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是佛罗伦萨名门圭恰迪尼家族的次子，生于1483年3月6日，与马基雅维利相差14岁。就像马基雅维利与美第奇家族的“豪华者”洛伦佐之间相差20岁一样，这点不能不给两人的思想和行为带来影响。

马基雅维利年长14岁，但很显年轻，充满热情，不放弃希望。相反，圭恰迪尼虽然年轻，但能客观地洞观世事，具有足以自持的气质。莫非14岁的年龄差距从圭恰迪尼身上抢走了马基雅维利仍然拥有的那种热情吗？

圭恰迪尼出身于上等阶层，所受的教育也与马基雅维利不同。他大学毕业，所上大学远近闻名。他是一位法学学士，具有被称为“先生”的完美资格。

圭恰迪尼年轻时就是一个野心家，虽然不具宗教之心，但自信能够当上枢机主教，打算进入神职界。幸好父亲不这样想，他才得以留在世俗社会。完成学业后他的最初职业是律师，似乎以民事为主。

圭恰迪尼的婚姻也与马基雅维利的不同。他决定25岁成婚，确定的对象是佛罗伦萨政界重镇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的女儿玛利亚。当时马基雅维利已是国务秘书，为使共和国议会通过自己提出的“设立佛罗伦萨国民军议案”，马基雅维利在底下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十年纪》（Decennli）献给了这位阿拉曼诺·萨尔维亚蒂。父亲告诉圭恰迪尼，如果想要得到更多的嫁妆，还有更多姑娘可供选择。但年轻的圭恰迪尼没有改变主意。与嫁妆相比，他更看重与具有权威和权力的萨尔维亚蒂家族联姻。他的眼光没有错。

1511年，28岁的圭恰迪尼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在当时，担任公职的最低年龄是30岁，何况还是常驻新兴国家西班牙的大使，这一提拔实属特例。

他在大使任上干了两年，而这两年与马基雅维利成为共和国正义旗手索德里尼心腹的时间相吻合。那一时期，以“十人委员会”和索德里尼的名义向大使发出指令的大部分都出自马基雅维利之手。驻西班牙大使圭恰迪尼一定也收到过马基雅维利亲笔书写的指令。同时，最先看到大使发来报告的也是正义旗手的秘书长和“十人委员会”的秘书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也一定读过圭恰迪尼写的缜密报告。不过，这种关系因1512年夏天的政变而告结束。

索德里尼的失势和美第奇家族东山再起使得马基雅维利遭到驱逐，但同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圭恰迪尼的身上。他没有被认定为索德里尼派，圭恰迪尼家族与美第奇家族渊源深远，使他得以幸免，只是被解除了大使职务。不过政府中有好几个职位在等着离任回到佛罗伦萨的圭恰迪尼。他认真地承担了这些职务，同时也没有忘记插手丝织业，扩大自己的经济地盘。1516年，时任教皇利奥十世任命33岁的他为教廷领地摩德纳的长官。翌年，圭恰迪尼的辖地又增加了雷焦。1521年，即他与马基雅维利邂逅的这一年，教廷把替教皇统治从德斯特公爵那里抢来的摩德纳和雷焦的艰难工作交给了圭恰迪尼。那一年，他的辖地进一步扩大到帕尔马。到了1525年，与利奥十世同为美第奇家族出身的教皇克莱门特七世任命42岁的圭恰迪尼担任整个罗马涅地区的总督。这使他位极人臣，出人头地。

这个地方很难统治，有人说，以前只有切萨雷·波吉亚成功地统治过这个地区。但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把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帕尔马保卫战中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显示出他在军事方面的才能。

进入1526年以后，意大利风云突变，越发显出了圭恰迪尼的重要性。教皇派军队参加了反西班牙同盟，任命他担任教皇军队参谋。他处在风口浪尖上，做不到像过去那样慎重行事了。这个时期同时也是决定意大利命运的时期，马基雅维利就在圭恰迪尼的身边。

1527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军队打进罗马，“罗马浩劫”发生，佛罗伦萨再次放逐了美第奇家族。同年，马基雅维利去世。3年以后，佛罗伦萨共和国于1530年崩溃。圭恰迪尼借此机会进行了平生唯一的一次豪赌。但在他看来，预测豪赌的胜率极高，也许并未将此看作一场赌博。

共和国政体崩溃后，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利的另一位好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抬出了17岁的科西莫，他是美第奇家族的旁系。他们把他捧为君主政体的君主。圭恰迪尼甚至把自己的女儿推荐给科西莫，让他们结婚。他判断，17岁的科西莫还年轻，以后的实权将由自己掌握。

可是，这位17岁的年轻人根本不像是单纯朴素的武将、“黑条”乔凡尼的儿子，他对权力有明确的思考。科西莫不但拒绝同圭恰迪尼的女儿结婚，而且疏远了圭恰迪尼和韦托里这样如同今天的部长助理级别的人物。这位17岁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告别语是：“政治我自己搞。”他希望与玛格丽塔结婚，玛格丽塔是西班牙国王的女儿、美第奇本家亚历山大的遗孀。正是因为亚历山大被暗杀，科西莫才获得了这份权力。可是，卡洛斯不同意这桩婚姻。这位年轻人转而希望与西班牙国王的家臣、统治那不勒斯的副王佩德罗的女儿埃利奥诺拉结婚，并且实现了这一愿望。圭恰迪尼的豪赌彻底失败了。

后来，发生了反美第奇阴谋事件，菲利波·斯特罗齐、安东·弗朗切斯科·德里·阿尔比奇等奥里切拉里花园时代马基雅维利的弟子们都卷入其中，只有圭恰迪尼一人超然事外。事发后他隐居别墅，专心致志地撰写巨著《意大利史》。圭恰迪尼于1540年去世，享年57岁，他以史家之名流芳后世。

除了《意大利史》外，圭恰迪尼还著有《佛罗伦萨史》等数部作品。但这些都只是历史著作，要在书中寻求哲学，可就奢侈了。因为书中没有哲学的指引，虽然在客观性方面几乎可以打满分，但并未能超越同时代人。

当然，圭恰迪尼也写有小品文，坦率吐露他的“哲学”。那是一篇不以发表为目的、写给家人和弟子的东西——《备忘录》（Ricordi）。在圭恰迪尼这位现实主义者看来，如果发表这样的东西，将不利于自己的仕途。我在这里介绍其中几段：

祈祷上帝吧！愿上帝让你永远站在胜者一边。如果你站在胜者一边，即使你没有任何功劳也会得到回报，而一旦错站到败者一边，功绩再大也会遭到批评。

这只能令人苦笑，但却是现实。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实现三件事。但我已来日无多，我觉得这些可能只是一个梦。

这三件事是：第一，我能够活在秩序井然的共和国佛罗伦萨；第二，意大利能够摆脱所有野蛮人（即非意大利人），恢复自由；第三，全世界都能够从邪恶者的暴虐中被解救出来。

这些想法应该与马基雅维利完全一致。但圭恰迪尼自己在邪恶者统治下的履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辉煌。在他看来这是另外一回事。

不能以宗教为敌，还要留心不能以与上帝有关的任何事情为敌，这些东西都会对愚人的大脑发挥强有力的影响。

说得太对了！

任何人都会追求权力和名誉。一般人只看到权力和名誉光鲜的一面，而看不到它所带来的辛苦和不快的另一面。如果这两个方面都暴露在阳光之下，追求权力和名誉的理由除了一个以外，其他的便会消失殆尽。这剩下的理由就是，人们认为，对上帝越敬，他就会越靠近上帝。生为男人，有谁不希望靠近上帝呢？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作者不详 个人收藏©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马基雅维利劝别人掌握权力，自己却从未拥有过权力。在他看来，这最后一句话简直是一种伪善。这样的话只有圭恰迪尼才说得出来。

正如人们从留存至今的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肖像画上看到的那样，他仪表堂堂，举止庄重，与人交往极有分寸，游刃有余，时刻想到自己所处的地位。这与马基雅维利正好相反。圭恰迪尼位极人臣，在精神上不需要依赖别人，所以他没有密友。他只能在不公开发表的《备忘录》中才会坦率地吐露心声。

那么，圭恰迪尼这样的人为什么单单向马基雅维利如此坦率地表现自己呢？两人所想相同大概是一个原因。除此之外，马基雅维利性情开放，对自己所交往的人敞开心扉。我们可以想象，这种马基雅维利特有的交友方式融化了这位不可一世的圭恰迪尼。这位世所罕见的现实主义者，再也没有写过像他写给马基雅维利那样坦率的文字了。

1521年5月，马基雅维利在去卡普里出差途中顺路去了摩德纳，邂逅了地方长官圭恰迪尼，两人一见如故。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从一开始便语气亲切。顺便说一句，从摩德纳城区到卡普里镇距离不足20公里。

呈伟大的佛罗伦萨特使尼可罗·马基雅维利阁下：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我深切地感到，派您这样的人去挑选一个布道僧也真亏羊毛业行会想得出来。这恰如把为朋友找妻子的事委托给一个同性恋者。

我所希望于您的，就是您要好好想想如何拯救自己的灵魂，完成好这次任务。不要忘记尽快处理这件事。因为在那种地方待得越久，您面临的两种危险就越大。

一是那里神圣的修士会把您变为伪善家，二是卡普里的空气会把您变成谎言家，他们在这方面的影响力可是有好几个世纪的传统。而且我担心，一旦您不幸寄宿在了一家卡普里居民家里，危险将不可避免。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1521年5月17日于摩德纳

马基雅维利于当日立即回信：

呈伟大的摩德纳长官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阁下：

您的信使到来时我正在如厕，正在认真思考与您信上所写的完全一样的内容

…………

但是，我脑子里在想着另外的事。那就是，我的工作是为佛罗伦萨共和国而做的，今后仍然会这样做。当然，我知道这次的任务跟我的性格完全相悖。佛罗伦萨人希望布道者教诲他们通往天堂之路，而我想要告诉他们的则是走向魔鬼的道路。佛罗伦萨人要求一个谨慎、完美和真实的布道者，而我想要寻找的却是比篷佐（修士多米尼科·达·篷佐）更疯狂、比萨伏那罗拉更狡猾、与阿尔贝托修士一样伪善的布道者。

在我想来，在混乱的现状之下，后面这种布道者会更有用。我认为这才是上天堂的真正道路。为了避免下地狱，首先要熟知下地狱的道路。

我在这里无所事事。两个任务我都没有直接决定权。如果我的头脑还好用，我还可以在那帮穿木屐的小子们（指小兄弟会修士）中间挑起些风波。如果有您的建议会大有用处。

如果您能找个理由来这里一趟，那是最好。即使来不了，给我写信也很好，就像今天这样，您每天写信，让士兵送过来，我将会大受其益。

第一，我会得到您的建议；第二，我会在这里的这帮人眼中像是个重要人物。今天收信时，送信的弓弩兵向我鞠了个头快低到地上的躬，对我说：“这是您的加急信。”边上的人个个跳了起来，骚动不小。

我这种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我对他们说：皇帝在塔兰托整装待发；瑞士佣兵马上就要开始搞点新花样；法国国王想开战，但心腹们反对。这帮人个个听得目瞪口呆，张大嘴巴，手上拿着帽子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现在正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还远远地围着我，看我写个不停，非常佩服，兴奋的眼光直盯着我。我也是，为了使他们更加惊异，时不时停住笔，做出整理思路的样子，深深地吸口气。于是他们的嘴巴张得更大了，就像连续打哈欠那样闭都闭不上了。不过我想，他们要是知道我在写什么，一定会更加惊异。

您也知道，修士们总是说，在受到上帝恩惠的人身上，任何恶魔的图谋都不会起作用。通过跟这帮人交往，我也不再害怕成为一个伪善之人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免疫力了。您也不用再担心卡普里人撒谎的影响了，我在这方面能让他们甘拜下风……

好，明天也请继续这个游戏。汗流浃背的士兵的到来，有助于改善我在这里的待遇。在这初夏时节，出汗对训练士兵也没有坏处。我想写的还很多，留到明天再写吧。

驻小兄弟会使节尼可罗·马基雅维利

1521年5月17日于卡普里

平时总是一脸严肃，看上去比38岁年龄老成的圭恰迪尼，看到这些恐怕也会笑起来吧。他居然接受了马基雅维利的这个戏弄人的建议。第二天，弓弩兵拿着长官阁下的亲笔信出发，一脸紧张地来到了卡普里。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

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头脑向您提出建议，但我决定，只要能够从侧面支持您艰巨的任务，我可做任何事情。我让弓弩兵送去这封信，命令他说，这是极为重要的文件，要尽快送到。我还说，衣服汗湿了也没有必要换。这个士兵到达时碰巧在场的人大概会认为您是一个颇为重要的人物，同修士交涉委屈您了。他们一定会认为需要重新考虑给您的待遇。

随信发去来自苏黎世的报告。随便您怎么使用，可以出示给他们看，也可以拿在手里到处走动，您认为怎么有效果就怎么用吧。

昨天，我还给您借宿的那家主人写了封信，告诉他您是一位多么重要的人物。他回信要我告诉他您是什么意义上的重要人物。我没有直说，我想这样迷惑更深……

圭恰迪尼好像很喜欢这个他接受下来的游戏，当天又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马基雅维利：

我看到您的信末尾写的您现在的头衔——驻小兄弟会使节时，我不由觉得您的交涉对象不是修士，而是您曾经交涉过的种种对手——国王、公爵和君主。我还想起了莱山德的古代往事。这位将军曾经为祖国斯巴达赢得了那么多的胜利，却被指派给士兵分肉的任务，而这些士兵都曾在自己的指挥下战斗过。我又想起了这个古代往事，所不同的只是人们的面孔和衣服的颜色。即使有所不同，总有一天也会恢复原样。这种现象，在莱山德之后一定也有，但只有独具眼光的人才能关注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人们才需要历史，它会让人们知道当时看不到、弄不清的事实。……

就因为上面这段文字，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博得了后世马基雅维利研究者的极大好感。韦托里的名字同样也叫弗朗切斯科，他也曾多次写信给马基雅维利，说“从未见过像您这样分析敏锐的人”，但从来没有为马基雅维利写过这种文学性的赞美词。在为人处世技巧方面压过韦托里一头的圭恰迪尼，因为这一段文字便获得了马基雅维利第一密友的资格。

马基雅维利收到信后的感觉又如何呢？他读信后立即提笔回信。回信是以这样的语气开始的：

我们恶作剧的效果巨大。面对汗流浃背到达的士兵和他带来的大捆文件，所有人都诚惶诚恐。不光是这家的主人，邻居也都大为激动。我也是，把瑞士来的信件拿在手里，煞有介事地走来走去……

提供给我的膳食分量大增，我的食物简直可以喂饱六条狗和三头狼。如果送信的士兵哪天来佛罗伦萨，我得酬谢他……

马基雅维利始终都用这种语气回信。在这期间的回信中，回应圭恰迪尼赞美词的只有这么可怜的几行：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就是您所说的那种稀世人物。我所做的不是睡觉就是读书，要不就是沉默思考，仅此而已。您是在嘲笑我吧……

对韦托里亲切但平淡无奇的赞美，马基雅维利的反应简直就像要冲过去热吻伸过来的手一般；而面对圭恰迪尼的如此赞美，马基雅维利的反应却是这样平静而冷漠。这是为什么呢？

1513年马基雅维利确实很绝望，而现在8年过去了，他已经完成了许多作品，并因此受到了人们的赞美，是不是他曾经的绝望和苦恼也已经淡漠了呢？

马基雅维利曾经与王侯交涉，而今52岁的人却沦落到与“穿木屐的小子们”打交道的地步，而又被圭恰迪尼这位时运正佳的年轻行政官僚的一把手一语揭穿，从而陷入了挫败感当中。是这个原因吗？莫非这种挫败感妨碍了马基雅维利做出直截了当的反应？

如果这也不是，那么是不是马基雅维利根本没想到圭恰迪尼这位38岁的才子会给自己献上出人意料的赞美词，年过五旬的他一时间心中充满温暖，却反而选择了平淡的反应？马基雅维利不会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我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沉默寡言，要比千言万语都要意味深长。

他们二人以后也一直保持着友谊。圭恰迪尼在罗马涅再次高升，无法回到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回到佛罗伦萨以后便替他看将要购买的别墅，甚至操心圭恰迪尼女儿们的婚嫁对象，只能说他爱管闲事了。但圭恰迪尼有4个女儿，要一个个找好对象，备妥嫁妆，政界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也为此头痛不已。

马基雅维利向圭恰迪尼通报可能的女婿候选人的信息，还很不谨慎地建议说，因为他是在为教廷尽忠效力，可以让教皇帮他出嫁妆。读着这些往来书信，想着马基雅维利管闲事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我甚至认为，像这样，十多年前莱昂纳多·达·芬奇与同父异母的弟弟们的遗产继承问题久拖不决，当时马基雅维利曾给予他极大帮助，这一说法也许是事实。

总之，无论是出身还是气质，再到个人经历，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两人都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在他们二人之间，有着类似相互关怀的情感，这一点却是事实。拥有可用共同语言交谈的朋友，才是人生最大之快事。

但是，就算在秀才前面加个“大”字，天才与秀才之间也总是有着一条明确的界线。

我认为，有无独创思维是划在马基雅维利与圭恰迪尼之间的界线。

马基雅维利自称是史家、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圭恰迪尼失势后不能再署大使、地方长官、总督等头衔的时候，他该如何称呼自己呢？我想，他只能写“史家”了。他有非凡的理解能力，但他不写喜剧，也没写“悲剧”。

圭恰迪尼又是怎样的史家呢？他的著作《意大利史》忠于史实，叙述客观。但是，如果没有贯穿整体的思想便写不了历史。没有史观就只能止步于客观记录。圭恰迪尼的思想何在呢？

仅就政治思想而言，圭恰迪尼所寻求的是贤人统治型的共和政体。这种政体被称为贵族政体或寡头政体。他不相信个人和大众的力量，认为具备才能的少数智者才可信赖。圭恰迪尼家族以及类似的佛罗伦萨名门家族与美第奇家族不同，单靠某个家族不能独擅权力。在圭恰迪尼看来，为“有秩序的共和国”带来秩序的人必须是他自己所属的佛罗伦萨名门集团。这是他与马基雅维利的区别，后者并非出身于名门从而得以摆脱名门而自由存在。

这种思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圭恰迪尼错就错在把威尼斯共和政体当成了佛罗伦萨的榜样。当时贵族政体效率最高的国家是威尼斯，产生这种错误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然而，支撑威尼斯共和国的精神与佛罗伦萨完全不同。不能忘记，威尼斯花费了200年的忍耐和努力，才使这个政体像16世纪前半叶人们所见到的那样出色地发挥机能。威尼斯的统治阶级对共同体的意识与佛罗伦萨的意识完全不同。布克哈特也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写道：“没有哪个国家能像威尼斯那样让道德的力量达及居住在遥远国度的本国公民。”

佛罗伦萨同威尼斯正相反，它甚至从来没有让道德的力量达及居住在自己国内的本国公民，遑论达及海外。佛罗伦萨人拥有威尼斯人所没有的一切，唯独没有团结一致的精神。

一个国家的国民性如此，如何去移植威尼斯式的政体呢？为什么稀世罕见的现实主义者圭恰迪尼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

马基雅维利却从未说过应该以威尼斯的政体为榜样。相反，尽管马基雅维利逗留威尼斯的时间微不足道，但他精准地把握了威尼斯政体赖以存在的精神。这里仅举一例。他写道：

共和国中的政治手续通常都是急不得的。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任何事情都不能一个人决定，基本上都要与其他人共同决策。要让这些人的意志统一起来，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这种缓慢的做法，在不容犹豫的时候，就会非常危险。共和国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必须建立古罗马临时独裁执政官那样的制度。

威尼斯共和国是近年来共和国中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他们在非常时期，不会把事情放到共和国议会或元老院去进行一般讨论，而是采取让被授权的少数委员讨论、决策的办法。一个共和国如果没有领悟到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它一定会碰壁：要么死守传统政体，国家便会灭亡；为避免国家灭亡，又必须摧毁政体本身。

——引自《论李维》

马基雅维利的哲学是，如果想要维持某种制度，有时还要敢于做与这个制度基本精神相违背的事情。这个哲学与圭恰迪尼的哲学之间有着一条明确的界线。我觉得，这似乎就是马基雅维利是政治思想家而圭恰迪尼则局限于史家的差别所在。《意大利史》不能成为世界名著，并不在于它是否是一部大部头著作。

秀才的悲剧在于他知道天才的伟大之处，庸才不能理解这些，所以感到幸福。但上帝赐予秀才高于庸才的才华，所以秀才不能容忍。明知“上帝垂爱之人”的伟大之处，自己却无缘得到，人们觉悟到这一点后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几乎是唯一一位对马基雅维利的作品留下评论的同时代人。他以“考察”（Considerazione）为题评论过《论李维》。

不过这篇评论的主旨不明快，而且并未完成。研究者们名之为消极的反驳。但消极的反驳是反驳吗？难道不是一种赞美之词吗？圭恰迪尼是唯一一位写下反驳的同时代人，但他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论李维》，甚至帮助该书在罗马出版发行。那时，马基雅维利已经不在人世了。

尽管韦托里是马基雅维利无所不谈的密友，但马基雅维利照样毫无忌讳地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我爱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

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也是天才的特征之一。圭恰迪尼的悲剧只是他个人的悲剧，但马基雅维利的悲剧却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