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陕西绥德人，生年不详，崇祯年间投身农民起义，被张献忠收为养子，是大西军主要将领之一。大西军联明抗清后，李定国对复明事业忠贞不二，战功卓越。1653—1654年他两次进攻广东的时候，永历帝在孙可望的逼胁下，处境非常困难，一再派使者携带密诏让李定国领兵迎驾。李定国深知永历朝廷的存亡直接关系到抗清事业的成败，他的意图是同郑成功会师收复广东，这样既可以扩大南明控制区，又可以借助郑成功、张名振等闽、浙沿海拥明实力派扼制孙可望。李定国给郑成功的信中说到：“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永历朝廷当时僻处安龙，所谓“艰危”显然不是来自清方，定国信中作如是语，正是指望联合郑成功等共扶永历。1654年冬，新会之战定国大败，撤至广西南宁休整士马。联合“东勋”共扶明室的希望落空了，他只有凭借本部兵力亲赴安龙从孙可望的控制下救出永历帝朱由榔。

孙可望得到情报，派部将刘镇国、关有才领兵驻扎于田州（今广西田阳）阻截李定国军北上，甚至下令“凡定国必过之地尽焚刍粮，以绝其归路”。李定国为了突破可望的拦击，抽调精锐，“军中尽易皂旗”，昼夜兼程，三天就进至田州。刘镇国、关有才摸不清来军的底细，猝不及防，“乘空马驰去”。定国以大局为重，下令不要追逐二将，只派前骑传呼：“西府驾来！”刘、关部下士卒都在道路两旁跪下迎接。定国传谕安抚道：“若等无恐，吾于秦王兄弟也，以细人之言相间，今已无他。若等归营，吾将劳汝。”“于是两兵相遇欢欣如父子兄弟。明日，定国发二万银犒之，且令休息。诸军皆呼千岁。”

孙可望得到李定国突破田州防线向安龙进发的消息，急忙派大将白文选于1655年（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十月前往安龙，负责把永历君臣搬入贵阳，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白文选虽然是孙可望的旧部，但他内心里却并不赞成孙可望对永历帝肆无忌惮的傲慢态度。因此，在后来永历帝每次有可能遭到孙可望的谋害时，他总是或明或暗地加以维护。某些史籍说，文选“及至安龙入谒，见其丰仪，股栗汗下，不敢逼行”。朱由榔长得相貌堂堂，见之许多史册，应属可信；但白文选不敢逼驾未必是因为永历帝一表人材，主要还是他心目中以永历朝廷为正统，不愿作孙可望犯上作乱的打手。十二月，孙可望见白文选还没有把永历君臣押来贵阳，又派亲信百户叶应祯去安龙催促。自从密敕事件发生后，孙可望锋芒毕露，这时一再派兵马来安龙督促他移住贵阳，朱由榔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宫中”大小哭泣不止；白文选即以安龙地方僻小，召募民伕不易为理由，拖延时日，等待李定国到来。

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国军距安龙已不远，先派传宣参将杨祥身藏密疏前往安龙，在离城五十里的板屯江（一作坂屯河）被刘镇国部兵擒获，解送到白文选处。文选询问其来意，回答道：“我传宣参将杨祥也。国主令我来督催道府州县预备粮草，以候国主之至耳。”当即从衣甲内取出龙牌一纸，“为仰安龙道府备糗粮之具。无他也。白文选明知杨祥不是“国主”孙可望的使者，假装糊涂，命以酒食款待后即任其自由行动。杨祥得以入城谒见永历帝，呈上衣甲后心所藏密疏，署云“藩臣李定国谨奏”：“臣今统兵迎扈，不日至行畿，先遣奏万安，勿轻听奸逆辄行移跸”，奏本上盖有永历密敕所赐“屏翰亲臣”印为信。永历帝知道定国大军即将到达，才比较放心。杨祥完成任务后改换衣装由山路回报定国。十六日，叶应祯听说李定国大军将至安龙，急忙带领士卒戎服贯甲入宫，逼迫永历帝、后立即骑马前赴贵阳。一时“宫中哭声彻内外”，白文选赶来，见叶应祯蛮横无状，把他叫过来说：“国主恐安西归清，所以迎驾者，恐陷不测也。事须缓宽，若迫促至此，朝廷玉叶金枝，不同尔我性命。万一变生意外，若能任其责乎？今我往探，若安西果通清兵前来，移跸未晚。倘止是安西还兵，彼乃一家人，我等何得过为逼迫，自取罪戾！”在白文选的干预下，叶应祯被迫退让。二十二日凌晨，大雾弥漫，忽然有几十名骑兵直抵城下，绕城喊道：“西府大兵至矣！”城中欢声雷动，叶应祯所领劫驾兵仓猝逃回贵阳。接着炮声由远及近，定国亲统大军到达安龙。入城朝见时，永历帝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李定国激动得泪流满面，说：“臣蒙陛下知遇之恩，欲取两粤以迎銮舆，乃不惟不副臣愿，且重贻陛下忧，至万死无能自赎。”

由于李定国在新会战役中损失兵员较多，贵州地区又是孙可望的势力范围，因此他在朝见回营后就同白文选商议移跸事宜，两人一致意见以迁往云南昆明为上策。定议后，李定国“自选帐下五百人卫宫眷先行”，二十六日，永历君臣离开安龙，向云南进发。二月十一日，到达云南曲靖。定国请永历帝暂时停留在这里，自己带领精兵前往昆明料理。当时，在昆明的大将有抚南王刘文秀、固原侯王尚礼，另有将军王自奇部骑兵驻于楚雄、贺九义部兵五千人扎于武定，总兵力约有二万。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义是听命于“国主”孙可望的；刘文秀和李定国一样拥护永历朝廷，同孙可望有矛盾，他地位虽高，兵权却不大。李定国保驾已至曲靖的消息传到昆明，刘文秀和王尚礼、沐天波等人会商应付办法，拿不定主意。因为若是开门迎接永历帝近于背叛“国主”，可是出兵相拒又显然不恰当。尽管永历帝在王尚礼等人心目中不过是个傀儡，但又不能不奉他的“正朔”，承认他的皇帝地位，何况护驾而来的李定国是原大西军四大台柱之一，其影响也不可忽视。正在左右为难之际，忽然得到报告李定国已亲统兵马来到昆明城外。王尚礼慌了手脚，在刘文秀的劝说下勉强随众出城迎接。定国同文秀定议迎接永历帝入昆明，王尚礼既不便违抗二王，又不清楚定国部实力，不敢轻举妄动。三月二十六日左右，永历帝在李定国的护卫靳统武、总兵张建带领的军队保护下进入昆明。有明一代，云南被视为偏远之地，真所谓天高皇帝远，这时“真龙天子”驾到，昆明百姓激动不已，“遮道相迎，至有望之泣下者”。朱由榔非常感动，让随从传旨：“朕到，勿分军民老幼，听其仰首观觇，巡视官兵不许乱打。”除了王尚礼等人心中忐忑不安以外，整个昆明城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里。定国和文秀决定暂时把云南贡院（大西军入滇后这里曾经是定北将军艾能奇的住所）作为永历帝的行宫，视朝听政。

李定国把永历帝从孙可望控制下的安龙迎接到云南昆明，从维护抗清事业的大旗而言，自然应当肯定。然而，不能不看到李定国的原意是会合郑成功收复广东全省后再考虑移跸事宜（永历朝廷建立于广东肇庆，长期驻于广西，定国的意图很可能是会合郑成功、张名振以至鲁监国连名表请奉迎永历帝还驻两广的适当地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孙可望比较难于阻挡，参见处理“十八先生案”时孙可望的奏疏）。定国兵败新会，原来的计划破灭，只有凭借本部兵力冒险突入安龙，把永历君臣护送入滇。这一重大措施虽侥幸成功，但是李定国部主力经贵州转入云南，他长期经营的广西必然落入清方之手。顺治十三年二月清两广总督李率泰奏报，清方利用定国主力转移，广西明军势单力薄的机会，由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统领广东兵马会合湖南（经略洪承畴部）、广西（原定藩线国安部）官兵迅速向广西推进。这年（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初二日抵平南县，守浔州府的明仁安将军李承爵、管领水师阳春伯李先芳自知兵力不敌，初七日主动撤退，初十日清军占领浔州府。十五日，广东清军进至贵县，与广西提督线国安、经略洪承畴下总兵南一魁、张国柱部会合继续西进，十八日抵横州，明将高文贵、李承爵、施尚义、李先芳不战而退。二月初四日，清军占领南宁府；初九日广西左翼总兵马雄部追至濑湍，明阳春伯李先芳被俘。广西大部分州县都被清军占领。后来，在平定了孙可望的叛变后，李定国虽曾命保康侯贺九义率军收复南宁，贺九义在1658年（顺治十五年）二月初七日派部将阎维龙、曹延生等一度东收横州，终因兵力不足，再度放弃该州。不久，因大局逆转，贺九义奉命领兵回滇，南明被迫放弃广西大部州县。因为孙可望有不臣之心，李定国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就后果而言，首先是永历朝廷同广东义师的联络被切断，闽浙沿海抗清武装经海路入粤的通道也极难利用，形成东西呼应不灵、各自为战的被动格局。其次，广西大部分州县的易手，为清方后来三路进攻贵州、云南制造了更有利的态势。由此可见，孙可望的专横跋扈，使南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四月，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原固原侯王尚礼加封保国公、将军王自奇为夔国公、贺九义为保康侯、秦王护卫张虎为淳化伯、水军都督李本高为崇信伯。黔国公沐天波是明初以来世袭镇守云南勋臣，自然得到永历帝的信任，除了遇有紧急事件可以随时入奏外，还让他执掌禁卫军。朝廷的文臣有大学士扶纲、雷跃龙、吏部尚书张佐宸、吏部文选司郎中汪蛟、工部尚书王应龙、户部左侍郎龚彝、兵部左侍郎孙顺、刑部左侍郎冷孟銋、通政使尹三聘、詹事府正詹事杨在、大理寺寺丞张重任等。龚彝受命后奏称自己“在云南受可望十年厚恩”，不愿接受朝廷任命的官职，引起“举朝大哗”，纷纷斥责他死心塌地追随孙可望。原先卖身投靠孙可望的司礼监太监庞天寿、锦衣卫马吉翔已为朝廷所不容，庞天寿服毒自杀，马吉翔一度被李定国亲信将领靳统武拘禁，他摇身一变，乞怜献媚于靳统武、金维新、龚铭，为晋王歌功颂德，终于得到李定国的信任，重新入阁办事。

永历朝廷移跸昆明后，李定国、刘文秀率领各公、侯、伯、将军上疏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秦王臣可望所待失人臣礼。臣等集议：奉孙可望出楚，臣定国出粤，臣文秀出蜀，各将所部兵马，从事封疆。凡驭天下之大柄悉还之其主，谨冒死以闻。”朱由榔知道孙可望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俯就臣节，把这件奏疏留中不发。对于孙可望来说，永历帝被李定国迎入昆明，不啻是当头一棒。因为李定国、刘文秀同自己一样曾是张献忠的养子，是大西军四大将领之一，地位原来就差不多，在将士中有很高的威信。永历帝被软禁于安龙时，朝廷军国大事实际上由他这位“监国”秦王一手握定。这时情况大为改观，永历帝在李定国、刘文秀支持下封爵拜官，权不由己。今后是改弦易辙听命于永历呢，还是维护自己的“国主”威权公开决裂呢？孙可望处于进退维谷之中。

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在朝廷迁入昆明的初期，着眼于大局给孙可望留有相当多的余地。具体表现在：一，永历皇帝并没有住进孙可望为自己建造的豪华宫殿；二，朝廷虽已晋封李定国、刘文秀为一字王，对孙可望“不臣之心”却未加任何指责（上引留中的奏疏虽说可望“失人臣礼”，仍用了“奉孙可望出楚”的尊称字样），这显然是表示孙可望只要幡然悔悟，地位仍在二王之上；三，对于在云南的孙可望亲信部将加官进爵，毫无歧视之意。为了争取孙可望，稳定西南政局，永历帝派白文选和张虎为使者携带玺书前往贵阳，劝说孙可望消除隔阂，重归于好。临行前，朱由榔各赐金篦一枚，叮嘱道：“卿等往道朕意，务使两藩复敦相好，事事为祖宗社稷起见。卿等功名垂竹帛矣。”白文选、张虎到达贵阳入见可望，可望不仅毫无悛改之意，反而责怪文选、张虎不该擅自接受永历帝的封爵。张虎是可望的亲信，立即呈上永历所封淳化伯印，说：“在彼处不受，恐生疑忌，故伪受之。臣受国主厚恩，岂敢背哉！白文选受国公之职，已为彼所用矣。”又密告可望道：“上虽在滇，端拱而已。文武两班，唯唯诺诺，内外大权，尽归李定国。定国所信文则中书金维新、龚铭，武则靳统武、高文贵，终日升官加赏。兵马不满三万，人无固志，可唾手取也。”可望听了很高兴，夸奖张虎有忠心。白文选见状，知道难以从中调和，试探性地说：“国主倘以旧好为念，不必苛求。若必欲擒之，假臣精兵二万，当立致定国于麾下。”孙可望明知李定国迎驾入昆明得到白文选的帮助，认为他对自己不忠，盛怒之下准备将文选处死，经帐下诸将营救，才打了一顿板子，予以释放。永历帝又派“学士杨在、侍郎邓士廉等宣谕，俾同心释忿，济国难”。孙可望深恨李定国不仅打破了自己的皇帝梦，而且连独断专行的“国主”地位也保不住，根本不愿捐弃前嫌，他派张虎回昆明复命，说“须安西亲谢乃可”。这实际上是要把定国骗到贵阳杀害，凭借自己在黔滇两省的亲信和兵力继续挟制永历。定国等人又遣王自奇同张虎再往贵阳，尽力打破僵局。不料，王自奇和张虎一样顽冥不化，向孙可望讲述“定国孤军易擒”，内外夹攻，可以一战而胜。可望见亲信将领所谈云南情况与白文选所说相符，才恢复了对文选的信任。他命王自奇回云南充当内应。自奇回到昆明后，“力言可望必不可和”，随即辞归楚雄整顿本部兵马，待机行事。

这样，孙可望盘踞的贵州同李定国、刘文秀辅佐下的永历朝廷虽然在名义上都属南明，却已隐成敌国。八月间，李定国奏准将孙可望在云南的妻妾、儿子送往贵阳，命秦王藩下总兵王麟护送。临行前，定国亲自在昆明城郊设宴送行。同月十二日，永历帝由贡院移居秦王宫殿。

清初冯苏说过：“予以辛丑（顺治十八年）至滇。滇中人言：‘可望善治国，定国能用兵。’使其同心协力，西南之功或未有艾，而乃彼此相攻，卒至摧败。”这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是要实现秦晋联好，同心协力，关键在于孙可望必须交出实际大权，俯就臣节，这无异是与虎谋皮。最高权力之争，终致于演出了一场南明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