特做比喻，而是直接做出了回答，“这是决定美日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除非这一问题能够“皆大欢喜地解决，否则将为未来留下不安定和麻烦的根子”。

在给野村拍去电报的同时，东京已经开始为即将举行的首脑会谈进行准备，诸如安排船只和挑选随行人员等。陆军方面派出的代表是大家已经久违的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他现在的职务是陆军航空总监，此外还有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少将等。海军方面的代表为已经康复的前海军大臣吉田善吾。

一切看似已柳暗花明，但意外总会适时地出现。高兴得有点过了头的野村在离开白宫时，无意中向记者透露了向美国递交近卫信件的消息，美国媒体马上开始就此大肆宣传。消息传到东京，立即在日本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各大媒体立即开始大造舆论，声称盎格鲁-撒克逊人一心想把日本变为三等民族，要求“立即停止软弱的近卫外交”。

本来是想避开军方的，这下可算捅了马蜂窝。反对和平会谈的军方人士立即闻风而动，千方百计欲阻止近卫与罗斯福的会谈。近卫遭到了死亡威胁，连可怜的格鲁大使也受到牵连。紧张的局势导致使馆人员要求格鲁大使出门时必须带上手枪，老头儿感觉这简直是胡闹，屁股上别手枪让他仿佛变成了置身于“野蛮西部”的美国牛仔。

已经有两个激进团队在谋划刺杀近卫。其中一个团队的策划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辻政信，他准备采用当年河本大作爆破张作霖专列的方法来对付近卫。他找到了日本著名的右翼人士儿玉誉士夫，声称要用4颗定时炸弹将近卫送上西天。近卫如果去参加会谈，就必须到横须贺海军基地乘船。而横须贺与东京之间的公路路况不好，近卫很可能乘火车前往，那么东京城外的六乡桥就是埋藏炸药的最佳地点。

9月18日这天，近卫就遭到了袭击。当他离开荻洼庄准备前往首相官邸时，4条手持匕首和军刀的大汉忽然窜出，跳上了汽车两旁的踏板。由于车门紧锁，刺杀者没来得及砸碎车窗玻璃就被便衣警察制伏。刺杀者的水平也实在蹩脚，别说手雷和炸弹，难道连手枪都不会带一支吗？

在这之前，8月15日，近卫的重要支持者，前首相平沼骐一郎在家中遭遇暴徒袭击，身中6枪，其中包括头部中枪。别的不说，日本政治家在频频被刺的过程中，也练就了世所罕见的抗击打能力。已经74岁的平沼老头儿，受此重创，竟然奇迹般活了下来。他遇刺的原因，就是赞成日本与美国的会谈，曾经为了避免日美开战而奔走呼号，并且经常和格鲁大使眉来眼去。

对于举行首脑会晤，赫尔一直都不很赞同。赫尔认为“日本人总是说一套做一套”，他向罗斯福说明，从截获的电报显示，日本在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后，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不断向这一地区增派兵力，其目的不言而喻。他提醒总统，如果双方在核心问题“撤军和三国同盟”上不事先达成初步谅解，首脑会晤很可能无疾而终，并再次抛出了“赫尔四原则”。国防部日本问题专家巴伦泰提交的意见书也指出，首脑会谈虽然可以使日本的军事行动推迟，但英、中、荷等盟国的意见也不能不考虑。如果欧洲战场中苏联的抵抗能持续下去，日本很有可能向美国靠拢，当前同意举行首脑会谈对美方来说，并非上策。

罗斯福经过认真考虑，同意了赫尔的意见。但他提出要讲求策略，一边实际上拒绝会谈，一边还要让日本心存幻想。

9月3日这天，罗斯福把他给近卫的复信交给了野村。罗斯福一面对近卫的“和平愿望”表示赞赏，一面又说“不能不注意到有一些迹象”，“日本有相当一部分人反对美国提出的意见，如果大家普遍都有这种观念，就有可能妨碍顺利地进行合作”。因此“为了确保我们所提议的会晤能获得成功，看来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对我们谋求达成协议的那些基本和主要问题设法马上进行初步讨论”。野村像被浇了一盆凉水，他马上意识到，近在咫尺的朱诺会谈瞬间变得遥不可及。

1946年，赫尔在美国国会两院调查“珍珠港事件”联合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对未实现的罗斯福和近卫会晤问题做了以下说明：由于日本人在最近进行的为时数月的会谈中，“显示出无意放弃他们进行征服的方针，我们完全相信与近卫的会晤只能是导致另一个慕尼黑，或者是一事无成”。

9月4日，赫尔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胡适错误地认为，由于美国的制裁，日本的军事力量正在不断削弱，不久即将求和。赫尔告诉胡大使，美国同日本举行的探索性会谈仍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就谈判的共同基础取得一致意见。赫尔再次保证，在同日本开始明确的谈判之前一定先同中国以及其他盟国进行讨论。他承诺，“凡是允许日本在中国继续进行侵略的任何协议，美国过去不考虑将来也不会考虑，我们绝不会出卖原则并将继续帮助反抗侵略的国家”。

对于近卫首相来说，此时可谓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前边罗斯福和赫尔狡猾地婉拒了进行首脑会晤的要求，后边军部开战的逼迫也一刻没有停过。

军部对于内阁主导的外交活动已经表现出越来越不耐烦的态度。军令部总长永野认为：“美国已经切断了我们的石油供应，我们在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最终必将无法支持。我觉得我们有把握在目前打一场胜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机会将会烟消云散。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加速前进！”永野强调，“无论选择和美国开战还是屈服于它，日本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国家的毁灭，日本当然应该选择去战斗。我们宁愿战斗到底也绝不会卑贱地投降，因为那意味着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被消灭了”。

针对永野的意见，陆军参谋总长杉山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就是对外交谈判应明确规定截止时间。他说：“我们必须在10月10日前争取达到我们的外交目的，否则只能选择战争，不能老这样拖个没完没了。”此前陆海军的作战计划都已草拟完毕，海军和陆军将同时对美国珍珠港、中国香港、马来亚和菲律宾实施袭击。关于袭击珍珠港的说法陆军参谋本部也是只在几天前才偶有耳闻，陆军省内部也有极个别人知道。奇怪的是，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并不在知情者之列。

8月16日中午，军方召开了陆海军部局长会议。会上海军方面提出了一项今后军方应采取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草案》。核心内容是：必须做好对美、英、荷开战的各项准备，其间外交活动可以同时进行，如果10月中旬外交尚未有打开局面的希望就断然诉诸武力。

8月22日、23日两天，陆军参谋本部在部局长会议上对海军的提议进行了研究，基本同意海军的观点，并于23日当晚将这一决定通知了东条陆相。

8月27日上午，日本“总力战研究所”的军事专家在首相官邸向内阁做了关于未来战争预期的专题汇报。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如果日美开战则日本必败无疑。日本很可能在最初的几场战役中占据上风，但随后将被拖入持久战，最后因资源耗尽而惨败”。这一结论跟山本大将和岩畔大佐可谓是不谋而合。

与中国的持久战已经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国力，大门口就有现成的实例。自4月以来，东京市中心那些著名的明治时代建筑的铸铁装饰栏杆都被拆掉了。东京市政府的大门也在6月23日被拆掉搬走，这一公共权威的象征化成了860公斤废铁，用于制造武器枪炮去支援中国战场。

对于专家的研究结果东条陆相并不赞同，他认为那一切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真正的战争并不像那些书呆子想象的那样。当年和大清以及俄国开仗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日本打不赢，最后我们不是都赢得很漂亮吗？来自陆军省的堀场一雄说，“美国所缺乏的就是大和精神，这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反对战争的海军省志村少佐马上反驳，日本人有“大和精神”，美国人也有自己的精神，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忽略对方的优点是不对的。

在日本人眼里，西方国家常常被描述为缺乏道德和价值观，英美两国的领导人罗斯福和丘吉尔被描绘成堕落的流氓。美国人只会大吃大喝和纵情声色，沉溺于物质享受，难于承受战争中的艰苦条件，他们善于赚钱，经常离婚，美国本质上就是个腐化堕落的国家。正因为他们有资源、有钱，所以美国公民没有什么值得牺牲生命去战斗的东西，这是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和社会利益之上的民主国家的固有缺陷。在“珍珠港事件”时还是少佐的千早正隆后来写道，我们觉得可以很容易就能解决掉美国人，一个沉浸于物质享受，专注于追求快乐的民族在灵魂上是堕落的。作战课课长中泽佑少将的观点也类似，认为美国是一个移民民族组成的复合型国家，缺乏团结，无法承受逆境和贫困，视战争如儿戏，所以一旦在开战之初就加以重创，他们就会失去斗志。

东条英机的大弟子佐藤贤了曾经在美国待过3年，自认为对美国了解颇多。他以专家的身份告诉大家：那些美国大兵根本没什么爱国心，他们最擅长嘴里嚼着口香糖去跳舞泡妞。看那些美国兵的训练，一个个懒懒散散，连个正步都走不齐，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举国去打赢一场战争的。

连对美国和日本同样了解的格鲁大使也说：“他们把我们看作一个被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主宰了政府决策的颓废的国家。”

这就是狂妄自大的日本人，他们对于敌人的意志和能力总是低估。当年侵略中国时就低估了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才会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现在对于美国的估计还是犯了之前的老毛病。他们不了解美国，也不了解美国人，尤其不了解美国人在技术创新、生产效率、组织能力等方面的特殊优点。一个国家能够在短短百余年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只有资源，没有一点精神，可能也是难以办到的吧。

8月27日和28日，大本营再次召开了陆海军部局长会议，对草案进行讨论。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少将依然对开战顾虑重重，表示即使在外交谈判破裂的情况下也要考虑欧洲的形势才能决定是否开战。大家开始一起对冈少将进行谆谆教导，最后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8月30日下午，陆海军第三次部局长会议终于就军部下一步要采取的举动形成了结论，那就是《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这一文件将提交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研究审议。

9月1日，大本营海军部颁布命令，帝国海军全面实行战时编制。

9月3日，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如期召开。会议从上午11时开到了下午18时，对大本营提交的议案进行了研究。大约17时，联络会议顺利通过了《帝国国策施行要领》。

以往开个一般会议扯皮三四天都很正常，而这个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国策却只用了不到7个小时就大体按原提案顺利通过，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近卫首相和丰田外相并没有深入考虑这一国策可能带来的现实危机，而是完全把希望寄托在通过外交谈判打开局面之上，简直是可笑之极。

《帝国国策施行要领》主要内容有三条：一、帝国为确保自存自卫，在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为期完成战争准备；二、帝国在进行前项准备的同时，对美应尽一切外交手段力求贯彻帝国的要求；三、如果10月中旬外交谈判达不成最后的一致，则下定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在这天的会议上，永野总长再次重申了他的立场：“当外交没有希望，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必须果断决定开战”。之后他老调重弹地说，日本目前还有取胜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如果敌人选择速战速决，日本就可以进行一次决定性的舰队会战，但美国十有八九会把战争拖入持久战，日本获胜的唯一办法就是“迅速开战并抓住主动权”。

军令部作战部部长福留繁海军少将也列举了必须尽快开战的一系列理由：一是季风季节将从12月开始持续到次年3月，在此期间开战这势必会增加登陆作战的困难；二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菲律宾的空军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已经对日本构成了严重威胁，英国也在积极向新加坡增派兵力；三是美国加大了舰船和其他武器的建造速度，目前日本海军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的70％，这一比例之后将逐渐降低，一年之后就会猛降到50％以下；四是目前日本的石油库存仅仅只够一年半使用，十万火急。时不我待，此时不战，更待何时！

本次会议还就日美会谈起草了新的建议。日本同意以下各点：不从法属印度支那派遣军队去进攻任何邻近地区，也不无故向日本以南的任何地区进军；对于《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将自己做出解释；经过谈判努力与中国达成协议并恢复正常关系，随后尽快撤出军队；日本不限制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只要这些活动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日本遵循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门户开放”原则，并帮助美国在这个地区获得主要的原材料。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向美国要求：美国不得采取不利于解决“中国事变”的各种措施，停止在远东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措施，在达成协议之后应“解冻”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和恢复石油供应。这一建议作为《帝国国策施行要领》第二条外交谈判的附加条件。

这是日本首次在“原则上”同意撤军，上述内容立即电告野村并以此为基础会见赫尔，力促首脑会谈。

9月5日下午，近卫首相入宫向天皇上奏联络会议通过的草案。进宫前他首先在木户内大臣办公室稍事停留。木户看到近卫手中的草案，惊呼道：“你怎么能突然把这个提案呈给天皇！这是彻头彻尾的战争准备。天皇陛下甚至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把截止日期定在10月中旬，这太铤而走险了。”近卫支支吾吾地说：“这是联络会议上已经决定了的，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裕仁认真看了首相提交的草案，之后以一种颇难理解、略带不安的神情问近卫：“计划事项的顺序有点奇怪，为什么把战争准备放在首位，而把外交谈判放在第二位？”近卫不自然地解释说：“这一草案，在顺序上同把外交谈判放在首位一样，已把外交谈判的重要性也写了进去。”

由于天皇表示出对作战问题的质疑，18时，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立即进宫觐见天皇，当时近卫首相也陪同在座。天皇问南面的战争能否按计划取胜，两位总长立即滔滔不绝地启奏了对马来亚和菲律宾的作战计划，虽然很详尽，但仍不能使天皇释忧。

天皇问永野：“你认为我们能轻而易举地登陆吗？”

永野：“臣倒不认为能轻而易举，不过海军和陆军一直在不断地进行训练，臣对能成功登陆充满信心。”

天皇又转向杉山：“在九州举行的登陆演习中，不少舰只被‘击沉’了。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你打算怎么办？”

杉山有点仓皇失措：“那次是因为未把敌机击落前就出动护航舰只，臣相信将来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

天皇略带不满地继续问杉山：“陆军在多长时间确有把握解决南方问题？”

杉山鲁莽地回答说：“仅就南洋方面而言，打算3个月解决问题。”

听罢杉山的回答，天皇突然以一种极不愉快的语气质问道：“‘日华事变’时你是陆军大臣，我记得当时你曾对朕说，事变大约3个月时间就可以解决。可是现在已经4年多了，事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

杉山大吃一惊，吃力地申辩说：“那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我们无法按预定计划进行作战。”

天皇忽然间提高了声调——恐怕这是40岁的裕仁从未用过的严厉语调——斥责杉山：“如果说中国幅员辽阔，那么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你怎么就能确信3个月解决问题呢？”

杉山低头，无言对答，豆大的汗珠冒上了额头。

尽管陆海军总是在互相竞争，但永野、杉山两位总长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永野一看苗头不对，急忙从旁边帮伙计解释：“统帅部是从总的形势上来讲的。今天如果把日美关系比喻为一个病人，那么已经到了动手术还是不动手术的关键时刻。要是不动手术任其发展，恐怕就会逐渐衰弱下去。要是动手术，虽有很大危险，但绝不是没有希望解救。可以设想，此刻已处于要不要下决心动手术的阶段。作为统帅部来说，始终希望外交谈判能取得成功，但也认识到倘若谈判不成功，那就必须果断地动手术。从这个意义上说，统帅部是赞成这个草案的。”然后他又匆匆地补上一句，“当然外交是首要的”。

“啊，原来如此！朕明白了。”天皇很不自然地高声喊道。

杉山看出天皇仍在担心，再次解释道：“不打更好，我们认为应该尽力设法谈判，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才打。”

“那是不是说，最高统帅部同意把外交放在优先地位？”

两位大将一起忙不迭地点头，异口同声地回答：“正是！”

回答了天皇的质问后，两位总长战战兢兢地退回到休息室。里边的衣服全湿透了。

1941年9月6日上午10时，战前日本4次御前会议的第二次会议，在皇宫千种厅召开。这里曾经见证了日本的兴衰，决定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国家命运的重要御前会议几乎都是在这间大厅内举行的，本次会议是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里程碑。

这天的御前会议，一开始就气氛紧张。参会者个个正襟危坐，大气都不敢出。未来前途未卜，是战是和没人知道。但所有人都清楚，大日本帝国正处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代表天皇宣布会议开始。近卫首相首先致开场白：“请允许我主持会议。”接着他回顾了紧张的国际局势。之后军令部总长永野率先发言，提出“应竭力进行谈判”，不过，“如果日本最低限度的要求仍不能得到满足的话，只能通过积极的军事行动加以解决，尽管美国处于难以击败的地位，有着强大的工业实力和丰富的资源”。

杉山参谋总长对永野的意见表示赞同，也希望谈判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军事准备一刻也不能放松。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谈了国内资源令人担忧的情况，他表明即使实行严格的战时统制，液体燃料的储备也无法支撑长久的战争之需。

同天皇一样忧心忡忡的枢密院原议长做了提问，他的发言是天皇通过木户内大臣在会前特别授意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托”，这里应该叫“会托”。原议长强调必须全力以赴通过外交手段打开局面，他措辞尖锐地追问道：“我总览了一下草案，看上去似乎仍然是以战争为主，外交为辅。对草案的真意可否如此理解：始终以外交手段打开局面，倘若仍然无效，那就诉诸战争。”

正当杉山准备站起来进行答复时，已经知道杉山昨天受到天皇严厉训斥的及川海相危难之时显身手，站起来回答说：“起草时的意图和原议长的意见相同。不过，第一项战争准备和第二项外交谈判并没有轻重之分。”

这时，一贯以神一样的姿态出席御前会议的裕仁天皇，忽然以平常谁也未曾听到过的高亢声音说：“我认为原议长的质问是对的，事情极为重大，统帅部为什么不做回答？令人颇感遗憾！”

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发言向无先例，难道泥菩萨显灵啦？会议瞬间为之肃然，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一般，所有人都有一种无法呼吸的窒息感。死一般的沉寂中，大家都等待两位总长中的某一位能站起来讲话。可能是昨天被天皇训傻了，杉山和永野始终一言未发，像雕塑一样待在位子上，一动不动。

“非常遗憾，对此最高统帅部竟然无话可说。”裕仁缓缓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高声吟诵道：“四海之内皆同胞，奈何风雨乱人间。”

这是一首和平主义的挽歌，仅有31个日语音节，由明治天皇创作于日俄战争伊始。裕仁通过大声朗诵这首诗来表达对新计划的不安。他用颤抖的声音补充说：“我经常拜读明治大帝的这首亲笔诗，努力继承先帝渴望四海和平的精神。然而当此决定是战是和的关键时刻，肩负重任的军部竟然无法决策。在此非常时刻，军部到底在想什么？”

闻听此言，众人都如受到电击一般，呆若木鸡。过了许久，永野站起来解释道：“陛下所言甚是，统帅部为此而诚惶诚恐。”他的话有点结结巴巴，“及川海相刚才所言就是大家的意见，所以我们才保持沉默。军部的宗旨就是绝不放弃外交谈判，但同时为对美战争认真做好准备。”

“参谋总长意见如何？”

被点名的杉山立即站起来：“臣与军令部总长意见完全一致。”

在这个过程中，本应该说话的近卫首相目光呆滞，始终一言不发。正午时分，他在“空前紧张”的气氛中宣布散会。

尽管天皇做了破例的发言，但统帅部和政府却对此佯作不知，蒙混过关，最后还是顺利通过了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留给近卫、丰田进行外交谈判的时间，只剩下短短的六周了。

回到陆军省的东条，在向下属描述天皇朗诵诗歌的情形时痛哭失声。他认为，天皇此举不是在反对战争，而是对军人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鼓励和期望。

御前会议将近卫文麿彻底逼上了绝路。为了能在规定的时间里与美国达成谅解，他必须尽快实现与罗斯福的首脑会晤，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目前对于近卫而言，除了军部和罗斯福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更可怕的敌人，那就是时间。9月6日的御前会议刚刚结束几小时，近卫就匆忙在美容院里找到了他的情人，通知她马上整装去参加一个重要聚会，很快就会有车来接她。旋即，一辆车就将她接到了伊藤文吉家里。伊藤文吉是明治名臣伊藤博文的大公子。因为伊藤家没有用人，近卫只好让自己的情人冒充“房东的女儿”为会议服务。能冒充“女儿”，估计近卫的情人应该是比较年轻的。看来近卫也真急了，连情人都拉出来应场，可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舍不得情人抓不住流氓”。

驻日美国使馆一辆摘掉了车牌的小车也很快赶到，从车里钻出来的是格鲁大使和杜曼参赞。按照一般惯例，除了正式国务活动，首相是很少与外交使团进行这种私下接触的，可见局势已经到了万分紧急的地步。

近卫向格鲁提出，为了解决两国之间的根本分歧举行首脑会晤是十分必要的。他说东条和及川两位将军都迫切渴望和平，如果会晤能够举行，他们都将派出军方的大人物一起前往。“我敢保证，如果能见到罗斯福总统，我们肯定能取得某些协议”，近卫承诺原则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请求格鲁为两国首脑会晤做出积极努力，时间越快越好。近卫的话甚至有些悲壮，他说如果和平能够实现的话，即使他本人遭到暗杀也在所不惜，“对个人之生死我是不大在乎的”。深受感动的格鲁当即表示尽全力斡旋。

9月8日和9日，杉山参谋总长再次来到皇宫，向裕仁介绍陆军的战术细节。天皇提出，和西方开战之后，万一再与苏联在“满洲国”交界发生冲突，怎么办？杉山向天皇解释说，冬天气候寒冷，北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就算真发生了冲突，陆军总是可以将在中国的军队派向北方，在此期间，在中国关内将保持相对的平静。事实上，杉山是在忽悠裕仁，就在他不负责任的话说完不到10天，日本就在中国的两湖腹地发起了第二次长沙战役。

尽管对首脑会晤勉强表示了赞同，但东条陆相仍在叫嚣开战的必要性。9月7日，无奈之下的近卫，只好请求东久迩宫亲王出面说服东条，因为自由派的东久迩宫是反对战争的。东条对于天皇以及皇族成员有着宗教般的虔诚，有时候近乎奴颜婢膝，由亲王出面游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亲王很严肃地告诉东条，既然天皇和首相都赞成与美国人达成协议，作为陆军大臣就应该去执行，而不应该大放厥词。东条尴尬地表示，因为就此问题没有向天皇做出充分的解释深表遗憾。既然圣意如此，他作为陆军大臣，一定力促首脑会谈尽快实现。但他个人认为成功的机会不超过30％，“尽管如此，只要还有最微小的成功希望，臣认为仍要进行谈判”。东条向亲王表示，“美国的目的就是让日本退出三国同盟而加入英美阵营。即使日本真的那样做，英美在打完德国之后一定会回过头来对付我们。”他认为东西方有色人种和白人之间的矛盾是永远无法调和的。

亲王表示，作为内阁的一员，理应执行政府的政策路线，如果无法执行，就应该辞职。东条当然清楚亲王是近卫的说客，他说“如果ABCD包围圈仍然存在，日本就注定要灭亡”，现在拼死一搏，还有一半的成功概率。与其等死，不如去争取那一半活下去的机会。最后他表示，陆军无意停止备战。

丰田外相也多次电令野村大使尽快落实首脑会晤。野村于9月6日向赫尔递交了9月3日联络会议提出的和谈条件。赫尔对此表示不满。他对日本提出自主解释《三国同盟条约》的措辞表示怀疑。赫尔特别反对日本在中国永久驻军。赫尔提出，日本必须同意在缔结和约两年之内，全部撤出在中国的军队，美国的态度逐渐变得越来越强硬。

这种态度的变化有多方面原因。首先，英、中、荷等国不断对美国施加压力，美国也有必要对盟国做出一些表示。其次，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盟国的变化，遭受了无数重拳打击的斯大林，没有像法国那样没出息地倒下，苏联坚持到冬天的可能性很大。一旦到了严寒季节，更适应在寒冷季节里作战的苏联人就会获得宝贵的喘息之机，这就大大减轻了美国在大西洋面临的沉重负担，美国已经没有必要在远东一味避战去迁就日本。最后，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民众的态度也逐渐转变，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的人不断增多。从盖洛普舆论研究所的调查情况来看，主张不惜对日作战以阻止日本扩张的人，在两个月前的7月还只有56％，现在就已经超过了70％。

9月14日，丰田外相再次召见了格鲁大使，提出首脑会晤如果能举行，日本将会做出更大让步，甚至除在某些地区需要保留部队以帮助中国人“进剿赤色分子”外，撤退全部日军。格鲁将此新建议急报赫尔。

格鲁还利用与总统的私人关系给罗斯福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信中说：“久未修书，打扰您了。面对国内极端主义者和亲轴心国分子的反对，近卫正在为改善日美关系勇敢地工作着，我相信他是认真的。与过去几年的情况相比，我相信本届政府有更大的可能去履行现在可以承担的任何义务，这是个难得的机会。除了近卫之外，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控制陆军中的极端主义分子。现在除了达成协议外，只有极大地增加战争的可能性。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将无疑取得最后胜利。不过，我怀疑把贫困的日本降至三等国的地位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本人最真诚地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格鲁的信同此前的建议一样，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效果。5个星期后，格鲁才得到不冷不热的回音，“首脑会晤无法进行”。

军部仍然在继续逼宫。在9月25日的联络会议上，杉山参谋总长和永野军令部总长向内阁政府提出一项《关于有关政治与战争之转机、对日美外交谈判成功与否之估计以及最后决定开战时间问题的建议》——念这题目，几乎能把人给憋死。题目很长，内容却很短：由于气候，战争至少必须于11月中旬以前开始。因此在10月15日之前必须对是战是和做出最后抉择。

近卫首相听到统帅部要求的最后时限后震动很大。会议结束后，他连军部安排的午餐都没吃，立即带着出席会议的内阁成员鱼贯而出回到首相官邸。近卫提出：“关于变政治为战争的时间问题，陆海军总长的建议果真是强烈的要求吗？”东条陆相立即回答：“当然是强烈的要求。其实与其说是要求，还不如说是重复御前会议所决定的10月上旬而已，这是不容改变的。”近卫露出十分为难的表情。

9月26日下午，近卫在晋谒天皇后，同内大臣木户幸一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畅谈。身高只有一米五二的木户，与身高超过一米八的近卫，幼年时代就是同学和好友，一生都关系亲密。近卫向木户表示：“如果军部一定要在10月15日前决定作战的话，我对此毫无信心，唯一的选择只有辞职。”

木户却不同意近卫那么做。由于是多年的好友，木户与近卫彼此间毫无拘束，在木户面前，近卫常抛弃一切掩饰，表露出真实的一面。木户告诫近卫“不要像个小孩似的”，既然御前会议已经做出了决议，首相什么都不干就贸然辞职，留下一个烂摊子，是不恰当的，“如果就这样逃之夭夭，那是不负责任的”。他建议近卫再次做出积极努力，实在不行了，再辞职也不迟。回去的路上，近卫对随从说，“我真想从政界引退，到寺庙去当一个僧人”。

辞别木户之后，沮丧的近卫连荻洼庄私宅都没回，直接离开东京到附近镰仓海边的休养地去了。9月27日至10月1日，近卫一直以痔疮疼为由闭门不出。他现在只有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尚存一线希望的首脑会谈。9月27日，他叫丰田外相恳请格鲁大使催促美国就与罗斯福会谈一事早日做出答复，同时电告野村大使：“我方已做好随时出发之准备，现帝国政府期望美国政府对首脑会谈之日期问题尽快做出答复。具体时间我方认为以10月10日至15日为宜。”野村大使收到训令后，立即拜访了国务卿赫尔，催促从速举行首脑会谈。

9月29日，格鲁大使也给国内发回了报告。在报告中，他提出：“首脑会谈如不能实现，近卫内阁就将垮台，随之上台的将是一个军事独裁政府。”格鲁大使警告华盛顿，近卫内阁的倒台“可能导致无法约束的行动”。英国驻日大使克雷吉也致电本国政府说，如果美国政府仍然采取以往的态度谋求拖延时间，并要日本在预备性会谈上做出明确保证的话，近卫内阁就无法维持下去，从而可能失去“最好的机会”。其实这也正是罗斯福想要的结果，以主动的态度和被动的姿态达到参战之目的，既要参加战争，又要做出一副很委屈的正当防卫的样子。用一句中国的俗话讲，就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尽管如此不雅的语言用在我们的盟友身上似乎不太恰当。

10月2日上午，野村大使再次拜访了赫尔国务卿，催促美国对首脑会晤的答复。你现在着急啦？你急了，那我就更不急！此时的美国就像一个钓者，日本恰似那条咬钩的鱼，在水面上被拖来拖去，而这条贪心的鱼，死活都不肯松掉已经到嘴的鱼饵，那无疑就是中国。赫尔当然不会忘记，在中国遭到蹂躏和《三国同盟条约》缔结时，近卫都是首相，他对野村的答复是：“如果事先没有达成谅解协定就举行两国首脑会谈是危险的。为了维护太平洋的和平，美国希望有一个明确的协定，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暂时谅解。”赫尔强调，日本必须答应全部撤出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同时放弃《三国同盟条约》的实质性部分。野村的心几乎已经到了冰点，他知道赫尔的要求即使近卫能够接受，军部也一定不会答应的。这预示着近卫内阁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会垮台。战后，野村在他的回忆录《使美记》中愤慨地写道，“军人不受文人控制是日本的癌病”。

在10月4日的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上，参谋总长杉山元再次叫嚣，“我们再也浪费不起时间了，如果不下定决心而浪费更多时间的话，我们最终将完全没有能力发动战争。不论是向南还是向北，我们不需要在今天做出决定，但是我们必须尽快做出决定”。杉山话音刚落，永野总长就挺身而出，再次重申他的一贯主张：“现在已经不是争论不休的时候了，希望赶快采取行动，我们应该马上为战争制定时间表。”

这天的会议上，照例没有及川海相的发言记录。及川认为，近卫正试图把阻止战争的责任推给海军，这使他变得更加警惕，所以嘴也比平时更严。本来就没有多少见识的及川不愿为避免战争而出头，更不愿承认自己缺乏信心是胆怯的表现。在这个领导团队中，有这样想法的绝不只及川一个。除了几个上蹿下跳的强硬派，其余很多人都这样徒劳地相互推卸责任。海军次官泽本中将在战后的1946年说，在那个决定日本生死存亡的秋天，一个人很难开口说，“海军没有能力打败英美”。因为这不但会极大地打击海军官兵的士气，也会让海军在陆军面前更加抬不起头。泽本次官的话也不完全对，因为敢说这话的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现在都不在关键的决策岗位上。

井上成美就认为及川完全有能力阻止滑向战争的趋势。“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是把“双刃剑”，这时候就可以成为反战的有力工具。及川可以向内阁提出辞职，然后海军拒绝派出新的海军大臣，就可以拖延开战的最后期限。但及川和其他海军领导人都没有去利用这一策略。及川性格上的懦弱显而易见，他在一次海军内部的会议上曾经提出，“是否由我斗胆去和陆军争吵”，永野一句“这样做极不明智”，就让他再次闭上了好不容易才张开的嘴。

10月5日上午11时，大本营陆军部局长会议在东条陆相的官邸召开，在日本本土的陆军各师团长都列席了会议。会议在19时形成结论：“已经没有用外交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必须上奏天皇召开决定开战的御前会议。”

海军方面却仍在犹豫。大本营海军部做出的决定是：“在首相的坚强决心下，明天与陆军大臣进行畅谈。要是尚有谈判余地，就延迟决定开战的日期，并就放宽前次御前会议上所定下的那些条件进行磋商。”

10月6日下午，大本营召开陆海军部局长会议。陆军认为日美谈判已根本没有达成协议的任何可能，海军方面依然认为，只要陆军同意从中国撤军，谈判还有成功的可能。陆海军意见出现明显对立。

10月9日，早已赋闲在家的前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也不甘寂寞地出来呼吁开战。他对天皇说，“由于和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还是越早开战越好。请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伏见宫的说法让裕仁备感苦恼，他回答道：“此非开战之时，我们必须以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海军中犹豫不决的主要是一些高层。一大群主战的中下级官佐也开始给及川海相施加压力。10月10日深夜，石川信吾大佐和柴田胜男中佐带领一大群海军省和军令部的少壮派军官闯到了及川私宅，要求及川“必须负起海军大臣的责任”，对战与和迅速做出决定。及川的选择依然是“沉默是金”。

参谋总长杉山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两个主战派倒是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谈判而过于延迟日期只会贻误战机，对今后的作战造成困难，因此必须尽快决定开战时间。

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从中国撤军的核心问题上。近卫就此征求了陆相东条的意见：“能否以撤军为原则，而采取实质上的驻军呢？”这一观点就是先答应从中国撤军，然后以“防共”为名在中国的部分地区留驻一定兵力。

东条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近卫：“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如果从中国撤军，满洲立即就有危险，下一步甚至连朝鲜都保不住。现在要是对此还有疑问的话，那就违背了9月6日御前会议的精神。”

10月12日凌晨零时30分，及川海相家里忽然出现了两位不速之客，及川穿着睡裤接待了他们。这两个人，一位是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另一位是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富田带来了近卫首相的请求，让及川代表海军明确表态反对战争，这样首相才不至于难堪。

及川回避了富田的问题。他说战与不战是一个政治问题，做出决定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军人。如果政府决定开战的话，我们海军一定响应号召去奋勇战斗。要做出停止备战继续谈判决定的，只能是近卫首相自己。

及川一下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大日本帝国堂堂海军大臣的态度。

陆军在从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寸步不让，不同意撤军就无法进行首脑会谈，不谈就无法打开僵局，近卫首相就在这样的焦虑中迎来了自己的五十大寿。10月12日，他的生日这天，恰好是星期天，近卫将东条陆相、及川海相、丰田外相、铃木企划院总裁等人请到了荻洼庄私宅，就战与和的问题再次进行磋商，这就是战前著名的“荻洼庄五相会议”。

会议即将开始时，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塞给近卫一张由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少将刚刚送来的纸条。凌晨，他们两人去拜访过及川海相。纸条上写着：“海军内心不愿日美谈判中断，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但是我们没有可能在会上公开表达这个观点。”

会议从14时一直持续到18时，近卫要做最后的努力，他首先提出陆军应该在撤军问题上做出妥协。

东条毫不退让：“在日美谈判中其他问题都可以商量，唯独驻军问题绝对不能让步。你们把军队从中国撤出来看看，共产党的军队会在瞬间占领整个中国，这是关系到亚洲是否被赤化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认为撤军是耻辱的失败。”

尽管凌晨富田夜访海相没有任何结果，近卫还是把目光投向了及川：“海军的意见呢？”从冈敬纯少将的纸条上，近卫看到海军内部还有人反对与美国的战争，希望海军能够对他有所帮助。太平洋战争海军无疑是主角，他希望海军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用一句“无法战争”来阻止陆军。

及川心里非常明白，世界第三的日本海军肯定打不过排名前二的英美，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在远东不可能对日本有任何帮助。除了承认打不过会影响士气之外，及川更不想得罪主战的陆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直以来，日本海军都是以美国为假想敌占有比陆军更多的经费。平时钱都让你花了，这时候需要你危难之时显身手，你却说“对不起，我打不过人家”，那将是多么丢人的事情啊！海军马上就会成为陆军乃至全体国民的笑柄，海军经费也势必会被削减。

于是，海相及川说出了一段狗屁不如的话：“现在我们正处于决心开战还是继续谈判的紧要关头。如果走谈判这条路，那就应该停止战争准备，坚持走谈判这条道路。但是我是说在谈判有希望的情况下。谈了两三个月，中途发生变化可不好办。总而言之，海军一切听候首相的裁决。”

内心不赞成战争的及川不肯明确说出来，他选择了推卸责任，从而丧失了最后一次表明海军反对战争立场的机会。糊涂的及川认为战与和应该是由首相来决定的政治问题，他忘记了海军大臣的职责正是要从海军的角度去评价战争的结果和胜负。听了及川的话，近卫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后来有人给这位战前关键时期装疯卖傻的海军大臣辩护，说如果及川表态海军不能战斗的话，将导致陆海军的直接冲突，近卫内阁肯定倒台，国内局势就会出现动荡，迫使日本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下投入战争。但山本五十六反驳了这样的观点，因为“国内的变革不会导致国家的毁灭，而一场绝望的战争却会带来这样的结果”。事后天皇也对及川海相不能清楚地表明海军的立场感到非常痛心。

得不到海军支持的近卫只好说：“我的意见是继续谈判。”他又转身求助丰田贞次郎：“外相的估计呢？”

丰田：“陆军在中国驻军问题上如果一点也不退让的话，谈判就没有任何希望。”

东条、及川：“今天对于是战是和必须做出决定。”

近卫：“如果今天要做出决定的话，那我就选择继续谈判。”

“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东条刻薄地说，“你根本无法说服参谋本部。我要征求一下外相的意见，和谈真的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吗？”

丰田：“有没有希望的决定权在你们陆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陆军同意从中国撤军就大有希望，反之则没有任何希望。”

东条：“除了这个问题，其他都好商量。中国驻军问题是陆军的生命，绝对不能让步。我们有无数将士的热血洒在了那片土地上，撤军如何能对得起逝者的在天之灵？一旦我们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中国人就会对我们嗤之以鼻，让中国人瞧不起是最可怕的。全面撤军将会丢尽面子，还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兴起。这就好比是银行挤提存款，不仅华北，连满洲和朝鲜都可能丢掉。”东条特别强调，包括参谋本部以及驻外的派遣军都持这样的观点。

东条明显在说谎，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就不这样想。畑俊六认为中日战争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艰难地步，日本的战争资源日渐枯竭，目前应当接受美国的条件，永久性地解决中国问题。畑俊六为此还专程派人回国就他的观点进行说明。东条当然不会让畑大将的使者有露面说话的机会。

近卫：“此际我们可以舍名而取实。形式上依美国要求做出退军的姿态，实际上却同样得到驻军的结果，这岂非良策？战争能否打胜我没有把握，除了外交谈判，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至于战争，最好让一位有取胜把握的人去打。”然后他转向东条，“如果你坚持战争，我不能对此负责”。

东条：“9月6日的御前会议不是已经决定外交谈判如果没有希望就决心开战吗？首相也是出席了那次会议的，当时也表示了赞成。想不到在决定是战是和的今天，竟然还有人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实在令人费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在9月6日那天闭口不谈？撤军是一个事关陆军士气的问题，一步也不能退让。”

东条越说越气愤，他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如果不能按照御前会议的决定执行国策，内阁就应该引咎辞职。”

众皆默然，会议就在这样的尴尬中无果而终。

对及川海相的态度，近卫在会后气愤地说：“海军一句轻飘飘的交给首相定夺就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我本人并不知道海军有多少兵力，而这次战争是海军主导的战争，海军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是卑怯的。”

气愤的不仅仅是近卫，海军内部也议论纷纷。10月15日，米内光政对小林跻造海军大将说：“已向及川建议，必须表明海军不能与美军开战的想法。”山本五十六也曾遗憾他说：“如果我是海军负责人的话，我就会老老实实地说海军在对英美的战争中不可能取胜。”丰田副武也表示怀疑地说：“日美战争主要是一场海军的战争，对此我们的海军负责人怎么可以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呢？”

10月13日14时，近卫入宫觐见天皇，陈述了内阁面临的危机。天皇听后，面带愁容地说：“是不是再同陆军大臣商量商量？”裕仁的鼓励给了近卫信心和勇气，他决定再次做出最后的努力。在10月14日内阁会议召开之前，近卫单独约见了东条陆相，竭力劝他重新考虑从中国的撤军问题。

东条依然是毫不让步：“没有任何余地。”

近卫是一脸痛苦的表情，他开始慢慢地回忆历史：“当初我对‘中国事变’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一问题经过了4年多，还没有解决，我无法再开展另一场看不到结局的战争。我们有时候必须妥协，来保持和加强我们的国力。”

东条：“首相您太悲观了。这是因为您很清楚我们的弱点，您难道看不到美国也有很多弱点吗？”东条提出，哪怕只是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也需要进行一场战争，“只要战争一打响，枪声就会立即把国民团结起来”。东条曾经和松冈洋右一样非常敬重近卫，现在才知道近卫值得敬重的不过是他那显赫的出身而已。东条最看不惯的就是近卫的优柔寡断，这不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具备的素质，特别是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在他眼里，近卫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精神障碍症患者。

“那不过是一种看法。”近卫接着说，“1904年2月4日，明治天皇召见了伊藤博文，问他日本能否打败俄国。伊藤回答说，我们能够在朝鲜边境上抵挡俄军一年，同时请美国出来调停。明治天皇听后才觉宽心，于是便批准向俄国宣战。在目前情况下没有第三者出面调停，因此必须谨慎行事，特别是美国在物资方面有巨大优势时更应如此。”

最怕听到“谨慎”二字的东条已经气得毛发倒竖，当年和大清以及和俄国的战争大家都说打不赢，最后不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吗？于是他挺直了身子，对近卫说出了一句很著名的话：“人要有勇气去做点不寻常的事，就像从清水寺的舞台上跳下去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这句话成为东条英机催促开战的宣言，也是他战后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的主要证据之一。

清水寺是日本京都一座有名的寺院。其正殿前面是悬崖，建有楼间，称为“舞台”，供游客眺望。由于经常有人来这里投崖自杀，此处便成为日本的自杀“名地”。东条以此要求近卫要有决一死战的信心。

近卫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神色：“作为个人来说，这种场合一生中也许会遇到一两次，真那么做也未尝不可。但若考虑到两千六百年的国体和一亿国民的事业，作为一个身处领导地位的人，就不能干出这样的事。”

东条再次表示：“撤军绝不可能，至少在本届政府任内不可能。”

近卫回应道：“最终的实质是我们意见上的不同，我想请你再想一想。”

东条语重心长地说：“我倒认为这是我们性格上的不同。”

近卫劝告东条的努力再次宣告失败。

上午10时，内阁会议正式召开。东条再次在会议上大放厥词。“关于撤军，我半点让步也不会做！这样做会破坏军队的士气。”东条喊道，“这意味着美国把日本打败了——这会是日本帝国历史上的污点！外交的方法并不是老在让步，有时也需要紧逼。我们如果一味地让步，满洲和朝鲜就会丢失。”他把满肚子怒火都倾泻在海军特别是及川身上。在东条眼里，及川是个地地道道的懦夫，连坦率地表态能否打败美国都不敢。近卫和其他内阁大臣默默地坐着，被东条“炸弹般的发言”惊得目瞪口呆。

“陆军尊重9月6日御前会议所做的决定，我认为现在就应该中断与美国的一切交涉，向美国开战。”好不容易送走了喋喋不休的松冈，又来了个更加霸道的东条，会议基本变成了东条的独角戏。

东条和近卫已经彻底决裂，内阁意见分歧已成为公开的事实。会后，近卫喃喃地说：“我多想做个孩子……”他甚至通过沃尔什主教，最后向罗斯福发出进行会晤的绝望请求，遗憾的是还没等到回音就黯然下台了。

东条以做事果断著称。在白天内阁会议上投出了第一颗炸弹之后，当晚22时30分，东条就找到了他和近卫的共同好友——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他要求铃木去劝说近卫提出内阁总辞。在东条心中，天皇就像太阳一般无比神圣。既然御前会议做出的决定得不到执行，就必须有人对此承担责任，换句话说，就是参与做出决定的内阁必须引咎辞职，另由新内阁负责重新制定国策。

铃木询问东条由谁接任首相最合适，东条回答说，“我看除了东久迩宫亲王之外，没别的合适人选了。连近卫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请皇室成员出面了”。东条认为，如果决定对美妥协的话，那么皇室的东久迩宫稔彦王，正是既能实现和平，又不致在陆军中引起反叛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也只有带着军方背景的皇室成员，才能收回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在分手前，东条告诉铃木，他不好再跟近卫见面，要不然他可能还会发火。

铃木赶到荻洼庄，带来了东条的第二颗炸弹。铃木告诉近卫他是替东条来传话的，东条要求内阁进行总辞。“本来我不愿意来的”，铃木说，“因为这样做只会伤害我们之间的感情”。早有辞职之意的近卫面无表情地听完了铃木的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认为自己尽了全力，对于辞职可以坦然地接受。

近卫问铃木，东条有没有提出继任的首相人选，铃木说东条的意见是东久迩宫亲王。近卫对此表示赞同。他甚至表示，“东久迩宫亲王这人好极了，我很了解他，他是反战的。明天进宫见驾时，我会向陛下奏明此事”。

10月15日17时，近卫入宫向天皇递交了辞呈。打倒近卫内阁的是以东条为首的陆军，而倒阁的起因则是“中国撤军问题”，当年决定扩大侵华战争的恰恰也正是近卫内阁，这也许就叫作“圆满”。近卫在辞呈中写道：“此际政府与军部正协同一致，尽最大努力促使对美谈判取得成功，中国撤军问题成为最大的障碍。臣曾推心置腹，努力劝说东条陆军大臣，对此，陆军大臣虽十分谅解臣之苦衷，然出于维护军队士气，对撤军问题表示实难同意，并一再主张此际应不失时机地同意开战。臣虽与他畅谈四次，但终未取得他之同意。”

裕仁接受了近卫的辞呈。至此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近卫内阁黯然倒台。近卫显然是个失败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第一次内阁他发起了侵华战争，第二次内阁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第三次内阁又推进到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导致矛盾已经无法调节。他的贵族血统并没有成为他有效领导能力的保证。他做事往往前后不一，常常赞同他内心并不支持的提议。战后，近卫在自杀前曾自我评价道：“我是一个被命运摆布的不幸之人。战争前由于软弱遭军部欺负，战争中被别人斥为和平运动家，战争结束了我又成为罪犯。”

东条作为一个司炉工，不断挥臂往煤仓里加煤，导致火车越开越快，向着断崖飞奔而去。就在即将冲下去那一瞬间，司机近卫师傅成功跳车，司机变成了原来的司炉工东条。此时，东条就是想刹车，也已经无能为力，只好闭上眼朝着断崖冲了下去！

就在近卫入宫请辞的同一天，佐尔格的重要助手尾崎秀实被捕。没有人相信他会是苏联人的间谍。3天后，理查德·佐尔格在清晨6时的美梦中被叫醒，十几个警察给他戴上了手铐，他穿着睡衣和拖鞋被带到了警察局。此时的佐尔格正在做着永远离开日本的准备。

日美关系的不断恶化使佐尔格十分高兴，因为这至少确保了日本不会马上进攻苏联。几天前，10月4日，他刚刚庆祝了自己的46岁生日。就在同一天，他向莫斯科发出其一生中最后一封也是最重要的电报。这封电报是尾崎秀实在近卫首相的内阁会议中得到的绝密消息：“1941年9月15日以后，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最后的署名人是拉拇扎，拉拇扎就是佐尔格谍报小组的简称。之前，尾崎秀实已经在满洲发觉，关于关东军让3000名铁路工人协同攻击苏联的密令，已莫明其妙地取消了，这也成为佐尔格做出正确判断的主要依据。

对于日本南进还是北进的选择，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急切想知道。斯大林正是因这封电报确定了决心，在危急关头下令从远东抽调了11个师，超过25万人的部队，增援西线，成功将德军的攻势遏制在莫斯科城下。

发完那封重要的电报之后，佐尔格真的感到厌倦了。他认为自己在日本待了8年，已经够长了，于是询问莫斯科自己能否回到苏联或者被派往德国。现在看来，那些地方都不用去了，他要去的地方是东京著名的巢鸭监狱，战后日本的那些重要战犯都关押在这里。

虽然受尽了严刑拷打，佐尔格还是否认与苏联有任何关系。受此事影响，西园寺公望的孙子西园寺公一、原首相犬养毅的次子犬养健等人都被牵连，连近卫文麿也受到调查。民间甚至传说近卫的辞职正由于此。

没有人去关心这位曾经的大功臣。意外的是，德国驻日本的奥特大使向外务省提出了抗议并要求会见佐尔格。见面后，佐尔格显得有点尴尬，奥特问他是否还有什么心事。佐尔格犹豫了一会儿，说：“大使先生，我们要永别了，请代我向尊夫人及孩子们问好。”奥特最终醒悟到，他最信任的朋友背叛了他，两人相对无言，不知道有没有泪千行。佐尔格被带走后，奥特要求日本官员，“为了两国的利益要把这案子彻底查清，弄个水落石出”。不知道奥特是不是知道他的帽子早已是绿油油的了。

由于苏联政府和佐尔格本人都否认其苏联间谍的身份，佐尔格未能与日本战俘实现交换。1943年9月29日，佐尔格被日本法庭判处死刑。在知道获救无望后，佐尔格向日本当局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这一天对他执行死刑”，日本还真答应了他的要求。

1944年11月7日，佐尔格和尾琦秀实被秘密绞死。最初，佐尔格被埋葬在巢鸭监狱的无名墓地。战后，1949年，他的一个叫石井花子的情人将他的遗体迁葬于东京多磨陵园，和他的战友尾崎秀实葬在了一起。石井花子在去世前经常前去扫墓，她在2000年死后，也被送到这里与佐尔格合葬。

20年后，1964年，莫斯科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同年11月5日，佐尔格被追授为苏联英雄并授予金星勋章。苏联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苏联做出的巨大贡献。莫斯科的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他还发行了一枚面值4戈比的纪念邮票，其红色背景是佐尔格的肖像和一枚苏联英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