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结束了与切萨雷·波吉亚的交涉，回到了佛罗伦萨，等待他的是已成为共和国惯例的政体改革。

说实在的，这次政体改革1502年9月就已定下。那时马基雅维利正要出发去同切萨雷进行第二次交涉，说政体改革“等待他”并不确切。不过，11月1日，被选为共和国终身正义旗手的索德里尼上任，启动了政体改革。可最初的几个月人们无法进行改革工作。所以，索德里尼当选为正义旗手后的统治体制一直等到1503年春天才正式起步。马基雅维利正好赶在这个时候卸任回国。

但丁在《神曲》中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他把政体变化令人目不暇接的祖国佛罗伦萨比作一个疼痛难忍始终在病床上辗转反侧的病人。可是但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0年，佛罗伦萨人的这种性格却毫无改观。每当统治能力碰壁，他们不是寻求根本的解决方法去面对，而总是采取改变形式、把危机糊弄过去了事的策略。直到16世纪初，这种情况依然如故。1502年的“改革”，就是把正义旗手的任期从以往一贯的一年一任制改成了终身制。

正义旗手终身制显然是对当时政治最稳定的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模仿。佛罗伦萨人可能认为，只要搞了终身制，政局就会安定。但是，读过《海都物语——威尼斯1000年》的人马上就会认同我的观点：16世纪初期，威尼斯享受到的稳定在意大利是数第一的，但威尼斯的政体却是长达两个世纪周到安排的产物，是200年前威尼斯经历阵痛却不放弃并谨慎加小心地培育出来的结果，根本不是每次面临危机都只考虑快速解决并靠侥幸而成功的。

何况，根本没有这种道理，在威尼斯成功的事在佛罗伦萨也一定能成功。威尼斯的主要产业是贸易，“活路”是海路。佛罗伦萨的主要产业是金融业，“活路”是陆路。走海路如果没有下层百姓划桨手的合作，船长的技术再好，船也不会前进。但如果走陆路，个人行路能力的不同，会给行程带来极端的差距。

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同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具有代表性的城邦，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对共同体的认识大相径庭，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极端。只要一国的政体与这个国家人民的性格或曰气质不合，就不能指望它会高效率地发挥功能。

佛罗伦萨人在文明文化方面堪称伟大，但他们的政治形同儿戏。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马基雅维利这样具有革命性思想的政治哲学家。佛罗伦萨是一张罕见的温床，会让关心政治的人怒不可遏。而威尼斯虽然被公认为是政局稳定的榜样，到头来不光在政治哲学方面，在历史领域中也没有产生出独创性的理论。

不过，仅就官僚马基雅维利而言，正义旗手的终身制尽管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快招，却给了他一个时不再来的机会。而且，这个天赐良机在他30岁刚出头的绝佳年龄段降临到他身上，正合时宜。

运势如果不合时宜就成就不了好运。

佛罗伦萨共和国决定采用正义旗手终身制。1502年9月20日，皮耶罗·索德里尼当选为首任也是最后一任终身正义旗手。20天以后，马基雅维利踏上旅途，第二次去与切萨雷·波吉亚交涉。

佛罗伦萨人渴望统治能力，却又害怕一人独大。所以他们选出来的皮耶罗·索德里尼是一个拥有一切却一无所长的人物。

索德里尼年届五十，中等身材，形体偏瘦，教养并非特优，但有辩才。

他是佛罗伦萨屈指可数的名门索德里尼家族的掌门人。他的弟弟弗朗切斯科事后不久就当上了枢机主教。皮耶罗娶了意大利北部富有的豪族马莱斯皮尼家的女子为妻，尚无子嗣。这一点让佛罗伦萨市民很放心，他们怕有形成世袭制的危险。

皮耶罗·索德里尼曾经担任过一年制的正义旗手，在经验方面没有问题。他属于无可挑剔的上层阶级，却被视为平民派。他信仰笃深，慈悲为怀，没有野心，钱财干净，没有绯闻，在选举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动用了金钱。他当选的时候甚至人都不在佛罗伦萨。

索德里尼还是一个重法之人。哪怕敌军逼近，指日可待，他都要把决定交付议会讨论。宽容和忍耐是他施政方针的根本，哪怕罪犯犯罪事实清楚，他也不愿施以极刑。任何人都无须担心他会滥用职权。于是，他以绝对多数赞成当选为终身正义旗手。

如在平时，他应该是一位理想的领袖。然而，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处在乱世之中，因为新兴的专制君主国家法兰西和西班牙开始把意大利半岛当成舞台，争夺欧洲霸权。

马基雅维利与皮耶罗·索德里尼似乎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特别是他刚刚和正义旗手的弟弟枢机主教一起参与了与切萨雷·波吉亚的第一次交涉。索德里尼枢机主教非常欣赏马基雅维利的能力。

当终身正义旗手的哥哥如前所述，此后10年他一直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上司”。除了弟弟的推荐以外，皮耶罗·索德里尼也非常认可马基雅维利在第二次与切萨雷·波吉亚交涉时表现出来的能力，并给予了提拔。但马基雅维利又是怎样看待这位“上司”的呢？

20年以后，皮耶罗·索德里尼去世时，53岁的马基雅维利正在撰写《十年纪》（Decenale）下卷。他在书中这样与索德里尼做了了断：

皮耶罗·索德里尼死去那晚，他的灵魂来到地狱门口。可普路同吼道：“愚蠢的灵魂也来地狱？不要再说傻话，去那灵薄狱与婴孩为伴。”

普路同是冥府的冥王。灵薄狱是来不及受洗便已夭折的婴儿灵魂的去处，据信位于地狱和天堂之间。

后世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家多认为，马基雅维利受到索德里尼的赏识，得到过他的提拔，这样的评价过于严酷。不过，这只能是一个证据，表明研究马基雅维利的学者中与马基雅维利拥有共同精神基础的人有多么少。这样想的人应该思考一下，客观评价究竟是什么。要知道，恩义、亲爱之情等等与客观评价一个人毫无关系。在乱世之中，实际拥有重法之人、正义之人、中庸主义者索德里尼这个上司的人，是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当时34岁，他与这位拥有一切却一无所长的上司关系怎样呢？

皮耶罗·索德里尼1502年11月1日正式就任终身正义旗手，住进了官邸韦奇奥宫。当时，马基雅维利奉派去了伊莫拉，与切萨雷·波吉亚进行第二次交涉，不在佛罗伦萨。所以，直到1503年春天，马基雅维利从伊莫拉回来两个月后，他才开始与索德里尼面对面地工作，而不再通过写报告的方式。

那时，索德里尼就任有终身保障的职位已有5个月，似乎已经有勇气提出一些不受市民欢迎的政策了。他终于决定提出一项事实上已迫在眉睫的新税法案。如果不征收新税，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财源早就枯竭了。可是无论是500年前的过去还是今天都一样，新税总是不受待见。这件事谁的心里都不会赞成，实施时又不能让这种不满爆发出来。为此，需要一个人用谁都不能不认可的理论依据来推行此事。

索德里尼把寻找建立这个理论依据的事情交给了马基雅维利，于是便有被认为是《君主论》先声的短文《关于筹集资金的提议——若干铺垫和需要思考事项的叙述》留存下来。这篇短文标题奇异，而且只谈应该考虑作为铺垫的若干事情，完全没有涉及真正的目的——资金筹措。文章只讨论了标题所示内容的一半，真是一篇奇文。

话虽如此，马基雅维利在这篇文章里首次明确地论述了自己的想法：让国家高效率地发挥功能究竟需要些什么。文章的论述方法是实话实说。这一点在意大利被誉为是“全文之经脉”。形式上文章是在给索德里尼等有决策权的人物提建议。

不论是在什么时代，也不论统治者是绝对君主，还是一群贵族，还是像现代佛罗伦萨这样的民众，所有城邦（或国家）都需要用“力量”和“远虑”这两件东西来保卫自己。只有“远虑”不够，只有“力量”也不够；只有“远虑”无法实行所想之事，只有“力量”则行之不远。

因而，这两者与政体无关，它们是能够使政体发挥良好效力的政治之根本。这一点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将来都不会改变。

接下来，马基雅维利拍了一个马屁，说改为正义旗手终身制后，自己满怀希望。但这个话题不长，他话锋一转，直来直去地谈起他后来为什么会失望。他写道：

你们没有认识到，也没有看到现实是什么。

马基雅维利一个接一个地列举事例，说“远虑”和“力量”这两件东西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一个也没有。他的毒舌终于说出了最近的失策，不能说没有说服力。他继续说：

我要再说一遍，城邦（或国家）如果没有军事力量，就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甚至会走向终结。这个终结可能是被破坏，也可能是被奴役。这几年来，你们差点陷入这两种情况。如果不改变现在的做法，你们很快会再次招致同样的事态。到那时，请你们不要说，以前没有人告诉过你们。

如果你们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军事力量呢？佛罗伦萨不是与法国国王签订了安全保障协定了吗？佛罗伦萨的敌人不是都已经离去了吗？不是已经不用害怕瓦伦蒂诺公爵切萨雷·波吉亚攻击我们了吗？那我来回答你们。我的回答是，没有什么比你们这些想法更危险的了。

因为对每个城邦、每个国家来说，想着领国可以侵犯的人是敌人，同时，不认为侵犯可御的人也是敌人。时至今日，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还有哪个国家会认为把防卫交给他国而能保全本国安全呢？

说完了这些话，马基雅维利开始逐一讨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现状，说如果佛罗伦萨不愿意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甚至连本国国民的忠诚都不会得到。

人是不会忠于不能保护自己、无力纠正错误的人的。

马基雅维利甚至说，即使国民对不愿履行这种义务的领袖不忠诚，领袖也没有资格谴责他们。

你们不能把他们叫作臣民。只有最先攻击他们的人才可以称他们是臣民。

感觉上这是一介小官的信口雌黄，但这位34岁没有晋升资格的官员是在给政府最高官僚洗脑，连休息的时间都不给他们。

请你们看看外面，再看看佛罗伦萨周边被哪些国家所包围。你们会看到有这么两三个国家不是希望它生，而是希望它死。你们再把目光移开托斯卡纳，放眼整个意大利，你们就会知道控制意大利的是法国国王、威尼斯人、教皇和瓦伦蒂诺公爵他们这些人。

马基雅维利继续说道，不能指望这些当权者中的任何一个人会尊重佛罗伦萨的国家利益，也不可以去指望他们。接着，他按照自己的一贯论述方法，一边一一举例说明控制意大利的这四股势力，一边论证自己观点的根据。

他的结论是：

在个人之间，法律、契约和协定让他们守信。然而，使权力者守信的只有武力。

马基雅维利断言，尽管到现在为止还不错，但今后仍想依赖法国国王的军事力量就是错误。

因为时代会变，最重要的是别人的剑不一定靠得住。

马基雅维利继续说道，所以在强大的敌人还没有逼近的时候，我们必须搞好自己的军备。

马基雅维利认为时不我待，他甚至介绍了一段往事，说拜占庭帝国的每个家庭都有财力，却不与国家合作。等到土耳其的大炮响起来再要求捐款，已经为时晚矣。他进一步说服道：

人们六个月前不同意拿出20达克特，六个月后却被抢走了200达克特。

他肯定地说：

你们看不到如此下去佛罗伦萨将会更加脆弱，你们也不知道命运的多变。

…………

人们通常会因为看到邻人的危险而变得聪明，但你们不会从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中增长见识。你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也不想去看你们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的时间。如果你们不改变想法，就只能枉自流泪。

我想明确地告诉你们，运气不会垂青没有勇气改变制度的人，它不会改变它已决定的事情，老天爷也不会帮助想要自毁的人，这样的人不会得救。

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你们这些自由的佛罗伦萨人、你们这些还有着决定自由力量的人会希望自取灭亡。我相信，只要你们希望生来自由，并且愿意自由地生活下去，就不会不郑重考虑这件大事。

马基雅维利的这份“提议”派上了什么用场我们不得而知。但据说在审议是否通过新税法案的议会投票之前，索德里尼做了充满热情的演讲，很有说服力。索德里尼即使没有原文照念马基雅维利的提议，也一定是拿他的这篇文章作底稿的。我们了解到，这个原本难以通过的新税法案投票时却一次通过。

首先，新的财源成功地得到了保障。但是刚刚得到保障的财源并没有用在马基雅维利竭力游说的目的上。此后又花了整整三年的时光，自卫力量才得到确保，不再依赖别人。这就是已过而立之年的芝麻官第一次亲自染指制定的政策。

不知是福还是祸，马基雅维利的这三年并未专心致志地只做创建国民军这一件事。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第二秘书厅的秘书官就好似游击队长，这样的工作不允许他一直坐在市政厅办公桌前。他依然频繁地到国外出差，罗马两次，法国一次，交涉对象从教皇、国王到小国领主，并不限于没有资历的低级官员。他的谈判能力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只要有需要，他就会被随时派到任何地方去出差。

也许是这些经历发生了作用，马基雅维利愈发坚定了让他心潮澎湃的思想。波吉亚家族瓦解后，意大利只是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竞争雄心相互碰撞的舞台，有力量与这两个国家对抗的国家只剩下威尼斯共和国了。马基雅维利愈来愈强烈地确信，在这种形势下，保卫本国国民自由的防卫力量不可或缺。

但他没有决策权，而有决策权的人又不愿意改变传统做法。当时的佛罗伦萨政府把马基雅维利的想法看作“没有先例的新鲜事”。人们往往对没有先例的事情抱有戒心。正义旗手索德里尼是一位有名的中庸主义者。中庸主义者往往在取得一致意见以前不会行动。起初，虽然谈不上热情，索德里尼还同意马基雅维利的想法，但随着时间一年年地过去，他也淡漠了。

制定政策的人当然要考虑政策决定以后如何落实。落实就是在议会通过后付诸实施。然而，如果认为政策的内容好就一定会得到议员的赞同，那是做梦，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因而需要做准备工作。那么，马基雅维利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他首先从说动索德里尼主教开始。在第一次与切萨雷·波吉亚谈判时，枢机主教与马基雅维利是搭档。他们的关系非止于此。第二次谈判时，马基雅维利在伊莫拉逗留期间，索德里尼主教被派到了法国国王的身边。所以，他们两人在工作上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此外，每次去罗马出差，马基雅维利都会在已经当上枢机主教的索德里尼的府邸下榻。尽管这是佛罗伦萨政府节约经费的结果，但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数月，也少不了交换意见的机会。马基雅维利利用做“客卿”的机会，可能没有停止过向枢机主教灌输自己的想法。

索德里尼枢机主教和他哥哥可不一样，他是一个想法热情奔放的主儿。这与神职人员的身份不大相称，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神职人员中很普遍。他似乎为马基雅维利的能言善辩所打动。在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外交官期间，他充分了解马基雅维利的能力，平时对马基雅维利的能力也很认可。他也赞成马基雅维利有必要确立自卫能力的主张。

索德里尼已升任枢机主教，工作就是辅佐教皇，已经不能再为祖国佛罗伦萨当外交官了。但不论是从出身还是从资历来说，他仍然对佛罗伦萨上层阶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他是终身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的亲弟弟。马基雅维利请求这位索德里尼枢机主教担当起说服正义旗手哥哥的角色。主教认真地完成了这个角色。他给身在佛罗伦萨的哥哥寄去了好几封信，表示赞同马基雅维利所考虑的政策，力陈实行马基雅维利的政策对佛罗伦萨必不可少。他还在信中赞扬了马基雅维利的个人才华和人格。这几封信一直留存至今。

自然，马基雅维利也不会放过维持这种良好关系的机会。在罗马的索德里尼府邸当“客卿”期间，马基雅维利的大儿子贝尔纳多出生了，他便请主教做了儿子的第一教父。

教父母制度在当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基雅维利为儿子请的另外一位教父是佛罗伦萨政府官僚中排名第一的第一秘书厅秘书长马尔切洛·维尔吉里奥。他是职场上的上司，礼数不能缺。维尔吉里奥对此的回应不失官僚做派，也成了一位马基雅维利的赞成者。

不过，马基雅维利也是人，而且是一个过于人性化的人。他没有只请对自己的工作有用的人来做儿子的教父。除了上面两位大人物以外，他还请了官位比自己还要小的比亚焦·博纳科尔西。他可能是想以这种方式来报答这位从心底里敬佩自己、在自己出差时积极通报详细信息、并在自己不在家时不厌其烦地照顾自己家庭的这位亲密朋友。我觉得，在被请为马基雅维利长子教父的人中，最高兴的就是这位博纳科尔西了。

马基雅维利认为，许多人都能对佛罗伦萨上层阶级即拥有决策权的人发挥影响力，所以只做索德里尼兄弟的工作是不够的。他没有忘记做另外两个人的工作。这两人无论是在出身、人格还是能力方面，在当时的佛罗伦萨政界都备受尊敬。他们就是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和焦万·巴蒂斯塔·里多尔菲。

里多尔菲曾与马基雅维利一同被派往比萨前线，两人的朋友关系超越了各自所属的阶级，有事说句话就行，不会有问题。问题在于上层阶级中的上层大人物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

马基雅维利把刚刚脱稿的诗文《十年纪》上卷献给了这位人物。这部作品在秘书厅同事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的策划之下很快就印刷刊行了。这在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中确属罕见。该书印刷本的第一页上就印有接受献书者的名字——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

说实话，《十年纪》上卷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这部作品以诗文的形式讲述了自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开始到前一年即1503年为止的意大利历史，但作为文学作品成色并不好。不过，作品冷静分析并猛烈抨击了进入乱世的意大利，充满热情地呼吁人们冲破危机，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作品。大概正因为如此，拥有同样思想的韦斯普奇才策划刊行了这本书。实际上，这本书大受好评，甚至没有征得作者马基雅维利的同意，很快就在其他地方再版发行。

出了盗版说明这本书的初版销售大概不错。我们不清楚初版书的印数究竟是多少，也不知道付给了作者多少版税。不过，从当时的出版情况看，不能指望作者能得到多少版税，拿到几十本样书送送人，也就算是“版税”了。所以，马基雅维利的第一部印刷本著作，想来也不会是例外。但马基雅维利至少可以拿自己的作品送人了。他似乎把这些书派上了大用场。

一些人收到了赠书，我们知道其中的一位，他在信里把读后感写了下来作为受赠的回礼，而这封信又被保留了下来。这人就是博洛尼亚的僭主乔凡尼·本蒂沃利奥。他是小国的领主，曾经在切萨雷·波吉亚麾下做过佣兵队长，当时是由佣兵组成的佛罗伦萨军队的总司令。他的读后感非常好。

这本书是献给佛罗伦萨政界大佬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的。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这位大人物实际上对实现马基雅维利所构思的“没有先例的新鲜事”发挥了不少影响，尽管他以前曾经评价说马基雅维利是个无赖。

佛罗伦萨共和国是一个民主政体国家。在提倡民主主义的国家，政策决策者们往往会主张政策必须得到民众的一致同意。在很多情况下这只是个托词。谋求实现政策的人不能给人以任何托词。马基雅维利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为了唤起舆论开始四处奔走。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奔走。自1505年到1506年，马基雅维利以他30岁时才有的敏捷，奔走在佛罗伦萨周围的农村地带，今天穆杰洛，明天卡森蒂诺，四处招兵买马。他的想法是，要把农民武装成步兵。

马基雅维利认为，目前已经不可能在城市居民中征兵，很久以来，佛罗伦萨市民一直相信战争要交给佣兵去打。佛罗伦萨人以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而闻名。在其他国家，人们会分裂成教皇派和皇帝派。但在佛罗伦萨，不仅分裂成这两派，获胜的教皇派还要再分裂成黑党和白党。这就是佛罗伦萨的国家性格。马基雅维利把希望放在了还没有受到这种抗争污染的农民身上。

在军事史上一直存在着骑兵和步兵孰为主力之争。到了16世纪初期，时代已经改变，作战主力已经从炫耀华丽军装、看似具有绝对实力的骑兵队转变成了组成军团顽强推进的步兵团。貌似愚笨却不易崩溃的瑞士人步兵团受到各国君主的高价雇用。马基雅维利比谁都更了解这个现状。

马基雅维利四处奔走，说服农民。也许光荣辉煌的古罗马步兵军团早已在他的脑海里打下了烙印。但切萨雷·波吉亚组建的罗马涅地方农民军的记忆，恐怕给他的刺激更大。

他不再诉苦说出差费用少了。他要么拿到了休假，要么是让上司睁只眼闭只眼，这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奔走”了。但是，即使说服成功，武装农民也需要花钱。他不是富人，负担不起武装农民的钱。也许正义旗手索德里尼被弟弟索德里尼枢机主教轮番进攻般的说服所征服，他编造出了一些理由，通过正当途径提供了费用。由于没有史料可以讲清楚这方面的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马基雅维利是如何弄到这笔钱的。

马基雅维利“奔走”的结果于1506年2月15日这一天展现在挤满市政厅前领主广场的市民面前。

我们通过卢卡·兰杜奇日记介绍一下这天的情形。我们经常引用这位编年史作者的记录。要了解佛罗伦萨市井小民的观点，他是一位最值得信任的证人，因为他忠实地记录下了自己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兰杜奇1506年2月15日的日记完全直译是这样的：

今天，广场上举行了400名步兵的阅兵式。这是根据正义旗手命令进行的。士兵都是农民，他们身着统一的白色上衣，穿着红白色紧身裤，戴着白色贝雷帽，脚蹬靴子，胸带护甲，手持长枪。还有一队扛着步枪。听说这叫作“战斗连”（battaglione），有一位指挥官指挥他们，教他们怎样使用武器。

这些兵平常待在家里，需要时召集起来。听说采用这种方式，光在农村地区就能确保数千人的兵力。这可真是佛罗伦萨这座城市从未有过的事，非常好，非常美。

民众喜欢。马基雅维利的杰作国民军虽然是一支只有400人的小型部队，但在政府高官面前，在挤满广场的人山人海的民众面前列队、行进，受到了人们的鼓掌喝彩。卢卡·兰杜奇没有记下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人们不知道发起人谁是。但是这位发起人没有心情沉浸在作品首展成功的激动之中，他的眼睛既要关注这人山人海的反应，还要关注坐在贵宾席上的那些决策者的反应。这只小型国民军表演的真实目的是要让佛罗伦萨上层阶级的人们看一看老百姓的反应。

当时佛罗伦萨的决策者们并不是因为愚笨而缺少进取精神，他们中每一个人都比法国国王聪明。恰恰是这一点，对于想要做“没有先例的新鲜事”的人来说不好对付。恐怕贵宾席中就有不少人得出了这样做不现实的判断，因而脸上挂着讽刺的笑容在看热闹。碰巧这一天又赶上狂欢节，真是怪了。

在这以后，这样的表演又反复搞了好几次，或许应该说不得不如此。因为马基雅维利提议的这项政策，花了10个月的时间才拿到议会上讨论。

马基雅维利提议的政策简单地说是这样的：

在整个农村，所有适龄男子均有义务进行兵役登记。但不进行全民征兵，发生战事时招兵，规模定在5000人。

首先编成小队，人数在150人到200人之间，每队都有队旗，也有小队长。

3到5个小队集在一起，编为中队，由中队长指挥。

11个中队编为一个大队，大队的总人数计划为5000人。

此外，马基雅维利好像还考虑让城里的市民出30名骑兵和50名石弓手，加入进来。

这支军队称为佛罗伦萨正规军。马基雅维利认为，军备应该以保家卫国的精神为基础。即使实战时得与佣兵编组使用，也得让他们有正规军军人的荣耀。队旗也好，统一的军服也好，目的都在于此。这是从切萨雷·波吉亚的农民军团学来的。

这一点也表现在大队长的人选上。马基雅维利推荐了被誉为切萨雷·波吉亚左膀右臂的唐·米凯洛托。此人是西班牙人，唐·米凯洛托是他的俗名，真名叫米圭尔·德·科雷拉。切萨雷失败后他在佛罗伦萨被捕入狱。马基雅维利把目光投向了他。他曾经指挥过切萨雷的农民军团。

让一个外国人来做本国军队的总指挥，威尼斯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但在佛罗伦萨，这样做反而容易得到决策者的赞同。因为佛罗伦萨的权势者最害怕的是，本国军队的建立会巩固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的权力。他们认为，如果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是一位与佛罗伦萨没有瓜葛的外国人，就不用担心这个了。

马基雅维利为了不埋下这类担心的种子，没有忘记确立文官领导体制。佛罗伦萨正规军的负责人不是终身正义旗手索德里尼，而是由议会选出9位佛罗伦萨市民组成的“九人军事委员会”，从而形成了一种从征兵到装备一切皆由文官决定的体制。

到了战时，“九人委员会”并入以前就有的负责军事防卫的“十人委员会”指挥系统。“十人委员会”也是文官团体。

选中米凯洛托的真正原因是佛罗伦萨习惯于使用佣兵作战，没有人会指挥军队。这是事实，但这不能明说，否则便会鸡飞蛋打。马基雅维利坚持文官主导原则，并诉诸政策决策者，消除了他们对军队变成正义旗手直属军的恐惧。

马基雅维利提议的政策经过“八十人委员会”三次投票，总算提交给了议会。1506年12月6日，议会以841票赞成、317票反对获得通过。

市井小民卢卡·兰杜奇没有在日记中留下任何记录，可知这件事并没有成为市民们的话题。这与当初军队盛装表演时的情况有所不同。

然而，对马基雅维利而言，这才是他充分享受发自心底的喜悦的一天。他成功了！多年的理想终于实现了！这一天无疑是37岁的马基雅维利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按规定，“九人委员会”设两位秘书，其中一位是马基雅维利。他又像贪心老太婆一样揽了一堆新工作。这些事是自己想出来的，哪有心情交给别人去做呢！另一位秘书由与他志同道合的秘书厅同事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担任。马基雅维利可以按自己意愿行事的体制就此完成。翌年，1507年的1月10日，选出了9名委员；一个月后，唐·米凯洛托就任最高指挥官。

马基雅维利不仅仅在形式上实现了他的梦想，两年半以后的1509年6月，以马基雅维利创建的正规军为主力的佛罗伦萨军队，成功地夺回了比萨。曾经被嘲笑为“狂欢节假面具”的农民军团实实在在地打赢了战争。佛罗伦萨人认为重新领有比萨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而农民军团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厥功至伟，民众沸腾了。

沸腾的不光是民众。毕竟，佛罗伦萨被这件事折腾了15年之久。几天后，当时佛罗伦萨的一位知识分子给马基雅维利写来了一封信：

这次可贵的成功首先应该归功于您。……您成就了一项伟大的事业，比犹太民族伟大的先知们所做的还要伟大。哦，尼可罗，尼可罗，说真的，我已经找不到足以表达我心中所想的语言。

成功夺回比萨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真正值得纪念的大事。但是，有功之臣马基雅维利的名字并没有被镌刻在大理石板上记载下来，因为他所处的地位不足以在人们心中唤起为他留名的必要。

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建功立业时得不到什么回报，稍有不好却会立刻被人想起，真让人接受不了。做事太扎眼的报应三年后果真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