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在肇庆战役失利后，并没有气馁。他正确地总结了第一次入粤作战的经验教训，肯定东、西夹攻，恢复广东是南明中兴的最佳战略。上年的受挫关键在于郑成功迎战金砺部清军，无暇西顾。因此，他在酝酿再度发动广东战役之时，多次派使者前往厦门同郑成功联络，详尽商讨了战役部署和出兵时间。

就当时形势而言，李定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首先，夺取广东将大大改变南明的地位，孙可望、李定国控制的云、贵、广西，以原大顺军刘体纯、李来亨等为主的夔东十三家控制的川鄂交界地区，郑成功、张煌言控制的闽、浙沿海岛屿，都是生产比较落后，财赋收入不多、人才较为缺乏的地方，在明朝末年广东一省的财赋大约相当于广西的十倍，文化发展水准也是云、贵、桂三省所不能比拟的，换句话说，收复广东对改善南明的物资、人才的匮乏状态将起重要作用。李、郑会师若能实现，西南和东南就将联成一片，不仅将改变呼应不灵、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而且将为第二步收复福建、江西、湖南奠定基础。其次，李定国的联合郑成功恢复广东就可能性而言几乎是稳操胜券的。1653年尚可喜、耿继茂等击败李定国、郝尚久后，靖南将军哈哈木所统满洲援军于十月十五日班师回京，广东驻防清军相当单薄。尚、耿耽惊受怕，联名向清廷诉苦，说可喜部下兵卒仅二千五百名，继茂部下仅二千三百名，加上绿营兵也不过二万之众，“各处征战不无损伤，难以招募，顶补率皆南人，皆游荡之辈，俱非经战之辈。连年西贼（指李定国军）鸱张，兼土寇四处窃发，兵力多不可恃”。他们请求清廷抽调蒙古兵员三千发来广东助战。清帝交议政王、内大臣会议，答复是“边外投顺蒙古各有部长，不便调发，应请敕兵部自今以后凡外省解到蒙古，不得仍送理藩院，但查照送到数目，平分咨送两王入伍效用”。这无异是一纸空文，经顺治帝核准后下达。这一文献证明清朝两广总兵力（连同广西原孔有德藩下兵将）不超过三万人，何况“经战之辈”不多，心怀观望者不少。南明可以投入广东的军事力量要强大得多，李定国部约为四五万人，其中许多将士参加过桂林、衡州战役，既富作战经验，也无畏清若虎的心理压力，足以为入广作战的主力。郑成功自称兵员数十万，可能有所夸张，但在十万以上殆无可疑，拥有大小战舰船只上千艘，机动性很强，如果他肯派主力西征，李、郑联军对广东清军无论在兵员数量上，还是在军士素质、器械装备上都占压倒优势。此外，清政府在广东的统治并不稳固，尚可喜、耿继茂吸取了孔有德分兵镇守导致覆亡的教训，两藩兵力全部集中于广州，其他各府、州则由绿营兵驻守。因此，广东许多地方的拥明义师还相当活跃，他们凭借海岛、港湾、山区等有利地势坚持抗清。例如，在钦州、廉州（今属广西）有邓耀、朱统、周腾凤、张孝起等部，邓耀自顺治七年正月起驻兵钦州的龙门岛（今广西龙门县），这里“东界合浦，西界交阯，为钦、廉门户，群山错落七十有二，钦江诸水随山而转，彼此相通，亦七十二径而注于海”，形势异常险要。明宁藩镇国将军朱统、海北道周腾凤和高、雷、廉、琼四府巡抚张孝起也来到廉州地区同邓耀相呼应，永历帝因此授予邓耀靖氛将军封号。在广东高州府石城县（今广东廉江县）有永历朝廷所封漳平伯周金汤部驻守。在广东肇庆府阳江县南面海陵岛有李常荣部；恩平县一带有虎贲将军王兴部。在广州府台山县南海中的上川山、下川山两岛中有凌海将军陈奇策部。这些抗清武装实力虽不雄厚，地域比较分散，但一般都接受永历朝廷大学士郭之奇和两广总督连城璧的节制，他们熟悉当地情况，有的还拥有舟师，对于配合大军作战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由于他们兵力较弱，在强敌之下竭蹶图存，迫切希望南明大军入广，借以摆脱困境。第三，还必须注意到明、清双方争夺广东在后援兵力上的差异。明方除原在广东的义师不必说，定国和成功的大军都与广东接境，主力可以在短期内集结，后方支援也比较容易；清方正好相反，清兵赴援往返动辄数月，像1653年肇庆之役，尚、耿紧急呼救，三月明军已败，五月清廷才令江宁驻防满军赴援，抵粤时只赶上收拾残局。李定国致郑成功的信中谆谆劝告万勿“愆期”，原因正在于利用清方增援困难，以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一举拿下广东全省。

以上说明了李定国用兵广东的正确。南明复兴的希望在1652年（顺治九年，永历六年）取决于孙、李合作全歼湖南屯齐所统清军，由于可望妒贤忌能坐失良机；这以后的可能性就是李、郑会师收复广东和东西会师长江收取江南（见下述）。此机一失，南明再无复兴之望。用兵如弈棋，关键一着失误，全盘皆输。李定国不愧是明清之际最杰出的军事家，他的高瞻远瞩，实在是同时诸雄根本无法比拟的。李定国为实现这一重大战略方针呕心沥血，作了极其周密的部署。早在1653年（顺治十年）九月，即李定国在广东肇庆受挫回师广西五个月之后，永历朝廷就派兵部职方司员外郎程邦俊携带诏敕前往广东，向两广总督连城璧宣谕“藩臣定国，戮力效忠，誓复旧疆”，即将进军广东，命连城璧联络广东义师准备接应。1654年正月连城璧回奏他接到敕书后“亲诣镇臣王兴营，与之点算军实，收合勇壮；知会镇臣陈奇策，罗全斌等及各股官、义头目，面定要约，以三月初二水陆毕会，以待王师。众皆踊跃，又是一番朝气矣”。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连城璧疏中提到的三月初二会师日期，后来定国大军入粤正是在三月初二日占领高州，证明至少在半年以前李定国就已经作出了第二次进军广东的具体计划。定国进兵广东主要寄希望于郑成功率领主力来会，以收东西夹击之效。既然把会师日期早在半年以前就通知了连城璧预作准备，绝不可能不通知郑成功。由于南明文书大量被销毁和杨英等郑系官员记载“藩主”事迹多有讳忌，导致李、郑信使往来的准确情况难以弄清。但是不应忘记广东义师多在海滨、岛屿，同郑成功一样拥有舟师，海上联络并不困难。定国在1654年致成功的一件书信中说“遣使帆海，……拟阅月可得旋”，前此已多次通使，说明一个月左右使者即可往返，若仅以朝命调兵，仅需半月。定国信内摘引成功来书中语常不见《先王实录》等书，足知杨英等有难言之隐。总之，李定国广东战役方案可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郑成功的主力，来与不来，大致决定广东战役的成败，更与南明能否复兴直接相关。

1654年（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二月，李定国从广西柳州领兵数万（其中有兵数千），配备了大象和铳炮，南下横州（今广西横县），经广东灵山（今属广西）攻廉州府（今广西合浦），清总兵郭虎逃走。定国军至高州（今广东茂名市），清高州守将张月和平南王藩下副将陈武、李之珍督兵至石城青头营扼守，被明军击败，李之珍逃往电白县，张月遣使者迎降，陈武被砍死，高州遂为明军占领。接着，清雷州总兵先启玉也以城归降。高、雷既定，李定国在三月初三日亲至高州，广东各处义师群起响应；清平、靖二藩和督抚标兵不敢迎战，集中兵力防守广州地区，向清廷紧急呼救。李定国一面派使者前往厦门再次督促郑成功率主力来粤，他考虑到郑军在水上的优势，从海道来助可以不受潮州、惠州清军的阻击，因此确定两军会师地点为广州南面的新会。同时他派自己的军队会合广东义师王兴等部向新会进发。定国未能亲统大军东征，是因为他在四月间患病，直到八月间才治愈。主帅没有亲临前线，缺乏坚强的指挥核心；郑成功又未能按期出兵，新会战役的前一阶段自然难以奏捷。据清方报告，定国部署的新会战役从六月二十九日开始，“老本贼（即定国所遣本部兵马）约有一千余，皆有盔甲，马约二百余匹，象二只。余贼皆系绣花针（王兴绰号）及各处土寇”。定国在养病期间仍积极作大战准备，一方面在高州地区筹集粮饷和作战物资，《高州府志》云：“定国入高州，改旧府署僭营王殿，重征叠派，每米一石纳扉、履及铅、铁等物，民甚苦之”。定国以高州府署为住所当系事实，但说他“营”建王殿，似乎在大兴土木，则显为诬蔑之词，因为定国志在复广再图进取，不可能有久居高州之意。从征派的物资看，门扇为盾牌之用、鞋为军士所需，铅、铁乃制造兵器必备之物。另一方面，定国在四月间和大约八月间一再派使者赴厦门催促郑成功出兵，要求成功告知准确师期，以便发起决战。杨英书中收录的定国致成功信是一分极其重要的文件，书曰：

孟夏（四月）遣使帆海，诣钤阁，悉机务，并候兴居，拟阅月可得旋。不图至今尚栖迟贵壁。今差员李景至，始知前此籧使林祚者，固不知所下落也。不谷驻师高、凉，秣励养锐，惟候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盖不欲俾虏有只蹄□遁耳。乃七月中旬又接皇上敕书，切切以恢东为计。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爰遣水陆二师，齐发新（兴）、肇（庆），托祉有初，两见成绩。盖殄虏于长洋，败李酋（指清两广总督李率泰）于端水（即肇庆）。而会城两虏（指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指广东新兴县），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糗攸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于斯。在彼望风屏息，遵陆知难，遂恃长舸舰，堵我舟师。非藉贵爵星言发夕，其谁收此一捷也。企慕甚殷，宜有关切。至于粤东水师官兵抗虏、降虏者，莫不密遣告劳。然详所举止，多伦观望。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惟贵爵为宣此意，以怂恿各部，则五等上下，庶知国恩祗报在兹，而不谓不谷之功罪可混也。至援虏之来，向亦各闻其概，然通盘策虏，再无敬谨（指被李军击毙的清敬谨亲王尼堪）之强且精者，今安在哉！诚来，当尽缚以报知己。其楚、豫之间，侦使频繁，大略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所谓张侯爵（指明定西侯张名振）鼓楫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发粤之举。时乘其所急，名高于易收，执事宁忍置之？差员称：贵爵从潮、惠脂车，则当以初冬为的，其水部必以速临新邑（指新会）为限。均希相要旦旦，足仞至诚，云台虚左，不谷实厚冀于公也。暂复，不备。

这封信说明，李定国三月间挥师入粤，占领高州府属之后，没有得到郑成功出兵夹攻的消息，故在四月再派使者致书成功，商谈会兵“机务”，由于军事紧急，李定国原定一月之内回报。使者到达厦门时，由于郑成功正同清方“和议”，惟恐定国使者返回后洩漏消息，将来使稽留于厦门，拖了一段时间才派李景携来书信复命。郑成功的回信未见，但从定国的信中可以推知其主要内容：一为声称已派部将随张名振北上江、浙；二是应允遣水、陆师入广攻潮、惠，似乎连出师日期也未坦诚相告。郑成功的态度模棱，说明他无意于同定国会师。李定国对此深表不满，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惟侯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不啻望眼欲穿。从四月等到八月，郑成功的使者才姗姗迟来，带来的意见又含糊其辞。所以，定国在信中透彻地分析了战局态势，指出攻克广东全局皆活，福建、浙江、南直隶（指江苏、安徽）可势如破竹，从此中兴有望，这是就战略而言。从战役而言，恢复广东关键在于攻克新会，即所说“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故亦合力于斯”。但新会地区水道纵横，是广州南面重镇，定国虽有广东义师水军接应，却没有把握在该地击溃广东清军，乘势攻克广州，只要成功率主力相助，即可大功告成。定国信中有时婉转、有时直接地批评了郑成功，如说自己接永历帝敕书后，“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暗示成功不应虚戴永历名号，不以君命为意；说粤东义军水师“多伦观望”，并不是事实，而是隐喻成功。至于“所谓张侯爵鼓楫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发粤之举”；“不思羊城底定后，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直截了当地指责郑成功自诩之功绩对复明大业无足轻重。以当时二人的关系和习惯用语而言，定国的急于会师，解除成功的犹豫和借口，可说是情见于词了。在这封信发出后，定国仍不放心，又以极其恳切的言语写了一篇短笺：“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倘确不能来，即示以的。不谷便另议舟师，以图进取。甚（慎）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应该承认，李定国在信中把会师的战略意义、会师地点和日期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同时也可看出他对郑成功虽寄于厚望，但已经估计到对方缺乏诚意，准备孤注一掷了。

新会战役从六月开始一直打到十二月中旬，长达半年之久。清平南王尚可喜也看出新会的得失直接关系着省会广州的安全，在五月间先后派参将由云龙、右翼总兵吴进忠率部入城协助防守。六月至九月的攻城，是李定国派部将吴子圣等会合广东义师进行的。八月间，陈奇策带领所部水师入西江，攻占江门（今江门市），击毙清广东水师总兵盖一鹏，不仅控制了广州地区的出海口，也切断了广州同新会之间的通道。尚可喜、耿继茂见形势危急，亲自带领官兵于九月十二日前往江门，加强广州南面和西面的防务，但仍不敢同李定国主力决战。十月初三日起，李定国亲统大军号称二十万猛攻新会。明军先后采取挖掘地道、大炮轰城、伐木填濠等战术进行强攻，都因守城清军负隅顽抗，未能得手。十一月初十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再次统兵从广州来援，却顿兵于三水，等待清廷所遣满洲军队。

新会被围困日久，粮食告罄，城中清军竟然屠杀居民为食。《新会县志》记载：“而围城之内，自五月防兵一至，悉处民舍，官给月粮，为其私有；日用供需，责之居停。贫民日设酒馔饷兵，办刍豆饷马，少不丰赡，鞭挞随之，仍以糗粮不给为辞，搜粟民家，子女玉帛，恣其卷掠。自是民皆绝食，掘鼠罗雀，食及浮萍草履。至腊月初，兵又略人为腊，残骼委地，不啻万余。举人莫芝莲、贡生李龄昌、生员余浩、鲁鳌、李炅登等皆为砧上肉。知县黄之正莫敢谁何，抚膺大恸而已。十有四日，援兵解围，城中马有余粟，兵有遗粮，所遗民鸡骨不支。督院李率泰慰将士，存恤百姓，为之流涕曰：‘诸将虽有全城之功，亦有肝人之罪。此诸将所以自损其功也。’而悍卒不顾，犹勒城中子女质取金帛；不能办者尽俘以去。李督院数为力言，始覈一二还民；至于靖藩所掠，概留不遣。盖自被围半载，饥死者半，杀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天降丧乱，未有如是之惨者也。”

十二月初十日，清廷委派的靖南将军朱马喇等率满、汉兵长途跋涉到达三洲时，新会已危在旦夕。朱马喇部休整三天后，即在十四日会同平、靖二藩军队在新会城外向明军发起总攻，经过四天激烈战斗，到十八日定国的军队抵敌不住，全线溃败。清军趁胜追击，李定国所统明军主力在二十四日退到高州，二十六日晨撤回广西；留部将靳统武领兵数千镇守罗定州（今广东省罗定县），阻滞清军，到次年正月也被迫撤回广西。明军收复的广东州县和部分广西地方重新沦入清方之手。李定国精心筹画的恢复广东、进取江南战略完全失败，这以后他再也没有力量和机会进入广东了，南明复兴的希望从此化作泡影。

总结李定国两次入粤之战，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广东清军主力当时全部集中在广州，定国的用兵不是直攻该城，而是把广州南面近海的新会选择为主攻方向，证明他始终盼望郑成功海上之师能够在决战之前到达，东西会合，兵力和士气倍增，广东的局势必将大为改观，可以稳操胜券。无奈郑成功私心自用，一味拖延，空言应付，致使定国所云“许大机宜”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