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0年是学习西方历史的学生必须记住的年头之一。

1200年过去了，在现代的布鲁塞尔，与欧盟（EU）相关的大厦中有一幢被冠以“查理曼”（Charlemagne）之名。

公元800年11月中旬，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曼率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他们首先横跨意大利北部进入拉文纳。当时，在逼退了伦巴底人之后，意大利北部处在法兰克王国的统治之下，因而查理曼率领大军顺利地横跨意大利北部。

查理曼和平地进入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半岛的根据地拉文纳。他把托付给儿子丕平的部队驻扎在拉文纳，自己则只率手下沿亚得里亚海“轻装”南下。从安科纳进入内陆直奔罗马。真可谓“条条大道通罗马”，这一带有多条古道通向罗马，宛如河流流向湖泊。在离罗马尚有一天行程的门塔纳，教皇利奥三世前来迎接。

查理曼的加冕典礼

查理曼和利奥牵手走进罗马城门的准确日期现已不详。不过12月25日基督圣诞那天，他们出现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这一天，罗马教皇亲手授予法兰克王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冠。这是中世纪史上的大事件，被后世历史学家视为“欧洲的诞生”。

创立神圣罗马帝国的正式理由归结起来就是，实现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大团结，再创历史辉煌。

说是再创历史辉煌，但既然是打着基督教的旗号，那就不是古代的罗马帝国，而是一个世纪半之前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大帝完成的短暂的“罗马帝国”。那厢的拜占庭帝国也同样打着基督教旗号，但却正式号称“罗马帝国”。因而这厢加上“神圣”一词，不就是想表明与拜占庭帝国的区别和从此以后的分离吗？因为催生“神圣罗马帝国”的真实意图源于拜占庭帝国从来不关心同为基督教徒居住的欧洲之防卫。

在王侯和地方豪绅相互之间整天为领土你争我夺的时代，罗马教皇多少感到自己作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负有责任。

这不是由于罗马教皇们有出色的政治感觉，而是因为尽管也被称为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并不住在西方。但罗马教皇并非像拜占庭帝国皇帝那样是宗教和政治的双重领袖。首先，罗马教皇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

罗马教皇曾向拜占庭帝国皇帝送去过几多请求保障西方安全的信函，却每次都大失所望。就像我们前面所述的那样，拜占庭帝国也无余力做到这些了。但罗马教皇是神职人员，而非政治家。他只能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判断，而不会考虑对方的立场。他把拜占庭皇帝优柔寡断的应对解读为拜占庭皇帝不想为同为基督教徒居住的西方履行防卫职责。

情绪发展到如此地步，一丁点儿过失都极易酿成大事。圣像破坏问题就是一例。在关于是否认可圣像崇拜的争论中，拜占庭皇帝断然持“否定”的态度。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大量圣像被焚毁破坏。

愤怒的罗马教皇开除了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教籍。开除教籍是神在地上的代言人——罗马教皇拥有的最强大武器，其原因在于基督教徒并无义务追随被开除教籍的人。皇帝也好，王公也罢，只因有大批部下追随才能维持帝位和权力，一旦随从离去，他们也只是个普通人。

因而，对俗世的君主王侯而言，开除教籍是一个可怕的武器，然而这对拜占庭帝国的臣下却并无明显效果。

这里的原因第一个是，东罗马帝国一直轻视灭亡后被蛮族割据的过去的西罗马帝国，将他们看低一等，自信自己不会重蹈其覆辙。

第二个原因是，君士坦丁堡也有主教，罗马教皇只不过是罗马的主教，感情上不能允许他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第三个原因是最近发生的破坏圣像问题。

于是，君士坦丁堡与罗马之间的关系恶化了。

知道拜占庭皇帝靠不住，罗马教皇需要另寻伙伴。教皇不具有军事力量，伙伴的资格首先是要拥有军事力量。起初他把目光投向了在意大利半岛与拜占庭势力分庭抗礼的伦巴底人。

伦巴底人起源于欧洲最北端的斯堪的纳维亚地方，其南下耗费了漫长的岁月。但到8世纪中叶，他们竟也把首都安在了意大利北部的帕维亚。南下当初，伦巴底人并未与被征服的罗马人融合，只是作为统治者君临当地。到了8世纪前半叶，登上王位的利乌特普兰德不仅改信了基督教，还完善法律制度、组织统治制度，成为罗马教廷眼中“可与之对话的对象”。利乌特普兰德修筑的意大利北部城市帕维亚，当时已经成为意大利北部首屈一指的地方，或许是西欧第一的繁华都市。建国不久的威尼斯共和国商人带着从君士坦丁堡贩来的东方奢侈品到帕维亚出售，而不去其他城市。

可是，这位被尊称为“立法者”的利乌特普兰德在公元744年去世了。之后伦巴底人又回到了以前的分散状态。罗马教皇本想让意大利半岛确立强大势力，以对抗风头正健的伊斯兰，到这时这个想法也夭折了。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想出对付伊斯兰势力的对策。教皇的目光这次投向了法兰克王国，它正在欧洲中部逐渐形成广阔而统一的国家。

创立神圣罗马帝国的理由中，字面上既未提到拜占庭帝国，也未言及伊斯兰。不过我想，如果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良好，或者不是伊斯兰势力形成了如此威胁，神圣罗马帝国便不会产生。这样做的结果，无论是否加上“神圣”二字，实际上都是东方有一个名为“罗马帝国”的拜占庭帝国，而西方又要创立另一个“罗马帝国”，要有一位与“罗马帝国皇帝”并立的皇帝。这件事也表明了罗马要在西方主导下与君士坦丁堡分离的意志。

如果再放任不管，欧洲迟早要被伊斯兰吞噬。当时欧洲的基督教徒普遍抱有这种危机意识。从那个时代人们的处境来看，其根据再充分不过。

实际上，从公元700年到800年的一个世纪之间，伊斯兰势力发展惊人。

公元762年新建巴格达，“《古兰经》之民”的首都就已从地中海附近的大马士革移到了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相望的巴格达，尽可作为伊斯兰帝国之都。

源自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之民活力四射却野性十足，而波斯人虽被阿拉伯征服，却在丰饶的美索不达米亚经历反复的历练，这是阿拉伯力量与波斯文明的幸福结合。在这个时代，伊斯兰世界文化和文明的水平之高令人惊异，大大优越于同时代的欧洲。

这一切在基督教看来，伊斯兰世界现已不仅拥有军事力量而且兼备文化文明的力量，自然越发被视为巨大的威胁。伊斯兰士兵发出豪言壮语，“要把圣彼得大教堂变成伊斯兰的马厩”，这已不能只作为士兵的逞强之言而充耳不闻。通过建立神圣罗马帝国来依靠查理曼，也是这一危机意识的自然结果。

法兰克人当初不过是罗马帝国末期渡过莱茵河入侵高卢的北方蛮族之一，进入前后长达400年的中世纪前期以后，已成长为堪当欧洲守护者的势力。

与其他蛮族相比，法兰克人并不具有特别优越的资质。日耳曼系蛮族勇猛而残忍。卫生观念是衡量文明程度的指标，以此指标评判，法兰克人则是不卫生和马虎的民族。

不过，与其他蛮族相比，法兰克族具有这样的特质，即使发生了杀死族长的权力之争，他们也经常会言归于好；几乎不会滥杀被自己征服的人民，更多的是去融合他们。法兰西人是法兰克人的后代，他们是日耳曼系蛮族征服者与被他们征服的罗马系高卢人的融合。

这两个特质对法兰克族的强盛起了作用。首先，减少了因镇压被征服者起义而需投入的兵力，可以将军力对外；第二，有可能招募到扩军所需的足够士兵。

公元732年，查理曼的父亲率领法兰克大军，在普瓦捷的原野大败伊斯兰军队。大军中血统纯正的法兰克士兵的比例低于其他蛮族国家。

到了查理曼这一代，在法兰克人的特质之外又加上了查理曼个人的军事才能。结果，法兰克王国的霸权已经向北达及多佛海峡，向南达及比利牛斯山脉，向东越过莱茵河，达及易北河。趁着拜占庭帝国不介入的做法，法兰克王国又把手伸向了意大利，把伦巴底人赶到了意大利南部，把自己的势力扩大到了意大利北部。这样，在9世纪前夕的欧洲，法兰克已经成为无人比肩的领国之主。

在蛮族中，法兰克人最早改信基督教，又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辽阔的领土以及基督教化先行者的资格。查理曼登上王位后一直转战各地，自身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是神圣罗马帝国创立者最合适的人选。教皇利奥三世一定也想不出比他更佳的人选了。

不过，这个方案也不是无懈可击。

公元800年前后查理曼统治的地域

首先，经过30年连续不断的戎马生涯之后，即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时，查理曼已是即将60岁的年龄。

其次，神圣罗马帝国只有在才能卓越的查理曼率领下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存续下去。这种情况也令人不安。

查理曼似乎也深刻觉悟到自己已是基督教在欧洲防卫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也许是模仿古罗马皇帝图拉真，他在多瑙河上架起了桥梁。他的想法是正确的，只有击退以渡过多瑙河南下为目标的敌人，才能确保多瑙河以南广阔土地的安全。

然而，这桥不过是把小船和浮筒绑在一起，在上面铺上木板的浮桥。多瑙河是条大河。只要上游稍稍下点儿大雨马上就会冲走这样的浮桥。即使上部是木造的，但至少立在水中的桥墩和用来支撑桥板的桥梁应该用坚固的石头建造，这样才能承受桥体的自重和过桥的人、车重量。图拉真桥是700年前用这种方法建造的著名桥梁。这座桥与查理曼浮桥的差别，是古代帝国与中世纪帝国的差别引起的呢，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这个例子不能不令人深思。

查理曼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还创建了舰队，这大概是他接受了教皇利奥的请求，教皇对撒拉森海盗的危害了若指掌。舰队有“阿基坦舰队”（Classis Aquitanica）和“意大利舰队”(Classis Italica)两支。从名称推测，前者一定是为保卫法兰克南部不受撒拉森海盗的袭击而建，而后者一定为的是保卫意大利半岛西侧和西西里的。法兰克人以前并不是海洋民族，这是一项值得褒扬的政策。

我们不知道这两支舰队的确切规模，但当时海战的胜负是靠接近并爬上敌船后的白刃战决定的。而法兰克将士对陆战非常自信，一定会充分利用陆战经验取胜。船似乎是由意大利水手操纵的。

舰队的海上巡逻似乎很快见效。舰队创建后12年，812年9月7日教皇利奥给查理曼皇帝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留存了下来。

“由于上帝的恩宠和圣母马利亚的慈悲，由于阁下的慎重和果敢，我们居住的地方所有边境都得到了守护，免除了危害，令人不胜喜悦。我深切地感到，我们二人都不应忘记为使现存防卫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而努力。”

两年后的814年，查理曼逝世。又过了两年之后，教皇利奥三世也去世了。这两个人是中世纪欧洲史的主角。人们只知道他们去世的年份，却没有他们出生年份的记录。只有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懂得了没有正确的记录就不会有商业繁荣的道理以后，存在于古罗马的“重视正确记录的精神”才得以复活。这时出现的国情调查（census）正是这种精神复活的表现。

不过，古代有一个“复活”的东西，那就是肥皂。据说查理曼来到罗马，了解到使用肥皂洗涮的好处，回到法兰克后做了推广。此前也使用肥皂，但仅限于古罗马遗风尚存的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直到今天，马赛传承古风，仍是肥皂和洗涤剂的著名产地。或许马赛制皂业中兴的鼻祖还是查理曼呢。

人死了，肥皂可以留存下来，可是统帅人物死后，依靠个人才华发挥功能的组织便一同死去。这是这种组织的宿命。查理曼死后，留下的“欧洲”不仅被儿孙瓜分，他们之间还因此争端不绝。很快，神圣罗马帝国便名存实亡了。保卫地中海沿岸不受伊斯兰海盗祸害的两支舰队也消失了，人们甚至不知道它们解散的时间。

光靠祈求实现不了和平。和平，是要有人明确申明谁敢捣乱决不轻饶，并且说到做到方能实现。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和平的确立，靠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意志。

由于这二位深谙此道的人物的去世，欧洲再度陷入战乱，地中海也回到了权力真空的状态。伊斯兰势力在销声匿迹10年后，不会不好好利用这个绝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