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是睁着眼睛出生的，就像苏格拉底，像伏尔泰，像伽利略，像康德……”

最近迎来百岁、头脑依然敏锐的意大利作家朱塞佩·普雷佐里尼在《马基雅维利的一生》的开头这样写道。

当时睁着眼睛出生的人并不止马基雅维利一人。后世称当时欧洲其他国家所处的时代为中世纪，却称同一时期意大利所处的时代为文艺复兴时期，这里大有区别。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年5月3日出生于佛罗伦萨城。从他家到亚诺河上的韦奇奥桥（意为老桥）只需一分钟，过桥去市中心的领主广场（又称市政广场或市政厅广场）走大路也不过5分钟。

佛罗伦萨中心偏南是一片盆地，亚诺河流经此处，在古罗马时代人们便开始在此居住。这里是这个城市的起源。城墙夹河而建，沿着城墙从北向南步行也不过四五十分钟。这里生活着7万人，一有风吹草动，整个城市便会立即反应起来。

步行5分钟即可到达中心区，这里无论如何也该算是“城中心”了。在马基雅维利时代，佛罗伦萨的“城中心”是名副其实的城市中心。

一般称为韦奇奥宫（意为旧宫）的市政厅位于领主广场。市政厅前的广场几乎总是佛罗伦萨发生重大事件的舞台。从韦奇奥桥到广场这一带，挤满了丝绸商、毛料店和行会（arte）的房子。自然，那些银行也根本没有想过要让总部离开这个“城中心”，虽然它们的分行遍布于北起英国的伦敦、南至埃及的亚历山大的广袤大地。从政治中心的领主广场去宗教中心的圣母百花大教堂不到5分钟，沿途以及在这座佛罗伦萨主教堂周围，艺术家的工作室鳞次栉比。

工作室（bottega）尊重匠人的传统，都开在城中心很普通的四五层楼房中的第一层。二层以上通常是师傅和徒弟们起居的地方，为了防止火灾，厨房设在顶层。

在这种格局之下，一层的工作室没法不对外开放。著名师傅指导的工作室与院子相连，通常相当宽敞，路人很容易看到里面的工作情形和已完成的作品。这种工作室同时也是艺术学校，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艺术家们成天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事创作。

雕塑家多纳泰罗的工作室也在圣母百花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他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多瓦创作了佣兵队长加塔梅拉塔的骑马像，一举扬名海外。他后来回到了佛罗伦萨。

“在这里不断有人说我的坏话，这些坏话刺激我更加努力学习，结果赢得了更大的名声。”

这就是多纳泰罗回来的原因。

当然，如果只是一味地被贬低，多纳泰罗恐怕也不会一味地抒发爱乡之心。没有认可就没有艺术。首先，当时佛罗伦萨人的“坏话”是指内行人的批评，这也是一种刺激。外行人的批评有害无益。当时作品的质量至今仍然吸引着外国游客，这已经证明“坏话”并非来自外行人。其次，这里有买家，没有比购买作品更高的赞赏了。佛罗伦萨的艺术之花绚丽绽放也源自旺盛的内需。

佛罗伦萨人强悍有力，说起“坏话”来毫不客气，不会顾忌你是否在海外受到好评，或是在国内是否拥有势力强大的赞助人。可听着“坏话”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也不是仅满足于虚名的人。

多纳泰罗如此中肯地吐露心声，却也留下了这样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热那亚商人向多纳泰罗订制一尊青铜头像。做中介的科西莫·德·美第奇是美第奇家族的主人，当时佛罗伦萨事实上的统治者，也是多纳泰罗的赞助人。艺术家出色地完成了青铜头像的制作，商人也很满意。但是在热那亚商人看来，多纳泰罗索要的制作费不合常理，说制作铜像的时间只有一个月或更短，即使按照每天工钱半个弗罗林，他的要价也太高了。

于是多纳泰罗生气了，说：“你这种人不要来买雕像，去买豆子更合适。”说着就把刚刚做好的铜像扔出窗外。头像重重地摔在地上，成了一堆摔扁的铜块。热那亚人后悔了，说愿出两倍的价钱请他再做一尊。可是多纳泰罗连听都不听，科西莫再劝也没用。

和多纳泰罗一同主宰15世纪前半叶佛罗伦萨艺术的布鲁内莱斯基也不乏这种故事。

佛罗伦萨决定根据布鲁内莱斯基的设想建造首屈一指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的穹顶。但由于他的方案在建筑技术上太具有革命性，赞助人羊毛业行会（Arte della Lana）感到害怕。行会希望给大胆的布鲁内莱斯基踩踩刹车，决定派著名雕塑家、建筑家吉贝尔蒂和另外一个人作为工程的共同监理人，跟着布鲁内莱斯基。

布鲁内莱斯基对此深恶痛绝。他根本不希望也没有要求派监理人。一项大工程大张旗鼓地动工了，布鲁内莱斯基却称病不出。布鲁内莱斯基不来，日子却在一天天逝去，两位监理人一筹莫展。他们告诉羊毛业行会，仅靠他们二人工作无法进展。行会领导被迫进行抉择，要么废掉布鲁内莱斯基的方案，采用其他设计建造穹顶；要么让布鲁内莱斯基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干。长时间商量以后，行会代表来到布鲁内莱斯基家，告诉他指挥工程的只有他一个人。不消说，第二天一大早布鲁内莱斯基就出现在了建设现场，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布鲁内莱斯基死于马基雅维利出生前23年。长寿的多纳泰罗也于马基雅维利出生3年前去世。他们是巅峰般的人物。山麓富饶广阔，巅峰人物走了，又会有其他巅峰耸立。拥有波提切利、莱昂纳多·达·芬奇的韦罗基奥工作室及其竞争对手波拉伊奥罗的工作室吸引了佛罗伦萨人的目光。不久，人们又在基兰达约的工作室里看到了年轻好胜、忠实于佛罗伦萨艺术传统的米开朗基罗学习和工作的身影。

单单聚焦艺术方面，就有如此众多的人物聚集于此。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生于斯长于斯的佛罗伦萨。

从领主广场出发，过韦奇奥桥，在去皮蒂宫的大路上走过一半就到了马基雅维利的家。这一带极有权势的圭恰迪尼的宅邸就在这条路上，从马基雅维利时代开始，这条路就被叫作圭恰迪尼大街。马基雅维利家现在的门牌号码是圭恰迪尼大街18号。

马基雅维利家的房子现已不复存在。位于圭恰迪尼大街18号的建筑物没有大门，进去后里面有几家店铺，二楼以上用于办公和居住。在右侧门楣的位置上，放着一根长约40厘米的古旧方木材料，感觉跟周围的建筑格格不入。

“此梁为马基雅维利家所用，发现于1944年房屋遭到战火破坏时。”

附有这样说明的古旧方木在房屋后部还有一根。这两根梁是马基雅维利家留下的唯一纪念。我们知道，马基雅维利家的房子很普通，在当时的佛罗伦萨随处可见，但这所房子至少被保存到1944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德军不断败退，如同在罗西里尼导演的电影《战火》中所描写的那样，战线从南向北横扫意大利半岛。双方在佛罗伦萨隔着亚诺河交火。德军炸毁了韦奇奥桥之外的所有桥梁，双方都不惜破坏亚诺河两岸他们认为历史和艺术价值不太高的那些建筑。皮蒂宫和离马基雅维利家只有五六十步之遥的圭恰迪尼家的宅邸幸免于战火的破坏。

这样，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马基雅维利出生、成长、去世的房屋了。伽利略的家和米开朗基罗的家都被留存了下来。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马基雅维利后半生的知心朋友，作为历史学家，也是马基雅维利的竞争对手。他的家由于建筑出色而得以幸免。人们并不知道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住宅在哪里，不把他的家列入史迹也许会使他更有荣誉。

马基雅维利出生在这座颇具战略价值的房子里。他的父亲贝尔纳多是一位不出名的法律顾问。母亲巴尔托洛弥娅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后来才改嫁给了马基雅维利的父亲。她属于佛罗伦萨古老的内利家族，懂一些宗教诗和一些其他诗歌。马基雅维利出生时父亲38岁，母亲29岁，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大他5岁，一个大他2岁，5年后他又有了一个弟弟。

追溯起来，马基雅维利的家族似乎起源于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小村庄，这家人很早以前就移居到佛罗伦萨，彻底过上了城市生活。虽然他的家庭在乡下一直拥有带农庄的房产，但已在城市里扎根了。威尼斯人必须渡过大海才能接触到田园，他们会在巴掌大的庭院里种满绿色植物。相比之下，佛罗伦萨人只要跨出城墙就能饱赏丘陵连绵起伏的大自然美景，他们可以奢侈地在城里自家的庭院里铺上石板。在共和政体时代，佛罗伦萨是城邦的中心。16世纪后半叶共和政体崩溃，佛罗伦萨又成了托斯卡纳大公国的首都。从那时起，佛罗伦萨开始有计划地在城里设置绿化带。在马基雅维利的少年时代，皮蒂宫后面的波波利花园还是一片绿地，尚未形成后来被凡尔赛宫苑模仿的那座优雅的花园。当时那里一定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

刚刚建成的皮蒂宫以它的新潮和豪华冠盖周边建筑。这座宫殿由与斯特罗齐和美第奇比肩的大商人卢卡·皮蒂委托布鲁内莱斯基设计，于马基雅维利出生前3年建成。顺便说一下，米开罗佐设计的美第奇宫建成于马基雅维利出生前9年，斯特罗齐宫建成于马基雅维利28岁那年。皮蒂宫、美第奇宫、斯特罗齐宫和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设计的鲁切拉宫，这4座宫殿被认为是15世纪佛罗伦萨建筑的四大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盟军和德军都没有对它们动一根手指头。

从皮蒂宫门前的广场到韦奇奥桥是圭恰迪尼大街，马基雅维利家与圭恰迪尼宅邸隔街相望。马基雅维利家所在的这侧房屋密集。当时房屋的法定宽度为5.25米，这里的房屋都有四五层高，颇有13世纪佛罗伦萨塔楼林立的遗风。建筑内部通常有因采光需要而设计的内院，进深很大。一层用于开店铺或工作室，右侧开有宽1米左右的门通往楼上，打开大门就能看到楼梯。当然，有权势的人家和富户不会把一层用于店铺或工作室。日本的所谓“木屐公寓”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是社会中下层居住的地方。

这条街上现在的三件事是马基雅维利绝对没有看到的。

第一件事是游客瞄准商铺蜂拥而至。现在的圭恰迪尼大街已是清一色的旅游氛围。这条大街连接着佛罗伦萨最大的美术馆——乌菲兹美术馆与皮蒂宫，中间还要经过连战火都退避三舍的韦奇奥桥。我倒想，既然地处这样的观光游览线路，马基雅维利家也该有一块刻着“马基雅维利出生遗址”的碑石什么的，然而并没有，遗址只剩下了两根房梁。不立碑石是因为自惭形秽呢，还是因为佛罗伦萨的历史遗迹太多了？

游客从乌菲兹美术馆出发，沿着亚诺河来到韦奇奥桥，穿过桥上密集的店铺，过桥后走过圣菲利西塔教堂正门，再从背后绕过坐落在圭恰迪尼大街的房屋，便可到达皮蒂宫走廊。科西莫一世·德·美第奇恢复了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后成为托斯卡纳大公。当时，韦奇奥宫是大公的官邸，大公又从皮蒂家族购得皮蒂宫，并在马基雅维利时代的基础上大加扩建，用作私邸。为了能避人耳目地往返于两宫之间，大公找人建造了这条两侧带有铁格栅小窗户的走廊（瓦萨里走廊）。马基雅维利生活在喜好与民众接触、并认为这是当然之事的美第奇时代，走廊建成的时候，马基雅维利已经去世半个世纪了。这是他没有见到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韦奇奥桥的变化。这座桥虽然不在圭恰迪尼大街上，却是这条大街的起点，离马基雅维利的家只有一分钟的距离，马基雅维利肯定每天都会过桥数趟。这座桥也随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崩溃起着变化。

正如它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韦奇奥桥是佛罗伦萨最早建造的桥梁。自古罗马到中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这座桥一直是石头桥墩、木头桥面。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177年。起源于古罗马时代的桥梁往往比较宽，桥面为两车道并且两侧有步道。韦奇奥桥在1177年被改建成石桥，只是人们脚下的桥面没有像罗马时代那样铺上石头，而是按照中世纪后期的铺装方式铺上了红砖。

1333年暴发洪水，整座桥梁都被洪水冲毁。桥梁重建是1345年以后的事了。重建后的桥梁有3个拱形桥墩支撑桥体，坚固而宽阔，桥面恢复了罗马式的石头铺装。当时，桥面两侧已经建满商铺，只留出中间部分供人眺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建在桥上的商铺在建桥后200年间一直由肉贩使用。

当时的人们不太喜欢吃牛肉，肉铺中多为羊、鸡、鸽、野鸡和珍珠鸡，应该还有兔子。猪肉多被加工成生火腿和蒜肠，生鲜肉一般都在专门卖猪肉的店铺出售。

当时的韦奇奥桥上一定是人声鼎沸。桥面两侧有这么多的肉铺，不热闹才怪呢。挂在店里的肉并不是切得很碎，牛肉、猪肉也只是大致分解一下，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块肉来自哪个部位，然后再根据客人的要求做进一步的切割。羊肉也是剥了皮就挂出来。鸡是活的，还在喔喔喔地叫着。野鸡、鸽子、珍珠鸡杀好后便挂起来，连毛也不拔。店铺前的路要用水冲洗脏物，想穿着细软的皮鞋避开脏水走过去，不习惯的人还真不知道怎么办。肉铺里的人在切割时会把不要的骨头之类随意扔进背后的河里。韦奇奥桥上游出了城墙不远的地方有个刑场，刽子手也会把被分尸的人的四肢扔进亚诺河里。

已成为托斯卡纳大公的美第奇认为，韦奇奥桥这样下去名声不好。连接官邸和私邸的走廊从韦奇奥桥上通过，走廊下方便是一派肉铺景象。这对要把女儿嫁给法国国王的大公来说太不合适。于是肉铺被强行搬迁，经营贵金属品的店铺迁了过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们暂且不论肉铺和首饰店的区别。威尼斯的里阿尔托桥的情况也与韦奇奥桥一样。在桥上建店铺的造桥方式让人联想到城邦时代的城市所具有的意义，意味深长。

人们过桥的时候会被两边的商铺所吸引，忘记自己正走在桥上，忘记自己是在水上，不知不觉就已到了对岸。人们已经不再留意河流把城市一分为二。我想，只要是走过韦奇奥桥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感。如果有人想从桥上观赏景色，桥中间就有专门的地方。对过桥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无兴趣赏风景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意识到自己正在过桥。在这个意义上，韦奇奥桥比里阿尔托桥更为理想。

人们不禁要想，佛罗伦萨与威尼斯不一样，背后不是没有土地，为什么非要把城市向马基雅维利家所在的河对面扩张呢？

实际上，罗马人当初是沿着亚诺河，集中在河的北侧建佛罗伦萨城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市越发向北扩展，这是建城的第二个阶段。到了中世纪中期，在建城的第三个阶段，人们才把亚诺河包进来向南扩张。我觉得，正是因为把亚诺河包在了城中，佛罗伦萨才成为一个居住舒适的城市。河流在市内流淌，会给居民带来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安谧感。

中世纪的佛罗伦萨人没有因这条河河水湍急而弃之不用，他们在上下游两处截流，使流经城市的水流成为平静的缓流。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猜是在14世纪前半叶就已完成了这项工程，从那时起，韦奇奥桥的样子就一直没有变化。

人们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摆脱对洪水的恐惧，也可能是应对河流枯水期的对策。我们虽然不知道当时的佛罗伦萨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从结果上看，这是一个硬对策带来了软效果的绝好实例。水流舒缓的亚诺河不仅没有把佛罗伦萨分成两半，反而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把它整合成了一座宜居城市。

你可以试着站在韦奇奥桥下游不远处的天主圣三桥上眺望一下。映在水面上的韦奇奥桥和两岸的房屋，就像映在湖面的倒影一样一动不动，景致平静，令人想象不到那是实景在河面上的映像。

流过威尼斯的运河水流舒缓，让人辨不清水是否在流动。运河把威尼斯城围在水中，给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安宁。假如这些把城市分割成网格一样的运河都是湍流，也许可以保持河水清澈，但无法使城市成为一个整体。

不管是海水还是河水，有水就好。但水对人可以有益，也可以有害，就看城市如何处理。佛罗伦萨人不必像威尼斯人那样需要积极利用水资源，但他们和威尼斯人一样，在处理水的问题上没有犯错。

马基雅维利从上天主圣三桥附近的小学时开始，直到在韦奇奥宫任职的整个期间，每天都要数次过亚诺河。然而在他的作品中，甚至没有一个词写到“过河”的意思。

在马基雅维利生活的时代，不止韦奇奥桥一座桥上建有建筑，这座桥的上游还有一座桥，叫“恩宠桥”。桥上建有十数座小礼拜堂和住有修士的小教堂，桥的名称由此得来。

在桥上建店铺和礼拜堂的想法并非只是出于要充分利用有限土地的考虑。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没有必要专门在城里设置绿化带，城墙附近的土地都闲置着。

佛罗伦萨的做法是要把亚诺河完全纳入城市之中。

“我生来贫穷，在学会享受之前就已学会了受苦。”

马基雅维利后来如是写道。以前我动辄产生同情，而近来不再那样了。我觉得，贫穷经常是以主观标准而不是以客观标准来衡量的。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是一位不知名的法律顾问，他一年的收入是110弗罗林金币外加14个铜币。当时几乎没有通货膨胀。在同时代的威尼斯，国营造船厂的总工程师和商船船长的年收入才100达克特金币。尽管弗罗林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金币，而达克特是威尼斯共和国的金币，但两者的含金量几乎一样，因此可以认为两者的价值也一样。在那个时代，威尼斯的工程师可住公家住宅，船长还可以做贸易，实际收入肯定比这要高。而熟练工匠的年收入是50达克特，刨去房租，人口少的家庭一年有15到25达克特就能过得下去。

多纳泰罗听到他耗时一个月创作的铜像只值15弗罗林后大发雷霆，他那时已经是一位有名的艺术家了。为梵蒂冈创作留存至今的至宝彼得大理石雕像时，当年24岁的米开朗基罗还没出名，他的要价是150达克特。委托人枢机主教抱怨他要价太高，米开朗基罗平静地回答：“占便宜的，是你。”

年轻的米开朗基罗没有因为被人抱怨要价太高而砸掉大理石雕像，这才使得我们今天还能欣赏到这件杰作。

那个时代，艺术作品收取这点费用也会被人抱怨太贵。16世纪的威尼斯画家提香被誉为是欧洲的顶尖画家，他不断接到各国帝王为自己创作肖像画的委托，他的一幅画就值200达克特。

年收入110弗罗林的人不是贫穷阶层。他们虽然绝对算不上富裕阶层，但在佛罗伦萨过得也不是被称为“popolo minuto”的庶民的生活，算作中间阶层大概比较恰当。应该说，马基雅维利用错了“贫穷”这个词的意思。

实际上，在父亲贝尔纳多留下的记录中，没有一处叹息过贫穷。他因病收入减少的事实作为史实留存了下来，但他自己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哀叹贫穷的话。尽管马基雅维利的父亲是一个不知名的法律顾问，但我想，他的收入加上农庄的收入，完全可供自己过上一种简朴的生活。

他的儿子马基雅维利却不是这样。虽然没有往上爬的意识，但因为工作关系他有很多机会认识王公贵族。如果他想找与他同样知识水平的人交往，即使在佛罗伦萨城里，也得找那些属于上流社会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事。

父亲贝尔纳多还是一位即使在职业上得不到满足也能在生活上得到满足的人。书是他的兴趣所在，更可以说是他生存意义之所在。

这位爱书家写的《藏书目录》甚至使人动容。

不用提古腾堡的名字人们也知道，近代印刷技术是在德国发明的。而威尼斯在把别人的发明迅速投入企业化生产方面出类拔萃，威尼斯于1490年前后成为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出版王国。从1495年到1497年，全欧洲发行了1821种书籍，其中447种出版于威尼斯，位居第二的巴黎出版了181种，而佛罗伦萨只有40余种。

不过，马基雅维利父亲购书的时间比这早了25年。那段时期，也就是在1471年到1476年的5年间，威尼斯出版的书籍最多，而佛罗伦萨只出版了5种。

那时，即使印刷本比手抄本便宜，书的价格也不可能与纸张费用和印刷数量无关。在稿酬方面，古典作品不必向作者支付稿酬，但对当时作家的作品，可以用赠送成书的方式支付稿酬，这部分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出书成本与数量之间的关系却不可忽视。

出书成本无法知晓，但数量可以追踪。1490年以后，威尼斯平均出书的数量是每部400册到500册。在那以前，初版数量一般是100册。《圣经》虽是例外，但在这个时期也就是1000册。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很难压低书价。当时出版业的发达证明了企业可以盈利，可以完全自立。不过，在现在看来，当时由于书籍的需求很少，价格十分昂贵。

法律方面的书籍最为昂贵，一本就要四五个弗罗林。其次是古典书籍，不论哲学还是历史，每本都要三四个弗罗林。像但丁、彼特拉克的这类“近代文学”书籍平均价格是两个弗罗林。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Ethica）的价格为中产阶级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假定某人的年收入为500万日元，买一本需要花费他15万日元。

在这样的时代，这位不知名的法律顾问的藏书超过20种，其中不乏每种数卷的书，按册数计算，应该超过40册，仅举日本人熟悉的就有：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这部著作有附解说的和不附解说的两种）

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

西塞罗的《辩论集》（De oratore）

老普林尼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

提图斯·李维的《罗马史》

估计他还有《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大概每个家庭都有这两本书，他并未把它们列入目录。文学方面有但丁的著作，也许是为了给家中的女子阅读，他还有插图本的《历史》。此外，他还有很多古典和近代的法律书。

我不知道他收藏这些书籍花了多少年，但一本要花费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估计他买书也得郑重其事。书经过反复阅读，封皮磨坏了就再送去装订，翻新后继续阅读。

然而这并不等于马基雅维利的父亲因此就成了知识分子。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拥有更多的书籍。撇开西欧最大财阀美第奇家族不说，这些人都出自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他们的住宅甚至能让500年后的战火退避三舍。不过，我们在当时的绘画作品中见不到描绘书籍充塞书架的情形。

此外，一个人的藏书并不能供他阅读一辈子，朋友之间也可以互相借阅。事实上，马基雅维利父亲的记载中就有一本写着“书已出借”。当时，佛罗伦萨也有公开的“图书馆”，但是书并没有收藏在专用的房子里。美第奇家族中爱书的科西莫想让读书人能够读到他们家不计成本收藏的书籍。他本打算在圣马可修道院里建一座图书馆，但尚未实现他就去世了。他的孙子洛伦佐也热心购书，藏书不断增加，于是洛伦佐认真思考建设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洛伦佐死后，在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基础上建成了以美第奇家族藏书为主的图书馆，至今仍被称作洛伦佐图书馆。

马基雅维利父亲简朴的藏书一本也没能留到500年后的今天。但他的这份简单的藏书目录质朴地表达了他的自豪，使500年后的我们受到启迪，让我们思考良多。让我们再看看他的藏书内容。

他的藏书几乎全是古典作品，没有一本是宗教书。这意味着什么呢？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作为一介市井中人度过了他的一生，但他是创造了文艺复兴文明的佛罗伦萨的市井中人。文艺复兴运动因复兴古代而开始。有人对复古的冷嘲热讽，安吉洛·波利齐亚诺回应他们的话语流传了下来：

你说我学习了很多西塞罗，却一点不像他。但是，我首先不是西塞罗，我通过了解他才了解了我自己。

抽出一本父亲的藏书翻阅是孩子读书的第一步。马基雅维利后来可以自如地引用古典，但未必会与原文一致。为引用而专门学习的人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长期存在于头脑中的东西受到触动而自然喷涌时，人们才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古典对他来说，大概就像自然环境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嗜爱书的父亲的藏书中没有一本宗教书，这对马基雅维利日后思想的形成不会没有一点影响。此外，信仰笃深的母亲也会偶尔作些诗，莫非马基雅维利遗传了她的多愁善感？

有种家庭物质上虽很贫穷，精神上却很富有。马基雅维利可能就生长在这样一种家庭中。在他的著作中没有一处会使人想到他所生长的家庭有什么不幸。

马基雅维利的父亲贝尔纳多自己是个Dottore（博士），被尊称为“Messer”或简称“Ser”（先生）。这个尊称使人想到“Mister”（先生）的词源。尽管不知名，但他毕竟在律师行业执业。但是，他没有让长子马基雅维利去接受大学教育。

在父亲的《备忘录》里记载着，马基雅维利7岁那年开始学习语法和读写，10岁时学习算术和簿记，12岁时开始学习拉丁语。这在当时是中等以上阶层的子弟极为普通的教育。如果孩子小时候素描画得好，就会被直接送进工作室当学徒，而不会进学校。孩子想当艺术家，在当时从事“正业”的父亲看来根本不会失望，反倒是一种让父亲充满希望的选择。不像现在，一听到儿子说要当画家，一般的父亲就会张皇失措。当时，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对艺术品的需求都很旺盛，只要有才华，与王公贵族平等交往就不再是梦想。艺术是红火的“朝阳产业”，经济收益也取决于个人的才华。如果马基雅维利有这方面的天赋，毫无疑问，恐怕他早就被送进离家几分钟距离、自己挑选的工作室了。所以，我们只能认为他在这方面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天赋。

马基雅维利只接受过普通的初等教育，在父亲的《备忘录》中没有更高的学历记载。

《备忘录》一直记述到1487年。父亲贝尔纳多活到1500年，不知道最后13年是因为他年纪大了不再记录，还是遗失了记录。有记录的最后一年马基雅维利已年满18岁。在当时，如果要想送他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话，这是应该认真考虑的年龄了。马基雅维利自己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让人联想到他在大学的学习生活。

当时，从佛罗伦萨只要越过亚平宁山脉就能到达博洛尼亚。那里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富有传统的博洛尼亚大学，这所大学的法学院声名远播。另外还有帕多瓦大学，这所大学的创建虽晚于博洛尼亚大学，但教学内容新颖，这方面的名声已超过了博洛尼亚大学。威尼斯共和国把帕多瓦大学作为本国的最高学府，在充实教学内容方面下了很大气力。这所大学的医学院很有名气。这两所著名大学不仅对本国的青年开放，外国留学生的数量和质量都令人称羡。中世纪的大学给教授和学生充分的“自由”，这点与现在的大学有着巨大的差别。

此外，如果想选靠近佛罗伦萨的大学还有比萨大学。

这也是一所古老的大学。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想把比萨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深谋远虑，没有在佛罗伦萨设立最高学府，而是致力于充实比萨大学的教学内容，结果使这所大学在1472年进入了一流大学的行列。那年马基雅维利3岁，如果他有心想上大学，应该能够上这所距离很近、可以在周末回家的大学。

马基雅维利没有上大学，是不是因为父亲在经济上没有这样的能力呢？

的确，当时进大学是要花钱的。以比萨大学为例，由于有美第奇家族的赞助，这所大学有着一流的教授阵容，其学生多出身门第一流，但头脑并非一流。美第奇家族的子弟自不待言，就连切萨雷·波吉亚也曾一度在此上学，尽管他并未毕业。

不过，对出身贫寒但从心底里想研究学问的年轻人来说，只要进入神职界，就会有很多途径进入大学学习。在当时，对投身于神职的人来说，唯一不方便的就是一辈子不能正式结婚。而且，神职人员与艺术家一样，拼的是实力，能否升到教皇与你的出身毫无关系。要想当枢机主教这样高级的神职人员，很多时候，出身好门第会很有利，但想在枢机主教中占据实力地位，归根结底要凭实力。在宗教信仰的深浅与选择神职几乎没有关系的时代，神职是一个相当愉快的职业，它不但可以让人不花钱就能满足追求学问的欲望，还有可能让人出人头地。佛罗伦萨人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对文艺复兴精神非常敏感，他在选择时应该不至于烦恼困惑，但他没有让儿子选择这条路。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是马基雅维利自己不希望进大学吗？不过，当时的家长有很大的权威和权力，人们年轻时一般都会顺从父亲的意愿。

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剩下的就只有一个推测，那就是青年马基雅维利不是一个人才，至少他不具备符合当时人才标准的那种才能，不值得送进大学。与现在不同，当初的大学只有极少精英才能进入。

总之，马基雅维利不是“大学出身”。如果进军实业界或艺术界，这完全没有问题，但他不能挂法律顾问的牌子。如果他想当官，他有着当时不可忽视的障碍。现在的研究家已有定论，认为马基雅维利不懂希腊文，而是否懂希腊文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标签。多年后他的朋友、历史学家巴尔基评论道：

“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学问的人。”

不过，年长马基雅维利17岁的莱昂纳多·达·芬奇在马基雅维利年轻的时候曾经住在佛罗伦萨。他自己写道：

“我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

达·芬奇从小就进了工作室，甚至没有初中学历。他写这句话并不感到羞耻，这行字的背后升腾着一股绵绵不绝的自信。

马基雅维利有所不便却当上了“公务员”。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担任公职的人都必须是某个行会的会员，马基雅维利也是行会的一员。如果是“大学出身”，他也许会进入律师公证人行会。但他不是“大学出身”，便加入了葡萄酒酿造业者及小酒馆客栈经营者行会。在20世纪的今天，塞里斯托里伯爵仍在制售葡萄酒，他并没有辱没祖先。

学校，不只是老师教授学生这一种模式，对睁着眼睛出生的人来说，处处皆学校。29岁尚未起步的马基雅维利，他在起步前到底看到了什么，又学到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