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9年（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张煌言率领舟师展开的长江战役虽然在南京城下遭到了重大挫折，但这个战役的政治影响却不可低估。显示了郑成功、张煌言为首的东南沿海义师还拥有雄厚实力，特别是大江两岸缙绅百姓的群起响应，使清朝统治者不寒而栗，他们感到当务之急是不惜代价切断义师同各地居民的联系。1661年（顺治十八年）清廷断然决定实行大规模的强制迁徙濒海居民的政策，史称“迁海”。

迁海令经过了一个酝酿过程。1655年（顺治十二年）六月，清廷就曾下令“严禁沿海省分，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但是，这一禁令收效并不大。顺治十六年福建漳州府海防同知蔡行馨在《敬陈管见三事》一文中写道：

至于沿海一带每有倚冒势焰，故立墟场，有如鳞次。但知抽税肥家，不顾通海犯逆。或遇一六、二七、三八等墟期，则米、谷、麻、篾、柴、油等物无不毕集，有发无发，浑迹贸易，扬帆而去。此接济之尤者，而有司不敢问，官兵不敢动也。

同年，户科给事中王启祚提出了坚壁清野的建议。他说：

逆郑虽生踞波涛，势不能不聚粮于平地。臣以为宜效坚壁清野之计，除高山峻岭不可攀缘处所外，凡平原旷野多筑坚厚墙垣，迂回其道，相地广狭，间筑城堡，可贮粮石，扎营寨兵，可守望亦可设伏。地如民产，令民自筑，免其徭粮，如系闲旷，当督守汛兵丁修筑。使彼来无所掠，去不能归，此坐而窘之一道也。

在全面迁界以前，少数地方已经采取了把海滨居民赶入内地的措施。例如，顺治十七年福建总督李率泰以海氛未靖为理由，建议“迁同安之排头、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入十八堡及海澄内地”。九月，得旨允行。

大规模迁海政策的提出，史籍中有不同说法。其一是说出自黄梧的建议：

海澄公黄梧一本，内密陈灭贼五策：一，金、厦两岛弹丸之区，得延至今日而抗拒者，实由沿海人民走险，粮饷油铁桅船之物，靡不接济。若从山东、江、浙、闽、粤沿海居民，尽徙入内地，设立边界，布置防守，不攻自灭也。

另一种说法是清廷采纳了旗下汉人房星焕的献策。清初王沄写道：

呜呼，倡为迁海之说者谁与？辛丑（顺治十八年），予从蔡襄敏公（蔡士英）在淮南。执政者遣尚书苏纳海等分诣江浙粤闽迁濒海之民于内地。蔡公曰：“此北平人方星焕所献策也。”公曰：“星焕者，北平酒家子也。其兄星华，少时被虏出关。……从入关，始与其弟星焕相聚。星华官至漳南太守，星焕从之官。海上兵至，漳城陷，兄弟皆被掠入海，旋纵之归。其主问海外情形，星焕乘间进曰：“海舶所用钉、铁、麻、油，神器（指火炮）所用焰硝，以及粟、帛之属，岛上所少。皆我濒海之民阑出贸易，交通接济。今若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画地为界，仍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其主深然之，今执政新其说得行也。”盖蔡公之言如此。……呜呼，不仁哉，执政者方忻然以为得计也，骤迁星焕官至山左监司……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持同样说法，只是方星华写作房星烨，方星焕写作房星曜。“原任漳州知府房星烨者，为索国舅门馆客，遂逃入京，使其弟候补通判房星曜上言，以为海兵皆从海边取饷，使空其土，而徙其人，寸版不许下海，则彼无食，而兵自散矣。升房星曜为道员，病死无嗣。至是，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康熙《漳州府志》的记载也大抵相同。又，该书卷十《秩官志》记知府有“房星烨，正黄旗人，贡生，（顺治）九年任，十一年郡城破，降贼，既而逃归”。另据康熙《山东通志》记载本省任职官员名单中按察副使项下有“房星焕，北直永平人，廪生，康熙四年任分巡武德道”。

参考各种记载，可以大致确定：先后提出过类似建议的并不限于一个人，但直接引起清廷重视导致发布全面迁海令的却是房星烨、房星焕兄弟。

查考迁海令的策动者究竟是谁，目的在于探讨清初统治集团中不同力量的动向。清廷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满洲贵族，他们统率的八旗子弟弓马娴熟，是陆战的好手，海上交锋却固非所习，决策迁海可谓是扬长避短。依附清廷的汉族官员或是由于传统观念，或是由于本身利害攸关，大抵都不赞成迁海。迁海诏书发布不久，湖广道御史李芝芳就“冒死条陈”八不可，其中说：“未闻堂堂天朝，迁民避贼者也。……今诏欲徙五省沿海边民，何以垂训后世？”后来，广东巡抚王来任病危，不用再耽心“功令之所甚严，诸臣之所忌讲”了，直言不讳地反对迁界：“臣思设兵以卫封疆而资战守，今避海寇侵掠，虑百姓之赍盗粮，不见安攘上策，乃缩地迁民，弃其门户而守堂奥，臣未之前闻也。”康熙七年四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也奏称：“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孽盘踞绝岛，而折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况东南膏腴田园及所产渔盐最为财赋之薮，可资中国之润，不可以西北长城塞外风土为比……”前引漕运总督蔡士英（蔡祖籍为江苏宿迁）的私下非议也透露了个中消息。从另一方面看，清廷推行迁海政策时派往东南沿海各省的巡视大员却毫无例外地全是满洲贵胄。两相对照，多少可以触及这一重大决策的内幕：满洲贵族们怯于海战，决心牺牲一部分汉人的利益。作为满洲家奴的房星焕正是摸准了主子的心理，一言即合，得到越级提拔。

沿海迁界令发布以后，清廷于1661年（顺治十八年）八月派出官员前往各省巡视“立界移民”。从这年九月起就随着钦差大臣的来到，各地雷厉风行地把濒海居民驱赶进内地。迁界的范围原则上包括了沿海各省。福建总督姚启圣在一份奏疏中说：“在当日原因福建海贼猖獗而议迁界，又因贼势蔓延止迁福建一省之界不足困贼，故并迁及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五省之界，是迁五省之界者其祸实始于福建之郑贼也。”按照这个记载，当时奉诏迁海的共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按现在的分省还包括了广西、海南二省沿海地区）。不过，由于郑成功义师的主要据点在福建，对清政府威胁最大因而迁界令执行得也最严格的是福建和同福建相邻的广东、浙江三省。自江苏以北，迁海政策相对而言执行得稍宽一些。清初上海人叶梦珠谈到迁海情况时说：“于是尽徙山东、闽、浙以及江北、江南滨海之地，严禁不许人迹至海澨，片板不容入海洋。……吾乡独从南汇所守备刘效忠议，以为松属沙滩，素号铁板，船不得近，不在迁弃之列。”山东距离福建和台湾较远，迁界的规模和时间都比较有限。1663年（康熙二年），山东总督祖泽溥疏言：“宁海州之黄岛等二十岛及蓬莱县之海洋岛，皆远居海中，游氛未靖，奸宄可虞，请暂移其民于内地”，得到清廷的批准。到三年六月祖泽溥的疏中又说：“登、青、莱三府属海岛居民已归内地，其岛内地粮应豁免”，看来山东省所迁的只是海岛居民。四年三月，清廷谕兵部：“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向赖捕鱼为生，因禁海多有失业。前山东巡抚周有德亦曾将民人无以资生具奏。今应照该抚所请，令其捕鱼，以资生民。”所以，当时人认为清政府推行迁海政策“江浙稍宽，闽为严，粤尤甚”。

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清廷再次发布《严禁通海敕谕》，其中说：“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以波涛为巢穴，无田土物力可以资生，一切需用粮米、铁、木、物料皆系陆地所产，若无奸民交通商贩，潜为资助，则逆贼坐困可待。”下文说：“今滨海居民已经内迁，防御稽察亦属甚易”，自康熙元年起如仍有“通贼兴贩者，即行擒拿照通贼叛逆律从重治罪”。这里说的从重治罪的人似乎只是“通贼兴贩者”，实际上掩盖了越界一律处斩的真相。

在立界的距离上，史籍中有说濒海三十里的，有说四十里、五十里以至二三百里的。康熙三年（1664）四月洪若皋《遵谕陈言疏》中有，“顺治十八年奉旨沿海迁移三十里”，又说，“迁界原奉旨三十里”。洪若皋当时任职福建福宁道，他在疏中自称“沿海七百余里，悉臣管辖”，由此可以断定清廷发布的迁海诏书中规定了以距海三十里为界。实际上由于地势不同和奉行官员的任意专断，各地所立的边界距海里数并不一样。洪若皋的疏中就说到，“闽以路为界，遂有不及三十里、远过三十里及四十里者有之”。下面这段记叙多少反映了当时划界的情况：

于是朝使至，偕督、抚大吏往相地焉。有司惧供亿之烦扰也，则采山之最高者设帷幕以俟。至则立马高冈，望见海波，扬鞭指画定徙界，往往山下纡折去海辄百余里云。

从康熙二十二年奉命巡视广东、福建两省展界事宜的工部尚书杜臻报告的情况来看，即使在同一个县内各处迁界的里数也不一致。例如，广东的钦州边，“边界以外距海四十里者为织篱围村、鱼洪村；三十里者为黄屋屯、孔明村、大值村；二十五里者瓦灶村、鸡窝村；二十里者根竹村、墟埠村、旧关村、胎暮村、洞晚村；十里者长山村、埠头村、那畔村、料连村；及近海六七里以下至一二里若岭脚村等，皆移并，三年续迁，共豁田地四百七十一顷有奇”。又如福建的福清边，“边界以外斗入海八十里万安所，七十里牛头寨，五十里泽朗寨，四十里松下，十里镇东卫，附海五里海口桥、上迳镇，二里硋灶俱移，共豁田地四千六百三十四顷有奇”。可见，那种认为各地迁界是一律后迁若干里的说法不够准确。

有的地方所立边界屡经后移，离海越来越远。例如，广东迁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尔坤、介山二大臣巡视海疆，“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华大人来巡边界，再迁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续迁番禺、顺德、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初立界犹以为近也，再远之，又再远之，凡三迁而界始定”。又如福建省长乐县在顺治十八年十月“命沿海居民迁内地，北从雁山抵金峰，南至大屿转壶井，直至三溪为界，络绎设八寨”。次年，“复命八寨居民内迁，北至鹤岭，南至六都井门为界”。

清政府总是把迁海说成是一项关心民瘼的德政。开始迁海时，清廷在顺治十八年闰七月上谕中说：“前因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濒海地方，逼近贼巢，海逆不时侵犯，以致生民不获宁宇，故尽令迁移内地，实为保全民生。”康熙二十三年全面展界，经办大臣在刊示晓谕百姓时又说：“先因海寇陆梁，游䑸出没，不时抄掠尔等。皇上为尔等身家计，权移内地以避贼锋。”这完全是一派谎言。迁海自始至终都是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摧残沿海居民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暴行。清政府画地为牢确定所谓的“边界”以后，就以极其蛮横的手段驱赶界外的居民进入内地。迁徙的时间规定得非常短促，一般是三天，过期派官兵驱赶。为了断绝迁民后顾之心，界外的房屋全部焚毁一空。当时人留下的记载说：

以予所见言之，方海患昌被（猖披）时，当事议主坐困，迁濒海数千里内居民入内地，以绝其交通之路。朝命甫下，奉者过于严峻，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檄下民尽徙。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

初，（广东香山县）黄梁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平南王尚可喜）左翼总兵班际盛计诱之曰点阅，报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阜，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

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兴（化）、泉（州）、漳（州）三府尤甚。

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先画一界，而以绳直之。其间有一宅而半弃者，有一室而中断者。浚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

昔者清野令下，迁边民于内地。民之载子女、辇家具入者如归于虚，其不能举者则委而弃之。于是，废丹青，毁神像，凡里社颂祷之神，春秋报赛之祀，皆撤而不举。甚者游食无赖之民刮碧折木瓦以裒衣食。鬼怨神恫，山愁谷怒。

居民被驱赶入界以后，有敢出界者杀无赦。先看福建省的情况：在福宁州，“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岸、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牌，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在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登时斩首”。这个县的黄石千总张安“每出界巡哨只带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计”。上引洪若皋疏中说：“闽以边路为界，路下近海者为界外，路上近山者为界内。当日迁移时，凡路下之民居尽毁，而路上不毁。既迁之后，凡路上之民越出路下即为越禁。……孰不知以路为界，民之住于路上而近路边者，檐溜之前即为界外。夫细民势不能不畜鸡豚，鸡豚势不能识界禁，一旦越出路下，人或从而追之，塘兵远了，即加以越界之罪。况道路不无歧口旁径之分，行旅之人未谙路径，跬步失足，防兵群系累之，以越界论，致于有司，即或得辨释放，而行橐衣资巳罄掠矣。”福建沿边居民当时处于怎样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境地，也就可以想见了。

再看广东省的情况，“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为大界。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而民之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向所谓界者，掘地为沟，广不盈丈，插竹引绳以表之，或遇山则绕山址为沟，曰此界外山也。亦有去城不里许为界者。民间畏同陷阱，侧足不前。而愚懵无知，往往误入其中。是时所司尚有以出界坐辟爰书请者，皆贫嫠村竖往拾蚌蛤之属，为吏所掩获者”。

各省所设立的界限也不一致。浙江“当迁遣时，即将拆毁民房木料，照界造作木城，高三丈余，至海口要路复加一层二层，缜密如城隍。防兵于木城内或三里，或五里搭盖茅厂看守”。福建和广东的情况差不多，开初以插旗、木栅、篱笆为界。后来就越来越严格，或是“浚以深沟”，或是“筑土墙为界”；再后来干脆征发民夫大兴土木，把土墙改筑为界墙，并且沿界建立寨、墩，派设官兵扼守。

（康熙七年）正月奉文，着南北洋百姓砌筑界墙，从江口至枫亭。墙阔四尺，高六尺，每户计筑二丈一尺。界口起了望楼一座，遇海另筑界堤。

关于沿边设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称之为寨、墩，广东称之为台、墩。大致情况是：“界畛既截，虑出入者之无禁也，于是就沿边扼塞建寨四，墩十数，置兵守之。城外乡民按户征银，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费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于奔命者不知凡几矣。”“寨周阔百六十丈，墩周阔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台，墩置五兵，台置六兵，禁民外出”。

看了上面列举的事实，不难明白清廷所谓迁海是为了“保全民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时人卢若腾在《虏迁沿海居民诗》中说：“天寒日又西，男妇相扶携。去去将安适？掩面道旁啼。胡骑严驱遣，克日不容稽。务使濒海土，鞠为茂草萋。富者忽焉贫，贫者谁提撕？欲渔无深渊，欲畊无广畦。内地忧人满，妇姑应勃谿。聚众易生乱，矧为饥所挤。闻将凿长堑，置戍列鼓鼙。防海如防边，劳苦及旄倪。既丧乐生心，溃决谁能堤。”

沿海迁界政策的推行，不仅使大批滨海居民在违旨“透越”的罪名下惨死于清政府屠刀之下，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是个严重的阻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界外弃为灌莽。

我国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世世代代为开发濒海地区进行了艰辛的劳动。这里有良田沃土，有可资富国的渔业和盐业，有同海外贸易交往的口岸。迁海一声令下，濒海地区遭到清政府官兵的尽情破坏和蹂躏，转瞬之间化成了一片废墟。康熙八年一度展界之后，有人看到界外的情况是：

以予所睹，界外所弃，若县若卫所，城郭故址，断垣遗础，髑髅枯骨，隐现草间。粤俗乡村曰墟，惟存瓦砾；盐场曰漏，化为沮洳。水绝桥梁，深厉浅揭，行者病之。其山皆丛莽黑菁，豺虎伏焉。田多膏腴，沟塍久废，一望汗莱，良可惜也。

以荒废的耕地而言，据康熙二十三年奉命巡视粤闽开界事宜的工部尚书杜臻列举的数字，广东一省“广州、惠州、潮州、肇庆、高州、雷州、廉州等七府所属二十七州县、二十卫所沿边迁界并海岛港洲田地共三万一千六百九十二顷”；福建一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四府、福宁一州，所属十九州县，原迁界外田地共二万五千九百四顷零”。两省合计折合亩数为五百七十五万九千六百余亩。又如浙江省温州府属原额田、园、地二万四千六百一十三顷零，经过康熙八年展界部分复业之后实存田地数也只有一万六千四百九十九顷零。其中平阳一县七千七百五十一顷零田地园在顺治十八年迁界时竟全部“弃置”，康熙九年以后部分展界，招民复业，直到康熙二十年编审时各则田地园还只有三千二百六十三顷零。台州府属的临海县顺治“十八年奉文迁界，弃田一十九万九千二百九十三亩”零；宁海县也弃去民田一千一百五十顷六十六亩零，另有民涂田二百一十二顷三十三亩零，也在“顺治十八年全迁”。可见，由于迁海而荒芜的田地数字是非常惊人的。

问题还不仅是耕地，沿海地区历来是捕鱼和煮盐的重要场所。厉行片板不许下海的禁令和迁界之后，“万顷沧波舟楫绝，何人更有羡鱼心？”渔业几乎完全陷入绝境。“渔者靠采捕为生，前此禁网严密，有于界边拾一蛤一蟹者杀无赦。咫尺之地网阱恢张，渔者卖妻鬻子，究竟无处求食，自身难免，饿死者不知其几”。海盐的生产也差不多完全停顿。广东的盐场原有二十九个，康熙“元年迁界，诸场多在界外”。“闽中盐场有七，在福州者曰海口场、曰牛田场，在泉州者曰惠安场、曰浔美场、曰州场、曰浯州场，在兴化者曰上里场，初迁多在界外”。浙江省温州府属的乐清县长林盐场、瑞安县双穗盐场也在顺治十八年迁海时弃之界外。台州府属“渔盐之利较他郡为胜，但只临海、黄岩、宁海三县有场”。然而，临海县的杜渎场、黄岩县的黄岩场、宁海县的长亭场这三个主要产盐地都成了迁海政策的牺牲品，直到康熙九年局部展界以后才逐渐地恢复起来。正是由于盐场多在界外，使关系民生甚大的食盐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福建的老百姓往往“淡食”。广西南宁、太平、思恩三府原来食用广东廉州产盐，郁林州等处食用高州产盐，“路近价贱，有便于民”；迁海之后，高、廉二府的“盐田尽迁”，不得不改销价高的梧州引盐。

二，迁民的颠沛流离。

受迁海之害最深的自然是被迁的所谓界外居民。他们好比生机勃勃的草木突然被拔离故土，忍受烈日的炙烤。广东的情况是：

先是，人民被迁者以为不久即归，尚不忍舍离骨肉。至是飘零日久，养生无计。于是父子夫妻相弃，痛哭分携。斗粟一儿，百钱一女。豪民大贾致有不损锱铢、不烦粒米而得人全室以归者。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展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帑投河。有司视如蝼蚁，无安插之恩；亲戚视如泥沙，无周全之谊。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

福建的情况也并不好一些：

海滨迁民，初时带有银米及锱重，变卖尚可支持。日久囊空，既苦糊口无资，又苦栖身无处，流离困迫，……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展转待毙，惨不忍言。

康熙元年十一月，也就是福建迁海之后的第一年，礼科给事中胡悉宁上言：“据福建抚臣许世昌疏报，海上新迁之民，死亡者八千五百余人。”胡悉宁还说，此外“未经册报者又不知凡几”。康熙四年，李率泰在遗疏中也说：“臣先在粤，民尚有资生，近因迁移渐死，十不存八九。”可见徙民受难的深重。

迁民们既然被视若蝼蚁、泥沙，任人践踏，软弱者成了牺牲品，强悍者则铤而走险。一部分迁民参加了郑氏义师，或在当地揭竿而起，由清朝子民逼成了反清战士。还有一部分迁民在内地无法谋生又不甘心坐以待毙，就砍人树木，伐人坟墓，掠人妻女，无所不为。甚至“夜间什伍为群，剜壁抉门，善入强出，人不敢撄。……又或百十为群，各执枪刀，强劫乡间富室”。内地居民因之皇皇不安，政府官员也穷于应付。

三，清政府赋税收入的减少和百姓的摊赔。

界外土地全部抛荒，自然无法从这些地方征收赋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因而减少。康熙十二年福建总督范承谟的奏疏中写道：“自迁界以来，民田废弃二万余顷，亏减正供约计有二十余万之多，以致赋税日缺，国用不足。”康熙十九年福建总督姚启圣又说：“照得边海地方播迁，百姓抛产弃业，流离失所者二十年矣，朝廷正供以徙界缺额者四百余万两。”根据复界时工部尚书杜臻的报告，福建省由于迁海废弃的田地为二万五千九百余顷，同范承谟所说“民田废弃二万余顷”相合，可知亏减正课二十余万两是福建省一年的数字，缺额四百余万两是福建一省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十九年二十年间的累计数字。广东由于迁界损失的赋税还要更多些，据康熙七年广东巡抚王来任的遗疏说，该省“每年抛弃地丁钱粮三十余万两”。如果考虑到盐课、渔课、商税等方面的减额，再加上浙江、江南、山东各省的数字，清政府在赋税方面的损失肯定是相当大的。

当时，清朝廷因为连年用兵，财政入不敷出。顺治十二年工科给事中王命岳在疏中就说过：“今国家所最急者，财也。岁入千八百一十四万有奇，岁出二千二百六十一万有奇，出浮于入者四百四十七万。国用所以不足，皆由养兵。”顺治十八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朝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采取了责令界内居民摊赔的办法来弥补部分缺额。“其（界外）四十里之岁课，同邑共偿之。至有所偿过于其土著者。……自江南达东粤数千里，盐场在界内者勿论，其界外缺额商赔之”。“惟以浙、闽、山东等处因迁而缺之课额均摊于苏、松不迁之地，曰摊派，而盐课之额极重矣”。

四，对外贸易停顿。

我国海上对外贸易在明代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明末崇祯年间由于“通番获利十倍，人舍死趋之”，出现了“穷洋竟同闹市”的兴旺局面。清初实行禁海特别是迁海政策以后，不仅私人海上贸易被阻塞，连封建官府直接控制的市舶贸易也一度完全停顿。杜臻在奉派巡视广东、福建两省展界事宜时说过：“是役也，有当行之事四焉”，其中之一是“故事：直隶天津卫、山东登州府、江南云台山、浙江宁波府、福建漳州府、广东澳门各通市舶，行贾外洋，以禁海暂阻，应酌其可行与否”。他在巡视途中经过澳门，又谈到“禁海时番舶暂阻，澳人贫困。康熙二十年贡一狮子，求通商，以济远旅。许之。由是番舶复通”。由澳门进口的货物允许经陆路运到香山，朝廷派官员董其事。可见，在迁海政策的直接影响下，从康熙元年到二十年，我国大陆的海上对外贸易中断了二十年。清初慕天颜（曾在福建任知府，后任江宁巡抚、漕运总督等职）说：“本朝顺治六、七年间，海禁未设，见市井贸易多以外国银钱，各省流行，所在多有。自一禁海之后，绝迹不见，是塞财源之明验也。”复界之后，禁海政策仍然延续了下来，至多不过是在一段时间里放宽一点出海的限制。这种作茧自缚式的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的发展。

迁海政策加重了我国社会的闭塞性，人民的活动领域和地区都受到限制。以海南岛为例，清代在这里设琼州府，下辖三州十县。由于岛的内陆五指山区是黎族同胞居住的地方，“州县反环其外，惟定安居中，余皆滨海，势不可迁”。但是，清政府仍然在全岛“边周环立界二千七百里，惟海口所津渡往来如故，自余鱼盐小径俱禁断不行”。可以想象，在这种禁令下海南人民的活动范围是多么狭窄，给他们带来的困苦又是多么严重了。

清政府为了防微杜渐，对入海的河流一律发兵把断，河中钉立木桩，防止舟船透越。如福建省，“其入海之水曰潘渡河、曰铜镜河、曰廉村河、曰洋尾河、曰大梅河、曰赤头河、曰云霄河、日开溪河，皆断而守之”。苏北兴化县白驹场原来建造了闸口四座，按照旱涝情况调节淮扬一带的河水入海。尽管“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边地方”，清政府也悍然下令填塞，“以致水无所出，淹没田亩”，使水利变成了水害。

清廷颁布迁海令，原来的目的是断绝郑成功义师的物资供应，以收不攻自破之效。这样的目的达到了没有呢？清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自然是声称效果显著，说什么此策既行，“贼势果绌，降者接踵”。就康熙二十三年台湾回归大陆，实现了全国统一来看，似乎证明迁海政策不无效果。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就在清政府雷厉风行地强迫驱赶沿海百姓迁往内地的时候，郑成功亲统大军渡海作战，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了我国神圣疆土台湾。郑成功对清廷的决策迁海深为不满，同部下将领谈及此事时叹息道：“吾欲留此数茎发，累及桑梓人民，且以数千里膏腴鱼盐之地、百万亿众生灵，一旦委而弃之，将以为得计乎？徒殃民而已。吾若不决志东征，苟徇诸将意，株守各岛，岂不笑吾英雄为其束缚？今当驰令各处，收沿海之残民，移我东土，开辟草莱，相助耕种，养精蓄锐，俟有衅隙，整甲而西，恢复迎驾，未为晚也。”郑经还接受忠振伯洪旭的建议派遣屯兵入山伐木，修造船舶战舰，“又别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鸟船，装白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熕、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从此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由于布帛等物来源阻隔，价值昂贵，郑经又从参军陈永华之请，派江胜驻扎厦门，“斩茅为市，禁止掳掠，平价交易。凡沿海内地穷民乘夜窃负货物入界，虽儿童无欺。……其达濠货物聚而流通台湾，因此而物价平，洋贩愈兴”。郑氏父子“课耕积谷，务生聚，招徕远人”，凭借着军民的勤奋劳动和优越的自然条件，终于把台湾经营成了“田庐辟，亩浍治，树畜饶”，“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的宝岛。到康熙二十三年清军收取台湾时，统军大将施琅所见到的情况是：“臣奉旨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耳，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杜臻也说：郑成功入台之后，“规度便近地，给兵屯种，而收赋于诸社以自给，又多种桐树及枲麻为治船之需。”这就表明，清廷的迁海政策不仅没有达到从经济上困死郑成功义师的目的，相反，迫使他们走自力更生之路，在开发台湾的宏伟事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清政府沿着人为的标界挖沟立墙，设兵戍守，固然增加了濒海居民同郑成功义师联络的困难，但并没有能够割断他们之间的来往。清初一位福建人士依据耳闻目睹写了下面一段话：

当是时，大吏以界外为大荒，人迹阻绝，寇指日穷饿死。而寇窃笑于岛屿曰：“是畀我以田园矣，予我以薮泽矣。”于是，群浮游于其间，架阁瓯脱，渐通奸民，为越贩之利，物之竹木，食之五谷，器用之油铁，以及布帛麻枲之属，昼伏宵行，络绎成市。……予尝游清漳，过蒜岭，望江阴废城，烟火迷漫，而缠头之寇（指不剃发的郑成功义师）且观剧其市。惊避之，肆主人曰：“无伤也，是征米者。”亦异矣。

这委实是一种滑稽的场面。在距厦门不远的一些地方，清方守边将士为求得安静宁谧，也私下放宽禁令。“虽汛地谨防，而透越不时可通，有佩鞍穿甲追赶者，明是护送；即巡哨屡行，有耀武扬威才出者，明使回避。故台湾货物船料，不乏于用”。一位当时的福建乡绅在诗中不无讽刺地说：“闽海昔迁徙，流离我黔首。高栋灰咸阳，寒烟昏白昼。四郡美田园，割弃资逋寇。拒门撤藩篱，阶除议战守。群盗方揶揄，佃渔恣奔走。流亡死内地，穷蹙遑相救？”沿海居民不顾禁令，冒着生命危险给郑氏义师提供粮食，在清政府官方文书中也有反映。康熙十七年福建总督姚启圣曾发布文告说：“近闻界内不法居民每每鸠输米谷于贼，公然赍为盗粮。……其中必有为首之人，代贼科敛。”

这些材料令人信服地表明，迁海政策只是给沿海居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给清政府自身带来了重重困难，对郑成功父子领导的义师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威胁作用。康熙二十三年台湾的回归大陆是当时的大势所趋，无论在直接意义上还是在间接意义上都不是迁海政策的结果。如果清廷抱住迁海政策不放的话，台湾问题不仅不能解决，分离的局面还将继续拖延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大臣中主张进取台湾的人（如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福建总督姚启圣）都是迁海政策的反对者。清朝统治者对于自己的文治武功历来是不厌其繁地张扬备至。惟独对于沿海迁界这个涉及东南各省，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年的重大政策却很少记叙，连清实录当中也只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这种现象多少可以说明清廷事后终于明白自己的失策。依赖当时承办官员的文书、地方志和私家记载才多少保存了事情的真相，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清初推行的政策是怎样阻碍了我国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