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到奥斯曼海上战斗力缺陷的究竟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还是奥斯曼宫廷里的某个心腹，我们不得而知。但我认为，奥斯曼找到迅速解决本国海军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在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去世前后。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海盗起死回生，起初是在东地中海，接着渐次遍及西地中海。

奥斯曼帝国决定把本国海上战力托付给海盗头目。这个办法不仅来得快，价格也便宜。

海军的平时维护要比陆军费钱。首先要有船，需要在各地备有建造、修理船只的造船厂，还得养着船员。这就是海军的特点，需要各种设施及维护经费。而如果交给海盗，就不再需要这些费用，也不用时时操心。

海战无法避免时，只要召集海盗就行，平时可以让他们专事海盗业。这是一种合同关系，是一种称为佣兵的非正规军事力量。佣兵制这种机制不仅在伊斯兰世界，而且在同时代的基督教世界也被广为采用。不过，伊斯兰教徒的海盗佣兵，有两点与西欧不同。

第一，符合以无信仰之徒基督教徒为敌的伊斯兰大义。

第二，可以获得只做肥一己私囊的海盗所无法得到的官方认可的社会地位。

与以前掠夺而来的人和物要向“酋长”上缴五分之一的时代相比，海盗的地位有了提高，他们已经成为奥斯曼帝国海军不可或缺的一员。

奥斯曼没有进入地中海以前，北非的海盗因热那亚、西西里和西班牙海军的逐渐强大而急速衰落。罗马教廷甚至说，如果这一状态持续下去，来自北非的海盗有可能被打回阿尔及尔和突尼斯近海。

本书上卷叙述了“拯救修会”和“拯救骑士团”为拯救被绑架而沦为奴隶的基督徒的种种活动，现在他们赎回的人数也在逐渐减少。

这种情况在15世纪末的时候发生了逆转。1492年，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同一年，两个拯救组织从北非“浴场”赎回的总人数超过了500。从种种史料推测，当时尚有百倍于此的人在名为“浴场”的强制收容所受苦。这一切都源于奥斯曼对海盗的鼓励政策。

这个政策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因为如果海盗活跃，奥斯曼就可以在各个方面打击所要征服的国家。

夺取战船，就会导致受害国海军力量的减少。

夺取商船，就会打击受害国的经济实力。

登陆掠夺、绑架居民，也会导致受害国经济实力和从事经济的人力减少。

西欧基督教世界不但要面对奥斯曼的威胁，还必须面对在奥斯曼帝国的援助下以10倍于前的船只攻来的北非海盗。他们必须应对在量和质方面都已经提高的海盗。

海盗船的数量增加了，海盗船队头目的量和质也都有所提高。海盗业得到社会的认可，并迅速发财致富，可以放手大干了。优秀人才自然聚集而来。

地中海的海盗也迎来了新时代。本书上卷中提到的海盗几乎没有后世留名的，而下卷中可称为明星的海盗却不断涌现。这就是一个证据。

对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的人们来说，何日才能从恐怖中解放出来？

奥斯曼进入地中海之前，海盗头目的出身地也仅限于北非一带，可以用“撒拉森人”（Saraceni）一语涵盖，他们或是随伊斯兰教的普及一起流入北非的阿拉伯人，或是改信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和柏柏尔人。

奥斯曼帝国的支持也为海盗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海盗头目的出身开始多样化，有希腊人、犹太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根据地虽然还在北非，但带着手下大摇大摆行走在地中海港口城市的已经不再是阿拉伯人、摩尔人和柏柏尔人，这些人仍在做海盗，但如今已经不是头目，只是喽啰。

出身的阶级藩篱不见了，凭能力在社会上胜出。在这个意义上，莫非伊斯兰海盗世界也结束了中世纪，进入了文艺复兴时代？

这个时代的马基雅维利曾经写道：奥斯曼是一个除了苏丹之外所有人都是奴隶的国家。所谓所有人都是奴隶，也就是苏丹以外人人平等。海盗世界也进入了凭能力当头目的时代。

正因为如此，人才从各地汇集而来。当然，凭能力的目的还是做海盗，这与同样凭能力而在各个方面飞跃性地提高了生产力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国家不同。不过，这表明这些海盗世界的“成功者”已经跟上了时代。

希腊人被奥斯曼征服以后，虽然被允许信奉希腊正教，但终究是被当成居住在伊斯兰国家的另一个一神教——基督教的教徒，在社会上只能是二等公民。许多希腊人选择了这条路，也有不少人从希腊正教改信伊斯兰教。当初刚被征服时，很多人沦为了奴隶，对这些人来说，想要摆脱奴隶身份，就只能改信伊斯兰教。

这些改教的希腊人，一定在穆罕默德二世进攻地中海的战斗中承担了海上运输工作。莱斯博斯岛、内格罗蓬特、未攻下的罗得岛、攻下却没有占领而放弃的意大利南部的奥特朗托，这些岛都隔着海洋。就算是连战连胜不可一世的奥斯曼陆军，不用船运也到不了目的地。

受奥斯曼人驱使的希腊船员这时大概也悟出奥斯曼民族对大海的无知和没有经验。这些希腊人自然会想，既然这样，索性搞一个“子社会”，在“母社会”需要的时候与其合作，其他时间则干自己的事。况且“母社会”还鼓励这样做，具备建立“子社会”的环境。建立的条件是改信伊斯兰教。但我认为这并不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奥斯曼人与阿拉伯人不同，在信仰方面更加开放，也较少歧视来自基督教的改教者。于是，海盗世界里出现了许多希腊人。

另一方面，海盗中很少有犹太人，能当上头目的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两个。这大概是因为改信伊斯兰教的犹太人数量本身就很少的缘故。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海盗既然是作为一个集团行动，就是一个组织。要管好这个组织，必须有一群信得过的手下。但与阿拉伯人一样，犹太人只相信亲人的倾向严重。即使犹太人有足够能力做海盗头目，其下属的数量也不够。犹太人中也会有“成功者”，但这种人的成功是建立在与其他民族的合作关系之上的。这在犹太人中较为少见。

意大利人很少有只相信亲人的这种性格，他们能够巧妙地与希腊人、奥斯曼人、北非原住民等构筑合作关系。但有一点完全不同。出生于意大利的伊斯兰海盗几乎全是少年时代就被绑架的人。他们的出身地集中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等地，这些地方与其他地方相比，更多遭受北非海盗的袭击。这些人平常积极从事海盗业，但遇到奥斯曼政府征召，就要充作海军，他们都从基督教改信了伊斯兰教。

1492年，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德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在伊比利亚半岛肃清了伊斯兰教徒，历史上称之为“再征服”（Reconquista）。在伊斯兰教统治了几个世纪之后，基督教势力又靠军事力量夺回了这片土地。从这时起，出现了出生于西班牙却经常袭击西班牙的海盗。被赶走的伊斯兰教徒多数逃到了北非。伊斯兰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时代长达800年。如今，西班牙出生的伊斯兰教徒已经成为纯粹的难民，活路不多，其中不少人投身于因奥斯曼的鼓励政策而死灰复燃的海盗世界。在伊斯兰统治的时代很少受到海盗袭击的西班牙，却因为赶走了伊斯兰教徒而受到了海盗袭击的威胁，真是一种讽刺。

就这样，时代前进了，海盗却没有消失。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序幕，文艺复兴文化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在大国奥斯曼的支持下，濒临地中海的基督教国家却成为海盗活跃的舞台。基督教各国不得不在国家层面上制定对策。因为海盗们认为，非战争时期的海盗行为是一种骚扰战术，把当事人以外的人卷进来才更有效果。

可以说，在15世纪末，由国家负责抵卸海盗对策的只有威尼斯共和国。在地中海，威尼斯建立基地掌握制海权的地方有亚得里亚海、伊奥尼亚海、爱琴海。但威尼斯的贸易目的地却有西西里、埃及、北非，还有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北上大西洋才能到达的北欧和不列颠。这需要在没有制海权的海域航行，然而，现在就连在拥有制海权的海域都不能放心航行了。

于是，习惯根据最坏情况制定对策的威尼斯共和国决定，为商船队常配护航舰。即使与奥斯曼处在非战状态的平时，派出商船队时都要配上两艘大型军用帆船护航。威尼斯依靠自己的国民维持着一支常备海军，才能做到这一点，也颇具效果。不管常备海军的质与量如何提高，他们知道如果不出手打击强硬对手，伊斯兰海盗也只会像以前一样横行霸道。

但即便是威尼斯，也没有余力为旅游观光船配备护航舰。那个时代的旅游观光就是朝圣。从威尼斯出发去巴勒斯坦之后再返回的这种船，航行时只能听天由命。在不安定的国际形势下穿梭航行充满了惊险。当时的威尼斯已经参与到国际政治的权力游戏之中，同时还在组织朝圣旅行团，赚钱手法真是老到。这一点我在《海洋之都的故事》第九章“朝圣团队旅行”中有所叙述，有兴趣者可以一读。